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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问题,60年代中期在上海的有关材料中首先提出,以后得到了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并在中共十五大报告正式采用。1999年9 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更是明确指出:“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从总体上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概念及其意义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经济一统天下,城乡集体经济包括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经济也已经在向全民所有制经济靠拢,也就不可能提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概念。
70年代末我国所推出的改革开放,是以发展市场经济或者说是以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为主要特点,与此相应,也就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与新的问题:
一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变单一的公有制为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解决城乡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非公经济主要还是以个体经济的形式出现。以后,随着个体经济的资金积累与经营发展,雇工在8 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开始在个体经济的母体成长。在80年代,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私营企业更以多种途径,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与外资的引入,迅速膨胀的外资企业更成为非公经济的重要主力。如今,特别是在国有经济本来没有多少基础的东南沿海的有些城市,改革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依靠于非公经济之力。与此相应,在有些地区的经济结构中,现在占主体的已经是非公成分,而不是公有经济,更不是国有经济。尽管在地区或部门经济中,非公经济占主体的还是属于少数,但是,不能不看到,私营、外资等非公经济却具有极大的扩张力与发展力。这不能不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情况与问题。
二是我国即将进入WTO,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 意味着国有企业传统垄断的领域会越来越少,国际跨国公司进入的力度会大大加强。这也就是说,我国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今后面临的竞争对手,将主要不是国内的私营企业,而是国际的垄断集团。有相当一部分国内市场,将会出现一种新的竞争态势,即市场的竞争对手已不是国内企业之间,而是发生在国内企业与外国跨国公司之间,甚至主要是几家外国跨国公司之间。这一态势将不能不影响到国有经济的运行与发展。
三是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现状。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城市改革的主体。国有企业改革起步于70年代末,几乎与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同步。20年来,尽管国有企业传统的僵化机制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也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经改革显示了充分的活力与效益,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国有企业的总体情况并不理想。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大、资产负债率高、技术与产品落后、市场竞争力差等,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就以国有工业企业来说,其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几乎以每年2个百分点左右的速率在下降。 尽管国有企业状况不佳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企业,而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滞后,即政企分离、企业自主的基本改革要求没有完全到位,但终究是国有企业的问题,或者说还没有走上市场经济改革的应有轨道。
四是股份制经济发展的现实。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推进,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引入,股份制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一种主要形式。股份制企业的最大特点,就是改变了以往企业产权的单一性,变传统的国有独资企业为由多元投资主体构成的企业。这一变革不仅大大扩展了企业的规模,更重要的是能迅速改革政企不分的原有国有企业体制,把企业真正置身于市场经济自主运作的环境之中。从现象上看,在股份制企业范围内,由于国有资本独占企业的权力与态势不再存在,似乎是政府的失权,其实,却提供了国有资本以较少的资本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的条件,因为在股份制企业的运作中,甚至是30%左右的大股东,就可以绝对控制企业全部资本的整个运作。
改革开放20年以来,一方面是国有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这里即来自迅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挑战,也是由于企业改革的不到位而导致总体状况的不景气,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所赖以为基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格局,会不会进一步被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所打破;另一方面国内外开放的经济环境所提供的绝好机遇,特别是股份制企业所提供的控股运作新形式,这一切决定了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特别是有关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与思路。于是,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命题就应运而生。
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核心作用。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这些行业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在国民经济核心部门中占支配地位,才能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可以说是国有经济控制力基本的也是第一要义。比如,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与灵魂,整个经济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金融资本融通的能力,从而,国有经济在金融业中占据支配地位,无疑是实现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一个重要条件。
放大作用。国有经济或者说国有资本的放大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特别是股份制企业发展以后出现的一种新形式。其基本特点是,通过控股母公司,再继续控股子公司、孙公司等等的不断运作,实现以较少国有资本控股较多社会资本的目的。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四川长虹电器公司以及山东海信电器公司的发展过程,都是国有资本控股与放大作用的绝好典型。
幅射作用。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主要运用自己拥有的名牌、专利、市场网络等一批无形资产,将其幅射力扩散至众多的社会企业。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运作、企业扩展的一种重要形式,亟需我们很好地去进行开拓。比如,上海恒源祥公司纯粹是一家传统的商业企业,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自己所投资的生产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恒源祥主要是运用其品牌、市场与管理优势,将国内一大批毛线生产企业实际上网罗在自己的麾下,共同生产恒源祥品牌的毛线。至今,恒源祥品牌毛线的全国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40%多,从中可以看到国有经济无形资产幅射的巨大能量。
