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旧党派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派论文,李大钊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昙花一现的政党林立时代。此后，虽经袁世凯窃国之变、洪宪帝制之灾、张勋复辟之难、军阀混战之乱的摧残，政党政治之花日渐凋谢，但她的幽灵却于民国初期的七八年间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徘徊。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官僚、政客、军阀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曾组织过不少的政党，以从事政治运动。那时就已热心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李大钊，到底与这些党派的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对他后来创建中国共产党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值得研究的。
一、与“立宪派”政党的关系
“立宪派”政党在民元及袁世凯统治时期的主要代表是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等等，以及由它们合并而成的进步党；在段祺瑞统治时期则是由进步党演变而成的宪法研究会。这类政党有时也被称为“稳健派”或“缓进派”。
辛亥革命前，公开的、合法的政党组织是“无从发生”的①。但是，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立宪派实际上以现代政党的活动方式，采取法律限度所容许的公开的、合法的斗争形式，开展了具有现代色彩的政治运动。而李大钊对立宪派抱有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并积极参加了他们发动的政治斗争。在立宪运动中，“中国北部政治运动的中心，首推天津”，而“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当时，李大钊正在该校学习。该校的“政治运动分二派：一是立宪派，一是革命派”。由于“立宪派公开运动，革命派秘密运动”，所以，“同学多数属于立宪派，少数属于革命派”②。作为当时学生运动的中坚人物的李大钊，与立宪派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积极参加了立宪派组织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这一运动是直隶咨议局议员、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校董孙洪伊领衔发起的。李大钊不仅在思想上深受孙洪伊宪政思想影响，而且亲自参加了他组织的第二次请愿运动，并被推举为代表。请愿活动失败后，孙洪伊又与汤化龙、蒲殿俊、谭延闿、黄炎培、林长民、王法勤等人组织成立了宪友会。在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山西、奉天、四川、福建等省设有支部。这是辛亥革命前夕，第一个“形式上成为公开的政党”的组织③。辛亥革命后，宪友会演变为民主党，后又与其他政党组成进步党。但是，受孙洪伊影响颇深的李大钊并没有加入立宪派组织的上述任何政党。尽管如此，李大钊与立宪派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联系和交往却仍很密切。他参加了立宪党人授意成立的北洋法政学会，并担任学会编辑主任，主编《言治》月刊。汤化龙、孙洪伊非常赞赏李大钊的学识。他就是在他们的资助下才得以去日本留学的。在政治倾向上，虽然李大钊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和观点，但在许多问题上，他与立宪党人的看法基本相同。在对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的态度和认识上，在对民初政潮起伏、社会动荡、 危机四伏的原因的认识上，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等问题上，李大钊的观点基本倾向于立宪派的主张。例如，在对总统、内阁政府和议会的态度上，以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问题上，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偏重的是总统，进步党偏重的是内阁政府，国民党偏重的是国会；袁世凯和进步党主张中央集权，国民党主张地方分权。而李大钊则偏袒总统政府，指责国会；主张集权，反对分权。他颇为不平地说：“防总统政府专制者，吾闻之矣；防议会专制者，未之闻也。虑中央集权，启政府专制之患者，吾闻之矣；虑地方分权，召国家分崩之祸者，未之闻也。”难道只有“总统政府易于为恶，议会独不能为恶乎？”“中央权重易流专制”，而各省“都督跋扈”，“又将何以制之”？④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不久，李大钊又东渡日本求学。在日留学期间，袁世凯在国内大演帝制闹剧。立宪党人由拥袁变为反袁。受立宪党人的影响，李大钊也在日本参加了留日学生总会和神州学会，并创办了《民彝》杂志，积极开展反袁活动。他曾一度回国，准备参加进步党发动的护国战争。因为进步党在反袁斗争中担当了主角，所以其威望空前提高，政治势力有较大的发展。因此，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李大钊倾向于以进步党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依靠力量，“再造民主共和”，创造“青春中华”。1916年5月下旬，他参加汤化龙、孙洪伊等人组织的宪法研究会。不久，出任汤化龙的私人秘书。7月，他应汤化龙之邀，在北京主编《晨钟报》。他在《晨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充分表达了自己改造旧中国，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和宏图壮志。但是，在反袁斗争胜利后，汤化龙、梁启超等进步党人一方面大倡不党主义，不入政争，由进步党变为“研究系”，另一方面力谋与段祺瑞合作，排斥国民党。他们利用《晨钟报》对已经成为急进国民党人的孙洪伊大肆攻击。由于李大钊“与孙交至厚”⑤，更由于李大钊看透了汤、梁为首的立宪派根本不是他实现“青春中华”理想的依靠力量，因此，他心情沉重地发表《别泪》一文，决然离开了《晨钟报》。他“临别赠言”，对汤、梁等人亲段抑孙，“助异姓之豪强，以倾轧同辈”的行为表示不满和失望。但希望他们能够“自崖而返”，并表示到时他“仍当求所以效命于君子之前”。这说明，李大钊对汤、梁等人仍抱有幻想，尚未与其彻底决裂。
