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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1）02-0056-06
新中国成立以来，针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的状况，党中央和国务院把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不断探索，逐渐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旨在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的“对口支援”模式。所谓“对口支援”，即结对支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大协作精神的体现，是区域、行业乃至部门间开展合作与交流的有效形式。通常泛指国家在制定宏观政策时为支持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采取不同区域或行业之间结对形成支援关系，使双方区位或行业的优势得到有效发挥。在对口支援中，提倡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①。这种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开始萌芽，70年代末正式提出和实施。1979年，中央52号文件将对口支援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并随着援藏援疆、三峡工程移民安置和唐山、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对口支援也由初期单一的厂厂包社② 发展成为目前的三种主要政策模式，即边疆地区对口支援、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和重大工程对口支援③。深入研究对口支援模式，对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推进边疆地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保障国家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对口支援模式的内涵和特点
对口支援，是在中国特定政治生态中孕育、发展和不断完善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独特的政治文化和超大型国家的现实国情赋予了对口支援模式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对口支援模式的内涵
新中国建立后，尽管少数民族在政治上迅速实现了与汉族真正完全的平等，但经济文化的差距却是短期难以完全消除的。因此，为了尽快改变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实现各民族经济上的共同繁荣，中央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提出了对口支援设想，希望依靠计划经济手段对资源的配置进行统一调控，在全国一盘棋思想的指导下，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经济援助。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对口支援模式已发展成为功能不同、各具特色的三种形式，即边疆地区对口支援、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和重大工程对口支援。
1.边疆地区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对口支援，这是针对民族边境地区的常规性支援。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常规性对口支援是历史最悠久、支援规模最大、涵盖面最广、支援方最多、支援时间最长的政策模式。对口支援在我国作为一种政策，它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末正式提出并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于1979年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确定：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从此，对口支援工作被正式提出并确定下来。在正式提出对口支援政策以后，根据政策实施的情况，中央又对其进行了多次重申、补充和调整，以便使这项利国利民的政策更加完善，更能发挥其独特作用。1984年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1条首次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组织支持对口支援的法律原则。1991年12月16日国家民委转发了《全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对口支援应按照“支援为主，互补互济，积极合作，共同繁荣”的原则进行。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对口支援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形式也多种多样。根据援助的领域和内容，可将边疆地区对口支援分为经济、干部、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多种类型，其中又以经济支援、人才支援和智力支援为主要方式。（1）经济支援。主要是物质支援、项目援建和资金援助等。以西藏和新疆为例，1952—1990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拨款和基建投资达到177.7亿元④。从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到1995年，中央对西藏的直接投资和财政补助累计达到300亿元⑤。1994—2001年，对口支援省市和中央各部委无偿援建西藏716个项目，资金投入达31.6亿元。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决定各省市援建项目70个，总投资10.6亿元。1994—2004年，中央直接投资西藏的基础设施资金达504.41亿元，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18个省市、61个中央部委和17个中央企业为西藏提供各类援助资金约64亿元，援建项目约1698个⑥。1996年中央做出开展援疆工作的重大战略决策，13年来，各地累计向新疆无偿援助资金物资达43亿元，实施合作项目1 200多个，到位资金逾250亿元。（2）人才支援。人才短缺是制约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为打破这一瓶颈制约，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开始陆续向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选派干部。以西藏为例，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前，就对派往西藏的干部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从内地抽调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藏工作。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中央规定调往西藏的内地干部，除选拔必要的领导骨干外，应大力选拔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如医生、教师、科技人员等。