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用”：基于金唐进化史的考察(5~10世纪)_中国古代史论文

说“趁”——基于晋唐间（5-10世纪）演变史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晋唐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趁”可表追逐、追赶义，前贤时彦多有考释①。现存文献最早记载这个词的是《纂文》：“关西以逐物为趁也。”（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九引）据此，“趁”是一个行用于“关西”地域的方言词。

      《纂文》，晋宋之际何承天（370-447）撰。原书已佚，从文献记述和现存佚文来看，此书内容广泛，类似博物学著作，不局限于字词训诂。

      据《宋书》本传，何承天一生都在南方活动，元嘉七年（430）曾随到彦之北征，但并未进入“关西”地域，因此《纂文》“关西以逐物为趁”应不是何承天实地采访所得，但从何氏博闻及《纂文》广事裒集的情况看，他应曾亲闻“关西”人如此说，感觉新奇，于是写进《纂文》，以示“奇博”。

      可以据信，《纂文》所载“关西以逐物为趁”，是当时口语的真实记录②。《纂文》的特色在于“奇博”，“趁”作为方言词被何承天所记录，也恰好说明它在当时尚有一种新奇的色彩。

      “关西”作为地理区划屡见于扬雄《方言》，有时也称“自关而西”。“关”指函谷关，“关西”大约指函谷关、太行山以西，包括秦晋与陇西地区③。郭璞《方言注》也多次使用“关西”一词，又有“西方”、“秦”、“陇右”、“凉州”等地域名，应当都属于“关西”所指的大的地域范围。李恕豪（2000）发现“晋”（河东）在郭璞注中未曾提及，而在《方言》中则是多次并提，因此认为“大概到了晋代，河东（晋）方言已不再属于秦晋方言区了，可能属于中州方言”。若此说成立，那么东晋的“关西”大约相当于陕西及甘肃东南部一带。何承天由东晋入刘宋，他笔下的“关西”当与郭璞注所指无甚差异，因而将《纂文》所谓“关西”的地域范围定为今陕甘一带，应能成立。

      据此，表追逐、追赶义的“趁”，在5世纪中期是陕甘一带的方言词。

      蒋礼鸿（1997：155）认为“汉代已以趁为追赶”：

      马总《意林》卷三引刘向《新序》：“楚丘先生年七十，被裘见孟尝君。君曰：‘先生老矣，何以教寡人？’先生曰：‘欲使追车趁马，逐鹿搏虎，吾即死矣，何暇老耶？……’”则汉代已以趁为追赶。

      蒋先生的汉代说远早于上述之5世纪中期；然而进一步检核文献，发现此说未能信凭。刘向《新序·杂事》：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带索往见孟尝君，欲趋不能进。孟尝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将我而老乎？噫！将使我追车而赴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

      与《意林》引文相较，颇有异文，“赴—趁”亦为其中一例。楚丘先生见孟尝君事又见于《韩诗外传》卷一○，作“追车赴马”，乃《新序》所本。又《类说》卷三○、《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四引《新序》，《艺文类聚》卷一八、《记纂渊海》卷四九引《韩诗外传》，《白氏六帖》卷十七、《册府元龟》卷八三三、卷九○○及戴埴《鼠璞》卷上记述此事并作“赴”。由此可证，《新序》原文实作“赴”④，《意林》作“趁”当出马总改易。汉代并未产生表追赶义的“趁”。

      “趁”在时代、作（译）者比较明确的文献中的用例从隋代（581-618）开始逐渐增多，屡见于阇那崛多所译佛经，酌举4例：

      （1）然彼人于后即更逃走，尔时丈夫亦不趁逐。（《大威德陀罗尼经》卷一五）

      （2）所猎之处，见一鼍虫，趁而杀之。（《佛本行集经》卷一二）

      （3）汝今被他驱趁，犹如野干被师子逐不得自在。（同上卷二九）

      （4）人人手执利刀仗，尽其身力趁逐我。（《月上女经》卷上）

      这些例子中的“趁”或单用，或与同义词“驱”、“逐”连文成双音形式，意义单一，谓追逐、驱赶。它在阇那崛多笔下频繁出现，值得注意。

      据《续高僧传》本传，阇那崛多于北周武成年间（559-560）初次到达长安，“渐通华语”。隋开皇五年（585）重返长安后一直在大兴善寺译经。他的译经水平很高，“崛多言识异方，字晓殊俗，故得宣辩自运，不劳传度。”所谓“传度”，即以汉语转达主译者对经义之剖析。阇那崛多既然“不劳传度”，可见能直接将胡语译成汉文，且“句圆词体”，“笔受之徒不费其力”，不需对译文多作润色。

      《佛本行集经》出现“趁”字最多，凡8例。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一二：“《佛本行集经》六十卷……沙门僧昙、学士费长房、刘凭等笔受。”僧昙住洛州（今洛阳），开皇十年（590）勅召于大兴善寺译经（见《续高僧传》卷一○）。费是成都人，开皇时入长安；刘凭，泾阳人（今甘肃泾川）（见《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据《开元释教录》、《大唐内典录》记载，《大威德陀罗尼经》、《月上女经》也都是阇那崛多重返长安后译出。结合阇那崛多等人的行谊、译经水平及地点，“趁”在其译经中高频出现，很可能就是作为当地方言俗语行用渐久而译者又用于译经的结果⑤。

