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新文学文献整理的地域性运作——兼论澳门新文学文献观念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文献论文,汉语论文,澳门论文,地域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9)01-0009-05
一、问题的提出
文献整理工作，在文学研究的传统视野和研究者的印象中，属于古典文学的学术范畴，似乎与新文学关系不大。其实，汉语新文学亦已有了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其外部固然历经内忧外患，动荡离乱，其内部也屡被革故鼎新，世代更替，当事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作品的主动修改和增删，更大大增强了新文学文献整理的必要性，加之传播手段日益进化，途径不断发展，文献的整理和在新条件下的合理利用，便成了当务之急。新文学的文献整理工作应包括文学史料以及文学作品的文本搜集、版本校勘、经典考订、目录完善等等，与古典文学的文献整理颇为相仿。不过，随着电子传媒的发展和普及，新文学的文献整理还包括它的开放性扩展与充实，以及利用途径的拓展与更新等等。
中国内地的新文学文献整理以及出版工作已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工作与成果积累，台湾的文学界和学术界也致力于此项工作多年，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香港。香港文学的历史梳理固然有黄维梁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即便是新文学的文献工作，在卢玮銮教授等人的多年努力下，也已经完成了基本资料的整理以及数字化处理，在香港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有关电脑平台上作了全面而富有系统性的展示，从而大大地便利了香港文学研究者，这也标志着香港文学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中华文化圈习惯于将澳门与香港联系起来并举并称，似乎香港文学的文献资料已经有了如此平台，下面就该轮到澳门了。在人们的习惯性认知中，澳门文学的文献建设以及其他文化建设工程，似也应瞠乎其后，在台湾与香港之后，当然更无论内地了。如果说这样的认知已足以令澳门的有识之士难堪，而许多方面的现实则更加令人不堪，即就新文学文献整理与系统化建设方面而言，其实际情形还远远达不到这种认知的水平。
从政治地位、经济影响等方面言之，澳门也许应该安心于这样的一种行政序列，但恰恰从文学和文化建设的角度论之，澳门有足够的理由和条件拒绝这样一种理所当然瞠乎其后的观念。澳门丰富的文化历史、复杂的文化构成、特殊的文化地位，以及具有鲜明特色和魅力的文化面貌，决定了它即便是在文学文献建设方面也可能而且应该从既成的社会政治序列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方翘楚。这一方面需要相当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也许是很重要的方面，即需要人们观念的调整。遗憾的是，从新文学文献整理和建设工作方面而言，澳门几乎处于失语兼失措的状态，不仅没有奋起直追哪怕是瞠乎香港其后的势头，甚至也没有类似的迹象。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澳门文学工作者和学术研究者调整相关观念。
二、澳门新文学文献工作无须瞠乎其后
文献整理观念的突破必须仰仗文学观念的突破。最近，有关汉语新文学概念所构成的学术突破有可能帮助人们重新认识澳门新文学的价值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这样亦有助于更新对于建设澳门新文学史料的理念与认知。长期以来，研究界习惯于以国族甚至政治实体为基础，辅之以时代的参数，用来框定一个地域的文学。于是，以汉语为载体的新文学便被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或者为了因应这两种文学在观念和研究体制上趋于一体化的时代要求，合并而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又因为习惯认知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由于研究者习惯上涉猎面的局限，往往很难包括“台港澳文学”，又由于国族和地域的人为限制，更无法包括“海外华文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于是，在汉语新文学这一话语范畴，我们习惯于接受的观念内涵龃龉且外延含混，或以临时、零散的样态作纷乱、嘈杂的学术呈现。处在这样的学术呈现中，在我们习惯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以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等明显缺乏学术整合且相互之间夹缠含混的学科概念中，澳门文学由于澳门的行政地位和地域限制，在这样一种学术秩序的表述和安排中必然处于瞠乎其后的地位。