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就援藏干部的办法作出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明确规定，从此干部援助进入了结对子对口支援的新阶段。在中央的大力倡导下，1995年，首批来自14个省市和33个中央部委的621名援藏干部进入西藏工作⑦。据统计，1994—2004年，对口支援西藏的中央部委、省市和中央企业，先后派往西藏干部2892名，其中专业技术干部289名，援藏教师187人次。到2007年，中央先后选派5批共3800多名援藏干部进藏工作⑧。在干部援藏的同时，中央也适时启动了干部援疆工作，从1997年首批援疆干部进疆到目前，各地已先后选派了6批共3749名援疆干部到新疆工作。现在，中央派往新疆、西藏等地的干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发展的人才援助工作机制也日渐成熟和完善。（3）智力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匮乏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教育落后，为此，对口支援省市将大力开发当地人力资源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办班培训，培养大批民族地区急需的人才。二是让贫困地区干部到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增长才干。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群众团体积极开展“智力支边”，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业务骨干和致富带头人。三是加大教育支援力度。历史上处于祖国边陲的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就十分落后。建国以后，为帮助西藏培养建设人才，中央于1954年选派了首批1500名援藏教师进藏工作⑨。据统计，1974—1988年各省市共派出援藏教师2969人，到1992年援藏教师的人数猛增到6000多人。在教师援藏的同时，西藏教育经费也逐年增加，1952—1992年，中央用于西藏教育投资就高到11.54亿元。在办学援藏上，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在内地办学，帮助西藏培养人才”，决定从1985年起，利用内地的办学优势，在内地省市创办西藏班。到1992年，全国有26个省市开办了西藏班。为办好内地西藏班，中央政府累计拨付基建专款1.23亿元，各有关省市财政配套资金1.5亿多元⑩。
2.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这是针对重大灾区的紧急性人道支援。我国是个地质灾害多发的国家，一旦地质灾害发生，其对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为了加快灾区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步伐，我国政府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启动了灾后地方政府对口支援机制。经过唐山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检验，这一模式能够明确灾情发生后各地方政府的支援对象，突出了灾后救助工作的针对性，避免了援建活动的无序参与，加快了唐山灾区的重建速度。胡锦涛总书记在四川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时指出，一定要把唐山的抗震救灾经验介绍出去，发挥优势。2008年发生的四川汶川8.0级特大地震对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中央决定举全国之力支援灾区恢复重建，特别制定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对口方案要求，按“一省帮一重灾县”原则，东部和中部19个省市每年对口支援实物工作量按不低于本省市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考虑，对口支援期限按3年安排。对口支援的内容和方式主要包括：（1）提供规划编制、建筑设计、专家咨询、工程建设和监理等服务。（2）建设和修复城乡居民住房。（3）建设和修复学校、医院、广播电视、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4）建设和修复城乡道路、供（排）水、供气、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5）建设和修复农业、农村等基础设施。（6）提供机械设备、器材工具、建筑材料等支持。选派师资和医务人员，人才培训、异地入学入托、劳务输入输出、农业科技等服务。（7）按市场化运作方式，鼓励企业投资建厂、兴建商贸流通等市场服务设施，参与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8）对口支援双方协商的其他内容(11)。对口支援方案的出台有力地保证了汶川灾后恢复重建能够沿着依法有序的轨道运行。
3.重大工程对口支援。重大工程对口支援，这是针对重大工程的定向性支援。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一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对所在地的影响巨大，这些施工地的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都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三峡工程的实施需要完成大量的移民安置工作，同时库区的原有经济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留置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受到极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当地政府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通过中央和全国其他兄弟省市的对口支援才能做好三峡工程的各项工作。为了保证三峡工程建设，中央启动了对口支援机制，确定29个中央部委、22个兄弟省市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对口支援内容包括：（1）项目援助。援建项目以教育卫生、农村综合开发、基础设施为主。截至2007年底实施对口支援项目2123个。（2）资金援助。截至2007年10月，累计到位重庆库区各类对口支援资金262亿元，（3）人才培养。十多年来，为库区培训各类人员10多万人次，培训移民致富带头人3000多名，交流培养干部6798人。（4）劳务合作。1992年，支援地开始有组织地接受安置库区移民就业，库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列入对口支援重点，共接收库区劳务12.9万人次。（5）企业合作。早期，库区产业发展基础较弱，经济合作以无偿援助为主。此后，库区发展加快，投资环境逐步改善，吸引一大批企业到库区投资，一些知名企业如杭州娃哈哈、云南玉溪、、广东格力、北京汇源、青岛双星、中石化等一大批优势企业和名牌产品落户库区，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随着对口支援三峡库区活动的深入开展，目前已形成以政策支持为重点的国家部门对口支援，以招商引资为重点的省市对口支援，以解决移民就业为重点的重庆主城区对口支援的“三位一体”格局。以上这些援助对三峡移民搬迁安置和库区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对口支援模式的特点