      综上，“趁”在6世纪末7世纪初时逐渐行用开来，文献用例的增多大约就是当时实际使用状况的反映。不过使用区域仍然颇有局限，主要在长安一带。

      上节说明“趁”在5-7世纪初时具有比较浓厚的地域色彩，是陕甘方言词；但实际上还在作（译）者为东晋南朝人的文献中发现一些用例，这些例子是否能够说明“趁”同时也用于南方，从而推翻上述论点，还需考辨。

      （5）如是入者数千万人，泥犁旁趁人而内其中。（旧题东晋竺昙无兰译《泥犁经》）

      （6）复次，当知造其炉法。……欲求趁逐为其炉者，辟方九指，一重泥缘。（旧题失译附梁录《牟梨曼陀罗呪经》）

      （7）治大走马及奔趁喘乏，便饮冷水，因得上气发热方。（《肘后备急方》卷三《治卒上气咳嗽方》）

      （8）巴豆三十枚，连皮碎，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绵沾以拭肿上，趁手消。（同上卷五《身体头面忽有暴肿处如吹方》）

      （9）乃与长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将突骑趁击。（《后汉书·杜诗传》）

      （10）（王）祥后母庭中有李，始结子，使祥昼视鸟雀，夜则趁鼠。（《世说新语·德行14》注引萧广济《孝子传》）

      （11）歌儿流唱声欲清，舞女趁节体自轻。（《玉台新咏》卷九南朝梁张率《白纻歌》）

      例（5）“泥犁旁趁人而内其中”，大正藏本《铁城泥犁经》作“泥犁旁而内其中”，宋、元、明三本“旁”下有“走”字。按：有“走”字是。“走”谓驱赶、驱逐（西晋法立共法炬译《大楼炭经·泥犁品》也屡云“走”，如“泥犁旁即走人上下山”、“泥犁旁走人火上”，义同），后省宾语“人”。《泥犁经》是《铁城泥犁经》的别抄，可相比勘，因此《泥犁经》原文是“趁”还是“走”，不能无疑。此外《泥犁经》的译者和翻译年代也不确实，僧祐《出三藏记集》归入“失译”，至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才题东晋竺昙无兰译。目前只能肯定这部经译于梁前，确切时代与译者已不可知。

      例（6）“趁”指跟随、随着。此经始著录于唐智升《开元释教录》，题作“失译”，至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作“附梁录”，译者、时代同样不可确定。据某些词语的用法看，此经可能译于唐代。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在流传过程中颇经增损，早非原来面目，情况复杂。例（7）之“趁”，别本作“趋”，《外台秘要》卷一○引作“走”。《诸病源候论》卷一三有“走马奔走及人走乏饮水得上气候”，与《肘后》此方相承之迹灼然，亦云“走”。明初朱橚《普济方》卷一六三“喘门”亦载此方，云“出《肘后方》”，文字与今本全同。由此可见去葛书时代较近者均作“走”，元明之际所见《肘后》作“趁”很可能经过后人改易。

      例（8）治“暴肿”方又见《千金要方》卷六四“水肿”，“趁手”作“随手”。原注“《集验》治身暴肿如吹”，指北周姚僧垣《集验方》“治身暴肿如吹”方。《外台秘要》卷二○：“《集验》……疗身体暴肿如吹方：巴豆三十枚（合皮

咀），右一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绵内汁中，以拭肿上，随手减矣。”原注“范汪同”，指此方又见于东晋范汪所著方书。《普济方》卷二七八“诸疮肿门”亦收此方，云“出《肘后方》”，却作“趁手”。今本《肘后》卷四以下体例与前三卷颇有不同，属葛书部分每见“葛氏……方”云云，如此行文绝不见于前三卷，这些带有明显辑集痕迹的文字足见卷四以下为后人裒次而成。古方（《范汪方》、《集验方》）多作“随手”，今本《肘后》“趁手”极可能不是原文（此例所在的卷五葛书部分两见“随手”，尤显“趁手”之突兀）。

      例（9）“趁击”显指追击，范晔用“趁”，可能是它传至南方的端倪。何承天知道“关西以逐物为趁”，同样博学的范晔也可能了解；当然，范书实据《纂文》亦未尝可知。不过须指出的是，通检中古文献，“趁击”只有《后汉书》1例，而“赴击”仅在范书中就有5例——这又不得不怀疑“趁”实为“赴”之误。

      例（10）绍兴本、沈校本（据传是楼宋本校）均作“趁”，明嘉趣堂本作“趍”，明王世懋本作“趋”⑥。《艺文类聚》卷八六、《太平御览》卷九七○引《孝子传》载王祥事，“趁/趋”作“惊”。本例多异文，原文是否确作“趁”也不可遽定。

