上海迪士尼与中西文化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文化论文,上海论文,迪士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迪士尼文化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对中国文化建设的五重反思 张鸿雁 张鸿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 迪士尼作为一种文化产业，不仅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时尚消费文化符号，同时也成为一个国家或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城市文化资本”要素。上海引进迪士尼文化，为中国特色文化城市建设和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创造了一个样板和范式，也为上海强化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功能提供了新的“文化动力因”。迪士尼文化不仅给大众带来消费上的满足和快乐，而且也带来城市文化发展的经验和启示。从全球化竞争和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建构的意义上，我们应该站在国家文化发展的国际化战略和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高度进行反思：为什么迪士尼能够成功并走向世界?而我们没有?这可能比仅仅总结其相关成功的经验更有现实意义： 反思一：为什么我们未能创造出具有世界文化认同意义上的文化产品和文化符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非常需要引进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相关的文化产业，但同时我们也要扪心自问，为什么有如此古老悠久文明和光辉灿烂历史的中国，未能够创造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或具有东方文化特质的类“迪士尼文化”?面对全球文化的冲突、竞争和融合，中国在引进西方文化的时候，更应该考虑到中国本土文化也应该以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走向世界，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文化认同，进而也能够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日常消费行为、日常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文化模式。迪士尼在全球范围的成功扩张告诉我们，虽然各国各民族文化存着千差万别，但在文化消费上却能够找同一性和“同质性”的文化行为和文化符号：善良、健康、利他、快乐、成长、大爱和家庭幸福等文化主题具有人类本源的共同性，能够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化消费与记忆符号。世界应该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多元文化的发展才是世界文化发展之正道，如日本创造了Hello Kitty，法国最早建设了“蓝精灵”主题公园，韩国有强化民俗的乐天主题公园等。从中可以看出，创造全新的文化主题乐园并构成文化产业集聚，需要有唯一性的文化主题、系统性的文化价值链、本土特色的文化内涵、有人情味的服务经营理念等，其最核心要素是民族性、本土性和“地点精神”、民族的文化特色及人类共同的“集体记忆”。中国需要一个可以与迪士尼媲美的“中国式迪士尼”。 反思二：为什么我们的发展往往只注意“硬实力”而忽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打造?提升国家和城市的“文化软实力”能级是当下全球竞争的焦点之一。约瑟夫·奈首次提出“软力量”的概念并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明确了“软实力”的内涵。其首要因素就是“文化吸引力”，其次是“思想/意识感召力”、价值观以及“跨国公司控制力”等。在这三个方面迪士尼都有较充分表现。从以往世界城市竞争的经验来说，“软实力”的建构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推动力提升是不言自明的，如巴黎、伦敦、东京、纽约、首尔等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世界城市，主要得益于“文化软实力”成功打造，迪士尼文化对提升城市辐射力、影响力和识别力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的研究中获得启示，我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的概念，主要是强调一个城市的特色文化资源，可以通过一定的“文化场域关系”进行再生产，进而使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文化资本”。如北京的故宫、上海的外滩、南京的中山陵、杭州的灵隐寺及西安的大小雁塔等，不仅仅是城市的一般性资源，已经构成了“城市文化资本”一种资本要素。通过分析、比较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发展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些城市，虽然不缺乏文化资源也不缺文化资本要素，但是却缺乏“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城市文化自觉”，很多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性要素，还没有通过再生产使特有的资源转化成世界性文化资源和文化主张，也没有使之成为国家和城市永续发展的文化动力源泉。上海这一次引进迪士尼文化是一个大战略和大手笔，围绕迪士尼乐园7平方公里左右的开发空间，又拿出将近17平方公里的土地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集群——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这一运作模式值得赞许。然而，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旅游首选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空间、一个全球城市文化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上的文化综合体的话，还需要进行全新的“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建构治理过程。 反思三：为什么我们未能创造“中国式的迪士尼文化模式”?人们在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的时候，都看到了文化产业的价值所在，韩国“韩流”文化的成功打造是一个经典案例。