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孙中山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申圭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使论文,韩国论文,临时政府论文,孙中山论文,申圭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1921年11月，孙中山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申圭植，广东护法军政府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是近代中韩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由于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当时未能发生实际的政治和外交效应。但是，这一举动在中韩关系发展史上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孙中山倡导的扶助韩国民族独立复国的崇高精神在以后的中韩交流实践中不断得到发扬广大，孙中山当年许下的一些诺言，也陆续为他的后继者不同程度地予以实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未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因，应从国际的、国内的以及韩国独立运动自身等多方面去分析，才能得出科学和客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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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1月，韩国临时政府专使、代总理兼法务、外务总长申圭植曾赴广州拜会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广东护法军政府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写下了近代中韩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当时，正值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韩国临时政府寄希望于会议能够承认韩国独立复国，由于北洋政府在日本高压下对在华韩国独立运动采取取缔态度，他们便将争取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的正式承认并在会上支持韩国独立要求视为外交上的重大举措，为此接二连三地派遣代表南下寻求支持。同年4月该政府派遣吕运弘、5月派遣朴殷植前往广东活动。这一求援活动的高潮是申圭植对广东的访问。临行之前，申圭植在《敬告中华民国各界诸君子书》中从人道主义、世界和平、国际信义、中韩关系等角度公开论述中国对于支持韩国独立“当引为己任而不容旁贷”，明确要求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代表提出韩国独立议案，“以求世界之公判”①。而孙中山素以解放东方被压迫民族为理想，在高举“护法”旗帜，准备北伐统一中国之际，也有意支持韩国的独立复国要求，以此壮大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阵容和声势；同时，广东护法军政府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的接待和承认，还包含着摆脱自身在外交上的孤立状态，争取派遣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的意义。韩国临时政府专使申圭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11年即以韩籍革命者的身份亡命中国，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接触，曾积极投身中国辛亥革命，表现了崇高的献身精神，与广东护法军政府的领袖们有着深厚的交往和情谊，在韩国临时政府内部是极力主张与中国革命党结盟的“亲华派”，这也为双方的会见并取得满意的结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11月3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总统府会见申圭植。申氏提出了由韩国临时政府草拟的《中韩互惠条款》5项：1，韩国临时政府承认护法军政府为大中华民国正统政府，并尊重其元首及国权；2，大中华民国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3，收容韩国学生于中国军校；4，借款500万元；5，租借地带，养成韩国独立军②。孙中山在会见中表示：“中韩两国，同文同种，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辅车相依，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正如西方之英美”，“韩国问题如不解决，则亚洲局势将失去平衡，亚洲和平亦无法可以维持”。对于韩方要求，孙中山明确表示：对于韩国临时政府“自应予以深切同情而加以承认”，并将通令护法军政府所属各军校尽力吸收韩族子弟接受军事教育，帮助培养军事人才。
同时也说明因“北伐尚未成功，国家尚未统一，仅以广东一省力量”，难以满足韩方全部要求，贷款须待北伐占领武昌以后，借地练军则须待正式政府成立，承诺“北伐计划完成以后届时当以全力援助韩国复国运动”。11月18日，护法军政府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典礼暨正式接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仪式，孙中山以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身份接受申圭植呈递国书，双方互致贺词，由此而正式互相承认，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即，韩国临时政府派遣外务部外务局长朴赞翊为特派交涉员常驻广东。韩国独立运动在此喜讯鼓舞下，一时声势大振。
然而，孙中山、申圭植会见后的政局发展却使中韩双方都陷入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困境。首先，美国操纵的华盛顿会议不仅拒绝韩国的独立复国要求，而且也将广东护法军政府代表拒之门外，使双方的意图全部落空。更重要的是，次年6月，在英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广州发生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孙中山失败退往上海，在苦闷中另谋出路，已无力顾及韩国临时政府；这一事件对韩方的震动更甚，韩国临时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发生严重分岐，申圭植内外交困，陷于绝望，悲而绝食。9月25日，年仅43岁的韩国革命先驱者申圭植在“政府”、“政府”的微弱呼声中瞌眼而逝，过早地离开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韩国独立复国事业和他热爱的韩国临时政府。这个结局表明，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将经受磨难，中韩友谊将经受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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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孙中山和申圭植的会见以及护法军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由于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当时未能发生实际的政治和外交效应。但是，这一举动在中韩关系发展史上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孙中山在这次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扶助韩民族独立复国的崇高精神在以后的中韩交流实践中不断得到发扬广大，孙中山当年许下的一些诺言，也陆续为他的后继者不同程度地予以实现。