      例（11）张率《白纻歌》又见于《文苑英华》卷一九三、《乐府诗集》卷五五，并无异文。从“歌儿”、“舞女”对举及文义看，显本陆机《文赋》“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文赋》出《文选》卷一七，《文选》别本异文作“趁”。若作“趁节”，则《文赋》例为目前所见“趁”的最早用例。“趁节”的“趁”指随应、应和，显然引中自追逐、追随义，这样一来，“趁”的词义脉络表现为抽象的随应义出现得早，具体的追逐义出现得晚，并不符合词义引申的一般规律。通检文献也可见到，“趁节”指“随应节拍”除上述疑似两例外，他例绝少见，这也让人怀疑“趁”是否可靠。按：“趁节”应是“赴节”之误。“赴节”一词源流晓然，承用有序。汉王粲《七释》：“邪睨鼓下，伉音赴节。”可谓其源。后世沿用者不绝如缕，例不赘举。除“赴节”连用外，魏晋时还多见“赴×节”的隔开式结构，如《初学记》卷一四引魏文帝《于醮[谯]作》诗：“余音赴迅节，慷慨时激扬。”《太平御览》卷五七三引魏文帝《答繁钦书》：“激清角，扬白雪，接孤声，赴危节。”陆机《拟东城一何高》诗：“长歌赴促节，哀响逐高徽。”《文选·张协〈七命〉》：“若乃追清哇，赴严节。”据上所论，目前所见张率《白纻歌》“趁节”虽无异文，但也应是“赴节”之讹。

      综上所述，本节所举七例“趁”，或文献本身作（译）者、时代不明，如译经；或有异文，如《文赋》、《肘后备急方》、《孝子传》；或虽无异文然颇为可疑，如《后汉书》、《白纻歌》。严格说来，它们还不能算作确凿不刊的南朝文献用例，因此尚不能据以推翻前述“趁”在5-7世纪时为陕甘方言词、行用于关西关中一带的论点。

      由隋入唐，统一帝国再次形成，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政权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趁”在6世纪末7世纪初时用例突增，那么在唐初（指高祖、太宗、高宗三朝，618-683）又呈现怎样的态势？

      与前代相较，“趁”在唐初中土文献里已有较多用例，如：

      （12）景宗……常与少年数十人泽中逐麞鹿，每众骑趁鹿，鹿马相乱，景宗于众中射之。（《梁书·曹景宗传》）

      （13）俄而风潮奔迅，榜突栅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趁流而下。（《南史·邓琬传》）⑦

      （14）敌退败讫，可趁行三十步。（《通典·兵二》引《大唐卫公李靖兵法》）⑧

      这表明，“趁”在此期间得以进一步使用。这一点，还可从道世《法苑珠林》（下称《珠林》）“趁”的用例得到证实。

      道世（？-683）祖籍伊阙（今河南洛阳南），先代在京都任官，遂为长安人。他于高宗总章元年（668）著成《珠林》。

      《珠林》的资料来源大约有三方面：一是前代编修的佛教类书，如《众经要抄》、《经律异相》等；二是引用后汉以来的译经及外典；三是自己耳目闻见或采访自他人的传说事迹。因此《珠林》的文字大抵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引用的前代文献，二是自己创作的篇章。准此，《珠林》中的“趁”也可分为两类：

      （甲）自作篇章中的“趁”：

      （15）四名呼呼地狱，亦名叫唤地狱，狱卒逼趁叫呼而走。（卷七）

      前言“活地狱”、“黑绳地狱”、“众合地狱”，连此“呼呼地狱”等地狱名并见于前代佛经，但描述文字却是道世自己的。“趁”指驱赶。

      （16）法眼复共鬼斗相趁，力屈不如，复闷暴死。（卷四六）

      此例文末云“京城道俗共知”，可见乃据当时传闻写成。“斗相趁”指相互追逐，比赛速度。

      （17）贤者虽到南岸，恐贼来趁，望家急行。（卷六五）

      此例文未有“道年幼自见琬师说之耳”云云，可见也是道世据听闻撰成，“趁”是他自己的语言。“恐贼来趁”，担心贼来追赶。

      （乙）引文中的“趁”：

      （18）（翁）把锄曳镢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马，食我禾尽；今年复来蹋我秋苗！”举镢趁僧。（卷三九）

      （19）比至开门，见一道人，语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从后走趁，似近而远，忽失所在。（卷九六）

      前例引自道宣（596-667）《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后例引自道宣《续高僧传》。道世与道宣是同时代人，且共在西明寺宣扬佛法，因此《珠林》所引道宣著作中的“趁”和道世自己语言中的“趁”可以看作是同质的，都是当时口语的反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例：

      （20）时有一狼将其儿去，其母见已，趁而语言：“汝狼何以将我儿去？”（卷二六）

      此例前文有“如《婆沙论》中”云云，可知引自《婆沙论》。狼将儿去之事见于北凉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译《阿毗昙毗婆沙论》卷七、卷五○和唐玄奘译《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一二、卷一○一，两经为同本异译。现列《阿毗昙毗婆沙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相关译文如次⑨：

      时有一狼担其儿去，时人捕搊而语之言：“汝今何故担他儿去？”（《毗婆沙论》卷七）

      时有一狼取其儿去，时人语言：“何故取他儿耶？”（同上卷五○）

      须臾有狼负其儿去，众人捕逐而语之言：“汝今何缘负他儿去？”（《大毗婆沙论》卷一二）

      时有一狼持其儿去，傍人为逐，语彼狼言：“汝今何缘将他儿去？”（同上卷一○一）

      另《经律异相》卷四七亦载此事，文末云“出抄毗昙第二十八卷”：

      狼担儿而走，时人捕蹑而语之言：“汝今何故担他儿去？”

