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资论文,外资企业论文,效应论文,工资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被认为是直接资本输入和间接知识溢出的重要来源(Balasubramanyam等，1996)。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吸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无疑成为对外开放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自1979年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获准成立，外商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便拉开了帷幕。过去30多年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始终保持发展中国家第一位，2012年上半年曾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引资国，尤其对比全球下降18%、亚洲下降9.5%，中国吸引外资保持增长、表现强劲。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调查，中国是2014年国际直接投资的首选地。 长江三角洲地区①(简称长三角)作为我国最大的区域经济圈，创造了18.7%的国内生产总值、全国22%的财政收入和18.4%的外贸出口。当然，长三角也是外商资本进入中国最集中的区域，其涉及外商投资的企业②从2003年的7555家增加到2007年的14259家，5年累计增长88.74%，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年累计增长约48%，目前已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在外资进入给东道国带来的诸多影响中，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变化引人关注。例如，伴随长三角外资企业数量及外资进入规模的不断增加，内资企业(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其他单位)的平均工资出现显著提高(如图1所示)。1998年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其他单位的平均工资分别为10617.6、6843.8和11482.5元，而到2007年分别达到43668.8、21405.9和26402.4元，较1998年分别增长了311.29%、212.78%和129.94%。那么，这种变化与该区域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有关吗?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经济单位工资水平提高的同时，外资企业的平均工资一直显著高于内资企业，那么长三角外资企业支付高工资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同质劳动力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具有较大的工资差距呢?
图1 长三角不同类型内资企业的平均工资变化(单位：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计算所得。 一、文献综述 以往多数研究表明，外资企业会提高进入地区的工资水平，而对于这种提高发生的具体机制则有不同的理论解释。Driffield和Girma(2003)认为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后，会增加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其支付比内资企业更高的工资，同时其较高的技术水平也会对东道国企业产生影响。Driffield和Taylor(2006)还指出，外资企业不仅通过需求冲击对东道国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还同时限制了劳动力对低工资内资企业的劳动力供给，从而进一步拉大东道国内外资企业的工资差距。Barry，
和Strobl(2005)提出了外资企业影响东道国内资企业工资的三种渠道：技术外溢、资本效应和挤出效应。具体而言，外资企业较高的技术水平会提高东道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同时提升高技术劳动力和低技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外资进入使东道国企业资本增加，使得企业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因此外资企业必须通过较高的工资水平吸引内资企业的技术工人，因而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出口企业工资的影响取决于高技术劳动力和低技术劳动力的替代率；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东道国的产品市场竞争，内资企业被迫降低生产成本，导致工资水平下降。许和连等(2009)研究指出，外资流入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对当地企业的工资产生影响：其一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具有较高的技术和生产率水平的外资企业进入后，必定会对东道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一个直接的需求冲击，尤其是对东道国高技术劳动力有偏好性需求，进而提高当地的工资水平；其二是潜在的技术外溢，即拥有较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度的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后，不仅会提高东道国的资本存量，还会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产业链接效应以及培训效应等渠道对当地企业产生技术外溢，从而提高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工资水平。 经验证据说明，外资企业拥有比内资企业更高的工资，但这种情况是否会导致内资企业的工资发生变化呢?现有国内外实证研究通过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企业进行分析，得到了不同的结论。Aitken，Harrison和Lipsey(1996)对墨西哥、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内外资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在墨西哥尽管行业和地区的外资企业就业比重较高，却不存在显著的工资外溢；在委内瑞拉，外资流入会对内资企业工资产生负面影响，即存在负的工资外溢；在美国存在显著的正向工资溢出。