近年来，几乎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在建设文化产业园、历史文化街区和文化产业集聚区，如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经有超过上百个文化创意产业园，也有很多城市在打造文化主题乐园，但是，都未能形成有国际影响并能够走向世界的文化产业综合园。究其原因很多，至少有一个问题是被我们的经营者和建设者所忽视的——空间消费、消费空间和“怀旧消费”的人性化建构，这是全球“新文化产业分工”和“新文化经济”发展的新概念、新课题、新主张。实际上，中国人特别注重空间消费和怀旧消费，通过如雨后春笋般的仿明清街区便可以一管窥豹，见其一斑了。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未能走出旧的传统文化窠臼，仅仅以复古的方式建构了许许多多历史的街区，而没有创造具有世界认同意义上的“怀旧消费空间”。1989年《消费者研究杂志》Holbrook与Schindle认为：怀旧消费是“消费者对某些事物或者体验偏好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一种集体的社会文化行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每个人都有怀旧情怀，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怀旧情愫，这是消费的本源性动机之一，而且是可以被时时唤醒的消费文化与行为。“怀旧消费和怀旧空间消费”是人类的共性所在，也是中国文化与消费领域中被严重忽视的问题。 我们说迪士尼是一个典型的、系统的也十分成功的“怀旧消费空间”组成的系统文化产业价值链，是因为在这里所有的元素都从怀旧消费中被唤醒。对中国人来讲，到迪士尼来消费也是一种怀旧消费和怀旧消费体验。从外在形式上看，人们的怀旧消费都是个体的、个性的、个人情感的；从本质上说，作为怀旧的消费文化心理结构是人类共性的人格意义上的，因此更可以说是集体的。但是，我们不无遗憾地说，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很多文化消费项目，过度的利益至上，使得这一让人们在心底获得的消费感知和消费暗示——怀旧消费意义上的个人情感消费被抛到九霄云外。另外，迪士尼作为一个典型的消费空间，实际上也是被消费符号控制理念整合的空间，通过怀旧文化的意向整合和文化心理因素需要的整合，形成了消费者“被控制的消费观念”，包括旧有的消费符号的控制与消费心理暗示等。或者说，过去我们在空间里面消费，现在我们直接消费空间。 反思四：为什么我们缺少“以个体和家庭幸福快乐为内核”的文化产业?迪士尼文化成功的本原价值给我们什么启示?一是“人本主义”和“人性理念”的创新，它的主题是“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它强调以幸福家庭和家庭幸福为表达形式，以幸福快乐为内核，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希望、追求和梦想。二是为客户创造文化价值。包括人生价值、善良伦理文化价值、生活乐趣体验价值及完善人生的价值取向等。迪士尼大学培养学生的宗旨就是“为他人服务创造快乐”。三是跨文化整合价值。迪士尼建构了一个全产业链：从产业链到商品链；从文化符号到文化资本链；从文化品牌到文化模式。四是历史责任和科技视角下的“人体工学”营销。迪士尼在建设前期就开始对土壤土地进行整治，为防止建筑下沉而强化建筑基础建设以保证长久的安全。同时，对前期有可能存在的污染提前进行治理——污染土壤置换等。五是全生活的体验。强调全时空，全年龄段，全过程体验等，如视觉、味觉、听觉、触觉以及情感、认知等。虽然是以儿童快乐为主题的项目，但是对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都有对应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内容，形成典型的跨文化、跨行业、跨年龄的产业综合网链效应，也充分表现了“城市化资本”再生产的效应、城市国际化能级增长的效应、城市文化复兴的效应、智慧文化工业化的效应以及文化价值的核心化效应与趋势，更重要的是“克里奥尔化”效应——国际文化的混合化效应。 反思五：为什么上海没有形成“新海派文化”进而创造“新海派文化”为内核的文化综合体?上海通过引进迪士尼文化，在进一步整合资源的同时，应该直接创造并提升上海城市文化软实力，可以提出上海文化的新模式——“新海派文化”。首先，“新海派文化”的全球文化价值链与文化综合体的打造。包括：全球优秀文化元素的集合；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精华的继承；上海本土文化的再造；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海派文化”创新；人性回归的核心价值整合；国际化服务标杆的塑造；中国智慧文化的集成；天下大同与中国式幸福文化的创新；中国故事与中国物化元素；江南文化等。这至少可以理解为上海全球文化价值链高端介入的方式之一——“新海派文化的十维一体文化模式”。上海应该当仁不让地建构东方文化之都，成为“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我们认为，上海从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战略上，需要进一步强化国际化指数的建设，包括国际资本流动，全球的价值集成，贸易开放度以及国际人才流动高地的建设等。 上海本身已经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内涵，我们希望有一天包括上海大世界在内的这些上海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老符号”能够重生，成为“新海派文化”创新的基点，也就是说，希望上海迪士尼应该有一点“上海味道”和上海“地点精神”。更希望有一天，中国有与迪士尼相媲美的、也可以走向世界并获得世界文化认同的“中国式迪士尼”。未来中国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中国文化的守望或许可以从上海开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特色文化城市研究”(12&ZD029)成果 迪士尼对文化价值的追求值得中国借鉴 黄昌勇 黄昌勇，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背景”决定了中国对迪士尼文化的开放接受姿态 2011年迪士尼宣布落户上海后，我们对迪士尼便产生诸多期待。有调查显示，到美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去迪士尼游览是基本选择。然而，回顾当年巴黎迪士尼开建引发法国人对迪士尼的排斥和畏惧，法国社会更多的是一种难过而排拒的心态。一方面是法兰西民族和文化传统对迪士尼这样的商业文化的轻忽；另一方面是对美国这一具有强大市场开拓能力的文化警觉，他们担忧文化帝国主义的侵入会冲击和破坏本土文化。面对巴黎迪士尼的经营惨淡，法国从1999年开始采取了一连串本土化措施，使其经营状况有了转机。