      将《珠林》与上揭五条译文比勘，明显看出道世并不是全文照录，所谓的“引证”实际上是据前代经典所述之事再经改写而成。上举译文对狼将儿去之后的描述分别是“时人捕搊而语之言”、“时人语言”、“众人捕逐而语之言”、“傍人为逐，语彼狼言”、“时人捕蹑而语之言”，而到道世笔下成了“其母见已，趁而语言”。他将“捕逐”、“逐”、“捕蹑”改写成“趁”，值得玩索。

      （21）（卢充）见有一獐便射之，射已，獐倒而复走起。充步步趁之，不觉远去。（卷七五）

      文末注“出《续搜神记》”。《艺文类聚》卷四引《续搜神记》：

      卢充猎，见麞便射，中之，随逐不觉远。

      “随逐不觉远”，《太平御览》、《事类赋注》引同。

      其事又见于今本《搜神记》：

      （卢充）见一獐，举弓而射，中之。獐倒复起，充因逐之，不觉远。

      “逐之”，《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岁时广记》引同。

      又见于《孔氏志怪》：

      （卢充）见一麞，举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复起，充逐之，不觉远。（《世说·方正》注引）

      “充逐之”，《蒙求集注》引作“充因猎逐麞”，《琱玉集》引作“充逐”。

      据以上引文，可见无论《续搜神记》还是《搜神记》、《孔氏志怪》描述卢充逐麞事皆言“随逐”、“逐”，而在《珠林》中道世用“趁”，必以当时语改之。

      （22）叔高更斫枝，有一空处，白头老公长四五尺，突出趁升高。（卷三一）⑩

      文末注“出《搜神记》”。白头老公事原出应劭《风俗通义·怪神》：

      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处，白头公可长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

      今本《搜神记》作：

      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处，见白头公，可长四五尺，突出往赴叔高。

      《搜神记》当本《风俗通义》，《珠林》引用时改“赴”为“趁”。

      综合《珠林》两类“趁”的用例，可见两种现象：一是道世在撰作时使用“趁”，二是改写或引述旧文每以“趁”改易同义词。这表明“趁”在当时已较习用，尤其是后一类改字——类书或以时语改易旧文——更能说明这种情势。当然，不能排除道世个人用词习惯的因素，但是《珠林》所引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续高僧传》同样使用了“趁”，这反而说明其时“趁”并不只是个人言语现象，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由此可见，道世在《珠林》中或单用“趁”或以之改字，正是它在7世纪中后期已较常用的表现。

      不过此时的“趁”可能仍有一定的方言色彩，这从《梁书》、《南史》、《李靖兵法》、《珠林》的作者的地域背景可见一斑。《梁书》由姚思廉写定，思廉陈亡时（589）随父姚察从江南迁至关中，故而史称“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南史》编写者李延寿，本为陇西人，长期在长安生活。李靖，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人。道世、道宣一生也大都在长安活动。因此，他们的著作中所出现的“趁”，都很可能是当时当地方言词不经意的流露。

      在调查唐初“趁”的用例时，发现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本节对此试作分析。

      （一）玄奘（602-664）与道世、道宣是同时代人，上引《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狼将儿去事何以不用当时语词“趁”，而译以“捕逐”、“逐”？

      通检大正藏所收玄奘译经，未见一例“趁”，和同时之道宣、道世等人形成鲜明对比（道宣尚且参与了玄奘的译经活动）。这可能与玄奘译经的语言风格有一定关系，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透露了“趁”的性质和地位。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译经有专门的译场，所译经文屡经辞臣润色，因此他的译经“工缀典词”、多用“书籍言”而不使用带有浓厚方俗色彩的“趁”是很自然的。而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续高僧传》、道世《法苑珠林》属于“中国撰述”，是纯粹的个人作品，较作为集体工作产物的玄奘译经在语体及具体词语的选择上肯定具有更大的空间（11）。

      （二）玄奘稍后的义净（635-713），同样具备组织完善的译场，何以译经多见“趁”？

      通检大正藏所收义净译经，“趁”主要出现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无虑数十例，与玄奘译经全无一见成霄壤之别。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趁”在义净翻经时期（8世纪初）使用得更为广泛，口语书面语都已习用，义净以之译经丝毫不觉扞格；另一或许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内容和义净译经的语言风格。义净翻经“专重律藏”，而律藏说明戒律时多以日常俗事取譬，内容生活气息浓厚，翻译时也多用口语俗词。以上两种推论如能成立，义净译经每见“趁”也是自然之事。

      综括义净译经“趁”的全部用例，其义仍不出前期的追赶、驱逐、随逐，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见表1：

      

      对比“趁”在玄奘、义净译经中所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态势，可推断“趁”在7世纪中后期8世纪初期继续普遍使用，但或许仍然具有一定的方俗色彩，所谓的“普遍”可能还仅限于某一地域。但是，它会一直如此固守一隅吗？

      随着唐代统一帝国的形成及长期稳定发展，关中一带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其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唐初颜师古笔下，“关中”是一个和“吴楚”、“山东”、“太原”、“河北”并列的方言区（12）。此前南北朝对峙时期，虽然一方能够知道一些对方的方言（如“趁”），但毕竟不很真切。颜师古《匡谬正俗》卷八“沙苑”条：