导向作用。导向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导向。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时期,传统的粗放型的产业结构正在让位于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发展方向的集约型产业结构。而信息产业、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多是属于高风险、高投资的产业,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还得依靠国有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去开拓。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有企业有进有退,也是为了集中更多的国有资本用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开拓与导航,这也是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须以良好的服务方式、自觉的遵纪守法以及积极服从政府宏观调控等行为,成为国内其他经济形式健康运行的表率。
二、关于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几个认识问题
在认识国有经济控制力问题上,需要把握如下几个基本观点:
1.国有经济控制力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一种必要形式,而绝不是对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否定。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经济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再提控制力概念也无济于事。这里就涉及到国有经济在我国的地位及其改革与发展现状的正确评价。无可否认,我国国有企业20年改革的总体情况并不令人满意,但是,这并不是公有制与国有制之过,更不会是“公有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是我国渐进式改革思路所必然。相对于原来苏联“休克疗法”的失败,我国从农村到城市、从非公有制经济到公有制经济、从沿海到内地的渐进式改革方式,获得了20年经济高增长的显著成果,为国内外人士所普遍瞩目。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点就是改革由简到繁,由外围到核心的局部推进,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改革的利益与权力调整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动荡。稳定而发展的中国与动荡而停滞的俄罗斯,形成了极其明显的对照。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我国也为这20年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付出了相当代价,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尽管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在70年代末已经开始,但是严格说来,无论是70年代末的向企业扩权让利,80年代初的二次利改税,还是80年代中推出一直实行到90年代初的企业承包制,至多只是对企业放权让利式的一些改良,谈不上是真正的改革。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目标与要求是,彻底摆脱传统体制时代那种企业所处的从属与无权的地位,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制约、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的独立主体。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政企分离,让企业从政府附属物的地位中解脱出来,而这需要以政府机构改革为前提。说到底,国有企业问题主要不是企业的问题,关键是政府的问题。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1994年推出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案以来,尽管这一改革方案是相当科学,提供了企业作为法人产权的自主地位,但事实却又是改革的实践并不令人满意,甚至相当一批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也不理想,其问题还是出在政府机构改革不到位,政企分离没有完全实现,特别是在企业发展、企业主要人事任免等核心问题上,企业仍然不能自主。
正是由于改革的滞后,使国有企业在以往的20年中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遇,从而又产生了另一滞后即发展滞后。大批国有企业陷于困境,主要是80年代中实行企业承包制以后的事,国有企业原来拥有的各类生产要素上的优势,都是在这一段时间中逐渐丧失的。改革滞后加上发展滞后,这就是大批国有企业陷于困境的主要原因。
如今,我们必须面对国有企业两个滞后的事实。一方面,绝不能因此而丧失信心,认为国有企业已经没有多少希望,甚至认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根本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既然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是改革滞后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发展滞后所造成,那么,随着渐进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到位,国有企业的问题必须能迎刃而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国有企业问题的严重性,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或者说是走在十字路口,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最后不能成功,那所影响到的不仅是国有经济的前途,更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2.提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概念,主要是从全国范围或者说是从整个国民经济范围,不是从局部地区或个别部门来说的。
由于历史与现实等各种原因,如沿海一些中小城市由于原属海防前线,或者是内地的一些农村,本来就没有多少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也没有什么投资,地方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民营经济的活力,从而在那些地方,国有经济不一定会占到优势,是理所当然。这一情况也不会越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元经济的基本规范。当然,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里,国有经济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或者说发挥控制力的作用。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与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行政权公共产品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骨干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金融行业也包括涉及国家安全行业之列。事实上,正是由于国有经济在全国范围或者说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处于主导作用的地位,从而,其所发挥的控制力作用也必然幅射到全国各地区,包括国有经济在当地并不占据主体的那些地区。当然,那些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的重要地区与重要部门,必须清晰地体现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因为这些地区与部门是国有经济的主要基础所在。