Figli和Blonigen(2000)对美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工资并未受到显著的工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但在非制造业行业中却存在显著的正向工资溢出效应。Ali Ugur和Frances Ruane(2003)以爱尔兰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外资流入对其制造业企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工资外溢效应，但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资本密集度等企业特征因素的影响后，这种工资溢出效应明显减小，这表明外资企业较高的资本密集度和较大的企业规模是导致工资溢出的主要原因。Driffield和Taylor(2006)利用细分的行业和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对英国外资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指出外资流入会导致东道国企业高技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却无法对低技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就国内研究来看，李雪辉和许罗丹(2002)利用我国沿海地区的宏观数据并借鉴Feenstra和Hanson(1997)的外购理论，研究发现外商投资对东道国高技术劳动力有显著的正向工资溢出效应，从而对我国外资较集中地区的平均工资产生正向影响。杨泽文和杨全发(2004)通过将经济部门分为贸易和非贸易部门进行检验，认为1997年以前外资企业对我国内资企业没有显著的工资溢出效应，但在1997年以后该效应显著存在，他们指出这种现象主要是我国1997年引资政策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倾斜的结果。包群和邵敏(2008)的研究显示，外商投资工资外溢与行业特征密切相关，其中行业引资份额、行业研发活动密集度、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以及外资企业外向程度都是影响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宣烨和赵曙东(2005)以江苏省为例的实证分析认为，外商投资区域分布不均衡是区域工资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外商投资越是集中的区域越是能够提高当地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价格，而且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可以扩散这种影响。当然，也有部分国内学者认为内外资企业的工资差距主要受到行业、区域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外资流入并非最主要因素(邱立成和王自峰，2006)。 综述以往研究不难看出，对于内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存在显著差距这一结论已经普遍得到国内外学者的理论和实证支持。然而，由于企业样本的区域、行业或微观特征有所不同，不同学者对于外资企业工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分歧。由于国家、区域和行业等客观因素的差异，国外研究未必适用于分析外资企业对我国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目前国内实证研究采用区域、城市或行业层面的宏观数据居多，缺乏对不同行业或区域中微观企业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考察。显然，决定工资的主体是企业和劳动力个体，采用企业数据研究外资企业对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会更有说服力。因此，本文在梳理外资企业影响东道国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考虑到不同行业和区域中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异，基于C-D生产函数估算了20个行业和18个城市的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将其作为可观测的企业特征变量，同时利用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估计了长三角不同行业和城市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工资差距，并在行业和区域层面回归分析了前者对后者的工资溢出效应。 二、外资企业影响内资企业工资的理论分析及模型 目前，外资企业影响东道国内资企业工资的理论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潜在的技术溢出效应。拥有较高的技术管理水平、资本密集度和较大企业规模的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后，可能通过出口效应、示范效应、关联效应和竞争效应等提升东道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进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边际产出，最终使其工资水平上升。二是外资企业通过劳动力市场对东道国内资企业工资产生正向影响。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大了对东道国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外资企业较高的工资水平会吸引越来越多的高技术劳动力，数量从不足到饱和甚至过剩，其边际产出也相应递增然后递减，当降低到一定程度时高技术劳动力的数量和工资会保持在均衡水平。与此同时，内资企业也须提高工资支付以留住高技术劳动力，工资同样出现先上升、后稳定的变化过程。在这个动态博弈过程中，内外资企业高技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将达到一个比初始更高的均衡水平，即产生正向的工资溢出。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在外资企业进入提升了高技术劳动力工资的同时，由于低技术劳动力供给相对充分，外资企业无需通过高工资吸引低技术劳动力。因此，外资企业会降低低技术劳动力的工资，直到与东道国内资企业持平为止。由此可见，由于低技术劳动力的工资并未受到外资企业进入的影响，随着高技术劳动力由内资企业流向外资企业，长三角内外资企业之间工资差距逐渐扩大。 为了讨论外资企业进入对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和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引入以下模型： 假定1：劳动力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 假定2：东道国有
两个生产部门，均使用劳动力(L)和资本(K)两种生产要素，其中
部门为资本密集型部门，雇佣高技术劳动力，
部门为劳动密集型部门，雇佣高技术劳动力和低技术劳动力。 假定3：
