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太子与《昭明文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文论文,太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选的《昭明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以至于此选本传世之后，便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谚语，这让我们形象地感受到了这部文学选本在学人士子心中的重要地位。
其实，文章之选本，并非自《文选》始。撇开因年代久远，无法评说的《诗经》，仅就从晋代至《文选》诞生的南北朝这一段短短的时间而言，条别文体、追溯文章源流的文章选本，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就有杜预的《善文》、李充的《翰林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等。但可惜的是，这些选本我们目前都已经看不到了。今人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学选本就是《文选》了。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出《文选》的重要了。
从研究中国编辑史的角度看，《文选》也是一部重要的文献。它不仅开创了中国编辑史上的一个新的编辑类别──“选学”，而且，编辑者萧统的文学主张、编辑体例也深深地影响了许多人。因此，我们研究中国编辑史，就不能不注重《文选》的研究。而要研究《文选》，正象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就不能不注意《文选》出世的时代背景。
一、《文选》的时代背景
人们对任何事物本质的认识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也是如此。
先秦时期，人们曾将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作统称为文学。《汉书·艺文志》就包含了六艺（艺的部分）及诗赋、诗子、兵书、方技、数术（文的部分）等几乎所有的书面著作。这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是很不科学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创作的积累及各种文体的日益多样化，随着人们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变化，人们逐渐试图将文学同哲学、历史等区分开来而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而且，在人们对文学的本质进行探索的同时，因文学体裁的日益丰富，人们也正试图为文学分类。在《文选》之前，这一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三国时魏国的曹丕，在其著名的文章《典论》里这样写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他在这里将“文”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是目前我们知道的较早的文体分类。继曹丕之后，陆机在他的名篇《文赋》中，将“文”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议、奏、说等，比曹丕多了若干类。
在这些文学理论家对文学体裁进行着理论上的探讨时，也有一些人已经开始从实践上对文章进行分类了。如前所述，与陆机同时代的挚虞以条别文体为目的，编辑了《文章流别集》。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了萧统，影响着他的《文选》的编辑活动。如果单从对文体的分类上讲，《文选》的分类虽然更细、更全，比曹丕与陆机所分多出了许多，但他们大体的路子还是一致的。但《文选》的主要成就决不仅限于此。它之所以一出世便为文人所津津乐道，现代研究中国编辑史者及中国文学史者也都很重视它，是有其内在原因的。这原因就是它的成就卓著，是可以标柄于中国编辑史及中国文学史。
二、《文选》的成就
《文选》的成就，历代研究者论述较多，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之。
1、以《文选》为载体，编辑者萧统大胆地把他的文学观表达出来，将文学同哲学、史学等分开，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开一代之先河。
如前所述，先秦时期人们的文学观念是比较模糊的。从两汉开始，由于文学体裁的增多，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人们开始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文学的范围有多大？文学创作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基于这些问题，从曹丕开始，许多学者纷纷著文论述自己对文学的看法，以至于这一时期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真正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内对文学的研究从曹丕开始，至南北朝时的刘勰写出《文心雕龙》时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也仅是从“文体同而末异”出发，指出了四类不同文体各自的特点，并没有明确言及文学的范围。陆机的《文赋》同《典论·论文》大同而小异。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虽涉及了文学本源问题，但他认为文学根源于“道”，而“道”本身又被圣人所发现和体现，通过圣人之手用文来表现它。因此，经过圣人所删述的“六经”就成了“道”的文字表现形式和真理的渊薮。因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一切文章的本源起于“六经”，而文学的职能也在于阐述“六经”中所蕴含的“圣道”①。
正因为如此，萧统在他的《文选·序》中所表达的文学观，特别是他的文学“独立”观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萧统在编选《文选》时，曾召集过许多文学家一起工作。有人还认为《文选》的编选工作刘勰也参加过意见。《文选·序》所表现的文学创作观点也确实同刘勰等人的主张大致相同。但是，在文学的范围方面他的看法同刘勰等人的却大大的不同了。萧统大胆地把“经”、“子”“史”等著作划出文学范畴之外，不采入《文选》可见，他更注重文学同非文学的界线，认为哲学及史学不属于文学范畴。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很振聋发聩的。但萧统并不是把“史”完全排除于文学之外，他认为史学中的某些“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赞论和序述是文学作品，可以选入《文选》。这些都说明他的文学范畴观是挚着而且经过深思熟虑的，既不囿于前人的观点，什么都划入文学范畴，又不全面否定，固执己见。