首先，孙中山关于扶助弱小民族、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思想在法理上为长期执掌中央政权的国民党所继承。战前，国民党面对日本当局种种外交讹诈和军事威胁，采取各种灵活的方针，明里暗里支持韩国人民争取独立复国的英勇斗争；在组织体系上，主要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三民主义力行社及其控制的军统局两个系统，和韩国独立运动各团体保持联系，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的各种支持和帮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改而公开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其重点先是争取和鼓励在华韩国侨民积极参加中国抗战，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为此，国民党极力促进韩国独立运动两大派的团结，并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全力给予支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党又将援韩的重点转移到强化韩族复国力量，争取从法理上明定韩国独立地位，并促成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为韩国的合法政府。为此，国民党当局在开罗会议上坚持战后给予韩国独立的立场，并成功地将“使朝鲜自由独立”的文句载入《开罗宣言》；同时，又确立了“先他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则，从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加强了援韩的力度，不仅促成韩国临时议政院召开第34届和第36届会议，使韩国临时政府扩大改组为包括国统区韩国主要政党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而且不断与美、英等国进行外交交涉，反对战后国际社会托管韩国，要求与各国共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孙中山援助韩国独立的主张也与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被压迫民族革命理论在政治要求上基本一致。该党不是一般地支持韩国独立复国，而是支持韩民族实现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使韩国在完成独立复国的同时，实现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为此，该党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注，表现为既有热情的肯定和鼓励，更有中肯的批评和劝告，该党认为：“创造独立的国家，建立革命的政府，端赖吾民自力真能艰苦奋斗而成”，断不能“懒惰取巧，依赖外力”，指出：“有些韩国民党，不自努力革命，而呼号于华盛顿会议，希望外力承认之助力，得以成功”是不可能“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③。该党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着重在于从下层入手，帮助韩民族培植自身的复国力量。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领导的军队开始在中国东北吸收韩族士兵，或与韩国独立军并肩战斗；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中共又进而在华北敌后支持、帮助、指导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创建和发展，并制定了一系列优待在华韩人的政策，调动他们参加抗日复国斗争的积极性，从而为韩国实现独立复国任务准备了重要的军事力量。一般说来，战前中共主要和韩国独立运动中信仰共产主义的一派保持密切联系；战后则与独立运动各党各派广泛发生接触，支持他们的抗日复国斗争。中共主办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以及华北敌后各报都以大量篇幅报道韩国独立运动；留下了研究这段历史的宝贵资料。中国朝野对于韩国独立运动各种形式的支持，是韩国独立运动得以在中国持续不断发展、韩国临时政府得以坚持近27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其次，孙中山关于由中国军校收容、教育、培训韩国学生的允诺，成为中国历届政府援助韩国独立运动的一个传统。无论是在南方军政府时代，还是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代，或是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大批韩国青年进入中国各种军校学习，接受正规的军事教学和军事训练。特别是在1932年4月发生上海虹口公园尹奉吉投弹案后，中国军方在征得韩方同意后，在30年代前期和中期曾分别在南京、洛阳、江西、湖北等地举办韩国革命干部学校等以培训韩国志士为对象的军校和训练队，或由中国军校（含航空学校）吸收韩籍学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接受培训的韩籍学生共计415人，为韩国独立复国事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抗日战争期间，除了中国领导的抗日联军在东北与朝鲜人民革命军，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与朝鲜义勇军并肩战斗外，国民党当局还批准、帮助、支持以金若山为首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和以金九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先后于1938年10月和1940年9月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分别在桂林和西安设立总部，下设若干支队，分赴各战区抗日前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又积极促成了朝鲜义勇队并入韩国光复军。以后在韩国临时政府的要求下，国民党当局不同意取消对韩国光复军行动有所限制的《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条。使该军成为韩国临时政府直辖的军队，并尽力扩大韩国光复军，筹划在韩国内地发动起义，迎接盟军进军韩国本土。申圭植向孙中山提出的“借地练军”的愿望已经实现。