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旅游业的发展，迪士尼乐园对全球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靠在地的影响了，因为面对如今信息化高度发达的社会，交通对地域的阻断已经越来越不可能。 上海迪士尼一开始就注意到本土化的问题。作为一座崭新的世界级的迪士尼目的地，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建造伊始，就坚持在传承迪士尼经典故事讲述时融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原汁原味迪士尼，别具一格中国风”成为中美双方联手打造这一世界级的神奇度假目的地的共同愿景。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中国元素”的确是上海迪士尼的一大亮点，且将在上海乐园内得到极致呈现。迪士尼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面对媒体多次表态，迪士尼十分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海乐园将以普通话为主、英语为辅，在上海的迪士尼大剧院将首次上演普通话版的百老汇热门音乐剧《狮子王》。除了语言更加贴近中国游客，度假区内的建筑风格、文艺演出乃至餐饮食品也都将传递中国风格。和全球其他迪士尼小镇不同的是，上海迪士尼小镇将迪士尼传统与中式设计及海派文化进行了融合，传统海派石库门建筑风格被充分运用于“迪士尼小镇”，标志性的迪士尼城堡金色尖顶也选择了中国非常传统的牡丹花和上海市花白玉兰的造型。乐园内的“十二朋友园”景点在迪士尼历史上首次出现，十二生肖将与迪士尼经典动画形象一一对应。由中国本土导演执导的多场迪士尼大型文化演出将在乐园内迎接观众。最具中国风格的当数上海迪士尼乐园内的餐厅“漫月轩”，这个名字据说是为了向中国吟游诗人致敬，餐厅建筑和茶点都将呈现浓郁的中国风特色。 迪士尼全球战略的经验是其选择本土化的重要缘由，毫无疑问也是中美双方在谈判桌上角力的结果。面对迪士尼这样一个超级娱乐王国的进入，中国政府不可能不考虑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这甚至是双方分歧最大的领域。社会学家认为，世界文化分为“高背景”和“低背景”两大文化类型。在高背景文化中，内部同文同种，约定俗成相同，因此信息容易传播。而在低背景文化中，社会内部差异大，存在许多“亚文化”，相互独立，信息不易传播，也不易接受；在商业上表现为新产品的创新过程中模仿者少。研究表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三个高背景文化市场的“模仿倾向系数”都大于美国。其实从迪士尼落户上海并没有引起像法国当年那样的文化排斥，也可以下这样一个判断，中国从近代一个闭关锁国、积贫积弱的国度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某种程度上我们整体上应该是一个“高背景”的国家了，对欧美文化的接受和欢迎程度在中国发达地区极高。 正如联合国《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重要的出发点是对多元性文化的保护，是一种开放接受的精神。因此，不能把文化多样性简单理解为对本土或区域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而应以开放的胸怀面对和包容来自不同国家、区域和民族的多样文化。 迪士尼文化的两大特征 迪士尼落户上海是国家战略，也是上海的重要选择，具有必然性，所以，我们应该清楚认识迪士尼的文化特征。这样才能从文化视角正确地看待迪士尼在全球的扩张。 毋庸置疑，迪士尼是一种商业娱乐文化，是后工业时代文化经济最集中的体现，迪士尼文化具备非常明显的消费文化特征。迪士尼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精心打造，已经成为全球文化产业巨无霸，上海处于中国最为发达的长三角经济带中心，作为中国服务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国际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城市发展转型和创新的先行者，不可能对迪士尼视而不见，迪士尼也不可能不重视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 迪士尼文化特征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非常注重知识财产(IP)。1937年《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首映式上，华特·迪士尼对漫画家威尔弗雷德·杰克逊表示，希望有一天可以建造这样一个乐园：孩子们能够在里面尽情玩耍，乐园里有奇异的小木屋，还有其他可爱的东西，统统按照孩子们的尺寸设计。按照华特的初衷，第一个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在1955年的美国加州开幕。 世界各地的迪士尼乐园虽不尽相同，各有特色，但都是基于将迪士尼公司的动画、电影等内容资源，从图书、银幕以及其他产品形式转化为在一个在地沉浸式体验的乐园。因此，迪士尼乐园的主题内容大致都由“美国小镇大街”“探险世界”“新奥尔良广场”“万物家园”“荒野地带”“欢乐园”“米奇童话城”“明日世界”等主题园区构成。“美国小镇大街”富于怀旧色彩，所展现的是煤气灯逐渐由电灯取替、汽车正在代替马车的年代；“米奇童话城”让游客置身迪士尼经典故事中，与他们心爱的迪士尼人物相遇；“明日世界”则是一个充满科幻奇谈及实现穿梭太空幻想的地方。迪士尼乐园的最大特色，就是创造一个独一无二的沉浸式氛围，让游客情不自禁地融入他们所熟悉的迪士尼经典情景中去。 现在我们谈到迪士尼文化，认为迪士尼到上海要中国化，或者上海化。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一个伪命题，或者说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迪士尼已经形成一个具有知识财产的系统，它与一般的主题乐园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有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迪士尼是西方的也是美国的，或者说迪士尼乐园就是迪士尼的。如果说它传达的价值观是美国的，倒不如说它表达的更多的是迪士尼的。因而，在迪士尼向全球扩张时，简单地植入一些所在地的本土文化元素，本质上是外在的、边缘性的，或者说是迪士尼作为纯粹商业策略或营销手段而已，不可能深入到其文化内在的核心领域。 比如，位于上海迪士尼乐园核心位置的是奇幻童话城堡，这是上海迪士尼乐园中的最高建筑，也是世界上最高、最大、最具互动性的迪士尼城堡。与其他迪士尼城堡不同，奇幻童话城堡不是仅为一位迪士尼公主建的，而是首次汇聚了迪士尼故事中所诞生的每一位公主。整个城堡是一座恢宏的欧式建筑，有媒体曾向迪士尼的幻想工程师发问，既然选择了中国元素，为何不做得彻底一点，造一座中式的塔楼?迪士尼方面回答是在做前期市场调研时，发现中国游客还是更喜欢欧式城堡，唯一要求就是要大。其实中国游客喜欢看的还是那些真正属于迪士尼的东西。 迪士尼对文化价值的追求值得中国借鉴 迪士尼主题乐园的核心是创造游客沉浸式体验，打造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所有看过迪士尼动画、电影的人们都希望有机会亲临其境，而迪士尼乐园的主旨，就是让游客得以逃离日常生活的压力，进入美妙的童话世界。