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非国家化与国际科技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合作论文,化与论文,科学论文,国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无国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的特殊属性，代表了科学共同体在人类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从科学活动和科技政策的角度来看，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支持体系，却又呈现着高度国家化的特征。我们试图从当今社会经济与科学发展的特点出发，指出科学的非国家化已成为一种趋势。在这一潮流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利用这一形势，通过广泛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参与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
科学的国家化与非国家化
科学的非国家化系指科学活动主要由非政府或跨国机构组织，这与跨国科学略有不同，后者指参与科学技术活动的人员、设备或基金来自一个以上的国家。
在近现代科学诞生地的欧洲，近代科学是以科学的非国家化形态出现的。由于中世纪特殊的政治原因和宗教统治，至文艺复兴时，全欧洲的学者可以自由地从事教学、天文、观察和进行各种研究。学术界有高度统一的语言（拉丁语）、学术规范等。
随着宗教改革和近代国家形态日趋完备，作为学术传播重要场所的大学逐渐失去了“国际性”而“国家化”或“地方化”。使得科学迈出“国家化”的第一步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科学开始在欧洲的市政建设、军事防务等方面发挥作用。大约在17世纪、18世纪，欧洲完成了从跨国的科学形态向科学“国家化”的转变。随着各个不同的宫廷陆续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力量，政府开始资助本国的科学和学术发展，科学国家化的形态日益明显。科学国家化的最终完成，是以国家开始作为科学活动的组织单位和主要舞台出现。
科学的国家化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直至今天仍是科学进步最为重要的社会保证。
学者们一直坚持科学无国界的观点。进入19世纪下半叶后，要求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随着新的科学现象不断出现，新观念、新理论的涌现，在世界各地从事研究的学者迫切感到，需要对科学技术取得共识，建立起相互间的“对话”系统，需要对诸如原子量、电磁强度等建立统一的度量标准。于是，从1860年起，开始出现了各种专门的国家科学组织，并于1931年成立了国际科学联合理事会。与此同时，还举行了各种国际科学技术会议。这些活动，都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科技合作。不仅如此，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取得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成果。
研究与发展的非国家化
近年来，国际科技合作日益活跃。据对30个工业国家出版的权威科技刊物进行统计分析，1981—1986年间跨国联合署名的文章超过19%，而且这一比例在不断提高，至90年代初已超过38%，跨国进行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在80年代后日渐增多，这些都表明，跨国科技合作研究在近年来呈快速增长的趋势。
进入80年代后，科学非国家化程度加快。中国、东欧和前苏联迅速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使得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的合作越来越具有广泛性。另一方面，区域性科学研究的联合及所获得的财政支持，加速了科技合作的进行。欧美一直就有通过区域合作进行科技研究的传统，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机制。欧洲共同体支持了一批十分广泛的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在内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如尤里卡计划等。1990—1994年间，欧共体的研究经费为每年约20亿美元，这是专门用于欧共体合作研究的（当然，这只是欧共体12个国家全部研究经费的2%），除此之外，北约也有专门的合作研究经费。在开展与欧共体及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科技合作的同时，发展中国家通过组织第三世界科学院等形式，也积极推进科技合作。
当前，推动科学非国有化的重要原因，系来自跨国公司，特别是私营民间跨国公司，在“研究与发展”（R&D）项目方面的巨额投资。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日益紧密的联系，使得跨国公司在R&D中的作用与日俱增。为了增强竞争实力，一大批跨国公司竟相加大R&D方面的投入，重视科技研究，这样，使得国际科技合作的广度与强度日益扩大。
在跨国公司投资进行生产的同时，全球性的投资进行R&D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对R&D投入的增加，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经济竞争能力，而且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现在，受各种跨国公司资助的研究项目在科学研究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并且取得了乐观的成就。
抓住机遇，参与国际科技合作
改革开放为我国适时参与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前国际科技走向了全球合作的氛围。因此，抓住机遇，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应成为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政策之一。除了传统的国际科技合作，如互派人员讲学、进修、派遣留学生等外，我们还应根据当前国际科技合作的新特点，制定出相应的对策。
基础研究工作的开放性和成果共享的特征，使得在这些领域研究的非国家化特征十分明显。我们认为，我国有着丰富的智力资源，因此可以使基础研究向全世界开放——即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瞄准世界第一流水平，利用国际合作的途径培养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队伍，将大量低水平重复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缩减为一定数量小而精的开放性机构，直接参与国际竞争。国家教委确定的开放性的南开数学研究所、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中国资助的基础研究项目等，应成为今后我国开展基础研究的方向。
在当前国际科技合作中，由于经济、社会的不平衡性以及观念上的某些原因，在推动科学非国家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明显地落后于发达国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投入R&D的资金绝对数量少，另一方面，在吸收国际R&D资金方面，速度也明显地慢于发达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样也面临着上述问题。
针对当前跨国公司特别是私营企业在母国以外投入R&D日趋增大的情况，我们应在推进和完善政府间及与国际组织搞好科技合作的同时，大力拓宽民间科技合作的领域与规模。在吸收国外大公司在我国投资的过程中，应将在我国建立R&D中心作为重要的方面。
利用当前跨国科技合作的趋势，针对不同领域的特点与优势，制定开展科技合作的策略，有目的、有选择的开展国际合作，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方针。如在生物技术的研究中，美国各大公司的研究协议中，1/3是与国外机构签订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特点，采取适当的形式参与合作。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我国独特的自然、人文条件开展各种国际科技合作。
日益增多的跨国合作，导致科学的非国家化加剧，这对于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将带来主权、尊严方面的挑战。为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国际科技合作的规范和成功经验，在促进中国与世界科学事业的同时，维护主权与尊严，共同为开创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国际空间”做出贡献，促进中国及世界科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