再次，从经济上支持韩国临时政府及韩国独立运动各团体，是中国朝野援助韩国独立运动的又一重要方面。战前，国民党当局经济援韩，不仅在方式上是秘密的，而且在渠道上也是多管齐下的。上海虹口公园事件发生后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就奉命向朝鲜临时政府金九等每月拨款5000元作为经常费，其他事业费则由金九提出计划，经批准后另行核发；力行社也奉命与朝鲜义烈团陈国斌等建立了联系，给予包括经济援助在内的各种援助；国民党各军校为韩国独立运动培训军事人才的费用自然也完全由中方承担。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当局则承担了韩国临时政府及在国统区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在华活动的全部政务、党务、军务以及侨民生活费等几乎所有的费用；同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负担了在华北敌后活动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全部费用。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坚持，韩国临时政府被迫宣布解散，在其成员归国之时，国民党当局仍借给韩国临时政府1亿法币、20万美元，供其开展复国运动之用。中国朝野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韩国独立运动提供无偿援助，在近代中韩关系史上写下了值得记载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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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韩关系史上，围绕着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一些当时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往往以孙中山当年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为例，批评和指责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例如，1942年7月，当年陪同申圭植访问广东的韩国临时政府要员闵石麟编成《中韩外交史话》（中文版，由重庆东方出版公司刊行），在序中称颂“中山先生真伟大！当时国民党护法政府，以广东一隅之地，外受列强压迫，内遭军阀排斥，风雨飘摇，危如附卵，竟能排除万难，高瞻远瞩，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全力支持韩国革命，这是何等气魄！何等见识！”批评国民党当局“今日援韩国际环境，千百倍有利于20年前，然韩国革命，迄今尚备受阻碍，临时政府承认一事，迄今尚为一天大难度。”强调“目前韩国革命已届生死最后关头”，“谁真心诚意援韩独立，谁就是韩国的真朋友、好朋友，否则，他就是韩国的死敌，永受三千万人的仇视与诅咒！”④闵石麟编书撰文的意图非常清楚，韩国志士要求国民党当局加强援韩力度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引以为据的理由却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他们观察问题的方法过于直观和简单。值得注意的是，50余年后部分韩国学者依然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把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未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简单地归结为跟随美国政府对韩政策的结果。这种观点同样具有片面性。
笔者以为，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护法军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举动，主要应从孙中山援助韩国独立运动的道义方面去理解它的意义。由于广东护法军政府本身并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因此，它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在国际法意义上并不具有效力，实际上这一举动也不能确定韩国的独立地位。当时，广东护法军政府之所以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除了其自身的企图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政府远离中日关系敏感地区，不直接承受日本的政治、军事压力，处理涉外问题有较大的自由度。相反，如果孙中山处在北京政府的地位，可以断定他会执行与北洋军阀不同的对韩政策，会采用各种方式支持韩国的独立复国斗争，但绝不会立即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由于韩国事实上已为日本合并，承认韩国独立将意味着中日决裂，而当时内外环境决定这么做对中国不利，也无助于韩国。由此，笔者主张对孙中山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一事应客观地、恰如其分地作出评价，尤其不能简单地以此为例，不管国际、国内条件是否具备，要求孙中山的后继者也象孙中山一样去做。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曾为确立韩国战后独立地位、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而作了不懈的外交努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高层领导迭次研究，大多数人“均主早日承认”韩国临时政府。1942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重庆发表演讲，首次在公开场合主张立即承认韩国临时政府。12月，国民党中央在对韩政策文件中正式确定了“先他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方针。开罗会议后，国民党中央又迅速拟定了扶助韩国临时政府成为战后韩国正式政府的战略目标，并为此通过外交途径与英、美等国反复进行交涉，反对战后国际托管韩国，促进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这种外交努力一直坚持至战后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归国前夕，在近代中韩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国民党政府终究未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这是中韩两国人民都引以为憾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决非“国民党政府跟随美国对韩政策”一言所能概括。首先，开罗会议后，中国对韩政策必须受美、英、苏三国影响和制约，而三国对韩目标与中国并不一致。美国虽在开罗会议上支持韩国独立，但担心立即承认韩国独立，会触犯对韩国有战略意图的苏联，在未获苏联意见之前，不敢对韩国独立问题有所决定。它先是主张国际托管韩国，最后赞同与苏联以三八线为界军事占领朝鲜半岛。英国的战略目标是重新在远东恢复战前的旧殖民统治秩序，从本质上反对韩国以及一切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主张尽量拖延韩国独立的实现，它与美国态度一致，赞同国际托管韩国。苏联则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扶助在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坚持抗日的朝鲜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争取在对日参战后军事占领朝鲜半岛。三国从各自的远东战略出发，均不赞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中国孤掌难鸣，无法奏效。当时和事后都有人提出，中国政府何以不单独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这个方案国民政府经反复权衡，终未采纳。且不说由于受国际条约限制，中国不能采取单独行动；即便中国单独承认了韩国临时政府，如果美、英、苏都不承认，依然无补于韩国问题的解决，这是由于中国当时的实力地位和在远东国际格局中所占的位置决定的，并非某个政治集团的力量能够改变。