尽管在迪士尼发展历史中，社会环境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迪士尼传播快乐和希望的核心理念却始终没有改变过。在迪士尼乐园中，游客获得娱乐、休闲乃至刺激的同时依旧感受到温暖、快乐、希望、梦想和激励。迪士尼形象传达的是正直、勇敢、关爱和创造，因其正面积极的文化而得以广泛适用。随着迪士尼的发展，其全球化创作和生产已经成为现实，它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通过经典作品及其衍生产品的传播，迪士尼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全世界共通的文化符号。儿童和成人都对迪士尼那么喜欢，除了传播深广和共通文化以外，也可以说是某种正能量文化的吸引，因此迪士尼或者美国文化的影响不能完全掩盖人类精神价值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没必要带有本土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的偏见。 因而，迪士尼全球战略的实现，某种意义上是得益于其商业文化的定位以及追求文化普适性的巨大力量。迪士尼乐园、好莱坞等代表了工业化时代至今典型美国文化的精髓，但我们对其商业和文化价值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褊狭：一方面我们对其文化的消费性、商业性给予批判，认为其引领的消费主义瓦解了经典；另一方面我们又对其传播的美国意识抱着警惕的态度。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重新主动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加入全球化发展的快车道，30多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文化选择上却慢了一拍，还处在犹疑不断之中。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和文明演进已进入消费主义模式，文化工业、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传统的精英文化和经典模式已经衰微，或者说因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掩盖了精英文化昔日的光彩。商业、资本、娱乐与文化已经深度结合。迪士尼乐园、好莱坞等毫不掩饰它们是文化工业和娱乐产业，但是他们仍然首先是文化，它们全球战略的实现也正源于其对文化价值的追求。 上海迪士尼将会改善上海的文化生态、扩展上海的文化空间，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将带来更多机遇，更多样的文化艺术人才将会涌现；上海迪士尼对文化经济的提升作用也不言而喻，对文化消费的拉动，对旅游市场的带动，包括演艺市场的助推都是难以估量的。我们不停转变观察角度，以文化多样性的多维姿态，期待迪士尼乐园的开园、发展，并以此近距离地回顾和展望上海乃至中国文化的下一个进程。 以快乐哲学重构当代都市社会 朱军，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迪士尼文化日益渗透进城市空间，成为近年来世界城市化运动的一种潜在逻辑，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呈现出愈来愈深刻的“迪士尼化”。当下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走向都市社会、消费社会，把握迪士尼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是理解这一大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 城市化与迪士尼化 回溯上世纪50年代，城市“迪士尼化”伴随“建筑波普”文化运动出现，即以迪士尼主题乐园为代表的一种新型“布景”景观模式。这种景观从初始的主题公园、购物中心、娱乐总会，逐渐向城市真实生活的街道、广场、公园、新区等各个层面渗透。中国的城市化正呈现出日益突出的“迪士尼化”，其形态主要包括：一是以“欢乐谷”为代表遍布各地的主题公园；二是以上海“环球港”为代表的大型主题购物中心；三是以“新天地”为代表的仿古城镇；四是以上海“一城九镇”为代表的城市整体规划。这四种迪士尼化城市形态交相渗透，中国后发的城市化运动甚至呈现出比美国城市更全面深入的迪士尼化。 城市的迪士尼化集中体现着文化消弭了空间的距离，文化与全球共同体具有无处不在的渗透力量。譬如拉斯维加斯充斥摹仿古罗马、古埃及、古英格兰的建筑和场所；中东地区最大的主题购物中心伊本·白图泰购物中心则是中国、古印度、古埃及以及其他六个文明古国的集合体；上海“环球港”把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集纳于“欧式穹顶”与“廊道设计”，是本雅明所谓“拱廊景观”和迪士尼主题的典型杂交。推而广之，上海“一城一貌”的规划中，松江区呈现英伦风情；浦江镇以意大利景观为特色；高桥镇主打荷兰风格；安亭新镇确立为德国格调；著名古镇朱家角则是传统的中国风……事实上，无论是安亭新镇的魏玛风还是松江“泰晤士小镇”的英伦风都并非“原汁原味”，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风格下具有“怀旧”特征的“回忆建筑”，具有“半现代”和“半传统”拼贴的特征。如迪尔对“后都市状况”定义——“后现代主义：一种风格”，这些新城并非是对建筑艺术本身的崇尚，而是对“欧陆风格”这一符号的追逐，本质是一种“迪士尼化”的都市幻象景观，适应的是现代都市人的消费口味。 迪士尼化所推动的城市化的深刻后果在于，景观、建筑、空间、规划与人的行为都在符合幻象的轨道上运营。当代世界大都市之间的竞争正在逐渐演化为文化和符号的竞争，围绕“消费和文化空间分工”的竞争。无论认可与否，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也包括上海的生存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文化消费领域的控制影响力。 迪士尼的快乐哲学 美国学者珍妮特·瓦斯科的一项“迪士尼记忆”调查发现，“迪士尼记忆”一般可以归纳为快乐、梦想、希望以及家庭之爱。迪士尼文化是快乐与梦想的结合，是人类对于幼年的遥远追忆。 不过，迪士尼品牌塑造的成功历史并不能杜绝其在意识形态上所受到的批评。对其所代表的文化工业和消费文化的批判主要来自于西方的左翼学者，譬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文化工业是一种“欺骗大众的启蒙”。这种“机械复制”下的具有“虚假个性”的标准化产品，让人类之间的亲密关系彻底物化了，而广告取得了最终胜利。而在鲍德里亚、詹姆逊的眼中，后现代都市和后现代美国的本质就是一个迪士尼乐园。当围绕迪士尼乐园的洛杉矶和美国的一切事实都不再真实，而是“超真实”和“仿像”的时候，迪士尼乐园作为一种想象(虚构)物，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在它之外的不完美世界是理所当然的。 以符号政治经济学为武器的左翼立场，主要针对迪士尼乌托邦的虚伪，虚幻的文化符号掩盖了物欲横流、阶级分化的真实美国。