但是，如果确立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及相关理念，认定一个民族的文学应该以其基本的外壳——语言形态为主要依据，而不是以国家、地域等空域因素为唯一依据，则澳门文学连同澳门文学文献资料的天然地位，就不应理所当然地被限制在必然次于台港的位置，从而心安理得地将所有的工作及努力瞠乎别人之后。
这一有利于确立和优化澳门文学和澳门文学文献整理工作的文学观念其实并不难于理解。从一个共同的新文学传统，从一种共同的汉语语言的表述系统出发，汉语新文学概念及相应的观念，乃出于对人们面对的所有上述文学现象进行学术审视和整体的概念把握的学术初衷。这一概念表明，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还是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抑或是所谓世界华文文学，既然都是以汉语写作的、区别于传统文言作品的各体新文学作品为对象，可暂且不论在时代属性上是属于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也暂且不论在空域属性上是属于中国本土写作还是海外离散写作，都可以而且应该被整合为“汉语新文学”。澳门的新文学是汉语新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学术定位完全不必依赖于澳门地域的行政地位，而是在汉语新文学传统形成和价值发展中，天然地拥有与各地域新文学同等的机遇——只要有足够的贡献与成就，其价值地位完全不必按照地域序列而沦为末流。
在近期的讨论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汉语新文学”属于一个相对具有严肃性以及严密的逻辑性概念。2003年年底，《东南学术》组织过一个书面的“圆桌”讨论，就“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展开“开放的诠释”，其中，《另起新概念：试说“汉语文学”》[1]一文实际上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部关系探讨了使用“汉语文学”概念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在较早的时候发表过钱理群的论文，同样倡言“现代汉语文学”[2]的概念。在人们习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概念的外部关系上，正如人们尴尬地发现，尽管台港澳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内似乎并不能，也似乎从未打算理直气壮地包括台港澳文学的内容，在长期的理解习惯和学术实践中，台港澳文学在被边缘化的同时，也似乎已经取得了相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种特殊性地位，这样的基本事实早已宣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名称的涵盖力受到了人为的限制。至于离散到海外的汉语文学写作，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更不可能为这一学科概念所涵括。从没有人怀疑海外汉语文学写作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血肉联系，汉语新文学写作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各地，其实都是一个分割不开的整体。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正式概念，与继之而起的海外华文文学等概念构成合谋契约，人为设限、强拉硬拽地试图将它们拆卸为不同的板块。“汉语文学”概念旨在弥合这种由于人为拆卸所造成的裂痕。至于此后出现的“20世纪汉语文学”或“中国现代汉语文学”[3]等概念，虽然充分意识到并体现出了“汉语文学”概念的原有张力，但在时间与空间上仍然存在着人为设限的现象，当然，同时也显露出对其中应包含的“古文学”（其实是汉语旧体文学）未及关顾的缺憾，概念表述得不够简洁精练倒在其次。或许“世界华文文学”能够差强人意地施展出这方面的超越的概括力，然而，由于它的诞生“实际上并未脱离原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框架和轨迹”[4]，在语用层次顿然失去了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体领域的涵括能力。更何况，“华文文学”这一关键词仍未完成对于区别于旧体文学（即“古文学”）的新文学的必要强调。能够用来综合概括所有这些概念并在其能指意义上不会产生歧义的只有“汉语新文学”，它从文学写作的基本语言状态出发，严格锁定新文学的品质特性，并不言而喻地呈现出其与汉语旧文学传统的联系与区别，以及相对于其他语言文学的影响关系与异质关系。