张勋复辟失败后，研究系完全变成了段祺瑞政府的御用党。李大钊写出了《辟伪调和》、《此日》和《暴力与政治》等文章，公开批判了汤化龙、梁启超等人的政治主张，与研究系实行彻底决裂。第一，揭露了研究系的“伪调和论”的实质。汤化龙、梁启超等人为拥段抑孙制造理论根据，极力兜售一种调和理论，即主张国民党要以自我牺牲、自我毁灭的精神，来调和与北洋军阀的矛盾；而他们则以居间调停者的身份出现，干着助纣为虐的勾当。李大钊尖锐地指出，这种理论是“伪调和论”，这种政治团体和个人是“伪调和派”。他回顾了辛亥革命以来，北洋派、立宪派和革命派相互角逐的历史，指出以调和者角色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立宪派，其实质是拥护北洋派，反对革命派，而达害人利己的目的。他认为，真正的调和是以“自存共存”为宗旨，由对立双方“直接”调和相互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以“自毁自灭”为宗旨，由对立双方之外的第三者“间接”调和对立双方的矛盾⑥。这种观点，包含着现代政党观念的合理成份，体现了现代政党政治精神。第二，批判了梁启超只反革命、不反暴力的政治立场。针对“梁先生既反对革命，而独不反对暴力，有时且与暴力相依为命”的立场，李大钊尖锐地指出，革命是由统治者滥用暴力施行暴政引起的。他说：“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统治者滥用暴力，施行恶政，“不啻为承认善良公民有革命权利之表示”。李大钊认为，梁启超“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而不反对反革命的暴力，这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反对革命者当先反对暴力，当先排斥恃强为暴之政治”⑦。
二、与“革命派”政党的关系
“革命派”政党是指同盟会及其改组后的国民党，以及由国民党分化而成的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由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组合而成的宪政商榷会，由宪政商榷会分化而成的客庐系、丙辰俱乐部、韬园系等等。辛亥革命后，“革命派”政党几经分化组合，派系越来越多，但归纳起来，大致上可分为“急进、温和两派”⑧。“二次革命”中的国民党、讨袁战争中的中华革命党和护法运动中宪政商榷会的左翼——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系等等属于“急进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丙辰俱乐部主要成员林森和居正以及韬园系主要领袖孙洪伊等等。“二次革命”后，讨袁战争中成立的欧事研究会和护法运动期间宪政商榷会的右翼——客庐系等属于“温和派”（亦称“缓进派”或“调和派”）⑨，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欧事研究会的主要组织者李根源、章士钊和客庐系领袖谷钟秀、张耀曾、张继等人。
急进派和温和派在坚持民主共和、反对袁世凯称帝和段祺瑞独裁专制等重大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与袁世凯、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斗争的方式方法上存在着分歧。急进派主张采取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方式方法，温和派主张采取合法的、缓进的、稳健的、调和折衷的方式方法。当然，这种分歧是相对的。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和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等非常时期，温和派也赞同用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纵观辛亥革命以来李大钊的言论和行为，总的看来，他是厌恶急进派的暴力革命政策而赞同温和派的调和、缓进政策的。但在俄国二月革命期间和十月革命前夕，他对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有了正确的区分和认识，对反革命暴力一如既往地反对，而对急进派的革命暴力却予以辩护，采取同情态度。
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对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是同情和支持的。但是，民国建立以后，他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共和创业已成，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完善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因此，李大钊反对坚持用革命暴力推翻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国民党人，甚至把民初政局混乱、“隐忧潜伏”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暴党”。他说，现在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豪横骄喧之暴党”，往往“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把自己装扮成革命元勋，“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声称“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⑩。其实，如让他们得势，“政权不入于军人，则入于暴党，其为少数柄政、暴民专制一也”(11)，那里谈得上共和幸福。由于对国民党急进派有此恶感，所以，李大钊在民初政争中基本上站在它的对立面。例如，在对待“二次革命”的态度上，他首先责怪“皖赣湘粤，岸傲自雄，不待宋案发生，借款事起，始有离异之迹”(12)，并支持袁世凯对南方用兵，主张撤销国民党人都督的职务。