不过，基于存在论立场而言，迪士尼文化长久不衰的秘密在于，它创造了一个现实中的快乐乌托邦。对此，左翼立场内部也是复杂的。作为“希望哲学”的乌托邦研究指出，虚幻同样孕育着希望，哈维将未来的理想城市定义为“希望的空间”。哈维甚至认为迪士尼所制造的商业幻象有力消解了欧洲建筑美学的独特品质，当一些东西越容易市场化，更易于伪造、仿制和模拟时，它们就越难以寻求垄断地租，可见迪士尼化具有一定程度抵抗并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霸权的功效。更深层次上说，“希望”是“被抛入世界的现代人”救赎的路径，亦如本雅明所言，快乐对于现代人而言具有救赎的功能，历史只有作为快乐的源泉对人类才有意义。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进一步为快乐正名：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追寻沿着无限的线性时间持续进步的空洞幻想，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准备停止时间，因为它铭记人类的原始家园——快乐。 对于“寓教于乐”，老华特·迪士尼一直固执地坚持，即便经常被批评为保守、古板和落伍。不少学者指出传统迪士尼的故事主题和价值观念是美国整体的道德观念的体现，即中产阶级的基督教道德观念。这一“快乐”背后的“迪士尼教义”可以概括为：个人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幻想、魔幻以及逃避主义；单纯、朴素、乐观与正义；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善良战胜邪恶，正义的力量是伟大的。如施蒂芬·沃特斯《魔法国王：迪士尼和美国生活方式》指出，迪士尼代表一种“怀旧的现实主义”，这一艺术最重要一点是要坚持“好心”，以良心原则来说明、描绘和呈现故事，作为高雅文化呈现，避免其他通俗、流行文化的粗野、庸俗、低级的弊病。 可见，迪士尼的快乐哲学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迪士尼既是后现代解构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衍生地，同时也是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代言人。并且，快乐文化与道德文化的化合，正是迪士尼快乐乌托邦的根基。它起源于基督教新教伦理所衍生出的变调，定义了现代都市社会的“日常伦理”，是一套以家庭与工作为生活中心的行为规范。同时，它也具有一种“超越的伦理”。一端是现实生命的缺憾和日常生活的无奈，另一端是生命的理想与完成，快乐乌托邦便是二者之间的道路，是生命发展与转化的道路。迪士尼故事的乐观主义重复着一个主题，那就是人的生命发展具有无限性、终极性和完美性。 迪士尼快乐乌托邦的逻辑正是19世纪以来人类城市化的根本逻辑。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追溯了一种人类进步的观念：时间久远的古代性是以与时俱进的新奇性的面孔阔步前进，进步最终不过是历史本身的幻境。这正是迪士尼文化所折射的都市现代性的真谛。都市现代性意味着一种“永恒复归”，并且常常以一种尼采的方式，彰扬人类精神深处的梦幻力量。 以快乐为中心的都市社会 这个世界是被它自己的幻象主宰着，如波德莱尔所言，这就是“现代性”。全球化时代，迪士尼的持续繁荣和扩张，表明乌托邦理想在当代城市化运动中并不缺乏历史动力。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城乡乌托邦到田园城市、光明城市运动，再到今天遍地开花的“作为主题公园的城市”，新的城市化运动正在迈向“快乐乌托邦”——以快乐为中心的都市社会。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中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以“需求”为中心的农业时代，以“工作”为中心的工业时代，以“快乐”(娱乐、享受)为中心的都市时代。都市社会代表着将人类从早期的被束缚、被决定的不自由状态中解放出来，都市时代才是人类历史的巅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来说，这就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按需分配”所激发的快乐。“娱乐”是新型“都市人”自由精神的创造，“需求”代表“快乐”的匮乏，“工作”与“快乐”的矛盾运动最终会消灭“工作”的手段——机器和生产技术，共产主义就是通过实现人类“需求”的终极发展，通过将人类从异化中解放出来，以彰显人类真正的“需求”——游戏、娱乐、快乐和享乐。 与“快乐需求”对应，焦虑成为现代社会特别是转型期社会一个根本性的文化症候。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具有骨子里的本体论关怀，快乐都市观的提出，无疑出于对海德格尔所谓现代人“存在本质之为烦”的深深焦虑。现代人存在的本质之为烦，这也意味着个人宣称的自由以及“需求”“工作”代表的事实限制之间的永恒矛盾。荷妮《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如此描述：“社会告诉个人，他是自由的、独立的，能够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生活；‘伟大的生命游戏’为他敞开，而且只要他有效能，他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有限的……对个人而言，结果便是在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无限权利感以及全然无助的感受之间摆荡。”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都市社会需要表现出对现代性焦虑的超越，一个重要的思考路径在于如何在“失乐园”重启“伟大的生命游戏”，重建“快乐乌托邦”。神学哲学家保罗·蒂利希提出乌托邦本体论：有限—焦虑—超越。以快乐为中心的都市社会正是城市乌托邦精神的回归，通过超越“有限的焦虑”追求，建构“游戏的城市”——一种新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城市理想。 以迪士尼文化为代表的快乐哲学之所以具有超越的潜在力量，是因为一方面它表现出当代娱乐文化的普遍特质，即富有沉浸感的唯乐主义和遁世体验，激发出密尔鼓吹的“出格”、尼采的“酒神精神”、福柯的“极限体验”、巴赫金的“狂欢化”，具有反理性的气质。另一方面，迪士尼快乐哲学的根基又恰恰在于为个人、心理的快乐找寻道德的、自然的并且合乎人情的基础，并非是把快乐简单还原为感性快乐。消费社会的欲望狂欢是感性的解放，并增加现代城市的虚无，这需要一种以“超越的伦理”为向度的“快乐哲学”作为都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将“快乐”选中为都市社会的“终极价值”，表面上看具有“解现代性”特征，但也内在地表达了现代性的特点：在价值上超越任何统一规定和限定，以达到开放、多元、自由。人类历史上，“需求”“工作”等都曾经作为终极价值，如果将其设为X，“快乐”是任何一个X之后的价值或之前的手段。