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方式的差异分析——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长方式论文,经济发展水平论文,差异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09)05-0067-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实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模式，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首先向珠江三角洲经济集结倾斜，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这一区域迅速集聚，珠江三角洲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本文将利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经济数据，主要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方式这两方面比较来分析两个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共性与差异，指出两个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结论与政策建议。考虑到统计资料的收集、省级行政区划的相对稳定性以及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本文所指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包括江苏、浙江和上海，即大长江三角洲的概念，同样珠江三角洲(以下简称“珠三角”)经济区包括广东省。
一、两个三角洲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比较
统计数据显示，1978-2007年间，长三角区域经济总量发展十分迅速，2007年该地区生产总值为56 199.7亿元，比1978年的645.7亿元提高了86倍。上海、浙江、江苏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总水平也大幅上升。由于改革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也较快，因此，该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份额波动变化幅度不大(见图1)，2000年前基本保持在17.3％左右，2000年之后则略有上升，约占21.1％。而以广东为主的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也较快，该地区1978年的生产总值为185.9亿元，2007年增加到30673.7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164倍，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9.3％，超过长三角增长速度约2.6个百分点。从图1可以看出，1978-2007年间，珠三角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份额平稳增长，2000年前它占全国GDP的份额基本保持在7.7％左右，2000年之后则略有上升，约占11.5％。
从人均GDP比较看，表1的数字显示，1990年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的人均GDP分别为5910元、2 122元、2 103元和2 537元，只比1978年扩大了1.4倍、5.4倍、3.9倍和7.9倍，到2000年则比1990年扩大了4.8倍、5.3倍、6.1倍和4.1倍。可见20世纪90年代前长三角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提升速度还比较慢，珠三角相对快些；进入90年代后，长三角整体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而珠三角则有所放缓。进入21世纪以来，两地的经济增长速度均有所放缓，2007年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的人均GDP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0.9倍、1.7倍、1.6倍和1.4倍。1978-2007年间，江浙沪和广东的人均GDP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上海人均GDP占全国的比值呈下降趋势外，其他三地均呈上升趋势，这说明这三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福利以及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综合水平有所提高，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珠三角比长三角的平均水平则略低一些。从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比长三角快，但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明显慢于长三角。
图1 1978-2007年间两三角洲生产总值发展轨迹
二、两个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结构比较
1.地理区位结构。长三角和珠三角都位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东临太平洋，虽然只占整个中国面积的1.5％，但生产总值超过了1/3，进出口贸易额超过60％，在全国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个区域发展条件、特色优势各不相同，互补性很强。珠三角毗邻香港和澳门，具有较强的对外开放意识和传统，可以接受港澳经济辐射，承接传导港澳产业转移，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外向型经济发达，是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桥梁和纽带。长三角背靠广阔的内地市场，内源型经济发展迅速，既可通过长江溯江西进，又可通过京杭大运河、太湖平原和里下河平原畅通北上。长三角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扩散作用强于集聚作用，因而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表现出了大范围的空间扩散特征；而珠三角尽管其经济活动空间布局具有高度集中的特征，但它在发展过程中对国际市场比较倚重，对国内的扩散作用则相对较弱。
区位商是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该区域在上一级区域中的地位与作用，它能清楚地反映出各个子样本对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差异，计算公式为：某区域的经济区位商=该区域人均GDP/全国人均GDP。如果区位商值越大，说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我们计算了1978-2007年间两区域中四个省市的区位商，并将区位商的变化轨迹描绘成图2。可以看出，上海的区位商曲线在其他三省之上，虽然上海区位商略有波动，但整体呈下降趋势，浙江、江苏和广东的区位商则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三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而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尽管上海的区位商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区位商值基本保持在3.5以上，与其他三省的最大区位商值不到2的值相比，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明显高于这三个省。从总体上看，长三角的区位商普遍高于珠三角，这是因为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高于珠三角，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区位商值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图2 两区域经济区位商变化轨迹