袁世凯称帝时期，李大钊对国民党急进派的态度有所变化。此时，李大钊正在日本留学。他在留学初期发表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在流露出反袁倾向的同时，对国民党急进派表示了同情态度。他对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还对革命党人“益矜除异务尽”的暴行表示坚决反对，告诫北洋军阀不要依仗“其无极之势力”，对“异派势力”过事摧残；警告进步党人不要与革命党人“互相水火”，让袁世凯坐享“渔夫之利”；劝告“激进”派和“温和”派，以武昌起义时“二派同心协力”的精神，联合成为“政治对抗力”，以反对袁世凯的“专断”势力。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与革命党人有过接触和交往，并深受他们的影响。他与张继之间的友好关系，就是这时在反袁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对李大钊以后的革命生涯具有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创立以后，李大钊通过张继牵线多次会见孙中山，并率先加入了国民党，于是才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实现。
从日本回国后，李大钊在政治倾向上越来越背离立宪派而接近革命派。他离开《晨钟报》后，紧接着担任了急进党人孙洪伊、秦广礼等创力的《宪法公言》杂志的编辑工作。该杂志的创刊是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制宪会议相呼应的。在制宪会议期间，研究系和商榷系围绕着制宪原则、政府组织方式、地方制度和孔教地位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地方制度问题所引起争论尤为激烈。《宪法公言》站在商榷系的立场上，坚持民权主义，地方分权，反对研究系的以维护段祺瑞统治为主旨的国家主义，中央集权。李大钊在《宪法公言》上发表了《制定宪法之注意》、《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等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制宪主张。他虽持论公正，法理、政理、情理相容，不失偏弊，但他的基本观点是明显地与商榷系的孙洪伊等人的制宪主张相一致的。当然，李大钊的出发点是为立宪国民之幸福而制定一部“善良之宪法”。这是他为“再造共和”，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而奋斗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时他所依靠的力量已经由原来的立宪派转到革命派这边。张勋复辟失败后，李大钊在与研究系彻底决裂的时候，也就毅然站到了革命派一边。
但是，他对革命派兴趣的不断增长，并没有导致他加入国民党的任何派别的组织。就是在和汤化龙、梁启超撕破脸皮的时候，他依然与国民党急进派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思想格调雷同于表面上不党不派而实际上思想体系属于革命派的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李大钊与国民党温和派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他与章士钊的关系上。
早在章士钊创办《独立周报》时期，李大钊就对他有“敬慕之情”(13)，并在精神上深受他的影响。留学日本时，李大钊与章士钊结识。那时，章士钊是一个急进的反袁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是讨袁军的秘书长，“二次革命”宣言书的起草者。“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因与孙中山持有不同意见，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而加入了黄兴、李根源等组织的欧事研究会，并担任书记，主编实际上是欧事研究会喉舌的《甲寅》杂志。就在此时，章士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调和论主张。这种调和思想对李大钊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回国后又共同创办了《甲寅》日刊。李大钊在该刊上发表了《调和之美》、《爱国之反对党》、《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等70余篇文章，与章士钊一道，奉行调和精神，对于府院之争、对德宣战等重大政治问题采取调和、折衷的态度，站在中间立场上纠正研究系与国民党急进派的“政治偏向”，不偏不倚，不一边倒。此后，虽经张勋复辟之难，《甲寅》日刊被迫停办，李、章终止了合作，但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更趋一致。主要表现是，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共同指向了拥护北洋政府的研究系，以《太平洋》等刊物为阵地，对梁启超的“伪调和论”和“恃强为暴”的政治立场展开了批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一直对暴力革命抱有成见的章士钊和李大钊，这时居然为革命的暴力行为辩护。尤其是温和色彩较浓、调和折衷气味十足的李大钊开始变得“急进”起来。
三、与社会党的关系
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前，李大钊曾正式加入的党派组织是中国社会党。