部门的生产过程均满足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资本和劳动力以及其产出弹性均为外生给定。 假定4：外商资本与国内资本不能相互替代，且前者的资本密集度高于后者。由于东道国
部门的资本密集度较高，外资选择只进入
部门且雇佣高技术劳动力，造成
部门高技术劳动力的流出。 那么，在外资进入之前，东道国
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由于外资企业对高技术劳动力的偏好，吸引东道国高技术劳动力流入，其在
和
部门之间流动的结果为：
从模型分析不难发现，随着外商资本的流入，东道国
部门的高技术劳动力工资水平均增加，而由于低技术劳动力的充分供给，
部门低技术劳动力的工资却维持原来的较低水平，因此劳动力市场上高技术与低技术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将不断拉大。总体上，在
]部门所有工人(高技术劳动力)工资水平均上升的同时，
部门工人的平均工资也上升，其升高的幅度由
部门高技术劳动力流入
部门的数量决定。 深入分析可知，对于
部门，外资进入使得整个部门的资本密集度提高(如(12)式所示)，劳动力边际产出增加，部门平均工资上升。对于
部门的内资企业，尽管其资本密集度保持不变，但工资水平仍然上升，主要是由于两种效应：一是外资企业对高技术劳动力支付了高工资，内资企业也必须提高工资水平以留住本部门的高技术劳动力，即正向的工资溢出效应；二是外资企业的进入达到均衡时，整个部门的技术水平变化使得内资企业技术水平得以提高(如(17)式所示)，即技术溢出效应。由(14)式可知，随着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内资企业工资水平也随之提高。对于
部门的企业(内资企业)而言，仍然存在正向的工资溢出效应，即企业势必要提高工资以减少稀缺的高技术劳动力流出。与此同时，由于高技术劳动力的流出，使得内资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上升，企业的技术水平随之提高(如(18)式所示)，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增加，企业的平均工资上升。 然而就长三角地区而言，其劳动力市场并不能满足本文模型中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的假定，原因之一是目前市场上低技术劳动力大量过剩，高技术劳动力供不应求，相对稀缺；原因之二在于受到地域和行业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同质劳动力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他们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很难获得相同的工资水平。由此可见，上述分析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三、长三角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工资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通过年份虚拟变量和行政区划代码筛选出2003～2007年位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金华、温州、舟山、台州共18个城市的长三角企业，得到411462个观测值构成的不平衡面板数据集A。由于2003～2007年制造业外商资本分别占当年长三角外商资本总额的98.68%、98.66%、98.76%、98.73%和98.85%，这说明制造业是长三角外资进入最密集的行业，进一步从数据集A中选取农副食品加工业(s13)，食品制造业(s14)，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s15)，纺织业(s17)，纺织服装、服饰业(s18)，造纸和纸制品业(s2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s26)，医药制造业(s27)，化学纤维制造业(s28)，橡胶和塑料制品业(s2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s3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s3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s32)，金属制品业(s33)，通用设备制造业(s34)，专用设备制造业(s3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s3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s39)、仪器仪表制造业(s40)，其他制造业(s41)共20个二位数分类的制造业行业③。同时，观察到部分企业数据存在年份以及区域、行业代码缺失或异常，核心指标缺失或异常等问题，利用值域筛选、点阵预测等方法剔除这些企业，再由企业法人代码的交集得到4046个外资企业和22382个内资企业，5年共计132140个(26428×5)观测值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集B。 以下利用2003～2007年长三角26428家制造业企业数据，即数据集B，测算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并具体从行业和区域层面对该效应进行具体分析。 (一)计量模型 本文假定企业的生产过程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其中，Y、K和L分别为企业的产出、资本和劳动力，α为企业的资本产出弹性，T为技术水平。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决定工资，若W为工资水平，P为市场价格水平，
令w为实际工资W/P，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在(3)式的基础上，考虑到企业的工资水平还受到企业规模和时间因素的影响，本文加入了企业规模为自变量，并通过加入时间虚拟变量来控制各因素随时间变化的影响，以下式测算外资企业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C城市S行业内资企业i的工资：
(二)变量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产出(Y)：以不变价格的工业增加值表示。由于数据集B中只有现价的工业增加值，本文利用各个省份对应二位数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④进行调整，得到不变价格的工业增加值。 资本(K)：以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表示，利用对应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⑤行调整。 劳动力(L)：以企业年平均职工人数表示。 技术水平(T)：考虑到不同行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技术差异，本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数据集B分别估计了20个不同行业中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生产函数，通过计算得到内资和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T(详见附录1)。 企业规模(Scale)：为了反映企业在同行业中的相对规模，本文以企业工业增加值(现价)与该企业所在的二位数行业的平均工业增加值(现价)的比值衡量企业规模。 企业平均工资(w)：以对应省份年居民消费指数⑥企业工资进行平减，得到不变价格的工资水平，再以此除以企业年平均职工人数得到企业的平均工资。