2.积累结构。我们的计算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两区域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均呈波动中的上升态势，2000年以前，以广东为主的珠三角储蓄率均高于长三角。2000年以后，上海的储蓄率上升速度加快而广东则有所放缓。2006年上海的储蓄率为84.21％，超过广东1.8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长三角投资率则普遍高于珠三角。改革初期广东的投资率相对较高，为14.65％，仅次于浙江18.75％。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投资率(30.02％)超过广东(25.92％)，跃居首位。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广东的投资率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远不如长三角地区。2006年广东的投资率为28.97％，比上海、浙江和江苏低了约8.7、19.2和17.6个百分点，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长三角比珠三角的投资环境更有利于吸引企业投资，长三角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两区域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00年前呈下降趋势，2000后年则略有上升，上海的这一比值明显高于其他三省。此外，1978年以来上海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强，教育支出也明显增加，江苏和广东则变化不大，浙江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最低，教育支出比重也最小。
从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与珠三角这两个发达地区出现了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的现象，这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城市化水平有着重要的必然联系。除此之外，市场化改革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显然是一个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表明，惟有市场化改革才能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市场化改革在市场供求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需求方面，它使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逐步消失。改革使得需求向市场转移，居民不确定因素增加，这必然要求居民预先增加预防性储蓄、储备支付能力。供给方面，由于供给主体的转变，市场机制对计划机制的取代自然会极大地刺激投资。由于要素价格逐步上升以反映要素的真正市场价值，或者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善以至于要素价格在市场化程度中发生大幅度上扬，这就将导致供给成本、乃至投资额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这些影响在医疗、教育、养老以及住宅问题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3.产业结构。长三角与珠三角根据自身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及比较优势等不同因素，在产业结构上形成并发展了不同特点的主导产业与产业集群特点。由于长三角的地理面积比珠三角大，所以在主导产业分布上颇具优势，长三角的主导产业比珠三角的类型更多一些。长三角的主要优势产业为纺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文教用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些产业的全国市场占有率都已经超过30％。珠三角的优势产业则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子信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这些产业在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两个三角洲利用自己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长三角产业集群形成方式主要有：一是在大型工业的辐射作用下衍生出众多的相关企业所形成的，如上海汽车业、宁波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南京化工业等；二是在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禀赋优势、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的，如上海金融业、杭州旅游业等；三是在地方传统的特色经济基础上，经过扩展发展形成的，如苏州丝绸刺绣、杭州龙井茶叶、绍兴黄酒等；四是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形成的，如绍兴纺织业、嵊州领带业、宁波服装业等；五是以科技园区、开发区为载体、在外资企业的带动下形成的，如苏州高新区信息产业等。这些产业集群都是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它们成功占有市场，形成强大的销售、信息网络和规模经济。区域内的企业具有低成本优势，在外来投资和内部扩大等方面的作用下成为产业集群。
珠三角的制造业初步形成了以产业聚集为特色，以广州、深圳为核心，以中部都市区、珠江东岸、珠江西岸都市区为基础的产业地理布局。以广州为核心的中部都市区，是全区政治、科教、文化及金融中心，也是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第二产业基地。以深圳为核心的东岸都市区，通过与香港对接以及香港制造业和台湾等地区的IT产业的转移，珠三角的经济区成为国际化的前沿地带，其东岸形成了以轻型制造业为基础的制造业基地和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开发、生产、应用基地和能源重化工业基地，西岸形成了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依托，以资金技术密集的家电、机械加工等为主导的港口贸易发达的大都市区。
4.资源配置结构。资源配置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在资源分配中所占比重，主要表现为就业和生产的部门构成，可以通过劳动力与产值在三大产业部门的分布对各地区进行比较分析。计算结果显示，从两个区域三次产业就业分配结构趋势来看，基年1978年上海第二产业的发展水平较高(产值份额达到77.4％)，且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比其他三省更快，其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增长幅度也最大，从1978年的21.6％增加到2007年的56.8％，扩大了约35％。上海呈现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份额大幅增加，而第二产业则略有下降的态势。除上海外，其他三省第二产业就业份额均有所增加，增加幅度在15％以上，对应这三省第一产业就业份额的下降幅度也较大，在40％左右。从总体上看，虽然各产业就业人员份额略有波动，但除上海外，随着各地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他三省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份额呈逐年递减，第二产业平稳上升，第三产业则较快增加。
