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的经世理学与政治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政治论文,胡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湘军人物大多信奉经世理学，胡林翼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认为“今天下之乱不在盗贼，而在人心”，作为朝廷的地方官，应为天下大局着想，实心任事；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胡林翼认为必须“恩威并重”，他一方面以团练、亲兵大肆捕杀，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节义”，加强社会风化的改良；胡林翼在政治实践中，处处奉理学为圭臬，并应用于吏治、选将、战略战术、理财等各个方面。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人物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信奉经世理学。经世理学是清代乾嘉以来“复兴”的今文经学之继续，其特点是实行汉、宋兼容，即一改昔日一味推崇宋学、排斥汉学的倾向，而对汉学、宋学中有资经世之内容一并采掇。为了经世的需要，遍收一切儒家经典之微言大义。到近代，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经世理学终于找到它的用武之地，湘军人物大多成了经世理学的信徒和实践者。本文试从以下三方面浅说胡林翼的经世理学与其政治实践。
一、经世理学与加入湘军
胡林翼生活的时代，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不少地主士人认识到“悲风渐至”的严峻现实。胡林翼认为：“今天下之乱不在盗贼，而在人心”〔1〕。他把社会由治变乱的原因归结为人心不古，“天下以盗贼为患，而乱天下者，不在盗贼，而在人才不出，居人上者，不知求才耳”〔2〕。所以，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必须有“大力气者”来收笼散乱的人心。
胡林翼出身地主官僚家庭，他自己说：“吾宗自高祖之时，胡门乃大”〔3〕，他家上六代俱为地主，其曾祖、 叔祖皆是很有影响的地方士绅，他的父亲胡达源1819年中进士，名列一甲三名（探花），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在这样的家庭中，胡林翼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胡林翼认为：“盗贼充斥天下，与叛藩叛国可以避地避世界不同”〔4〕，由于当政的大大小小官员缺乏“真性情”， 不知积极教化人心，不知广泛为国家搜罗有用之才，同时，国家军队中的将官，一味贪财糜饷，不能有效地镇压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国家因此出现危机。胡林翼对这种腐败现象深感忧虑和痛心，所以他一到地方任职，就发誓“作一清官”，并且愿到非常穷困且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贵州任职，认为“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5〕。 表现了不同于一般官僚的政治品质。
太平天国起义，打碎了地主阶级分子“高枕山林，弄稚子，曝帘日”〔6〕式的安闲生活，胡林翼也深感“桑梓之祸”。所以，他认为， 作为朝廷的地方官，必须抛开一味陶醉在小家庭等私人圈子内的生活，必须具有为天下大局着想的志向和为本阶级利益而实心任事的实干精神。胡林翼曾对人说：“士大夫居家有田庐亚旅，若佃户抗租，则深恨切齿，必乞威力于牧令以惩之……此害于而家也。至国家则无人过问，此不仁不忠不恕之大者矣。”〔7〕基于这种清醒的阶级意识，胡林翼认为，“做一日官，尽一日心力，潦草固为罪，粉饰尤大罪也”〔8〕。 他在贵州，四握郡符，努力熟悉各地地理环境，大力保甲团练，以惩治“盗匪”。胡林翼在镇远府任，虽时间不长，却绘图百幅，山径险僻“土人不悉者，……已尽知之”〔9〕。 后来听说清江雷公山有盗匪出没，胡林翼要求当地知县核查该地地形，“不厌其烦，不厌其详”〔10〕。正由于此，胡林翼在贵州镇压了多起农民起义。胡林翼认为，只有充分利用保甲团练清除“盗匪”，才能将农民起义扼杀于萌芽状态，“目前之小股，即异日之大股，目前之小盗，即异日之流寇，固不待洪韦逆匪窜入黎境，始可虑也”〔11〕。他后来说：“卑府昔年所杀之匪多矣，因已往不可追咎，只可疏节阔目，专以除害为主，并无计功近名之心。”〔12〕