现代性伦理唯一可以统一谈论的是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独特的X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快乐。 如上所述，都市现代性意味着“永恒复归”，以梦幻的力量呼唤轮回。都市社会的“快乐哲学”是对城市本相——快乐的现象学还原，“需求”—“工作”—“快乐”的辩证运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下当代都市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迪士尼化及“游戏的城市”提供了化解三者张力的一条重要路径，其内在的启示在于：以“快乐哲学”为中心构建新型的都市社会，将现代人的“需求”和“工作”统一到“快乐”上来，以此避免工业主义、消费主义的异化，重塑以人为本的都市社会。 本文为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中国语言文学建设规划项目成果。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杂糅：迪士尼文化的深层话语策略 盖琪，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迪士尼作为一个拥有90余年历史的文化品牌，所有影响力都源自于它的动画世界。而迪士尼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代言人，与其动画世界长期以来在深层上既立足主流、却又灵活调适的话语策略密切相关。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迪士尼公司在渡过了因二战所导致的惨淡与萧条之后，重新进入了一个向电影、电视、图书、主题公园，以及其他各类衍生商品多元扩张的成熟期，而彼时也恰逢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范式开始发生结构性变革的重要时期。可以说，正是对时代语境的积极迎合，逐渐造就了迪士尼动画世界在文化逻辑上的混杂特征。即从娱乐文化的角度来看，迪士尼动画世界——无论是其赖以起家的动画产品，还是其作为拟像延伸的主题公园——都典型地体现了一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杂糅。这种杂糅十分巧妙地应对了时代的变迁与转型，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动画产业竞争的日益激烈，这种杂糅策略更是为迪士尼争取到了几乎全年龄段的受众，成为其能够持续风靡而魅力不减的深层文化原因。 迪士尼动画世界的现代性话语策略 1.大工业的生产文化与封闭的叙事结构。迪士尼动画世界的现代性首先突出体现在其所秉承的大工业生产文化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就已经进入了一个专业细分化的生产过程，草图、着色、故事板、摄影等工序都由不同的人员负责，堪称全球动画工业流水线的“鼻祖”。而迪士尼主题公园的建造和管理则更是遵循着一种高度秩序化、标准化的环境控制模式：在建造过程中，整个园区的建筑、道路、水文、植被，甚至土壤都必须严格按照既定标准进行生产，以尽最大可能为游客的完美体验奠定基础；在建造完成的公园里，游客所做的一切也都是被事先设计好了的，人们按照特定路线进行游览，并完全处于管理者的控制之下。以上所有这些生产和管理理念，都可以看作是对高度发达的现代理性原则的贯彻。 而与这种现实层面的大工业生产文化相呼应的，则是迪士尼动画文本的“结构化”与“标准化”。从叙事学上来看，几乎所有迪士尼动画故事遵循的都是最为经典的线性叙事逻辑：开端、发展、高潮、结尾段落清晰，且几乎从来不用倒叙或插叙，遑论其他碎片化的叙述方式。除此之外，在角色上恪守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设置；在视角上惯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方位；以及在结构上最终呈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与封闭性，等等，都是迪士尼动画故事的基本律例。因此可以说，在现实与虚拟的双重意义上，对理性原则的遵循构成了迪士尼动画世界的框架基础。 2.启蒙主义的世界图景与人本主义的价值主轴。迪士尼动画世界的现代性更主要地体现在它为我们所提供的是一幅在人本主义价值主轴支撑下的、符合启蒙精神的世界图景。众所周知，启蒙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对宗教桎梏的突破与对世俗乐趣的肯定，以及建立在此二者基础上的对人的力量的充分信任，而这也构成了现代性的动力之源。由是观之，迪士尼所一直勉力打造的，正是一个又一个乐观、积极、具有自我确证能力的世俗化主体；而包裹在迪士尼童话外壳之下的，也正是一个又一个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理想化的世俗场域。 因此可以从文化上做出概括，迪士尼动画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以轻松浪漫的形式，典型地呈现了在资本主义上升期所逐渐形成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情趣与价值理想。从迪士尼动画世界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系统：追求自由，向往爱情，肯定个性解放与个人英雄主义，宣扬与利他精神并行不悖的个体主义观念，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迪士尼动画世界是世俗化了的天堂，它是理性的而非神性的，是此岸的而非超越的；它的最高愿景不是救赎，而是“lived happily ever after”(从此以后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迪士尼动画世界的后现代性话语策略 1.“非语境化”的时空策略。如前所述，近几十年来，迪士尼动画世界一直在随着现实语境的变迁调整自身的话语策略，这使得后现代性元素不断地渗入到它的修辞和传播环节之中，并使它呈现出一种话语杂糅的复调情态。就后现代性而言，首先值得关注就是迪士尼“非语境化”的时空策略。 “非语境化”策略的根本目的在于去政治意识形态。如果说二战时期的迪士尼还曾经出品过若干带有政治动员色彩的动画产品的话，那么二战之后，迪士尼则越来越追求动画叙事的普遍性特征，以满足其在全球范围内赢取受众的扩张需求。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这种扩张需求重返中国大陆，这一普遍性特征就越发鲜明。为此，首先在时间上，迪士尼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非历史化”的时间策略，即它所讲述的基本是脱离了具体历史时代的故事，从而在逻辑上保证了它能够永远属于“黄金时代”；其次在空间上，迪士尼也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无地域化”的空间策略，即它所讲述的往往也是脱离了典型地域或民族文化诉求的故事，故事空间仅仅是作为景观本身而存在的。 由此，在迪士尼动画世界中，时间是静止的，空间是能指化的。