中国社会党是辛亥革命后破天荒第一个“自承认为党者”(14)和第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团体。它于1911年11月5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江亢虎。中国社会党成立后，各地纷纷响应。1912年秋冬，中国社会党总务干事陈翼龙在北京创立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是年冬，为筹办北洋法政学会和《言治》月刊，李大钊应孙洪伊之约去北京，曾与陈翼龙相见，“畅谈以后，意见极洽，遂入党”(15)。1913年2月，陈翼龙又主持成立了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李大钊被推荐为天津支部干事，与郭须静等人主持天津支部的工作。1913年秋，袁政府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陈翼龙被捕遇害，北京总部和天津支部被封，李大钊也避居家乡乐亭县的祥云岛。
由于中国社会党被迫解散，李大钊便随之失去了与社会党的联系。但是，他对社会党及社会主义的兴趣并未消失。留学日本期间，他曾深受日本著名社会主义学者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首次提到“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在回国后不到一年所发表的《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欧洲社会党极为关注。他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大战中之民主主义》和《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等文章，充分肯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二月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介绍了欧洲各国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进行的和平运动。他盛赞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则泰半为社会党运动之效果”，“社会党及工人于此次革命立功甚伟”。他指出：当革命爆发之际，在俄国各大城市，“赤旗飘扬，一挥而蔽罗马那夫朝之日月，而сдрп之帜，到处与国民以绝明之痕印，不啻为社会民主党建纪功碑于人人之脑中也”。二月革命一成功，“大权一操之由工党及下级士卒团组织之委员会”(16)，并本其主义发布了反对侵略战争的和平宣言，只是由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对而未实现。李大钊还把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他说：“今以俄人庄严璀灿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识专制不可复兴”。要“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17)。这是以后李大钊能够迅速把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的重要的思想基础。他还赞扬了那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并在战争中要求本国政府实行民主改革或发动革命的欧洲社会党，对李卜克内西等欧洲社会主义者对待战争的态度表示支持。
四、对旧党派的期望与失望
早期李大钊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曾寄予厚望。他认为：“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又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国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18)也就是说，政党“用之得当”是国家赖以繁荣昌盛的力量，政党是立宪民主政治精神的体现，政党是立宪民主政治的产物。基于这种认识，他在为实现民主政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而努力的过程中，曾对政党政治抱有很大的希望。他对旧党派的政争极为关注，并且试图引导他们走上政治正轨，互存互竞、相容相抗，成为实现民主政治的依靠力量。他曾或多或少地与“立宪派”政党和“革命派”政党有过接触、交往和联系，并同情、支持、参加过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他甚至还正式加入过中国社会党。
但是，各派政党的现实状况，使李大钊大失所望。早在民国初期，他就对立宪派和革命派政党表示失望。他说：“所谓稳健者，狡狯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以言党纲，有一主政，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以言党德，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19)各派政党存在的缺陷和弱点太多太重，以致于和李大钊崇高的政党政治理想相差太远，这是他对旧党派大失所望的主要原因。从党员素质和成份看，无论是稳健者、折衷者，还是急进者，都有许多封建官僚、投机政客和军阀武人混杂其中。并且，由甲派变为乙派，或由乙派变为甲派，或既为甲派又为乙派、丙派的党员比比皆是。真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很难分清谁是谁非。从他们的政纲看，清政府被推翻后，君主立宪失去了依托，反清排满达到了目的，稳健派、折衷派和急进派都失掉了原来的奋斗目标。虽然他们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但在党纲上却几乎看不出他们的差别和矛盾。从他们的党德党风来看，他们“只争意见不争政见”，相互诬蔑倾轧，争权夺利；以党为私，把政党当成了“升官发财”、“猎取利禄”的工具，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与民主共和精神大相径庭。