      《本草》云：“防风出沙苑、川泽及邯郸、琅琊、上蔡。”陶弘景注云：“郡县无名沙苑者。”按，今同州沙苑之内犹有防风，此乃古昔已来土宜所出，故《本草》称之耳。自晋东徙，区宇分崩，扬越之地与三辅隔绝，所以彼人不识沙苑。

      此事虽然不是直接和方言有关，但也说明南北朝时因“扬越之地与三辅隔绝”导致一方不能明了对方情况而发生误解。到了颜师古所在的唐初，特别是在他晚年撰著《匡谬正俗》时，南北方言相互交流和影响应当是相当普遍的，这和统一政权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13）。《匡谬正俗》卷八“愈”条：

      愈，胜也，故病差者言“愈”。《诗》云“政事愈蹙”，《楚辞》云“不侵分[兮]愈疏”，此“愈”并言渐就耳。文史用之者，皆取此意，与病愈义同。而江南近俗，读“愈”皆变为“踰”，关内学者，递相放习，亦为难解。读“愈”为“踰”肇端于“江南”，为其时“近俗”，而“关内学者，递相放习”，这正说明当时一种新的语言现象产生后随即传播开来的事实。

      由上述“不识”和“放习”两种情况，可以看到，随着统一王朝的形成，关中和江南，或者说南北之间语言现象发生了从隔绝到扩散的转变；而关中一带凭借它在全国的中心地位，其方言逐步成为优势方言，关中方言词向各地流传更是顺理成章之事。

      那么“趁”在唐初以后是否也会突破地域限制向各地扩散，从而逐渐由方言词转为通语词呢？

      查检唐初以后文献（不计佛典），“趁”在各种体裁的文献中都有用例，现以《全唐文》为样本列表如次：

      

      据表2，使用“趁”的文章，体裁多样，且几乎全为正式文体，这一现象只能说明“趁”的方俗语特征逐渐消泯，已为人们广泛接受、使用，至少在盛唐以后应已行用南北，成为通语词。

      诸文体中，“趁”在诗歌里分布最广。唐代诗歌口语性强，这充分说明“趁”具有坚实的口语基础。兹以《全唐诗》为例具表如次（16）：

      

      表3显示南北各地诗人均使用“趁”。虽然各人生平事迹复杂，活动区域广阔，籍贯并不能完全说明所使用的词语就一定具有地域色彩，但也能透露些许信息。表3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寒山和白居易。

      寒山诗歌中“趁”的用例数仅次于白居易，而与同义词“逐”、“追”、“驱”之比率为7：8：1：6，可见它是寒山习用的词语。寒山生平事迹虽不明晰（19），但长期隐居在浙江天台翠屏山，活动范围局限。寒山多用鲜活口语入诗，白话色彩浓烈，诗中用“趁”也正是所谓“凡言取次出”的表现之一。这说明当时南方大众口语中已经习用该词。若寒山应生活于750年至820年左右（20），那么可将“趁”字扩散至南方的下限定在8世纪晚期至9世纪早期。

      如果说寒山诗本身仍有不少不明因素，推论或可存疑，那么《祖堂集》以其较为确定的成书年代、很强的口语性及一定的南方方言背景成为鉴别“趁”行用区域的有效材料。

      《祖堂集》大约编写于保大十年（952），利用了前代保存下来的各禅师的“语录”及记载他们生平经历的“行状”、“行录”、“实录”，故而对话很多，不少问答语基本就是当时口头交谈的直接记录；所记载的禅师大部分为唐代人，且多活动于闽赣一带，因此全书语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五代（9世纪后期-10世纪中期）的南方口语。查检全书，共得38例（包括重复出现者），不少出现于对话中的“趁”，口语色彩非常鲜明：

      （23）师云：“者一队汉，向这里觅什摩？趁出了！”（卷一五“归宗和尚”）

      （24）僧云：“和尚打地作什么？”师云：“趁雀儿。”（卷一六“南泉和尚”）

      这样的文字真如面谈。“趁出了”、“趁雀儿”完全可以看作当时南方人的活泼泼的口语。因此，根据《祖堂集》的材料，可以推断：晚唐五代时期，“趁”确实在南方的口语中被普遍地使用着，至此，它已无限南北。

      综合上述，“趁”在中晚唐已是行用各地的通语词。若推论大胆一些，那么将至晚时期定在寒山时代，即8世纪晚期至9世纪早期左右；如果保守一些，则将其后退至9世纪后期至10世纪中期左右。梅祖麟认为：“唐代的北方话至晚在唐末已成为全国的共同语。”“趁”的发展演变情况，可为梅说提供词汇学意义上的佐证。

      在高频使用过程中，“趁”的意义和用法自中唐以后也逐渐丰富起来。上节表3中，白居易以41例“趁”尤显特出，这显然和白诗善用口语、务使语言明白浅俗的艺术追求相关。本节以白诗“趁”例为中心，纵横系联，对“趁”的词义发展及组合功能试作梳理。