胡林翼加入湘军，有很多原因，但根本还在于他对湘军的态度。胡林翼1853年冬奉调进入湖北配合湘军作战，他在事先与湘军无多少接触，除与左宗棠关系较密，与曾国藩、罗泽南等人仅是一般同乡，无多少来往。但当他一进入湖北，对湘军的第一印象便相当好，认为湘军在今日总算强兵，“入湘以后，默察丈（按，指曾国藩）之鉴赏，乃自信益坚矣”〔13〕。所以，尽管胡林翼比曾国藩资历老，但仍以部下身份去拜见曾国藩。相对于腐败的江南、江北两大营，胡林翼认为，湘军是一支能与太平天国抗衡的部队，但由于湘军得不到朝廷信任，处境十分艰难，胡林翼对此十分不满。他说：“此军颇强，颇知耻，并无闹事之人，天下惟要脸者不招人爱，而不要脸者，偏爱之矣。”“即如江西之援军，及涤帅旧留江西之部曲，在今日总算强兵，然百日无饷矣。若吴若皖之兵，以十万余计，未必如此之厄，亦可慨矣。”〔14〕所以，在就任湖北巡抚后，胡林翼以替湘军筹饷为己任，同时不断为湘军谋取政治地位，全力支持湘军。
二、以刀杀人与以理杀人
胡林翼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认为必须“恩威并重”，认为“盖今日之风俗，已非昔比，愈退层则民气愈骄，愈消化而痈毒愈大……有恩无威，势不可遏，有威无恩，后难持人”。〔15〕他一方面以团练、亲兵大肆捕杀，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节义”，加强社会风化的改变，即以封建法制和封建道德“杀人”。
胡林翼认为，社会变乱关键在于封建的纲常礼教未得到广泛贯彻，他说：“礼经不讲久矣，当以紫阳、涑水（按，朱熹别号紫阳，司马光为陕州夏县涑水人，世称涑水先生）为师。三礼之学，百世不惑，讲学亦必以复礼为主。”〔16〕礼经是封建道德的典范之作，朱熹认为：“自古天下未可以外此而为治者”〔17〕。并把它发展为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把“仁、义、礼、智”作为“天理”规定下来，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这种严格的封建礼教，老百姓一旦稍有违背，即是犯上作乱，必将遭到无情诛杀，这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阶级统治而强加于人民的精神枷锁。胡林翼作为经世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深谙理学意义之所在，他每到一处，为平息农民起义，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访孝拜贤。在贵州安顺知府任时，胡林翼倡义学十数处，采访节孝800多人，并汇案请旌， 这在安顺200年历史中，尚属首次。在湖北，先后17 次奏请旌表所谓殉难官绅士女，并在省内首创“节义局”作为专门的地方旌奖机构，先后旌奖人数达万计！胡林翼认为，表彰“节义”，“此事关系名教，湖北怨气不申，亦由长官不以节义为重也。应即视为第一要件”，〔18〕胡林翼不断要求地方官重视地方风化的改变：“原以忠义孝弟之士，及节孝贞烈妇女为天地正气，风化攸关，例准旌表建祠，典至重也”。甚至对于不很合格的也要变通办理，以“成人之美”。胡林翼对那些只知腐化享乐的官员非常痛恨：“夫贞烈有何格例？其愚诚所识，往往独行其是，……又何惜此小费哉？”〔19〕把倡导“节义”作为一项长久之计来办。事实上，经过胡林翼这种努力，湖北虽经百般搜刮，却一改昔日贫困之象，呈现“富甲一方”的“繁荣”之景，这和胡林翼加强“风化”是有密切关系的。