与就业分配结构相对应的是，三次产业产值占GDP的份额总体上也呈现出相同的变化特征。统计数据显示，浙江、江苏和广东的第一产业产值份额分别从1978年的38.06％、25.57％、29.76％分别下降到2007年的5.50％、6.75％和5.69％，下降了约33％、19％和25％。而下降的这部分份额则相应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同期三省第二产业份额增加约11％、1％和5％。第三产业份额增加更大，约22％、18％和20％。2007年这三省的第三产业产值份额已达到40％左右。同理，由于基年1978年上海第一产业发展水平较低而第二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产值份额分别为4.03％和77.36％，因此在随后三十年间第三产业产值份额快速上升的影响下(第三产业产值份额2007年比1978年扩大了33％)，第一产业产值份额也略有下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也呈下降态势。由此可见，虽然1978-2007年间两个区域三次产业产值分配略有波动，但总体上看，第一产业产值份额呈逐年下降，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快速增加。上海第三产业发展更为迅速，而浙江、江苏和广东则在第二产业有较快发展，这与三次产业的就业分配结构相一致。
5.对外贸易结构。对外贸易结构是指一国的对外贸易构成，主要表现为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根据统计资料显示，两个区域1978-2007年间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轨迹可见：首先，珠三角的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占GDP比值的曲线均高于长三角，特别是在大部分年份里，长三角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达到15％以下，而珠三角则在15％以上，这说明珠三角的对外贸易总体水平高于长三角，珠三角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其次，珠三角的三条贸易份额曲线上下波动幅度较大，这也说明该地区的对外贸易波动水平远比长三角地区剧烈，长三角的进出口贸易份额曲线从1978年的5.5％缓慢平稳上升到2007年的14.4％。相比之下，珠三角在1978-1986年间进出口贸易份额为8％-10％，1987-1994年间却达到20％-30％，1995-2000年间则在15％-20％之间变化。珠三角呈现这样的贸易变化特征，其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珠三角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开始形成了以家用电器为主体的产业集群，这对珠三角家电产业的对外贸易起着积极的带动作用，极大地提高了该区域的贸易水平。
此外，制成品和初级成品在进口、出口贸易各自所占的比重，其中最主要的是出口构成，即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也是对外贸易构成的重要表现形式。2007年，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2 829.73亿美元，进口与出口分别为1 390.45和1 439.28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539.27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796.75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市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0.4％，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则达到68.5％。同期广东对外贸易总额及制成品和初级成品出口额明显较高，全年进出口总额6 340.49亿美元，进口与出口分别为2 648.03和3 692.46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1 044.43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1 050.06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2 461.73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外贸出口总额的34.8％；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达到68.9％。从总体上看，不同的产业发展模式影响着这两个区域的对外贸易水平。长三角属于混合企业主导型发展模式，以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为支撑，现代制造业、包括金融在内的现代服务业较发达。而珠三角属于外资企业主导型发展模式，是全国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和世界级电子、电器产品制造基地，“三来一补”和贴牌生产的现象突出，这决定了珠三角的对外贸易发展水平高于长三角。
6.人口结构。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与社会经济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也是有效解除阻碍现代化推进的约束“瓶颈”，保证经济社会实现快速、持续和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改革后两个三角洲的人口规模逐年扩大。2007年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的总人口分别为1 858万人、7 625万人、5 060万人和9 449万人，分别比1978扩大了69.2％、30.7％、34.9％和86.7％。两个三角洲的城市化水平也稳步推进。1978年以来四个省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轨迹虽略有波动，但总体均呈逐年上升态势，其中上海城市化水平最高且较为平稳，在60％-70％间变化波动。江苏和广东的城市化水平进展较快，分别从1978年的13.7％和16.3％上升到2006年的51.9％和63.0％。由于城镇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自1998年城市化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以来，江苏和广东的城镇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成为全国城市化水平提高较快的两个省份。相比之下，浙江的城市化水平推进较慢，仅从1978年的11.4％上升到2006年的28.3％。
