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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3）01－0056－07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到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这个目标，既涉及到我国有无可能保持连续4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理论回答，也关系到我国能否在21世纪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怎样实现这个目标，“十六大”报告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国家强制将经济资源从农业部门集中到工业部门，在工业内部执行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的道路。它虽然使我国在较短的时期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却是以资源的极度浪费、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等为代价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探索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目前，我国不少的工业产品产量跃升世界前列，工业整体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但我国仍然面临着一些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一是我国迄今仍有62.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劳动力随着工业化进程向其他部门转移的速度十分缓慢；二是工业结构不合理，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生产规模不经济，能源利用率低和环境污染严重；三是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世界对比看，我们仍然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巨大优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强劲的竞争压力。当前正在发生着的信息技术革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和赶超的机会。通过探索一条具有现代意义的、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我国完全有可能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和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目标。
一、调整所有制结构，形成国有经济为主导、混合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传统的工业化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相应地，传统工业化是在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下推进的，国有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最主要载体和推动力量。1980年，在我国GDP的构成中， 国有经济占78％，集体所有制经济占20％，非公有制经济只占2％。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 到2001年，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40％左右， 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比重上升到36％，而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经上升到24％。预计到2010年，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要下降到30％以下，而个体、私人经济的比重将上升到40％左右。由于目前我们的国有经济和国有大企业主要集中在并且主导着矿产资源的开采、石油化工、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大的交通运输、港口设施、铁路、航空等基础产业，而这些基础产业的存在和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仍然至关重要，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即使在今后很长时期，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仍然需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兴办大型国有企业，实现资本集中，兴办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基础产业，为工业化奠定基础。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今后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国有经济为主导，混合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将有助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和形成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长久动力（吕政，2002）。
目前，集体所有制经济实际上在发生着分化。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的大量城镇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已经通过股份合作制或者由私人承包、租赁等方式逐步退出了集体经济领域，变成了非公有制企业。加上一些小型国有企业通过拍卖、租赁等形式转换为非国有企业，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形式。混合经济的含义，就是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或者上市公司，这些经过改制的企业，是一种资本社会化、产权多元化的混合经济的企业组织形态。这种混合经济既可能是国有控股的，也可能是国有参股的，或者说可能一部分是公有法人产权，一部分是公众产权，一部分是自然人产权，这种企业组织形态将成为我国企业产权组织形态的主体。
按照混合经济的定义，民营经济的内涵不要仅仅理解为私人经济。其实不是国营的，就应当是民营的，所以民营经济的产权中也可以包含国家参股，或者是公有的法人股参股，也有是纯私人的部分。从就业的角度来讲，今后主要依靠民营经济的发展。因为国有经济实际上由于有机构成提高、技术进步，就业的容纳量是在减少的，甚至是在排斥多余的劳动力。而我国又是个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家，国家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入，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间的结合，那么就得开辟一种新的就业渠道。要求尽快完善民营经济投资体制与政策环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实践表明，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
二、转换政府职能，资源配置由政府配置为主转向市场配置为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逐步取消了生产方面的指令性计划，放开了对商品和部分生产要素的价格管制，逐步放松了对一些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基本取消了对各类国有企业的财政性补贴，中介组织的发展和政府在行政审批制度方面的改革得到了推进（李晓西、师贸平，2002）。总之，目前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大部分产品和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市场配置，企业商贸具有了较好的市场环境和条件，市场导向生产、企业决定产量的资源配置机制基本实现。