      以《全唐诗》白诗部分为调查样本，“趁”有以下5个义位（21）：

      （一）追逐、追赶

      （25）天地迢遥自长久，白兔赤乌相趁走。 （26）羲和趁日沉西海，鬼伯驱人葬北邙。

      （二）跟随、随着；沿着

      （27）朝随烛影出，暮趁鼓声还。 （28）更劝残杯看日影，犹应趁得鼓声归。

      （三）赶赴；到……（地方）去

      （29）热月无堆案，寒天不趁朝。 （30）君若趁归程，请君先到此。

      （四）寻求；贪求

      （31）老趁风花应不称，闲寻松雪正相当。 （32）放醉卧为春日伴，趁欢行入少年丛。

      （五）利用、凭借

      （33）林园亦要趁闲置，筋力应须及健回。 （34）趁暖泥茶灶，防寒夹竹篱。

      综观白诗“趁”例，除单用外，据其宾语的语法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组合类型：一是“趁”+NP，一是“趁”+AP。每一类型中的不同组合对象都可能引发“趁”义的变化。前一类型自南北朝以来就一直存在，而后一类型则是唐代才出现的。

      先看“趁”+NP。从南北朝至义净译经，“趁”后所接对象皆为有形实物。略与义净同时的张鷟《朝野佥载》打破了这种局面：出现了“趁韵”这样的组合形式，“韵”非实物。又陈子昂“纵倍程趁期”例，“趁期”谓赶期限，“期”亦为抽象名词。搭配对象抽象化，说明“趁”的义域逐渐扩大，词义开始泛化。

      “趁”后接处所名词，较早可见于韦应物诗：

      （35）方舟趁朝谒，观者盈路衢。（《送雷监赴阙庭》）

      “趁朝”犹言上朝、赴朝，与诗题“赴阙庭”义近。又如：

      （36）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柳宗元《柳州峒氓》）

      “趁”指赶赴、前往，与原来追逐、驱赶义强调动作性相比，它更重在表达趋向性。

      “趁”后还跟表示时节、时间意义的名词，相当于利用、凭借，词义进一步虚化，如：

      （37）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颜仁郁《农家》）

      当接普通名词时，根据不同对象，“趁”也有不同的语义重点，如：

      （38）包谊者……到京师后时趁试不及。（王定保《唐摭言》卷八）

      这个“趁”虽也可释作“赴”，但重点不在表示位移，而是指为某一目的。再如：

      （39）远投入宿趁房迟，僮仆伤寒马亦饥。（王建《初冬旅游》）

      “趁”指寻觅、寻求（22）。若程度更进一步，则可指贪求：

      （40）三十年来世上行，也曾狂走趁浮名。（元稹《放言五首》之五）

      （41）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寒山《有人笑我诗》）

      “趁”指凑合、应合，上引《佥载》“趁韵”之“趁”亦近此义。

      再看“趁”+AP。“趁”以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结构）作宾语，这是中唐以后出现的新用法，说明它的组合功能进一步扩展。一指务求、追求，表示为了获得或达到某种情势、属性，如：

      （42）后发卒理狱兹多，吏趁省易，隶书出焉。（贾耽《说文字源序》）

      （43）道从会解唯求静，诗造玄微不趁新。（周贺《赠姚合郎中》）

      另一义指利用、凭借，如上举白诗例（33）（34）。前一义重在表达所接对象为“趁”所要达到的目标、目的，后一义重在表达所接对象为“趁”所须利用、凭借的条件。

      从白诗“趁”例可以看到，随着使用时间与范围不断延续、扩大，其搭配对象日渐丰富，组合功能逐渐增强，语义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两个现象最应关注：一是义位逐渐丰富，二是语义逐渐虚化（23）。

      这两种现象都应在高频使用的环境中方能促发，这恰好说明“趁”在当时表现得相当活跃，并正处于不断演化的态势。从接受角度看，“趁”至此已经完全被人们采纳、使用。

      “趁”的追逐核心义是上述各义发生的“原点”。这个核心义生发出各种引申义，如同一个磁场中心，使得他义围绕它而转。各种引申义又可能经历不同的演变路径，或戛然而止，或产生新义，或发生语法化。从局部来看，演变可能是线性的，但从整体来看，演变又是放射状的。

      作为促使“趁”的语义和功能不断多样化的主体，文人特别是诗人的作用不可忽视。观察“趁”在唐代各体文献中的分布，可以发现，它在诗歌中的用法最为丰富。比较“趁”在两部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总集——《太平广记》《全唐诗》中的用法，显而易见，前者单调，后者多样。诗人才思敏捷，想象丰富，善于锻字炼词，为求新奇的艺术效果往往在语言上自我创新；而唐代正是诗歌的时代，诗人、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极大，诗人善于创新，这种创新一旦被大众承认、接受并传播开来，便会成为固定用法。这个过程也正如彼得·伯克所说：“在语言的历史上，说话的共同体和个人都发挥了主动的作用。”

      “追”、“逐”自先秦以来一直是追逐语义场中的主导词，“趁”的出现，为这个语义场增添了新成员。它们在这个语义场中的聚合关系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本节就此问题试作考察。

      由于“趁”的文献用例从隋代唐初开始较为习见，为便于比较，首先从此期进行考察（24），见表4：

      