表面上看，迪士尼的动画故事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年代，既有中世纪的欧洲，也有当代的美国，甚或高科技的未来世界；它们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地理场所，比如欧洲的城堡、美国的乡村、非洲的旷野、中国的疆场或者阿拉伯的王宫，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拥有相应的社会关系或人际特征。换言之，《花木兰》《阿拉丁》《灰姑娘》《冰雪奇缘》以及迪士尼的更多作品之间也许景观有别，但其情节发展逻辑、人物性格逻辑与价值内核究其实质并无不同。同理，在即将开幕的上海迪士尼乐园中，无论是着唐装的米奇和米妮，还是石库门风格的建筑街区，也都将一并成为迪士尼动画世界“非语境化”策略的典型符号表征。 2.“去中心化”的观念策略。在后现代性视阈下，迪士尼动画世界最重要的调适当属它“去中心化”的观念策略，这也是近年来迪士尼叙事的一个重要发展倾向。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6年收购了更富创新气质的皮克斯工作室之后，迪士尼动画世界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具有差异化的主人公，比如《美食总动员》中的小老鼠小米与学徒林奎尼、《机器人总动员》中的机器人瓦力和夏娃、《飞屋环游记》中的孤独老人卡尔和小男孩罗素、《怪兽大学》中的怪物毛怪与大眼仔、《冰雪奇缘》中的公主姐妹艾尔莎和安娜，等等。不难发现，区别于经典的单一主角叙事模式，双主人公的倾向在近年来越发明显。尤其是在2013年上映的《冰雪奇缘》中，两位公主的故事线具有更为明显的相对独立性。这种设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现代主体性叙事的修正，以及向后现代主体间性叙事的延展。 更为重要的是，迪士尼动画世界在价值观念的层面上引入了许多超越现代性的元素，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女性主义的视角，以及由此延伸的反性别中心主义的视角。当然，所有这些调适只是作为策略而存在，它们丰富了迪士尼动画世界的观念光谱，但并没有对其价值主轴形成根本挑战。 3.“泛消费化”的情感策略。最后，迪士尼动画世界的后现代性还集中体现在其“泛消费化”的情感策略上。即在虚拟与现实的对接过程中，迪士尼着力将动画世界与合家欢的记忆体验紧密联系起来，并进而将对动画符号的消费与对爱的表达联系起来，从而完成消费实践与情感实践的同构化。 迪士尼公司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懂得开发几乎无孔不入的动画衍生品，而在20世纪50年代首家迪士尼乐园开幕后，动画形象的后期商业效益则更是在每部电影创作之初就会被纳入考量范围。换言之，对迪士尼而言，每部动画电影在经济逻辑上都可以看作是对其现实衍生品的虚构叙事铺垫——这种铺垫的核心任务就在于对受众情感的生产。应该说，情感生产正是“体验经济”在后工业社会中得以成立并风行的关键，即在流动性上升、认同感匮乏的后工业社会中，个体情感很容易变成无处栖身的多余物；而体验的创造者们则旨在通过对符号的赋魅，将符号打造成某种可以安放个体情感的场域，进而为个体提供某种身份记忆的凭借。 在这个意义上，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和主题公园都是典型的情感生产场域与体验消费场域。尤其是主题公园，“它的存在体现了一个深层的、意味深长的情感和认知过程”[1]。游客带着对动画电影中虚拟形象的情感前来，而在现实空间中的消费体验又会进一步加深这种情感。在迪士尼乐园中，游客处于动画形象符号的包围之中，既可以与它们亲密接触，也可以通过购买拥有它们。这种由可消费感提供的充实与愉悦，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关系与生存需要，它不仅赚取利润，而且创造出游客对迪士尼动画世界更深层的依恋。因为在后现代的文化逻辑中，购买本身就是爱的行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返波德里亚的论述：迪士尼的成功在于它是一个由符号自我生产出来的世界，它成为了人们心目中“好生活”的样子，一个中产阶级的天堂。它不模拟现实，它引导现实对它进行模拟。[2] 迪士尼与迪士尼化 包亚明 包亚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迪士尼开园在即，这是全球第六家乐园。迪士尼基本上以每隔十年开业一个新园的速度拓展它的版图。最新开业的两家乐园分别选址香港和上海，凸显了中国因素在迪士尼世界里的分量。迪士尼乐园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对象，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一个特殊性，这就是沙朗·佐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的紫禁城”，因为迪士尼乐园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注重版权的城市环境。迪士尼把版权的理念从产品伸展到了城市空间和场所，这标志着市场的胜利。 无论从商业竞争力还是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看，迪士尼乐园都是一个独特的商业体。迪士尼当然不是空中楼阁的紫禁城，从周边环境的变化、交通设施的改善、辐射范围内土地价值的提升、产业链的延伸、劳动力的吸纳，等等，迪士尼具有无可争议的拉动力和影响力。但是，迪士尼依然是一种具有绝缘体性质的城市环境，不管它建在哪里，它跟周围的城市环境的相关性都不大，和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也没有多少关联性。这是不是巴黎迪士尼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呢?1992年开业的巴黎迪士尼经过了20多年的营运，离成功的距离依然遥远，法国文化对于美国娱乐文化的抵触是一回事，迪士尼天生的绝缘体特性又是另一回事。从最初的不准在乐园内饮酒的规定，到游客峰谷阶段劳动力雇佣问题，巴黎迪士尼时常会招致非议。 其实，从第一个迪士尼乐园诞生以来，对迪士尼的态度一直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支持的，包括合作融资商、房地产开发商、娱乐公司、零售和娱乐活动的营销商等，都对迪士尼寄以厚望。但是对迪士尼批评的声音也从来没有缺少过，很长一段时间对它的批评，主要是围绕真实性，也就是觉得迪士尼所塑造的环境其实是有问题的，是一个不真实的赝品，它所提供的是一种替代性的体验，这种替代品的体验是商业对现实与历史的入侵。这个批评的思路，一直延续到后现代主义，虽然后现代主义不再围绕真实这个概念来讲了，但基本上还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思路框架里面。这种批评路径的软弱或者说失效，在当下的现实中，已经日益明显了，因为真实性已经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批评概念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虚拟的东西已经占据了很大的生存空间，迪士尼反而比虚拟现实更加真实，对于迪士尼的反思需要新的理论工具和路径。 