当然，面对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镇压农民起义是首要任务，胡林翼认为，“救天下之急症，莫如选将，治天下之真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标，吏治如治本”〔20〕。他要求地方官及湘军将领，无情镇压起义农民，特别对“盗匪头领”格杀勿论。胡林翼甚至要求地方官简化杀人手续：“此后如拿获要犯，最要紧者禀臬宪，其供情如确切，自己信得心过，则不必解省，总以办事为主，毋以禀牍为先。”〔21〕同时，胡林翼与一般“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迂腐理学家不同，为对付太平军强大的军事进攻，他认真钻研军事、地理等“实学”。胡林翼早年跟随蔡用锡学习舆地之学，虽只两年时间，但胡林翼却深感受用终生。由于忙于镇压农民起义，一直未有专门著作问世，故在其晚年，努力辑成《读史兵略》一书，在积极阐发理学的同时，更强调了解天下大势之重要。在地理学上功夫更深，连曾国藩也叹服胡林翼“进德之猛”。《读史兵略》“取《左传》、《通鉴》之兵事地理而编次之，兵事以知略为上，地理以释名为考证”。胡林翼认为，辑此书有其“精微者”〔22〕在，虽有些神秘，但其意却很明显。胡林翼丰富的舆地知识，对他为湘军制定战略等方面，有很大帮助。
三、经世理学与政治实践
胡林翼在其政治实践中，处处奉理学为圭臬，大谈“心”、“性”等玄奥“真理”，并把理学应用于吏治、选将、战略战术、理财等各个方面。
胡林翼认为，天下大乱的直接原因是贪官庸吏导致的腐败政治，“近年来，官长之所少者，才略；而尤少者，真性情也”〔23〕。“国家之败，由官邪也”〔24〕。把惩治贪官庸吏放到与剿办“盗匪”同等的地位。胡林翼表示：“侍在此一日，必劾贪官怯将，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懈。”〔25〕同时，力保那些能“实心任事”之官员。胡林翼选用官吏，首重气节，“有气节，则本根已植，长短高下均无不宜”〔26〕。他要求官员能有踏实做事的行政作风：“经天纬地之才，不外人情物理也。俗士心乎俗志，不曾向事理体验，名士鹜于虚声，亦不曾向实事体验，吏事所以实颓，人才所以不出也。司马公为近千年第一流人，考其实际，不过脚踏实地尔。”〔27〕同时要求抛弃官场虚浮的应酬作风：“乱世之事，非脱尽衙门科臼，屏谢世禄门户，掊击官场陋习，事无不成”〔28〕。对那些预存躁进之心、作风虚浮的官员，一并参劾不用。
在选择湘军将领方面胡林翼认为，将才同样必须以气节为重，“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专尚驯谨之人，则久而必惰，专求悍鸷之士，则久而必骄，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一流，气不盛者，遇事而气先慑，而且先逃，而心先摇，平时奉命唯谨，临大难而中无主，其识力既钝，其胆力必减，固可忧至大矣”〔29〕。胡林翼认为，那种文而近史、武而近侠的人物，都不是将才之选，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志向。即使如湘军大将李续宜，由于他好修饰、不喜朴鲁，胡林翼也不尽满意，曾认为他不能成为独当一面之才。湘军人物李续宜、鲍超、唐训方及多隆阿、舒兴阿等人，之所以能在前线协调作战而立下战功，胡林翼认为是由于这批人基本能做到“和协众心”。胡林翼曾和不少湘军将领约为兄弟，其目的在于能得其“心力”，以致共同对敌。胡林翼强调，战将必有“公心”，能“齐心”，“事之成败，不争贼之强弱多寡，而在我辈之和与不和，慎与不慎耳”〔30〕。所以，在皖北战场，面对陈玉成西征大军的严重威胁，胡林翼为充分利用多隆阿的马步精兵，采取“申多抑鲍”的举措，让较有大局观念，临阵知变的多隆阿任前敌总指挥，告诫鲍超、唐训方等人：“军之事，不患兵力之不勇，而患兵心之不齐”〔31〕。必须听从多隆阿统一指挥。
胡林翼在制定战略、战术时，同样充分吸取理学的“养分”。其一，主张以静制动。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战略上重要一条是以静制动，以静制动本是理学原则，《大学章句》中全文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有得。 ”〔 32〕胡林翼在1855年初，曾因力攻武汉而兵溃奓山，但他很快认识到蛮攻死拼的失误，对武汉采取“长堑围困之计”，最终夺取了武汉。后在皖北战场，他反复告诫湘军将领，要吸取李续宾兵败三河的教训，学习湘军“愈老愈坚”的本领，做到不攻坚、不破垒，认为战斗靠的是勇气，“当以节宣蓄养，提振在先”〔33〕。“若蓄势审机，驻兵于贼所必争之地，使贼欲不战而不可得，则一半年之后，城邑可复， 是似迟而实速也”〔34〕。尤其是鲍超部，酷好攻坚，胡林翼反复教示他要坚忍以待，“夫兵，不可以力争，贵审势而扼其要，战不可以勇斗，必择利而蹈其瑕，宜虚心讲求，不容孟浪”〔35〕。其二，要求详察地形。胡林翼认为，“兵事贵审地势也”。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略上，胡林翼认为，必须首先攻克武江、九江等沿江上游据点，争取战略主动权，然后蓄养力量，各个击破。