理想的政党观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使李大钊尽管与立宪派和革命派政党有过接触、交往和联系，但他终究没有加入他们的任何组织。然而，他却正式加入了中国社会党，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党自身的状况比较接近于当时李大钊的现代政党观念和理想的政党模式。虽然该党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所标榜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但从其党员成份、党的纲领和党风党德等方面看，与其他党派相比，却独具风格，特色鲜明。这对于象李大钊这样政治阅历尚浅但又救国救民心急情切的青年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从党员成份来看，社会党中虽有象江亢虎之类的少数投机政客，但占首位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次是工商业者，再次就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20)。这与那些以封建官僚、投机政客为主要成份的政党相比，党员素质要好些，党的群众基础更广泛些。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总部和天津支部的社会党成员素质更好一些。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翼龙早年曾担当《神州日报》的记者，积极鼓吹革命，并经宋教仁介绍，赴日本晋见孙中山、黄兴，遂投身于革命事业。辛亥革命后，在民主共和制与君主专制作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他领导的中国社会党，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起过一定促进作用。他为人正直，“对于江亢虎的为人，极为鄙视，颇以与他为伍为耻，遂将‘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改组为‘万国社会党’中国总部”(21)，以与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划清界限。他坚持反袁立场，后来终被袁世凯所杀害，“也可以说是为争取自由、平等、博爱而牺牲的”(22)。李大钊就是在陈翼龙的直接影响下加入中国社会党的。此外，象李大钊的入党介绍人曹百善、与李大钊一起主持天津支部工作的郭须静、曾主持过北京总部及其创办的平民学校工作的邓颖超的母亲杨宝峰，以及各部干事曹嘉荫、曹福荫、李志云、王劲闻等人，都是热心于救国救民的青年志士。李大钊也是在他们更具有感召力的影响下而加入中国社会党的。
从党的纲领看，中国社会党的基本政治主张与当时李大钊的“意见极洽”，使他能够接受，“遂入党”。在对民主共和制度的态度上，中国社会党把“赞同共和”(23)作为党纲的首条，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抱积极支持的态度。民国初期，李大钊已树立了坚定的民主共和思想。他为巩固和完善民主共和制度而献计献策、辟妄启愚，对新生的民主共和国寄予厚望。正因为李大钊对民主共和的坚定信念与中国社会党“赞同共和”的纲领是一致的，所以他才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当然，这仅仅是他能够加入中国社会党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不是全部。因为当时宣布“赞同共和”的党派还有很多很多。而宣布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却独有中国社会党一家。在对待社会主义问题上，中国社会党所主张的“纯粹社会主义”有二个特点，一是在方法手段上，坚持“不妨碍国家存立”，不主张用暴力革命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而主张采取“遗产归公”、“教育普及”等办法实现社会主义；一是在奋斗目标上，主张“主持人道，排斥强权，伸张公理，破除男女贫富贵贱各阶级，以谋人类自由平等之幸福”(24)。这些主张，是与当时李大钊的思想认识水平相一致的。他这时期到底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如何，并没有在文字上留下什么标记。但他的基本政治观点是与中国社会党的所谓“纯粹社会主义”主张相一致的。他也反对暴力革命，不主张推翻现政府，而主张对这个所谓的民主共和国进行改良和完善。而改良和完善民主共和国的重要方法，就是“从事于国民教育”(25)，以提高“民德”、培植“民力”，使人民“识共和为何物”，有“享权之能力”，能适应民主共和制度的新要求。而李大钊所以要坚决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就在于他认为民主共和制度能够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平等和幸福。这与中国社会党“破除男女贫富贵贱各阶级，以谋人类自由平等之幸福”的理想和目标是一致的。中国社会党的消除阶级差别、实现人类自由平等、幸福的政治主张和对待贫贱“劳动者”的政治态度，是使李大钊能够加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五、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李大钊所以能够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有诸多主客观因素。但他与旧党派的接触、交往与联系，以及对他们的希望和失望、追求和摒弃等等，对他创建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政党的积极作用的肯定和认识，是李大钊决意创建新政党的重要思想因素。