现在迪士尼的收入主要不是来自于乐园，它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传媒产品的发行，迪士尼公司首先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大的主题乐园集团，而是一个巨大的媒体集团，它拥有世界第一的娱乐及影视品牌迪士尼Disney，是美国最大的电影发行商之一，迪士尼有自己的媒体网络，包括美国三大广播公司之一的ABC和体育品牌ESPN，迪士尼是世界最大的儿童消费品品牌和世界最大的儿童书籍集团。媒体业已经成为迪士尼集团最主要的业务，而乐园及度假村则是第二大业务，只占整体销售的30％。如果把迪士尼比作一个网店的话，那么销售额主要是来自于网上，而迪士尼乐园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实体展示店，这个时候再用真实性的批判工具来分析的话，我觉得至少不那么犀利了。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迪士尼警惕性的反思，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当下，其自身也需要反思。 当然，这种反思应该包含对当代城市发展方式和路径的思考。我们可以从全球城市，从文化竞争力的角度，来论证迪士尼建设的重要性，但同时也需要从其他的一些层次来关注迪士尼与城市问题、迪士尼与文化发展等问题。迪士尼作为一个能带动这么多的产业，能够推进娱乐文化发展的一个龙头产品，我觉得不需要过多地关注它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问题，其实不管是从政府的层面，还是从资本的层面，当下的现实都不太具有把它妖魔化的条件，反而更多的是将其乐观化的氛围。现在中国人都对迪士尼抱有那么大的期望，10年前香港迪士尼开园的时候，香港也有米老鼠能不能救得了香港经济的讨论。香港迪士尼乐园开业之初，预计5～15年，每年1000万客流量，开业第二年就可收支平衡，资本回报率为25％，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前3年游客总数仅为1380万人次，并足足亏损经营了7年之久，当初许诺的拉动经济的效应并没有实现。直到2012财政年度香港迪士尼才首次盈利，仅仅一年前，乐园还亏损了2.37亿港元。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公平，可能是造成香港迪士尼连年亏损的重要原因。香港迪士尼由香港特区政府和美国迪士尼公司合资建设和运营，建设共耗资141亿港元，特区政府投入约90％资金，但只拥有57％的股权，美国迪士尼公司则拥有43％股权。根据合约规定，香港特区政府只能在乐园门票收入中分成，相关产品销售收益和附属经营项目全部归属迪士尼公司。 上海迪士尼想要在园区经营上盈利，同样需要保证年客流量在1000万人次左右。上海的人口基数比香港大得多，而且拥有7500万人口的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富裕的地方。上海国内游客目前年度有1亿人次左右，入境游客有700万人次左右，米老鼠能不能拉动上海的经济，同样是一个让很多人充满希望的命题。更何况，随着迪士尼的入驻，周边土地的价值已经搭上了顺风车。反观目前的经济状况，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而且经济局面也比较复杂，中国能不能真正拉动内需，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中国经济下行的2015年，消费娱乐业几乎是难得的一个亮点，这个亮点是否具有足够支撑住中国经济的作用，这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我觉得上海迪士尼的开园，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审视当下的世界和中国。 上海迪士尼已经打出了“经典迪士尼，精彩中国风”这张牌，我觉得融入中国元素，融入中国文化，其实算不上是我们对迪士尼的要求，这恰恰是迪士尼自身的主动追求。把标准化的东西和在地化的东西重组，本来就是迪士尼的拿手好戏，更何况还能满足市场需求。我觉得中国风不是什么问题，其实把中国的在地元素的意义，从周遭的环境当中抽离出来进行拼贴重组，并不是迪士尼对于他者文化的领悟，而是它的文化绝缘体性质的突出表现。“十二朋友园”当然会是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全球首创，有12幅大型马赛克壁画，描绘的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十二生肖，但这一中国出身，并不妨碍十二生肖在皮克斯动画片里找到自己的归宿，中国手工艺匠打造的生肖壁画，只是赋予了他们迪士尼式的形象和名字。在动画片《花木兰》中，我们已经领教过美式中餐中的木须肉，迪士尼不会花时间与心思，去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把鸡蛋称为木须，木须原本是木樨之误，因为蛋黄白混合，色如桂花，桂花又称木樨。搅碎的鸡蛋是因颜色和形状和木樨挂上了钩。花木兰的随从木须，是个语速超快、喜欢惹麻烦的小龙，实际上它只是一只壁虎，但那已经由不得我们了，它已经成为了十二朋友中的木须龙，而最终花木兰也晋升为了迪士尼世界的公主。无论是中国元素，还是印第安风情，迪士尼动画片都有足够的胃口轻易消化，至于文化的内在逻辑关系，真的已经没有关系了，所有的元素都已经从母体中提炼出来，编制到迪士尼的意义系统里面。总有一天所有的中国孩子都知道龙的名字叫木须，哪怕它的样子长得像壁虎，而且和鸡蛋一点关系都没有。 迪士尼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是1982年12月6日起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的，到1988年首次预告即将停播时，央视青少部的电话几乎被打爆，结果《米老鼠和唐老鸭》又延播了半年。看《米老鼠和唐老鸭》的时候，我刚刚进大学，迪士尼动画片已经影响不了我的世界观了，但是很多年后，当我看法国动画片《塞纳鼠和艾特熊》时，我发现迪士尼动画片在给我带来乐趣的同时，其实也框定了我理解动画世界的角度和深度。一只名叫塞纳的法国老鼠，表达了与迪士尼世界截然不同的情怀，我觉得老鼠的世界有了迪士尼之外的版本，而且那种涉及人类情感世界的复杂度和精细度的方法和氛围，那种文化上的细腻度，是流水线上出产的迪士尼动画片无法望其项背的。我忽然发觉自己长期观看迪士尼动画片，已经对动画世界产生了一种迪士尼式的预期了，但是塞纳的出现，让我觉得文化多元性的确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而且是更深刻的表达方式。团队化经营无法真正取代艺术家个性化的创作，这真是文化研究者需要警惕和思考的迪士尼化现象。标签：迪士尼论文; 上海迪士尼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迪士尼度假区论文; 日本迪士尼论文; 迪士尼电影论文; 迪士尼概念股论文; 文化论文; 上海论文; 世界城市论文; 软实力论文; 上海旅游论文; 迪士尼英语论文; 主题公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