“夷考古今平贼之略，必以据上游形势，断贼粮为先，而财帛之丰歉不与焉”〔36〕。在兵事与地理关系上，胡林翼的论述确有许多可资鉴取之处，如在皖北战场，他认为，必须将巢湖以南州县克复，然后才能谋取巢湖以北。“盖巢湖之界限，亦颇如洞庭之界鼎澧，岳鄂彭蠡之界，饶广南昌九江也”。他判断，太平军西征军即使能分支从江南进入两湖，但远绕南昌进入两湖“其势固难”，这种判断是非常有见地的。所以，在皖北战场，胡林翼分兵四路，先渐次克复巢湖之南的宿松、太湖、望江、怀宁、桐城、英山、霍山、潜山，然后屯兵桐城、六安，以取庐州，“巢湖之南，必须努力，此天地自然之界限，即行军自然之次第”〔37〕。胡林翼还反复告诫湖北将领金国琛等人，要学习李续宜善于观察地形的作风，要求：“先一日二日安札老营之时，亲同明白营官四围审视一次，必可得贼之要领”〔38〕。此外，胡林翼还要求湘军严汰疲羸之卒，实行最精最优的原则，等等。
在理财方面，胡林翼同样强调“圣贤之学”，他认为：“理财原本圣学，其体在正心，其用在知人，若此数大政（按，指钱漕、盐课、关政等）得人而治，综核精审，勒归旧额，何待捐输、大钱、钞票为事哉？近人日议生财，而日事纷更，不揣其本，而锢蔽于卑琐之计，以此求富，是北辙而南辕也”〔39〕。再如胡林翼主张地方实行保甲团练，他在贵州时，每10户设一牌长，每一寨设团长2—3人，数寨设乡正1—2人，“以此数人专主剿贼之事，即汉书之游徼，周礼之闾师也”〔40〕。胡林翼在其政治实践中，可谓是无处不援用儒家经典，无处不奉行经世理学。
胡林翼由于深受经世理学的影响，虽然他看到，由于政治腐败，清王朝的“气数”将尽，“吾辈所做之事，皆是与气数相争，然成败之数、盈虚之数，有天命焉，非忧思即能稍减也”〔41〕。但为了阶级利益的大局，他仍表示要尽其“心力”。胡林翼早年在贵州做官时，因长期风餐露宿，患有严重肺病，加入湘军后，又经历了与太平军作战的风风雨雨，身体一直很差，他表示：“林翼精力殆将不支，然无法可避，只合干去，譬之大海遭风，不行亦未必活命也。”〔42〕并反复告诫地方官员“凡事尽一分心力，必有一份成效”〔43〕，表现了一个在封建王朝彻底崩溃前夜中顽抗到底的卫道士的品性。当然，胡林翼始终奉经世理学为圭臬的政治品性，使他成为湘军史中他人不可替代的人物，了解他的经世理学及其实践活动，不仅可看清封建道德纲常的顽固性，同时可从侧面窥探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对于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均有重大意义。
注释：
〔1〕《胡林翼全集》（中）《书牍》卷34，第106页，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
〔2〕〔26〕〔33〕〔42〕同〔1〕，第10卷，第116、129、116、117页。
〔3〕〔5〕《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1版第194、210页。
〔4〕同〔1〕，第12卷，第147页。
〔6〕《左宗棠未刊书牍》岳麓书社1989年2月版，第6页。
〔7〕〔18〕〔27〕〔35〕〔39〕《胡文忠公抚鄂记》岳麓书社1988年3月版，第143、40、137、92、145—146页。
〔8〕〔9〕同〔1〕，卷1，第10、12页。
〔10〕〔23〕〔40〕同〔1〕，卷4，第41、45、42页。
〔11〕〔24〕同〔1〕，卷2，第21、23页。
〔12〕〔15〕〔21〕〔43〕卷5，第54、58、60、151页。
〔13〕同〔1〕，卷33，第100页。
〔14〕〔20〕〔25〕同〔1〕，卷9，第101—102、106、103页。
〔16〕同〔1〕卷25，第155页。
〔17〕《朱子文集》卷12，《甲寅拟上封事》。
〔19〕同〔1〕，批札，卷3，第40页。
〔22〕同〔1〕，卷30，第36页。
〔28〕〔30〕《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岳麓书社1989年7月版，第4、33页。
〔29〕同〔1〕，卷14，第25页。
〔31〕同〔1〕，卷19，第80页。
〔32〕《大学章句集注》第3页。
〔34〕同〔1〕，卷11，第126页。
〔36〕同〔1〕，上册，卷4，第41页。
〔37〕同〔1〕，卷18，第72页。
〔38〕《胡文忠公致金方伯手翰》卷上。
〔41〕同〔1〕，卷42，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