以国家、地域为依据界定文学版图，虽然带着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但基本上无需借助意识形态的动力，往往体现为一种相当自然的学术选择。于是，在上述有关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列举中，带着“中国”或其他政治体制字样的概念占绝大多数。如果不是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使得其中的国家概念与区域概念构成了某种复杂关系，这些依据于国家或政体的文学版图界定几乎就具有自明性，无需作任何补充注解。然而，以国族或政体界定文学版图并形成概念的过程即便再自然，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因素隐退得再彻底，其作为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被确立以后，便不可避免地进入学术管理的体制化或高等教育的制度化运作之中，文学概念的学术预期并顺理成章地含有与此体制与制度的意识形态背景相一致的某种政治内涵。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内涵有助于文学研究者更深刻地认知和更有倾向性地评价一定时代、一定区域文学的精神价值，但把握不力也会造成对学术理性的某种影响，而且不得不将同一“言语社团”统一的文学创制人为地按照“政治社团”板块划出各种各样的裂痕与鸿沟。按照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学理论，“言语社团”即是指依靠同一种语言相互交往的族群，它显然与“政治社团”（国家之类）并不统一[5]。文学是通过语言思维创造，也是通过语言载体呈现出来的艺术形态，无论从其创作活动的内部情形还是从其被接受的外部效应来看，文学的“言语社团”属性总是比其“政治社团”属性更大、更明显、更重要。文学接受的外部实践证明，一般情形下的文学诉诸于接受者的首先不是作者的国籍或作品中的国族意识，而是它藉以思维、创造和呈现的语言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语言风格。语言学家认为，一个“言语社团”有可能贡献给世界一种独特的然而又是整体的语言风格[6]。由此可见，作为学术概念的一门文学与其以国家和政治社团为依据进行界定，远不如以“言语社团”为依据加以涵括。
“汉语新文学”概念与其他概念相比较，其优势正在于最大限度地超越乃至克服了国家板块、政治地域对于新文学的某种规定和制约，从而使得新文学研究能够摆脱政治化的学术预期，在汉语审美表达的规律性探讨方面建构起新的学术路径。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现在的论题意义上，汉语新文学概念建立了一个让所有的汉语新文学界在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上都共同地、“平等”地面对的两个通过不同维度所体现的文学平台：一个是新文学的平台——汉语新文学，无论创作于上个世纪30年代还是本世纪的初元年代，无论是否被明确认知或者表述，无论创作者是否拥有足够的学术自觉、艺术自觉或知识自觉，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语言运用上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汉语新文学的伟大传统，而这个传统与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一个是现代汉语的平台——这样的文学，无论写作于中国本土还是远涉重洋的海外，都是在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上规范地、审美地建设和运用现代汉语的结果。当处在不同的政治地域和不同的社会环境进行汉语新文学建设的时候，或许由于经验的差异和自由度的不同，创造性及其表现的力度并不一样，但文化地位的“平等”是一种应该被重新认知的事实。于是，只要有足够的文学创作力或学术爆发力，澳门文学在汉语新文学的新概念之中就可以挣脱政治、社会和行政序列的“命定”，可以突破“台港澳”的既定模式，至少可以在文献的整理、应用方面不必安守于这样的政治、社会模式。
三、澳门新文学及其文献的独特价值
这对于澳门文学的发展，还意味着长远空间的一种期许：按照旧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概念，澳门文学只能附属在台港澳文学之末成为附录，而且台港澳文学的说法已经构成约定俗成的次序，澳门文学无论发展到如何辉煌的程度，都只能在内地之外排在末位；汉语新文学观念消除了这种按照政体格局排位的老套做法，只要是汉语新文学范畴的创作，无论产生于何地，都共同拥有汉语这个平台，再也不必按照地域排出先后轻重。如果说现在的澳门文学还不能适用于这样的判断，则从台湾文学的发展中却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北京大学谢冕、孙玉石教授证实，至少在1950-1970年代，台湾诗歌在其先锋性、开创性方面为汉语新文学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而那时候的大陆诗歌则在较低的艺术层次徘徊。这样的历史情形在旧有的学术格局中表述起来相当困难，似乎“中国当代文学”无论在任何时期都是主导的、核心的，而“台湾文学”无论成就多高都只能瞠乎大陆其后。如果引进新文学概念，不分政治地域，只看汉语新文学建设的成就，则很容易理解谢冕、孙玉石教授提出来的这种学术现象：汉语新文学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任何地域的汉语写作都应该在汉语文化的平台上平等地公正地看待；在汉语文学表达的内涵、张力和艺术性面前，任何地域优先的考量都会失去市场。