其次，韩国独立运动及韩国临时政府自身的弱点，也影响着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对该政府的承认。韩国独立运动有两个致命的弱点：其一，韩国独立党人的团结问题。海外韩国独立运动团体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国以及苏联远东地区，不仅各地之间缺少联系，不能形成统一的反日复国阵线，而且各地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不能统一独立运动的步伐。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国统区活动的韩国独立党人就有以金九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和以金若山为首的朝鲜民族战线联盟两大派，另有一些对两派都不参加、都表示反对的小党派，各派意见纷纭，无法形成统一的战斗群体。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最高当局一度曾决定在1941年双十节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因“韩共派策动政治部同志反对，故委座又主慎重”⑤。当时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还未形成，中国亦未加入相的国际条约，对韩单独采取行动是可行的。然而，却因韩国独立运动内部的分歧而使该方案夭折胎中。对于韩国独立运动内部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曾采取各种方法，有时甚至不惜以中断援韩经费为条件，说服两大派实现团结，拥戴韩国临时政府；中国共产党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韩国独立运动内部的有识之士奔走呼号，为反对分裂，实现团结作了不懈的努力。正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经过1942年10月和1944年4月韩国临时议政院第34届和36届会议，韩国临时政府终于扩大为包括国统区韩国主要政党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这表明韩国独立运动各派已向团结联合的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依然不足以改变这个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形象。美国政府拒绝中方关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外交交涉的理由，也仍然是该政府不能代表韩民族。韩国独立运动的弱点之二，是韩国独立党人与国内人民联系薄弱。韩国临时政府在成立初期曾推行“联通制”，领导国内人民的反日复国斗争，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下很快失败。以后该政府虽也曾派遣志士潜入国内进行种种反日义举，在中韩边境策动过若干武装袭击事件，但从总体上说，并未将培植国内人民的反日复国力量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这使得美国等更有理由认为该政府“未能获得韩国内地人民的支持”而不予承认。1945年3月，韩国临时政府在中方支持下拟具了《军事计划书》，计划组织地下军，在韩国内地发动起义，迎接盟军进军朝鲜半岛，然而为时已晚，计划未及实施，战争已经结束。
再次，国民党当局对韩政策也存在缺点，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党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是由党部和军部分别进行的，这在战前秘密援韩的情况下，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国民党依然采用旧法，这就致形成了军部支持以金若山为首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及朝鲜义勇队，党部支持以金九为首的韩国独立党、韩国临时政府及韩国光复军这样的格局。国民党各部门的意见分岐，各行其事，最高当局在各种意见间摇摆不停，不仅使韩国独立运动内部的矛盾内争，难以缓和，而且也使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失却有利的时机。上述1941年10月国民党当局对于承认问题决定后又再推迟，既是因为韩国独立运动内部的争执，同时也是因为国民党党部与军部间意见不一。这种情况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基本得到纠正，但依然留有后遗症。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对于韩国独立运动实行的是联系、笼络、支持韩国独立运动上层人士的做法，始终未能制订出系统的广泛动员韩国侨民参加抗日复国斗争的政策，而是采取种种措施，将该运动限制在其统治秩序之内，这样做尽管有战争环境制约的因素，但在客观上也使韩国临时政府未能建筑在韩国侨民群众性的独立复国斗争的厚实基础之上，对于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显然是不利的。
总之，国民党当局未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因，应从国际、国内的以及韩国独立运动自身等多方面去分析，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显然，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科学地评价韩国临时政府以及研究这一段中韩关系史具有重要意义。自1921年孙中山会见申圭植以来，已经74年过去了。然而，中韩学者对于该事件及其在中韩关系史上影响的评价却仍有待探讨。笔者愿将这些粗浅的想法贡献给学界同仁，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注释：
①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一）第590页，延世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②④闵石麟：《中韩外交史话》第26-27页、序，重庆东方出版社1942年版。
③转引自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国共产党历史参考资料》，1957年版。
⑤《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第573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丛刊(17)，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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