对口支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促进特定地区发展而实施的一项特殊政策，是中国政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成功尝试。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技术合作，也不同于国家纵向的财政转移支付，它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对口支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央政府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由于受历史、区位、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分布极不平衡。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有着较好的发展潜力，但由于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在发展上始终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则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工业基础雄厚，商品经济发达，市场经济已初具规模，在人才、技术、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因此，东南沿海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资源和管理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建立两类地区的对口支援与经济技术协作关系，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和优化组合，形成更加科学的区域经济布局，使东中西部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推动产品结构不断升级改造。这既有利于增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也有利于增强东部地区的发展后劲。中央政府正是看到了东西部地区经济的互补性和两类地区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不断加深，希望通过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2.对口支援不是单方面给予，而是双方合作共赢。对口支援既具有支援性，又具有互利性。从战略的高度讲，对口支援是国家赋予经济发达地区的光荣任务，是一项政治责任和义务，是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各有关单位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这就要求经济发达省市要顾全大局，不要斤斤计较，要努力发扬风格，多讲贡献，使少数民族地区得到更多的支援和帮助，促进共同发展和富裕，让少数民族同胞也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体会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同时，支援又是互利的，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则，按价值规律办事，顺应产业转移规律，决不能违背市场经济原则搞“拉郎配”，双方合作还是要讲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也能给发达省市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使经济发达省市在支援过程中自身也得到应有的补偿和发展。这一特点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温家宝总理去年在四川考察时就指出，鼓励支援省与受援县在巩固援建成果、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探索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在对口支援制度的推动下，受援地可以积极寻求与支援地在更广泛和更深层次上的合作，真正利用好支援政策，在支援的友好环境中寻求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3.对口支援模式把“输血”和“造血”恰当地结合起来。长期以来对口支援都坚持“硬件”与“软件”支援相结合，把短时的“输血项目”和长期的“造血项目”相统一，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受援方“自身造血”功能上。受援地区由于受各种不利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不仅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且缺乏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自生能力，如果不解决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不足问题，这些地区很可能陷入“贫穷—援助—贫穷”的恶性循环陷阱而不能自拔，因此对口支援省市不仅要通过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帮助受援地区兴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等“输血”项目，而且要通过输入技术、管理、人才、品牌等优势资源，采取独资、合资、兼并等方式，帮助受援地区兴建自己的企业，大力发展地方经济，逐步增强这些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能力。帮助受援地区建立自身造血功能，是增强这些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为此，对口支援省市在加快民生项目、基础设施恢复重建的同时，立足受援地区长远发展，“硬件”与“软件”结合、“输血”与“造血”并重，在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支援力度。各对口支援省市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加大教师培训、干部交流、人才输送的力度，为受援地区强化“自身造血”功能；通过采取双向挂职、两地培训和支医、支教、支农等办法，为受援地区培养了大量医疗卫生、项目管理、施工监理、城乡规划等技术人员和各级干部，给予受援地区有力的支持。
二、对口支援政策的效应分析