      “趁”单用之例较少（3例），大多与“逐”、“驱”、“走”连文构成“趁逐”、“驱趁”、“走趁”等复音形式，这可能受到译经文体的影响。据表4，“逐”显然是阇那崛多用以表追赶义的主导词；“趁”以其新词的身份也表现不俗，或许与译者以方言词译经的因素有关。

      由于唐初缺乏足量的合适语料，即以时代稍晚的义净译经为调查样本，参表5：

      

      表5显示“追”的用例极少，可见义净译经表达追逐概念基本不用“追”——它另有职责：（甲）表示对以往时间的回溯，如“追悔”、“追念”等，这是义净译经中“追”的最主要用法。（乙）相当于“召”，如“奉命追至”、“遣追”、“遣使往追彼人来”等。（丙）表示寻觅、寻求，如“追寻”、“追觅”、“追求”等。甲、乙、丙三项都是先秦古义。

      由此看来，在义净译经中，表达追逐概念的职能由旧词“逐”和新词“趁”共同承担，再结合表4“追”仅两例的现象，益可推度当时语言（至少义净个人语言）表追逐概念的主导词是“逐”，“趁”作为新词也有很强的竞争力。

      盛唐、中唐以《朝野佥载》、白诗、寒山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酉阳杂俎》为主要调查对象，见表6：

      

      晚唐五代以敦煌变文、《祖堂集》为主要调查对象，见表7：

      

      表6、表7虽然只是选择性统计，但大体能够反映“追”、“逐”、“趁”在盛唐、中唐以来表达追赶概念时的使用情况。首先，“追”在当时口语中基本不表追赶义，而是被“派上不同的用途”，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追”主要指“召”，《朝野佥载》也是如此。其次，“逐”仍然是追赶语义场的主导词，但从变文和《祖堂集》看，有弱化的趋势。再次，“趁”在白话色彩更为浓烈的文献中数量占优势，如寒山诗、《行记》，到敦煌变文、《祖堂集》更是如此，这说明“趁”在当时口语中极为习用。梅祖麟（2000：254）论及《祖堂集》时说：“这部在泉州编成、主要纪录雪峰义存一系在福建传播的禅宗史，语法词汇和八、九世纪在西北边陲写成的敦煌变文大同小异。”“趁”在这两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正能证明这一论断；从另一侧面也可见“趁”在晚唐五代时行用地域之广，这恰好与上文“趁”在中晚唐以来已成为通语词的观点相呼应。

      总之，唐代以来，在表达“追”“逐”“趁”共同的核心义——追逐时，主要使用“逐”和“趁”，“趁”以其强烈的口语性表现得相当活跃。

      “追”、“逐”作为古语词，其追逐核心义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随着组合对象和语境的不同引申出多种意义和用法。“趁”作为语义场新成员，其意义和用法会受到固有成员的影响，因此回到第八节所论“趁”具有很强的组合功能这一点上，可以发现其实是由原有成员的固有用法衍生而来的。以“逐”为例，南北朝隋诗歌可见如下用例：

      窗桂逐秋开，花飞低不入。（王融《临高台》）

      “逐”后接表时节的“秋”，颜仁郁《农家》诗则有“趁春”。

      薄晚逐凉北楼回望（南朝梁简文帝诗题）

      此言“逐凉”，白诗有“趁凉”。

      城中诸少年，逐欢归去来。（梁武帝时谣）

      “逐欢”犹言寻欢，白诗有“趁欢”。

      忽逢怀刺客，相寻欲逐名。（李德林《相逢狭路间》）

      此言“逐名”，元稹诗有“趁浮名”。

      顿履随疏节，低鬟逐上声。（庾信《杂诗》）

      “逐上声”指应和乐声，与寒山诗“趁宫商”相类。

      逐伴西蚕路，相携南陌头。（刘邈《杂诗》）

      “逐伴”即白诗习见之“趁伴”。

      由此看来，“趁”在唐代所出现的多样的组合功能实际上渊源有自。从“逐X”到“趁X”的过程中发生了词汇替换，一方面反映了新词“趁”的活跃态势，另一方面也促使“趁”产生一系列新义。这种作用要在新词经历一定时间后才会发生，人们对新词需要一个认识、接受和使用的过程，上文所论“趁”大约从张鷟、陈子昂时代组合功能开始逐渐强化的现象，正好说明这一点（25）。

      布龙菲尔德曾说，“每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本文以中古新词“趁”为个案，考察它在晋唐间（5-10世纪）的发展演变，即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中如何逐步丰富自身的意义和用法，如何逐步从一个方言词成为通语词。如果从“长时段”的角度继续观察“趁”的发展（26），那么还可提出一系列问题：“趁”在唐五代以后的命运如何？它的语义和功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吗？会一直在通语中吗？会回到方言吗？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中表现出什么样的面貌？“赶”、“撵”的兴起对它有何影响（27）？“追”表追逐义在唐代以后是否真的不再行用？如果不是，那么它对“趁”将会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来解答，从这个意义讲，本文仅仅是序曲，远非完结篇。

      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业师汪维辉、方一新教授的指导，李宗江、胡敕瑞、李明先生先后惠予高见，《中国语文》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人也提出了翔实而中肯的意见，谨统致谢忱。