这样的观念调整应能在文学文献的整理和运用方面较为迅速地体现出来。澳门文学的总体水平，相对于台湾、香港，自然处在劣势，但并不意味着它在所有的方面在任何时段都体现这样的劣势；特别是澳门文学资料的整理，文献的开掘以及数字化的开发，未必就应该瞠乎其后。当汉语新文学概念冲淡了政治格局决定论的影响之后，澳门的文学建设和文化建设更有理由，至少在文学文献整理这一领域，敢于做率先垂范的开拓。
首先，澳门文学发展有着悠久而独特的历史。历史文献的总量虽然未必浩繁，但却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即使是新文学领域，其发展演进的历史几乎同步于整个新文学的发展过程，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历史内涵的呈示。就目前澳门新文学的一般资料而言，学术界所能搜集和运用的只是其冰山一角；新文学之于澳门最显著的印迹常常不过是郁达夫的小说《过去》，以及一些现代文学家的澳门行迹，更多更丰富的资料则很少整理和发掘。其实，至少在抗战时期，澳门充任了许多新文学家流落的集散地或避难所，这一课题很值得研究，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的搜集整理亟需系统化。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澳门文学在整个汉语新文学界，具有特定的文学生态意义。从一代文化大师梁披云开始，澳门文学家最先疏离了文学专家化的路数，这个地方的文学人士或文学爱好者普遍习惯于将文学当成愉悦性情、展示才情的本色路数，于是，梁披云既写新诗也写旧体诗，同时花更多的精力写作其他杂色文体。澳门后来的文学基本上走的是这种“生态化”的道路，文学写作不再是为了使作者锤炼成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或散文家、戏剧家，而是为了自己的性情和才情，为了自己抒发、讲述和叙说的需要，他们不必依靠有影响力的杂志、报纸和出版社，不必指望通过文学奖的获得或文学史著作的认定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是利用这一充分自由的空间，自由自在地出版自己的作品，有时候仅仅就是用于馈赠亲友。有人说，澳门就人口比例以及每平方公里所拥有的诗人量而言，诗人的密度应为全球最高。但与此同时，没有一个诗人以诗歌为业，借诗歌吃饭，文学创作完全是性情的表现，之于人生乃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副业。甚至于文学杂志也很少专门化和专家化，更多地带有同人刊物或民办刊物的性质，文学在这里从没有被社会特殊“分工”，没有专门化的招牌。虽然这样的文学总体上成就不是很高，但它所体现的文学生态十分真实、生动且充满活力，某种意义上是汉语新文学在原生态意义上体现得最为具足的区域。对于这方面的文献史料的整理，不仅能体现出相当丰富的文化特质，而且能够为世界文学保存并开发出一套真实、生动且富有活力的文学和文化标本。
概念的调整，当然并不是为了对澳门或别的地域文学进行重新定位，但它可以从观念上促进一切有志者，不必处于既成的序列之茧中自缚其身。其实，即便是从文学发展的现实而言，也并非澳门文学始终就处于别的地域文学之末。从现象而言，澳门文学界能够在传统文学、现代文学与后现代文学之间成功地搭建互不干涉甚至有时候还互相通连的文化桥梁，也就是说，热衷于传统诗词的文学家与醉心于后现代诗歌的诗人不仅很少相互攻击，甚至有时候还相互切磋，这样的现象是十分引人入胜的文学和文化奇迹，不仅值得汉语新闻学研究者重视，而且也值得世界文学思潮、流派研究者刮目相看。这样的现象为世界文学思潮的演进和文学流派的交流提供了难得的文学史标本，也是在澳门以外的其他汉语文化地域乃至于世界各地都无法再现的文化和文学和谐景象。从成就而言，至少澳门的现代主义风格的诗歌超过了香港的总体水平，其写作水平和影响力，在汉语新文学世界可以直接与台湾现代派诗歌相媲美。这样的文学史实清楚地表明，澳门文学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该瞠乎其后的。
以上足以说明，澳门新文学文献的整理以及现代化开发与运用的重要意义以及不可替代的价值；同时也足以说明，澳门新文学文献的整理在内容上具有无可争辩的特色和优势，只要进行必要的财力、人力的投入，就一定能够取得丰厚的、独特的成就，这样的成就即便不能率先垂范，也肯定不会瞠乎其后。关键仍然在于观念的调整。在上述观念调整完成之后，澳门新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相应的开发也许会变得相对容易：其一，澳门的有关机构特别是一些有识之士历来重视文献的搜集、保存，在地域范围相对狭小的澳门，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开发相对较为容易；其二，澳门一直活跃着的社团活动，是整理和开发新文学文献的可以依靠的力量，也必然是一种最为积极地响应这种整理与开发工作的力量。
［收稿日期］2008-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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