20世纪90年代前两个三角洲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波动变化较为剧烈，20世纪90年代后呈总体下降态势。其中，广东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总体较高，人口死亡率较低，这也是广东人口规模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而上海人口规模虽然也增长较快，但其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总体较低，特别地，在1993-2003年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甚至出现负增长。2004年以来，上海人口增长略有上升，2007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0‰，而其他三省人口增长近年来趋于稳定变化。2007年江苏、浙江和广东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3‰、4.8‰和7.3‰。此外，在两个三角洲城市化的加速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以“就地转移”转变为“异地转移”，从过去的劳动力“兼业型”为主转变为“专业型”为主，各地外来人口总量大幅上升。2000年上海和广东的外来人口(半年以上人口)规模达到299万人和1 435万人，分别占常住人口的18.6％和16.6％；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2006年上海和广东的外来人口规模达到467万人和1 703万人，分别占常住人口的25.7％和18.3％，比2000年均有所增加。可见，一个地区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上海作为长三角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其吸引外来人口的能力也相对较强，因此外来人口比重也相对较高，而江苏和浙江则相对较弱。因此，从总体上看，长三角地区的外来人口比重可能比珠三角地区略低一些。
三、两个三角洲经济增长方式的比较
1.增长主体的变化。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一直处于全国领先位置，这与它们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改革使得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增长出现了新的主体和内涵，经济增长方式也随着增长主体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在经济增长的主体方面，非公有制初步发展。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前两区域工业企业单位数均有所增加。长三角从1978年的56 527个上升到1990年的104 134个，增加了47 607个，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了2 600个，非国有企业增加了45 007个，是国有企业增加数的17.3倍。由于长三角非国有企业增加的数量较大，其所占份额上升了6.6个百分点，相应国有经济企业比例下降了。珠三角工业企业从1978年的19 440个上升到1990年的30 404个，增加了10 964个，增加幅度远小于长三角地区，虽然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均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也较小，此间非国有企业上升了3.2个百分点，相应的国有经济企业比重也下降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两地工业企业发展均有所下降。进入21世纪以后，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2007年长三角和珠三角非国有企业数量的比重均超过95％，而国有经济的工业企业仅占很小的比例。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的工业企业发展规律也与此基本相似，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过程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采取的所有制度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增长主体的变化，导致两个三角洲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一些共性和差异。首先，两个三角洲大力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投资。2006年长三角的三资企业数目为21 782个，所占比重为23％，仅次于私营企业所占比重57％，但三资企业所创造的工业产值份额最大，为40％，超过私营企业的27％；而在珠三角地区，三资企业数目最多，为16 022个，所占比重达43％，其创造的工业产值份额也最大，为59％。与长三角相比，由于外资是推动珠三角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力量，大量的港澳和外商投资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珠三角市场化发展的步伐。其次，从经济推动方式比较，上海属于国有经济推动型，上海的国有经济企业比重比其他省份高，其国有经济投资份额也高于其他三省。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上海国有经济投资所占份额高达58.6％，高于江苏、浙江和广东的33.1％、23.9％和47.9％。随着多元化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均有所下降，但上海仍高于其他三个地区。2006年上海国有经济投资比重为32.5％，仍高于江苏、浙江和广东的20.0％、23.9％和23.5％。江苏和浙江属于民营经济推动型，1995年江苏和浙江非国有经济投资额份额(28.5％和70.4％)与上海和广东的(28.5％和32.6％)差距并不大；但随着江苏和浙江的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迅速，2000年这两地的投资份额(44.5％和58.7％)明显大于上海和广东(39.4％和42.2％)；2000年以后这个差距还在继续。广东属于外商投资推动型，广东利用外资的起步要早于长三角地区，1995年广东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港澳台投资所占份额为19.5％，总体水平与长三角相近，但远高出上海和浙江(13.1％和5.8％)；2000年广东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港澳台投资所占份额为17.7％，高出长三角约7.6个百分点，到了2006年则高出长三角约5.1个百分点。
从两个三角洲的实践来看来，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温州模式”，正是以个体私营经济主体为主要特征。20世纪90年代后，苏南乡镇企业采取私有、股份合作、股份制多种形式全面改制，许多改制后的企业利用特有的区位、市场、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进行了具有脱胎换骨意义的“二次革命”。而珠三角是外资特别是港澳台资最早进入的地区，外资进入不仅带来了在当时非常稀缺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新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方式，这对珠三角乃至全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产生了很强的示范作用。增长主体的变化必然影响增长方式，政府与企业关系发生改变之后，企业只有根据市场需要，不断追求更高的效率，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而这也正是解决“增长方式问题”的关键。
