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神话还是现实——反思印度教中的东方学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教论文,东方学论文,话语论文,现实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萨义德的《东方学》(Orientalism)对有着数百年历史、与殖民主义共久长的东方学作了一次彻底的清算，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巨大震撼。这一局限于伊斯兰研究的批判，到20世纪90年代在印度研究中也引发了回应。英国德尔比大学的亚洲哲学和比较宗教学教授理查德·金(Richard King)在前不久出版的《东方学与宗教》一书中，就印度教中的东方学话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是当今印度教研究的最新成果。
一、被误读的“东方”
“神秘主义”是一个最常见的用来描述东方的术语。在中世纪，此语表示与神直接交往而获得真理，因而是主流的基督教会的强势语言。把某物定义为神秘，其结果就使它具有了威权。近代启蒙运动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后，“神秘主义”与“宗教”一样逐渐退出了公共政治生活领域而边缘化了。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中，“神秘主义”和“宗教”在心理学上成为追求内心平和的一种心理体验，在哲学上则成为“非理性”的代名词。因此，当“神秘主义”被广泛用于概括东方文化基本特点的时候，西方思想界实际上就将后者置于边缘的、次要的、非理性的位置，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主义。
另一方面，浪漫主义运动对于东方学话语产生的许多影响同样不容低估。浪漫主义者对印度文化推崇备至，甚至奉为解救西方社会弊端的良药，印度教因而具有了一种同其他世界宗教（或曰以基督教为模板）的普世意义。有意思的是，在描述印度宗教特征时，浪漫主义运动也是用同样的“神秘主义”来概括印度宗教。这种被金教授称为“肯定性的东方学”也是把东方文化当作与西方文化全然不同的“他者”，所以“浪漫主义的东方观，虽对东方尊敬有加，仍不免是把东方给歪曲了的。”
二、“印度教”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东方学话语在印度教研穷中的顶峰乃是从整个印度宗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抽象出一个“印度教”、“印度教徒”，这一过程金教授称之为由西方的东方学家一手制造的“现代‘印度教’神话”，它在印度文化范围内的普世性值得怀疑。我们现在称呼印度教徒的字是Hindu，原来是一个波斯字，伊斯兰教征服者用以统称印度次大陆的人民。欧洲人最初使用Hindu，始于18世纪，但是没有现在所谓印度教徒的含义。当时的欧洲人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把印度的宗教统称为异教。
随着欧洲人对印度的知识和利益逐渐增加，在19世纪初开始用Hinduism来指称这些异教徒的信仰和实践，使后者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包罗万象、独立的宗教实体。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有许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把婆罗门创造的一部分梵文文献加以经典化，其中最著名的有《薄伽梵歌》。事实上这是东方学把基督—犹太教的模式强加给了印度宗教。强调经典在宗教中的特殊作用乃是西方清教传统的一贯做法，在现代印度教的构成过程中也是非常显著的，特别是早期一些梵文文本的翻译和评注工作甚至由基督教传教士直接操作。欧洲语文学的标准和预设强加给了这些印度的文献资料，由此形成了单一的、均质的所谓印度教经典，至于印度文化口传的以及“民间”的传统则以迷信的名义被排斥在现代印度教之外。
一方面，把印度文化本质主义地定义为西方理性主义的对立面，把它贴上“神秘的”、“非理性”的标签，另一方面，以基督教—犹太教为范式，以婆罗门为代表的印度上层精英人物的信仰为基础，创造了一种“印度教”，从而使得西方殖民主义对印度社会进行统治具有了合理性和必然性。事实上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调动了当时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包括政治、文化以及大众媒介来普及这样一种东方学知识，利用它为殖民统治服务。
不过，在政治上令印度异化、屈从并接受西方统治，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话语体系也为印度的知识分子所利用并从中产生了争取民族自决权的独立运动，这一点却是欧洲殖民统治者没有料到的。据说首先使用“印度教”的本土知识分子乃是被西方赞誉为“现代印度之父”的早期启蒙主义思想家罗易(1773-1833)。而罗摩克里希那传教团的创始人辨喜则特别强调印度教的精神性，辨喜利用它来唤醒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之团结在“印度教”的旗帜下，以“印度教”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自然就成为印度摆脱殖民统治的有力思想武器。
三、反思的意义
理查德·金有关“印度教”的后现代主义的反思，既是对于萨义德《东方学》的回应，也是东方学批判在印度教研究中的延伸和发展，给人的启发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现代印度文化的认识。政治上拒绝英国的殖民统治，文化上不加批判地以欧洲东方主义的本质主义文化观为前提和基础，这是印度教的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印度取得独立之后，这种宗教的民族主义仍然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是印度政府所执行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的文化基础。我们不能把一切宗教民族主义简单归结为“原教旨主义”。正如金教授所言，“印度教”也是印度文化西方化的一种表现。其次，理查德·金教授实际上代表着20世纪90年代依赖一大批欧洲学者以及印度裔学者，通过对印度教中的东方学话语的批判和考察，来重新审视印度文化的现代意义的努力。在宗教研究中引起极大兴趣和好评的还包括哈约特·奥勃罗伊的《宗教界限的构成》，该书以大量人类学资料，论证了印度甚至在殖民化之后，印度教、穆斯林和锡克教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正是殖民主义的政治与文化统治才使得这种界限变得壁垒森严。除了前文所述及的东方学话语之外，人口普查中登记宗教信仰的做法也加剧了宗教之间分界的确立。第三，在后现代（或者后殖民）的文化批判中，一大批印度裔学者参与其中，著名的如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对于印度宗教的后现代批判构成了这种研究的重要方面，《东方学与宗教》就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