有关国有经济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产业的说法,其主要理由是认为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没有效率。这完全是一种表面的错误的判断。须知,当前国有企业状况的总体欠佳,主要是由于渐进式改革思路所引起的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所造成的,是为20年来渐进式改革的巨大成功所付出的一个代价。如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到以国有企业为主要目标的攻坚阶段,只要以政企分离、企业自主为主要目标的改革真正到位,只要国家从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发展已经落后的国有企业以必要的支持,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的重新振兴有日。其实,即使是在前段日子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环境不到位的情况下,仍有宝钢、上汽、白猫、长虹、海信等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由于较早地获得了企业经营与发展的自主权,而获得了巨大的活力与发展,成为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的标兵,并证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完全可以结合,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完全可以获得充分的活力与效益。
其实,有关国有经济该不该全部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的问题,《决定》中已有极其明确的说法:国有经济不仅要控制安全、自然垄断、公共产品行业,控制支柱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还要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并提高在其他行业与领域的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这就是说,我国国有经济涉足的范围不仅限于非竞争性领域,其涉足的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与部门,无疑都是属于竞争性的经济领域。
3.国有经济控制力完全是一个经济性的概念。
所谓经济性概念,是指国有经济主要是通过国有资本运作以发挥其对其他社会资本或者说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作用。这与传统体制下政府用行政命令强行规范企业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情况大不一样。
说国有经济控制力是一个经济概念或经济范畴,也是指国有经济控制力只有通过经济手段才可能发挥其控制力的作用。在这里必须防止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以所谓“加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任何行为。这包括国有企业在有进有退、兼并组合中的资本运作,也必须遵循市场化的基本经济原则,而切忌拉郎配的行政强制。现在,特别要防止政府机构包括以公司名义存在的变相的政府机构,借“国有资产委托人”与“加强国有经济控制力”之名,再一次搞劳命伤财、缺乏效益的企业兼并大折腾。
说国有经济控制力是一个经济性的概念,是说国有经济控制力主要是通过国有资本的运作实现的,主要也是微观经济领域之事,从而与政府运用金融、财税、工商等经济杠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不是一回事。在这里,绝不能把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也说成是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作用。宏观调控是属于政府的一个经济职能,是任何国家政府都有的经济职能。国有经济控制力则是社会主义国家运用国有经济的经济优势,所发挥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与影响的作用。
4.提出国有经济控制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动态的概念意味着国有经济改革已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不是只从静态上考察国有资产的数量,而是从经济过程的运动中,从国有资本的流动中,从国有企业的重组兼并中,考察国有经济的运作能量。从目前的国有企业情况来说,单单靠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的静态总量,还不足以衡量国有经济控制力的状况,因为确实有不少国有企业是处在徒有其壳、质量低下的情况之中。控制力只能是一个动态的运动的过程,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只能在改革与发展的运动中,才能不断增强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作用。
提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也意味着我们是将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完全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之中。这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在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事实上是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竞争。这是不必回避的客观现实。在过去的20年间,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多元化经济变革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滞后所提供的机会有关。在多元化经济此消彼长过程中,国有经济如何挽回这一劣势,正是当前研究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重要使命。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积极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但是这只能是一种经济行为,切不可以强制压制非公经济的发展为代价。须知,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尽快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是当前我国的首要使命。非公经济当前在我国不是发展多了,而还是发展不足。我们的方针只能在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中,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实力,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作用。国有企业再不能成为暖房中的盆花,而必须脱离行政的怀抱,经历市场经济的洗礼,在激烈的竞争中壮大与发展自己。否则,中国的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是没有希望的,更谈不上它的控制力作用。
三、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主要途径
如何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这里的关键是强壮国有经济自身。如果主体不强不壮,就没有控制力可言。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强壮过程主要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不是任何行政强制所能解决的。
如何强壮国有经济主体,以更好地发挥其控制力的作用?这还得从研究国有企业现存的问题入手,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国有企业的现有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滞后,即改革滞后与发展滞后。从而,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主要还得从解决两个滞后入手。
迅速解决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的问题,是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关键之举和当务之急。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有几个基本观念,必须上上下下统一认识:
一是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在于改革不到位,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自主主体。否则,你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在80年代,各种生产要素极差的“泥腿子”企业,却能轻易打败有优势生产要素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运行的改革环境中,传统的非自主的国有企业体制是没有出路的,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政企分离、企业自主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既定方向。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仅是企业之事,还关系到政府机构的改革,而且关键是在政府机构改革。在有关政府机构不放权、或者是放小权而不放大权、形式放权实则未放的情况下,在企业层次再搞多少改革创意也是枉然。