2.宏观环境的变化。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际生活中，我国出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变化，市场起着日益重要的制约与激励作用，增长方式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增长模式由原先的“企业利益导向型”增长方式向“市场利益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变，这是两个三角洲具有共同的特点。此外，国际市场在其发展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过去，我们仅仅将“出口导向”看作发展战略转变，实际上，在中国经济转轨阶段，它也促进了增长方式的转变。珠三角起步于“三来一补”，本地企业尽管没有直接面对国际市场，但市场对成本、质量等要求，能够迅速传导到加工企业，使其适应市场要求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在长三角地区，随着国际制造业转移步伐加快，能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加工贸易”发展迅猛，虽然“加工贸易”的附加值低，但它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有非常强的市场约束，对于我们熟悉市场、学习技术和管理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对外贸易结构分析发现，珠三角的整体对外贸易总体水平高于长三角，在进出口总额方面广东也是远远高于其他三个地区。珠三角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而在积累结构分析中发现，长三角的投资率总体水平普遍高于珠三角，长三角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根据1984-2003年间两个三角洲实际利用外资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2001年以前，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总额高于长三角地区，而在长三角地区中，江苏实际利用外资最多，其次是上海和浙江。2001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分别为136.4和134.2亿美元；2002年和2003年，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略有下降。1984-2003年间，珠三角和长三角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分别为1 515.3和1 425.3亿美元。从利用外资的比较看，2000年以前，以广东为主的珠三角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水平普遍高于长三角地区中的上海、江苏和浙江；2000年以后，长三角地区利用外资水平呈现出加快趋势。
1995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外商投资企业年末投资额分别为1 453和2 046亿美元，2000年增加为2 029和2 165亿美元，比1995年扩大了39.6％和5.8％，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后期，长三角外商企业投资总量虽然小于珠三角，但增长速度却高于珠三角。进入21世纪以来，两区域外商投资规模差距继续拉大，长三角外商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均超过珠三角。2005年，长三角与珠三角外商投资总额分别为5 683和2 889亿美元，比2000年分别扩大了180％和33.4％；2007年则增加为7 847和3 507亿美元，长三角外商投资规模是珠三角的2倍多。可见，两个三角洲独特的发展优势均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吸引外商投资。虽然珠三角吸引外商投资的起步较早，但进入21世纪以来，长三角的投资环境总体上比珠三角更具有吸引力。值得一提的是，两个三角洲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也是对外开放的另外一种形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珠三角开始出现了以家用电器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其基础是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从统计看，引进技术、设备是作为资本要素投入计算的，对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较小，有人据此认为它对转变增长方式未产生作用，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产业基础、技术基础、创新能力、高质量人力资源等条件的积累，引进技术、设备可以看作是这一积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基于以上分析，改革开放事实上是我国转变增长方式的开端和最强大的推动力。近三十年来发生的增长方式从“计划导向”向“利益导向”的转变，正是市场力量不断强大，经济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改革开放效果和能量不断释放的过程。这就说明，转变增长方式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环境的改善和条件的积累。未来两个三角洲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企图立即使经济增长建立在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是不切实际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资本投入仍是推动经济增长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在资本投入的同时须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的优化来提高投资的有效性。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1978-2007年间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都比较高，长三角区域经济周期与中国经济周期表现出很强的同步性规律，而珠三角则稍弱一些；从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前，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比珠三角慢，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明显快于珠三角。二是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在地理区位结构、积累结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结构、对外贸易结构、人口结构等方面存在一些共性和差异。三是随着改革开放后，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对外开放度的加深，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发生转变，实现了从“计划导向”向“利益导向”的转变，长三角属于投资拉动经济，珠三角属于出口拉动经济。
为了保证今后两个三角洲能够继续保持较快平稳的可持续发展，首先，两个三角洲要抓住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实现产业升级与效率提升。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以使各地区经济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第四，要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此外，两个三角洲要密切关注国际形势，为防范经济风险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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