但是应该看到，目前我国政府控制资源配置的迹象仍然十分明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市场化的进程。例如，一些随技术进步而逐步转变为竞争性产业的准自然垄断产业仍然严格限制国有资本之外其他资本的进入，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受到各地户籍制度的限制，土地使用权的自由交易受到严格管制，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融资主要流向政府控制下的国有企业，信贷利率严格受到中央货币政策监管机构的控制。实施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化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它要求国有、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广泛参加，同时它将要求资源要素是在一个“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的市场化环境条件下进行配置，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供求关系引导投资方向，价格杠杆调节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行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
实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工业化战略，政府不应再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从发达国家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历史看，市场机制是推动工业化进程的主导力量：高效率、高技术的产业和利润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从而不断吸收各种资源流入，使该产业获得高速增长且比重不断增大；低效率、低技术含量的产业则与此相反。市场机制的这种力量推动了农业资源向工业的转移，工业内部的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度化、知识技术的集约化，以及国民经济结构高服务化的趋势。这里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能不能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产业政策人为地加速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转换的进程。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很容易给政府通过制定强有力的工业化和产业结构政策干预经济提供种种借口；而韩国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曾经也被认为是东亚经济的成功典范。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等地区经济纷纷陷入低潮，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出了应尽可能减少政府作用，尽可能多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经济活动成为市场调节下的自发运动的结论。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则体现了这种“回归自然”的全新治理理念。当然，政府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规范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公共产品，扶持战略性产业，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
三、努力实现工业与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协调和稳定增长
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工业增长一枝独秀，特别是重工业超前增长的非均衡增长道路。其结果是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严重失调，消费资料工业严重滞后于生产资料工业，工业原料、燃料和中间制成品“自斟自饮”式消耗现象突出，能源工业滞后于工业部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需求等问题。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要求工业增长不仅仅是总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适应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市化要求和第三产业支持的稳步增长。只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不间断，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也就不会中断。
新型工业化要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工业化分为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目前来看，我国工业化的难点在于农村，而农业的产业化则是农村工业化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我们沿着农村非农产业化道路推进城市化，而对农业本身的产业化注意不够。把产品通过专业化分工、前后向联系、产供销关系做成产业，将是今后农村工业化的重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通过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工业和城镇转移等形式，对于促进工业部门向传统农业的延展和农村的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处理农村和城市关系的关键是要使农民可以分享到城市化带来的利益，坚决杜绝继续通过剥夺农民利益的方式推进城市化。要创造条件，逐步使城市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的主要地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采取就地转移的方式。
工业发展应充分利用我国的大国市场优势、劳动力素质和成本优势、工业配套的规模优势，使其逐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促进我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迅速增长。在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追求工业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使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消费品工业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工业产业结构应以消费结构为导向，通过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努力实现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包括计算机、通信、半导体、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作为现代科技与传统产业相结合的科学仪器设备、电子机械、汽车、化学工业等中高技术产业。在强调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工资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的同时，努力培育各个产业的竞争优势是当前产业和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工业化的过程往往也是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逐步提高的过程。工业部门的发展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而工业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中介产业的支持。因此，大力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也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应有之义。这就要求我国服务业发展不能只注意数量上的扩张，更要重视质的提升和范围、门类上的扩大，增加现代服务业的内容。可考虑借助外资进入带来的示范效应，扩大服务业门类，增加服务业产品，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在一些行业如金融、电信、电力供应尽可能地引入竞争机制，加快推进商业、饮食业、旅游业等行业的兼并重组，加快服务业的组织结构调整。采取国家引导和企业行为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服务业的技术创新和培训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具体内容包括将电子信息技术应用于传统产品、企业管理信息化和电子政务等。电子信息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获得了空前的提高，甚至完全改变了传统产业的本来面目。如在现代汽车制造总成本中，电子系统可以占到一辆高级轿车总成本的70％、普通轿车的30％，现代汽车已经发展为高科技产品了。信息化给企业管理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 Internet使得企业管理系统更具有动态适应性，更能灵敏地对市场变化进行反应，通过电子商务减少企业不必要的库存，并越过或取消中间分销环节，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节约劳动力和资本成本，从而极大地提高传统企业的竞争力。电子政务不仅包括政府在网上发布政策法规以及产业信息，实现企业和社会对政府信息的资源共享，也包括企业登记、政府采购、税收等网上政务活动；此外，税务、海关、银行等部门的联合电子政务，可以实现各部门通过网络信息共享，达到对企业服务和监督的目的。