在近代中外历史上，政党在历次政治运动和革命斗争中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中的革命派政党，以及护国战争中的立宪派政党，都曾担当过革命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为创建民国或维护共和立下汗马之功；而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二月革命中的社会民主党，也曾在反对本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斗争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李大钊对他们在革命时期、战争年代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他盛赞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曾准备参加反袁的护国战争，在护法斗争中逐渐站在革命派政党一边，对俄国二月革命中的社会党抱积极支持的态度。同样，李大钊对和平年代，在政治正轨内进行合法斗争的政党的积极作用也予充分肯定。他认为，政党政争，用之得当，不惟不祸国，且可以强国富民，所以维护和完善立宪政治制度不能没有政党。所以一向热心于政治运动的李大钊，尽管基本上没有加入旧党派的组织（中国社会党除外），但可以说与不少党派结下过不解之缘。因此，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虽然与旧党派实行了彻底决裂，但并没有因厌弃旧党派而否定政党在政治运动和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相反，他认为，摒弃旧党派，“究竟也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26)。于是，他开始了创建新的革命团体——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
对旧党派的失望和厌弃，意味着对新政党的期盼和渴求。李大钊在信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同时，对政党政治曾寄予厚望。为巩固和完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实现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幸福，他曾寄希望于“上流社会”的“政客组织的政党”，即立宪派政党，也曾寄希望于“中产阶级的民主党”，即革命派政党，希望他们“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27)。但是，“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所以，早在十月革命前，李大钊就对他们大失所望。厌弃旧的，就预示着要选择新的；失望的过程，也是重新选择的过程。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把审视的中心点由“上流社会”和“中流社会”移到了“下流社会”，萌发了创建新的革命团体的念头，“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有建立起这种“强固精密”的“社会主义团体”，“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才能实现(28)。
十月革命前，李大钊在思想倾向上已经由“缓进”变得“急进”起来，对暴力革命采取了同情和支持的态度。这为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坚持暴力革命的主张，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十月革命后，他在热烈欢呼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同时，开始认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基本纲领，并主张效法俄国共产党。他对俄国共产党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手段打破旧制度十分赞赏。他指出：“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以六十万人之活跃，而建立了一个赤色国家”(29)，“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这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30)。中国要建立的新政党，也必须是这样一个以打破旧制度为目的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他大力宣传《共产党宣言》这部共产党人“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从理论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重要性，认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并指出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马克思“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斗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31)。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也主张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对中国问题来一个“根本解决”，为此，必须建立一个“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32)的列宁式的共产党。