对口支援使受援地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以西藏为例，经过国家几十年的大力援助，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使得西藏的国民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宏观经济条件逐步改善。从1985年到1997年的12年间，西藏自治区GDP已由17.76亿元增加到76.98亿元，12年增加了3.33倍；人均GDP也由890元增加到了3171元，后者是前者的3.6倍。同样也是这12年间，西藏自治区的地方财政收入也由6037万元增加到2.95亿元，1997年比1985年增收3.6亿元。1990年代至今，中央政府和各对口支援省市、中央企业，投入巨资在西藏援建了一大批项目，带动了西藏经济的巨大增长。1995年至2005年间，西藏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12％左右的速度发展，高于全国GDP的平均增长水平。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后，西藏国民经济连续7年持续增长，年均增长11.9％，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截至2000年全区实现GDP达到105.6亿元，连续5年保持12.9％的年均增长速度，粮食实现了基本自给，地方财政收入比5年前增长2.2倍，全区48万贫困人口已有38万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据统计。2006年，西藏全区生产总值达到290.05亿元，同比增长13.4％，增速创下了10年来的新高。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435元，增长17.2％，连续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创20年来增长幅度新高。进入新世纪的“十五”前四年，西藏经济年均增速达12.5％，明显高于全国年均8.6％的增长速度，也高于西藏“九五”时期10.7％的年均增长速度。2004年增速在西部12个省市区中位居第三位。这样的增长速度是西藏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对口支援有力地促进了受援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对口支援开展以来，大多数省市都在受援区县无偿援建了小学。据统计，截止2005年，援建重庆库区希望工程类项目473个，到位资金1.7亿元。移民搬迁和社会公益事业类项目407个，到位资金10.7亿元。通过对口支援，帮助库区援建了400多所希望学校及一大批医院、敬老院、图书馆、福利院、广电中心、科技中心、培训中心等社会公益事业项目，特别是接受资助的淹没搬迁中小学，复建后的规模和标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较大提高。对口支援省市企业还通过在库区兴办项目，先后为库区提供了10多万个就业岗位，有效缓解了库区的就业压力，改善了库区人民的生活条件。十多年来，各种无偿援助的社会公益性项目保障和改善了民生，极大地促进了库区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对口支援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建议
（一）对口支援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口支援政策还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特征。对口支援方案一般都是由中央政府和对口支援省市以及受援地政府用行政手段制订计划并组织实施的，而且实施的主体大多是各级地方政府，几乎看不到企业的参与，即便有企业参与进来，也是清一色的中央企业在努力完成国家交给的政治任务。目前在发达省市对口支援的过程中存在着重政府作用、轻市场机制的现象，很多援助项目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难免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对口支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形式主义、走过场现象，没有认真考虑投资效益和效率，只是应付了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励弘认为，在以往的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中，由于缺乏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系统规划，导致受灾地区的房子、基础设施可能建得很好，却很难形成产业。受援方在选择援助项目时，有“短视”现象，存在着以争取资金物资为主、以争取无偿支援解决眼前困难为主、单纯追求项目数量、存在一定的“面子”工程等问题。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逐步进入利益分化的时代，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不断加强，地方保护主义和利益本位意识也日益膨胀。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大规模地推行具有较强计划色彩的对口支援政策所遇到的阻力将会越来越大。
2.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对口支援作为一个政策模式，实际上它是由许多子政策构成的政策体系，对口支援能否产生效果以及产生多大的效果取决于这些政策的科学性。目前，由于对口支援多是中央政府下达给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地方政府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在政策出台和项目的选定上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形，导致一些项目的前期开发程序不规范，有的项目则在签订后难以落实，还有不少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夭折，有些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在对口支援方撤离后就迅速垮掉，这种情况在西藏和三峡库区的对口支援项目中已经出现。譬如，李盛全就曾指出，重庆库区移民对口支援合作项目达成协议较难，且其实施率只有一半。很多对口支援协议项目由于跟踪后续工作不力，造成半途流失告吹。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一套针对对口支援政策和项目的科学有效的评估体系。规范、有效的评估机制是对省际间支援工作优化的重要保障。由于我国现行的对口支援政策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应急机制，还缺乏制度上的规范和制约，因此在政策的设计上还存在许多盲点，比如在监督的广度和深度上还不够，监督的内容还不完整，缺乏绩效监督的内容。通常，在西方发达国家，政策的评估是政策实施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建立健全政策评估机制可以及时发现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为政府部门修正政策提供参考，使政策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3.对口支援政策工具过于简单化。对口支援政策工具的简单化主要表现为，针对特定受援地区的政策工具之间缺乏相互配合，形不成合力效应；对口支援政策大多是宏观经济政策，缺乏针对受援地区的精细化政策工具。就促进区域协调的政策工具而言，我们尚缺乏欧盟那样的结构基金、聚合基金、团结基金等设计精细的政策工具，有的只是一些扶贫资金、支农资金和西部开发转移资金等。由于政策工具之间的配合不够，我们在受援地区投入了大笔资金，建设了一大批工程，实施了一批批项目，但收到的效果却并不理想。此外，由于对口支援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规范体系，还存在不少政策漏洞，如没有建立起一套严格的项目论证、筛选、审批的决策程序，导致有时出现项目审批的随意性、对口支援资金的寻租分割等现象。另外，由于缺乏必要的政策工具组合体系，如管理工具、协调工具、监控工具和评价工具，对口支援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性、衔接性、配套性和系统性不强，造成对口支援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完善对口支援政策的建议