在新世纪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究竟是将重点放在尖端高科技产业上，还是对传统工业的改造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和效率原则认真研究。在我国，汽车、房地产、家电等相关产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建筑材料工业等传统产业在大规模的城市化到来之际，拥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在发达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过高而逐步转移出传统工业的经营领域后，这些产业也正是我国未来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具竞争潜力的行业。如果我们舍弃潜在优势产业而一味地追求与发达国家开展高科技竞争，肯定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跨越发展之路。当前正在发生着的信息技术革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和赶超的机会，传统产业也会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呈现出新的特点，通过新技术的改造，传统产业可以更有效率。通过加快科技进步，我国完全可以在新的起点上，用全新的方式和更短的时间，实现具有现代意义的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的工业化。推进我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快发展信息产业。重点是加快大规模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大型系统软件、超高速网络系统、新一代移动通信装备、数字电视系统等核心信息技术的产业化。二是推进信息技术在传统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包括产品改造、技术创新和振兴装备制造业等。三是注重相关外部配套环境的培育和建设，如政府、公共服务、企业数字化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人力资本积累等。
五、逐步实现企业生产组织的社会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造业企业集中的步伐明显加快，呈现越来越多的集中和并购，全球各主导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已被为数不多的几个超级跨国公司所控制，制造业的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然而，在全球经济中，一国制造业欲获得竞争优势，仅靠本国的全球化大企业是不够的， 更需要扎根于全球的中小企业集群。 例如美国的硅谷和128公路的电子业群、明尼阿波利斯的医学设备业群、 克利夫兰的油漆和涂料业群，西密歇根的办公家具业群、达尔顿的地毯业群、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业群、马萨诸塞的制鞋业群等。在德国，有索林根的刀具业群、图特林根的外科器械业群、斯图加特的机床业群、纽伦堡的制笔业群、韦热拉的光学仪器业群、雷姆沙伊特的工具制造业群、巴登—符腾堡的机械业群等（王缉慈，2002）。中国珠三角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已表现出产业集聚现象：建陶产业主要集中在佛山市，铝型材产业主要集中在南海市大沥镇，家具产业主要集中在顺德市的乐从镇、龙江镇和东莞市的厚街镇，家电产业主要集中在顺德市，灯饰产业主要集中在中山市古镇镇，内衣产业主要集中在南海市盐步镇，服装产业主要集中在东莞市虎门镇，休闲服装产业主要集中在中山市沙溪镇，IT产业主要集中在东莞市等。实践表明，集群发展，这是当今时代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方式。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效率的重要源泉。从发达国家制造企业的发展看，它走的是一条多层次专业化的道路。目前，发达国家各自根据国情进一步向核心能力集中，形成了一定的产业、产品分工，在2 —3个主导领域形成了大的比较制造优势，成为世界龙头。 与过去“全能厂”的模式不同，我国工业产业组织亟需重构，转向“专业厂”的模式，各种零件、配件力争做到全国乃至全球最精、最专、最大。因此，不断地精简其原来的业务领域，将主要精力放在核心业务上，才能赢得竞争优势。在加工组装型的制造业领域，要想做大，首先做小；要想做大，首先做精；要想做大，首先做专。因此，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通过上市、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形成一批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和研发能力；同时，促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提高其与大企业的配套能力。
六、正确处理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工业化、信息化推动的产业升级、技术升级，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空间越来越狭小，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我国人力资源丰富而自然资源、资金、技术等相对不足，在产品和其他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全球化进程中，丰富的、无法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资源将会使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维持在工业制成品上的比较优势。但我国的教育发展不足，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有可能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包袱，这必然会威胁到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如何将人口包袱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之一。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绝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由于我国尚处于工业化的高速成长时期，受资金、技术、能源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伴随着高增长的是高投入、高能耗、高材耗。目前，我国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为32％，能源系统总效率为9.3％，只及发达国家的50％左右，90％以上的能源在开采、 加工转换、储运和终端利用过程中损失和浪费（范建平，2002）。由于在工业化过程中能源和自然资源浪费严重，我国也和历史上的工业化国家一样，遭到了传统大工业所产生的“废渣、废水、废气”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同时，生态系统恶化的趋势诸如水土流失、草地“三化”、扬沙及沙尘暴、近海海域赤潮等现象的出现和肆虐，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我们不能走人口失控、过度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传统工业化老路，因为这样不仅不能持久，而且最终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
借鉴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结合我国在工业化发展中的经验教训，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现实的必然选择。今后需要解决好的主要问题：一是根据我国的工业化资源禀赋的特殊国情，在工业化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合理组合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工业化资源；二是继续重视控制人口增长的数量，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优生优育；三是经济手段和技术手段相结合，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水、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各种自然资源，重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四是强化城乡污染治理，主要解决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和噪音污染的综合治理；五是增强全民意识，全面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