：与内资企业i处于相同城市和行业的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占该城市和行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滞后一期)。
：与内资企业i处于不同城市(共17个)相同行业的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占该城市和行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滞后一期)。
：与内资企业i处于相同城市和行业的外资企业平均工资的均值(滞后一期)。
：与内资企业i处于不同城市(共17个)相同行业的外资企业平均工资的均值(滞后一期)。
如表1所示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外资企业具有比内资企业更高的技术水平、工资水平、资本密集度和企业规模。 (三)回归结果分析 1.行业层面 如表2所示，在几乎所有行业中，相较于相近区域的外资企业，同一区域的外资企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冲击和工资溢出效应对同一行业内资企业工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具体表现为系数
的显著性水平明显高于系数
，且系数
的显著性水平相对高于系数
。与此同时，外资企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冲击导致内资企业工资的提升要明显大于工资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系数
和
的数值明显大于
和
。
由前文分析可知，长三角纺织服装、服饰业中内外资企业工资差距十分显著，达到25.48%。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该工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同一区域外资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冲击造成的。该行业系数
的数值达到0.061，表明如果同一区域同一行业的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占该城市和行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上升1%，该区域内资企业的工资将提高6.30%⑦。类似地，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中内外资企业20.15%的工资差距也可以较好地被同一区域外资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冲击所解释：如果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占该城市和行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上升1%，该区域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将提高13.68%。相同的影响还出现在纺织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中，当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占所在区域和行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上升1%，该区域相应行业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将分别提高18.80%、33.13%、51.36%、28.50%。同时，纺织业中内资企业的工资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相近区域外资企业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冲击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当相近区域纺织业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占所在区域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上升1%，该区域纺织业的内资企业工资将提高71.27%，不过这种影响在其他行业并不存在。 显然，外资企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冲击导致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提升要明显大于工资溢出效应，而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几乎在所有行业中都显著存在(仅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除外)。其中，工资溢出效应相对明显的行业为纺织服装、服饰业，造纸和纸制品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纺织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具体表现为当该区域外资企业的平均工资上升1%，内资企业的工资将分别增长2.71%、2.33%、1.83%、1.66%、1.66%、1.31%。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其它行业，在纺织服装、服饰业，其他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中，外资企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冲击和工资溢出效应对同一行业内资企业的工资影响比较显著，而以上三个行业中内外资企业的工资差距在20个行业中也相对较大，分别为25.48%、11.22%、4.71%。所以，(22)式选取的解释变量对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表2的回归结果有较高的可信度。
2.区域层面 如表3所示，对于所有城市，外资企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冲击导致内资企业工资的提升要明显大于工资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系数
和
的数值明显大于系数
和