三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是政资分开与政府机构职能的重新定位。政府的经济职能只能是产业的宏观指导与经济的宏观调控,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至于国有企业的财产即国有资产管理,则是属于专设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职责。当前,必须要加快政资分开的步伐,因为政资分开是政企分离的前提。只有在强有力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形成的情况下,才能解除政府部门对放权给企业的任何担心,也才有使政府行政管理机构迅速退出管理企业的理由与基础。
四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企业的管理也只能是财产或者说资本的管理,同样是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主要是通过其派出或者说委任的董事与董事长,具体负责企业资产的经营活动。从管理的基本常识看,由于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委托代理关系的多层次性,切忌对企业资产运行管理的越级指导,为的是保证企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灵活性与效益。当前,必须改变一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事实上多数是由政府行政主管部与主管局转换而来,而且至今远未转换到位)对企业资产、人事、企业发展等过多干预的不正常现象,这些情况仍属于原有的政府机构对企业强行干预的遗风与痕迹。须知,国有控股或国有独资公司是一个独立的企业法人,只有拥有充分的经营与发展的自主权力,才能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及时应变,取得企业发展的良好效益。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对其投资企业的基本要求是资产的保值增值。国有经营公司作为一个投资机构,它只能通过其派出的代表即董事或董事长,负责处理企业经营与发展的有关事务。也就是说,必须让其派出的董事长即企业的法人代表独立处理企业的经营与发展的全部活动,而不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有关人员对其投资的法人企业经营活动随意指手划脚。如果对其所投资企业资产经营情况不满意,则是议论该不该撤换董事与董事长的问题,而绝不能在企业的经营与发展问题上越俎代疱,否则,传统体制中抑制企业自主性的老毛病必然会在这里重犯。
五是企业干部体制必须改革。不仅是要废除企业领导人的行政职别,堵塞企业领导人只向政府官员发展的行政渠道,更重要的是使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选择经营者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此,党的组织部门应该进入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董事局,由董事局直接向国有资产投资企业选派董事与董事长。至于企业的总经理,则由企业董事会在人才市场中进行选拔任命。这也有利于解决我国企业中长期存在并影响效率的主要领导人间权力的磨擦与矛盾。如果董事与董事长的选拔也能经过市场选择这一环节,那么,企业领导班子必然能更具效率。
国有经济的行业调整与国有企业的企业重组,既是属于改革,也是属于发展的范围。
由于改革与发展的滞后,当前国有企业面宽、量多、效益不高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要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要提高国有经济的质量,国有经济的行业调整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决定》中提出有进有退的基本策略,是承认现实基础上的一种积极进取方针。方针的基本立足点是进,是为了提高国有经济的质量,是为了抢占支柱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等新的领域。退则是手段,是为了集中力量而更好地进。当然,对众多的国有企业来说,目前首先是退,因为没有退,不调整自己的力量,也就不可能有进。在国有企业进退的问题上,必须从实际出发,该进则进,该退则退,一切以效益为原则。凡是经营出色效益好的国有企业,不管在什么行业,都没有要求其退出的任何理由。须知,我们绝不提倡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性的经济领域,我们只要求国有企业的质量与效益。
在国有企业改组问题上,我们所强调的同样是质量与效益。在国内外激烈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特别是面临我国迅即进入WTO 的形势,组建一批强大的企业集团与跨国公司确实是当务之急。但是,这绝不能排除小企业的存在与重要性。大有大的优势,小有小的活力。在经济发达国家如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更是这样。在国有企业改组兼并成为大集团过程中,千万要防止拉郎配式的行政强制,更要避免以盈抵亏最后拖死好企业的硬性凑合。从总体上说,企业集团的形成主要是一种市场行为,政府干预只能是瓜熟蒂落后、水到渠成前的一种助力与引导,过份强制的效果只能是恰得其反。在当前国有企业总体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应尽可能让非国有的经济去经营,但也不可能绝对。对于那些经营良好并不大有发展前景的国有中小企业,同样可以高举国有的旗帜,包括国有控股。从总体上说,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特别是与国有制的结合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大企业集团可以探索,中小企业同样需要探索。
在国有企业重组中,积极发展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无论是从拓展国有资本的控股范围,还是推进国有企业机制改革上说,都是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一种有效途径。所以,多元化的资本结构是今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在这里,多元化的资本结构不仅指大量吸收非国有资本,还包括吸收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国有资本。事实上,由不同地区与部门的国有资本所构成的股份公司,可能将成为我国未来国有股份公司的一种重要形式。
面对大批国有企业发展的滞后,要使国有企业重新振兴与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除了加快改革,还须从发展的角度,特别是要加强要素投入的力度。
增加政府对国有经济的财政投入,是当前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一个重要条件。以往几十年来,大批国有企业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积累,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在也理应获得财政的一定回报。当前,政府作出的扩大内需、开发中西部等重要决策,以及相应的一些财政措施,都是支持国有经济发展的一些实际行动。须知,财政对国有经济的投资,绝不是一种无效的支出,而是一种有回报的有效的投资。
对国有企业的财力支持,主要还是在金融部门。我们的金融部门应从多方面为发展国有经济而作出革新措施与倾注大力。
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重要一环是我们的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应该拥有先进的技术能力。为此,科技机制改革必须先行,科学技术资本化与市场化的问题必须解决,科技与管理人员的市场激励机制必须推出。要尽快使我们的大批企业成为科技型的企业。
建立社会保障体制也是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重要一环。为的是使国有企业能摆脱长期存在的社会负担,真正建立起适合市场经济的能进能出的劳动力使用机制,摆脱因改革滞后所加给企业的沉重的债务负担。
我国的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是大有希望的。国有经济一定能够发挥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强大的控制力作用。这里的关键在于改革,是政府机构改革,只要有壮士断臂的勇气与魄力,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一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中国在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结合的伟大探索中,一定能取得极其灿烂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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