七、大力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教育
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经济过度增长将导致资源枯竭、生态恶化，从而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现在，科技进步将使人类的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本转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转向高度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因此，科技进步使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科技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劳动力和资本的任何一个或者两者相加的贡献都大。目前，科技进步已成为各国工业经济增长的第一源泉。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进科技进步的规定和措施。随着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科技进步在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从此，我国开始了由传统工业增长方式向现代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以资本投入为主要增长源泉的传统工业增长方式不同，现代工业增长方式是以科技为主要投入增长源的，而人才是科技进步最活跃的资源。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必须加快实现科技、教育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及其创新。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科技同经济的结合，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形成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资本运作和人才汇集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这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制约我国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瓶颈环节。目前，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虚拟经济，以此为标志的知识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主导型经济形态，这是我国现行教育制度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为使我国在21世纪工业发展中实现质的飞跃，实现教育领先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今后应当把发展教育当成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项最重要的战略举措来抓。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上，既重视发展高等教育，也重视基础性的义务教育；既重视培养高技术人才，也重视培养掌握操作技能的熟练工人。政府投资要大力向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育倾斜；延长全民义务教育年限，着力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通过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培养为合格的技术工人，为工业化、信息化输送高素质劳动力；利用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发展虚拟大学等形态的教育形式，促进全民终身教育。
八、积极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
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在经济对外开放中不断推进的。经济对外开放对工业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有数量上的扩张效应，又有质量上的提高效应，还有结构上的改善效应，更有机制上的创新效应。目前，经济全球化正在不断深化，大量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寻求盈利机会；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重组正在扩展和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表现为进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外资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强。1979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外部资金来源，对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截至2002年6月底， 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05180家，合同外资金额7892.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198亿美元。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0％；外商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已由1989 年的97 万美元提高到2001年的265万美元；外商投资的重点， 已从一般制造业发展到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2001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实际吸收外资增幅超过50％；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300万人，这有效地缓解了国内就业压力；2001年涉外企业税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达19％；世界500强中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近400家。分析表明，过去20年间， 我国工业中的外商投资企业，资产合计仅占全部工业资产的10.18％， 但其提供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的27.39％，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的23.98％，工业销售收入占全部工业的26.79％，工业利润占全部工业的29.19％，应交增值税占全部工业的20.05％（江小涓、李蕊，2002）。据测算， 通过利用外资，我国汽车工业的技术水平从20世纪70年代一下跨入90年代初期的水平，通信工业一下步入90年代中期的水平。通过嫁接外资，极大地促进了医药行业的技术进步，加快了推行GMP规范或ISO9000、ISO14000标准的步伐。
我国是一个后起的对外经济开放大国，只有进一步地扩大开放，加速开放，才会赶上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潮流。“入世”以前，对外开放对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效应仍是初步的、浅层次的。随着“入世”以后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要求我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只要利用好了这个机遇，我们就能把我国所具有的市场优势、低成本制造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与发达国家所具有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充分地结合起来，加快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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