，但不同城市的内资企业受到本地和相近区域外资企业的影响差异较大。对于上海、无锡、南京和金华，本地外资企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冲击对内资企业的工资并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是当地内资企业的工资却显著受到长三角其它城市外资企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当相近城市的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占该区域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上升1%，位于上海、无锡、南京和金华的内资企业工资将分别提高73.25%、58.14%、118.22%和49.54%。对于苏州、杭州、南通、宁波、嘉兴和湖州，内资企业的工资却主要受到本地外资企业的影响，当本地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占该区域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上升1%，位于苏州、杭州、南通、宁波、嘉兴和湖州的内资企业工资将分别提高61.66%、52.33%、47.36%、31.66%、41.30%和30.95%。 就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而言，上海、无锡、杭州、宁波、湖州和金华受到本地外资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较为显著，当本地外资企业的平均工资上升1%，以上城市内资企业的工资将分别增长1.03%、0.45%、0.68%、0.36%、0.58%和0.51%。位于苏州、南京、嘉兴、常州、绍兴、扬州、温州和台州的内资企业却主要受到相近城市外资企业工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当相近区域的外资企业平均工资上升1%，以上城市内资企业的工资将分别增长0.69%、0.36%、0.37%、0.18%、0*18%、0.74%、0.19%和0.30%。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大多数城市，本地外资企业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明显大于内资企业，这部分解释了前文估计的长三角内外资企业工资差距逐渐拉大的态势。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从理论和模型分析不难发现，随着外商资本的流入，东道国所有部门的高技术劳动力工资均得到提高，但非外资进入的部门中低技术劳动力的工资却维持原来的较低水平，因此劳动力市场上高技术与低技术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将不断拉大。进一步地，对于外资进入部门的内资企业来说，尽管其资本密集度保持不变，但工资水平仍然上升，这主要是基于两种效应：一是工资溢出效应；二是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就外资企业对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行业层面的分析表明，相较于相近区域的外资企业，同一区域的外资企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冲击和工资溢出效应对同一行业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影响更为显著，而且外资企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冲击导致内资企业工资的提升要明显大于工资溢出效应。结合本文对内外资企业工资差距的估计，这一结论能较好地解释同一行业内外资企业的工资差距。区域层面的分析表明，外资企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冲击导致内资企业工资的提升要明显大于工资溢出效应，但不同城市的内资企业受到本地和相近区域外资企业的影响差异很大。本地工资溢出效应能够部分解释长三角地区内外资企业工资差距拉大的态势。 (二)政策建议 首先，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能够带动本地企业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而且外资企业参与竞争也促进了本地企业的管理制度和薪酬制度改革，这些积极效应是政府通过引进外资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有利方面。然而，外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而技能、区域和行业工资差距的扩大加剧了我国业已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因此，在继续吸引利用外资的同时，也应考虑到其与国内收入分配政策的协调。 其次，政府应对占据相当比重的低技术劳动力给予一定政策倾斜，以此缓解高技术劳动力供不应求而低技术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窘境。例如，加大教育投资力度，补贴在职或脱产培训，鼓励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采取优惠政策促使劳动力尤其是高技术人才到中西部地区或中小企业就业或创业，通过在区域、行业以及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带动外资的技术溢出和工资溢出，在不同维度上共同提高工资水平，同时缩小工资差距。 最后，由于内资企业工资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本地和相近区域外资企业的工资溢出以及企业自身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度的提升，因此对于内资企业而言，不同类型的企业要根据自身特点确立企业的技术进步模式，对具有规模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的外资企业不仅要加强对其先进技术的学习、模仿和消化吸收，更重要的是加快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应更为注重关键技术的引进和模仿创新。 ①2011年6月，国务院批复的《中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指上海市和江苏省、浙江省的部分地区，具体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金华、温州、舟山、台州18个城市。 ②根据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此处是指外商资本大于0的企业。 ③根据最新国家统计局行业划分标准，括号内s后面的数字表示企业的行业代码前两位。 ④数据来源于2003～2007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调整为以2003年为基期，即2003年工业品出场价格指数为1。 ⑦此处百分比的计算方法为100×[exp(0.061)-1]，计算方法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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