1.要正确认识政府和市场在对口支援中的作用。对口支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的优势和长处。做好对口支援工作，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规划和引导，同时也离不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是调节和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两只手”，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能够成功地发挥着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在实施对口支援政策时，我们一方面要通过政府引导，鼓励和支持各地区搭建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的良好平台，建立制度化的区域合作机制，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区域合作，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引导产业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逐步改变西部地区市场经济落后的局面，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将内地发达省市的外生援助转化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内生机制。同时还要鼓励社会各界捐资捐物，把全社会的力量纳入到政府主导的对口支援的框架中来，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使对口支援这一为促进落后地区发展而特别创制的政策能够发挥它的最大效用。
2.加强对口支援相关制度的建设。为了使对口支援政策能够发挥最大效益，必须辅以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作为保证。（1）尽快在支援省市和受援地区建立对口支援的财务公开和事务公示制度，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自觉接受支援省市人民群众和灾民的监督。（2）加强对对口支援资金的专项审计。为了加强对对口支援资金的有效管理，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援建资金的效用，可以建立对口支援资金专门账户，实现专款专用。除此以外，还必须加强对对口支援资金的专项审计。（3）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对对口支援的项目建立动态评估机制，一方面可以防止上马一些“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当地经济社会效益最高的地方；另一方面通过评估可以明确哪些项目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成败的原因及经验等情况，以供其他同类项目借鉴及主管机构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对援助项目进行科学管理，从而逐步提高对口支援工作的质量。在建立评估机制时，特别要加强体制外的评估，也就是要吸引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参与评估，以增强评估结果的客观性，为各级政府决策提供更准确的参考依据。
3.对口支援政策工具要实现从单一化向精细化的转变，多项政策工具配合使用。对口支援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有组织完善、设计精细、有的放矢的一整套政策工具作为保障框架。而简单化的政策工具，难以有效解决受援地区的多样化治理诉求。因此，必须综合考虑各地资源禀赋、区位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采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管齐下的政策手段，构建多元化的政策工具体系，使对口支援政策工具从简单化走向精细化。根据受援地区不同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差异化的政策工具组合。对边疆地区的对口支援今后要增加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逐步改善这些地区落后的公共服务设施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推动边疆地区走上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对灾害损失严重地区的对口支援，要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把保障和改善民生项目放在优先地位，切实作好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关系民生的社会事业，同时要加强工业园区建设，吸引支援方省市的企业入住，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对重大工程地区的对口支援一定要作好移民的搬迁安置工作，使移民能够搬得出、稳得住、可致富，生活水平不下降，为此需要我们政府做更加艰苦细致的工作，政策工具的选择上要求更精细化，更人性化。除了必要的资金和项目扶持外，作好移民的就业显得更为关键。此外，还要加强对移民的心理疏导，使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早日融入到当地人民的生活当中去。
注释：
① 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移民开发局编：《三峡工程移民工作手册》，中国三峡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② 谭震林：《现代化的大规模的农业建设开始了》，山西日报出版社，1960年版，第155页。
③ 《对口支援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http://www.iyaxin.com.
④ 《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前夕李鹏总理答新华社记者问》，载于《人民日报》1991年5月20日。
⑤ 吴邦国：《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在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载于《人民日报》1995年9月1日。
⑥ 《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取得伟大成就》，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50050/52280/636530.html.2005-08-23.
⑦ 伍皓，等：《干部对口援藏成效显著》，载于《人民日报》1997年9月15日。
⑧ 《记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http://www.sina.com.cn2009-02-23.
⑨ 刘伟：《西藏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载于《人民日报》1992年1月11日。
⑩ 徐锦庚，等：《内地西藏班（校）成为西藏人才摇篮》，载于《人民日报》2005年9月28日。
(11) 国务院办公厅：《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载于《人民日报》2008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