      ①参看蒋礼鸿（1997：153-155）、蔡镜浩（1990：39）、王云路、方一新（1992：76-78）、王锳（2005：43-44）。

      ②《纂文》成书的确切年代不可知，至晚在何承天卒年（447），即5世纪中期。

      ③参看严耕望（2006：64、68）、丁启阵（1991：30、35）。

      ④石光瑛（2001：770）也认为当作“赴”：“赴马，谓趋及奔马。”

      ⑤从阇那崛多译经“宣辩自运”、“笔受之徒不费其力”的情况看，这个“趁”很可能就是阇那崛多宣译时的用语，笔受者写定的可能性反而较小，他们只不过是照实录文而已，“辞之质文系于执笔”（《出三藏记集》卷一《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的情况在阇那崛多译经过程中也许不具大的影响。

      ⑥蔡镜浩（1990：39）谓“明嘉趣堂本改‘趁’作‘趍’，盖不明词义而误”；王云路、方一新（1992：77）谓“趋鼠无义”，均可商。“趍（趋）”从疾走、奔跑义引申有追逐、追赶义。

      ⑦审稿意见指出：《梁书》虽由姚思廉在唐AI写作定，但实际上由姚察、姚思廉父子共同完成，材料准备和编撰的主体时间应在唐前；而且《梁书》写定前已有不少关于梁史的撰述，姚氏父子可能都参考过，因此不能遽尔认定例（12）就一定是唐初的语言材料。例（13）也存在同样问题，不能断定反映的就是作者李延寿所处唐代初期的语言。按：审稿意见认为不能轻率地将《梁书》《南史》的语料定为唐初，甚是。这涉及史书语料时代性这一老大难问题。确如审稿意见所指出的，姚氏父子在入唐前就着手撰写《梁书》，也可能参考过（甚至直接袭用）有关撰述，以致《梁书》有唐前、他人之文，也有入唐后写成之文。但现实问题在于虽然明知史书构成复杂，时代不一，但在史料阙失的情况下，无法认定何为承袭之文，何为自作之文，也就无法对史书语料作彻底的断代。本文参考学界有关观点（方一新，1997：前言），将史书叙述部分看作成书时代的语料。但要认识到这只是一种便于操作的做法，《梁书》《南史》中的“趁”确实可能在唐代之前。

      ⑧审稿意见指出：《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在北宋中期以前就散佚了，杜佑《通典》所引并不能保证就是李靖原书的本来面貌，例（14）究竟是否为李靖的语言也是值得怀疑的。按：审稿意见的看法有道理。古人引书确有改易，但如果夸大这种改易，引文就不可信、不可用了。一般说来，引文的时代性还是应定为本身成书的时代。

      ⑨据《开元释教录》卷八，《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译于656-659年，早于《珠林》撰成时间，因此两经道世都能见到。

      ⑩金藏、高丽藏、大正藏本《珠林》作“赴”，资福藏、碛砂藏、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本等作“趁”（据中华大藏经、大正藏校勘记）。孙潜本《太平广记》卷三五九“张辽”条引《珠林》作“趁”，可见《广记》编修时所据古本《珠林》（应为唐五代时之写本）亦作“趁”。据此“趁”应是原文。

      （11）窥基是玄奘的弟子，也是玄奘译经的重要助手，在他个人著作中可见“趁”字，如《妙法莲华经玄赞》卷六：“彼诸有情，从前出已，便来趣之，由狗等趁，遂登其上。”由此可见，玄奘译经去取词语可能有某种各人共同遵守的条例。

      （12）参看颜师古《匡谬正俗》卷六以下。

      （13）南北朝时随着由战争等因素导致的人口流移，南北的某些语言现象已经开始相互影响，《颜氏家训·音辞》：“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祗之祗。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即为一例。

      （14）作者时代主要根据《全唐文》作者小传，下同。

      （15）余嘉锡（1985：1250-1251）认为该序为伪作，姑列于此。

      （16）《全唐诗》中尚有若干词作，本表不作统计。此外还有些宋人作品，也不列在内。

      （17）籍贯、生卒年主要依据周祖譔（1992）。

      （18）白诗“林园亦要趁闲置”，扬州诗局本“趁”作“闻”，四库本据《白氏长庆集》改。今据四库本统计得41例。

      （19）寒山生平及其作品的介绍可参看项楚（2000）。从寒山诗歌“趁”的用法看，他不太可能是初唐人。

      （20）参看孙昌武（1988）。

      （21）参看江蓝生、曹广顺（1997：57）。

      （22）参看王锳（2005：43-44）、魏耕原（2001：29）。

      （23）“趁”已有由动词语法化为介词的迹象，如上举白诗第5义“利用”、“凭借”（《唐五代语言词典》即已看作介词）。

      （24）追逐义和驱逐义有时很难区判，因此下文将其合为一个义位来统计分析。

      （25）汪维辉（2000：402）：“通常情况下，从新词在文献中露头到基本取代旧词，大约需要三四百年的时间。”拿“趁”来说，它从方言词成为通语词、自身意义及用法的丰富，大约也经历了三到四个世纪。

      （26）“长时段”借鉴以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的提法。

      （27）《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赶”下均首引《朝野佥载》，但此例未必可靠，可参看真大成（2014）。“趁”与“撵”的关系，笔者有另文探讨。

标签：中国古代史论文;  汉朝论文;  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续高僧传论文;  太平御览论文;  历史故事论文;  西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