文学范畴涉及到文学的本质，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现代人觉得文、史、哲不容混淆是常识性的，但在一千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就能把哲学、史学排除于文学之外，不仅需要胆量，而且还需要学识，需要真知灼见。而这一见解最先由一位编辑者萧统提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编辑史上的幸事。
2、《文选》使中国编辑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编辑类别──选编。
搞文学选本，肯定是文学兴旺发达及人们观念进步和更新的产物；而且如前所述这一观念也不始于南北朝。但流传到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学选本就是《文选》了。至于“选编”的价值，学者们已多有论述，这里就不再列举。本文只想指出这样两个事实：一是编辑出版事业中，总集和选集交相辉映，互为补充，缺一不可；二是从《文选》开始，中国历史上各种倍受人们欢迎的选本不胜枚举。
3、《文选》对文体的分类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学者。
曹丕将文体分为四类，陆机发展了曹氏的观点，将文体分为十类。而《文选》将文体细分为三十七类，足见其网罗之详备了。难能可贵的是，萧统不仅在“文学”这一概念之下分出了赋、诗等一级类目，还在赋、诗等一级类目的基础上，又细分出了二级类目。如他将诗又细分为二十三类，赋细分为十五类，《文选·序》中有这样的话：“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各以类分，类分之中，以时代相次。”这种区分上下位类的分类方法虽不始于萧统，在《汉书·艺文志》中就已经有了，但《汉书·艺文志》是以人相别分类的，即将赋分为“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四类，没有说明分类的依据，而且标准也很含糊。后人看了之后莫名其妙，只好纷纷猜测其意思。而《文选》则明确地以写作内容为分类的依据。他的这些做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后世的文学选本多采用他的做法，如宋人的《文苑英华》等。
三、《文选》的不足
《文选》分类之繁杂与标准的不尽统一前人已有论及。宋人苏轼说它“编次无法”，姚鼎说它“分体碎杂”，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
《文选》将“文”分为37大类，在这37大类中有一些是不应单列一类的。我们下面试例说明之。首先说“辞”。“辞”一类《文选》中只收汉武帝《秋风辞》一首，以“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起句，显见是仿汉高祖《大风歌》而作，而且从其本身看也应归入“诗”中。《大风歌》即在《文选》“诗”类之中的“杂歌”类里。另一首为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不用说也应归入“诗”类。这两首诗，只因诗名中有“辞”字而单列为一大类──“辞”，显然不科学。其次，我们再说一下“表”及“上书”、“弹事”。《文选》所分的“表”、“上书”、“弹事”三大类，其实皆应为一类。“表”与“上书”皆为下对上所言之文，只是叫法不同，有的朝代称“表”有的朝代叫“上书”罢了，没有必要细分为二。至于“弹事”应是“上书”下属的第二位类，同“上书”为属种关系，不能并列在一起。再次，大类之中二位类的分类也存在着分类标准不一的现象。我们试以“赋”类观之。《文选》将“赋”细分为15小类。有的以赋所描写的客体作为分类标准，如“京都”、“宫殿”等；有的却以是否言情作为依据，如“情”、“哀伤”，让人难以把握，萧统自己有时也似是而非。如《子虚赋》实为借事以讽谏，《文选》却将其入“畋猎”类。《风》也是一篇借物言“志”的抒情之赋，《文选》却把它放到了“物色”之类了。此种现象不一而足，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掌握科学的分类知识，对所选之文进行科学的正确的分类是选家应重视的一大问题，我们虽不能苟求于古人，但“以史为鉴”却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四、一个应当澄清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想谈一谈研究《文选》必然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一问题有澄清的必要。
大多数著作、文章在说到《文选》的选文标准，或者说谈到编辑者萧统的文学观时，都将《文选·序》中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看成是萧统对整个文学作品的选择标准。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书中全都这样认为。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我们只要认真研读一下《文选·序》就可以看出：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只不过是萧统选史中之“文”的标准·
《文选·序》一开始萧统便开列了他心目中的文学作品，按顺序写了赋、诗、颂、箴、论、铭、诔及诏、教、表之类，并一一指出了它们的特点。然后萧统文笔一转，指出：姬公、孔父之书不敢妄加剪裁，所以不敢选入《文选》；庄、孟之作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所以也不选；至于战国时的辩士之语，虽“事美一时”，但“概见坟籍，旁出子史”，所以也就不选了。实际上萧统是用一种委婉的口气将它们排斥于文学之外了。写到这，萧统又专门说到“史”的问题。他说：“至于论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故与夫篇什”。很明显，“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是与“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联在一起说的，指的是萧统所以认为的“史”中的可入《文选》的“文”的标准，不是他对整个选入文选之文的标准，这一点是应该弄清楚的。至于萧统选文的标准是什么，这是研究者应研究的一个问题。
注释：
①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文学史》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