李大钊政党观中“唯民”思想成份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是他决意创建“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共产党的又一个重要的思想条件。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就树立了坚定的“唯民主义”思想。他把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作为衡量一个阶级、政党、团体和个人是非曲直的标准，唯民是从，唯民是信。他所以对旧党派有过希望和追求，是幻想依靠他们“救国救民”；他所以对旧党派表示失望和不满，是因为他们脱离人民群众，不代表民众的根本利益。李大钊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非常关注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从根本上讲，不在“民军”之势力，而在“国民思想之变化”(33)。民国建立以后，他十分重视培植“民力”，提高“民德”，争取“民权”。他加入中国社会党，与该党“奖励劳动家、劳动者”，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不无关系。袁世凯称帝时期，他认识到了“群众势力，有如日中天之势，权威赫赫，无敢侮者”；指出“历史上人物之势力，莫非群众意志之累积”，“非其固有之物，与夺之权，实操于群众之手”；预言违背“群众意志”的袁世凯必然被“群众努力”所打倒；希望国民党、进步党和社会各方人士，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形成强大的“政治对抗力”，以反对袁世凯的专断势力(34)。段祺瑞统治时期，李大钊在对旧党派表示失望的同时，仍然希望能够找到“拥有国民的势力”的“新势力”作为国家的“中心势力”(35)。当然，那时他的视野尚局限在“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的范围内。但继续发展下去是有可能转移到“下流社会”去的。果然，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实现了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的历史性转折，创建了“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注释：
① 匪石：《两年来政党变迁之大势》，1913年11月13日《民权报》。
② 《十八年来之回顾》，《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8-699页。
③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页。
④ 《论民权之旁落》，《李大钊文集》（上）第41-42页。
⑤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传略》，《中央副刊》第60号，1927年5月23日。
⑥ 《辟伪调和》，《李大钊文集》（上），第511、505、506、499、500页。
⑦ 《暴力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第525、526页。
⑧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55页。
⑨ 《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65页。
⑩ 《大衷篇》，《李大钊文集》（上），第4页。
(11) 《论民权之旁落》，《李大钊文集》（上），第41页。
(12) 《裁都督横议》，《李大钊文集》（上），第35页。
(13) 《物价与货币购买力》，《李大钊文集》（上），第96页。
(14) 怀霜：《中国果有党争乎》，1912年3月13日《天铎报》。
(15) 张次溪：《陈翼龙先生事迹汇录》，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
(16)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李大钊文集》（上），第476、477页。
(17) 《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李大钊文集》（上），第364页。
(18) 《隐忧篇》，《李大钊文集》（上），第1页。
(19) 《大衷篇》，《李大钊文集》（上），第5页。
(20) 《社会世界》第4期，1912年7月。
(21) 张次溪：《陈翼龙先生事迹汇录》，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
(22) 曹嘉荫：《回忆陈翼龙先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
(23) 《中国社会党规章》（1911年11月1日），《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24) 《中国社会党规章》（1911年11月1日），《李大钊史事综录》，第55页。
(25) 《论民权之旁落》，《李大钊文集》（上），第43页。
(26)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李大钊文集》（下），第444、443页。
(27) 《中心势力创造论》，《李大钊文集》（上），第466页。
(28)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李大钊文集》（下），第444、443页。
(29)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李大钊文集》（下），第442页。
(30) 《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第599页。
(31) 《李大钊文集》（下），第50页。
(32)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李大钊文集》（下），第444页。
(33) 《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李大钊文集》（上），第107页。
(34) 《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李大钊文集》（上），第108页。
(35) 《中心势力创造论》，《李大钊文集》（上），第465、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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