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冲击对称性的东亚货币合作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对称性论文,货币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加强东亚货币合作一直是东亚各国政策制定部门和理论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东盟与中日韩(“10+3”)于2000年签署的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协议》(CMI)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它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货币区域合作的关注。此次金融危机期间，为了防止流动性的冲击，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频率和规模大幅上升；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外汇储备库、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网络以及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等各层次的流动性救援机制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强化，尤其是2009年底签署的总规模达1200亿美元的清迈协议多边化协议(CMIM)的签订和多边化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建立，标志着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的单一协议下的共同决策机制的建立，以清迈协议为基石的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美国次贷危机对东亚形成了需求的负向冲击，导致其出口的下滑；而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则对东亚形成了正向的货币性冲击，加大各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也在逐渐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国已经在2010年替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大国，这一新格局的产生同样会对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产生影响。作为东亚地区两大经济大国，中国和日本在后危机时期的东亚货币合作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能否有效应对后危机时期外部带来的冲击？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当某一区域遭受外部冲击时，通过分析该地区的冲击对称性，即反映一个地区是否具有消除经济冲击的调节机制是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基础。因此，本文采用反映区域货币合作动态变化的对称性冲击模型，对东亚8个主要经济体过去30年的产出和物价波动的相关性以及各个国家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同时本文更加关注自清迈协议签署以来近10年东亚各国的特征，以探求全球金融动荡背景下东亚区域合作发展的新特征和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东亚货币合作的策略。
2 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对区域货币合作问题的研究都是基于货币合作的基础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OCA)，并随欧洲货币一体化实践的推动而不断发展。包括(1)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主要从生产要素流动性[1]、经济开放度[2]、产品多样性[3]、通胀相似性[4]等方面考量某区域是否适合建立最优货币区；(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克鲁格曼[5]分析了芬兰加入欧盟的成本与收益，提出了GG-LL模型，为一国提供了判断是否适合加入货币区的有效而简单的标准；(3)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方法有冲击对称性研究[6]、OCA指数法[7]和货币合作的内生性假说检验[8]。
依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研究也较多，其中以定性文献为主。近期的文献如毕家新[9]和朱德忠等[10]从东亚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互补性、政治文化差异分析构建货币区面临着诸多困难和制约，说明东亚现阶段虽然还不具备直接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但并不意味着东亚没条件启动区域货币体系的初级建设；杨权[11]和刘明[12]等从金融稳定的视角探讨东亚货币合作的渐进发展策略；李娜[13]、孙立[14]等从人民币和日元的竞争力角度探讨东亚货币合作发展中人民币的角色选择，主张强化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步伐。
对东亚货币合作也有采取不同的实证方法进行研究。黄涛建立了国际风险分担机制模型，证明东亚货币合作可以抵御经济风险，符合东亚各国长远经济利益的选择[15]。朱德忠等基于Cournot模型以求得东亚在非合作与合作的条件下的纳什均衡解，进而切实推动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10]。任金明[16]和文雅奇[17]利用OCA指数法证明中国一东盟地区货币合作的经济成本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呈现出聚类特征。颜华国等通过对Frankel-Rose检验模型的重新构建，发现东亚地区各国间贸易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及经济趋同性的进一步提高，最优货币区标准会在其建立之后得到自发优化[18]。
从经济冲击对称性的角度研究若干国家是否适宜加入最适度通货区，这一工作最早是由Bayoumi和Eichengreen完成的[6]。对称性冲击是指对不同经济体产生相同或类似的影响。Bayoumi和Eichengreen最先将此方法运用到最优货币区的研究中。他们选取产出和价格作为研究的变量，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冲击的对称性进行了比较，来研究这些国家是否适合建立货币同盟。国内外学者基于该方法也对东亚货币合作进行了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东亚目前的整体冲击对称性程度还不高，可从部分对称性高的国家建立子通货区开始，待发展到一定程度，再逐步融合成更大的货币区，如Eichengreen和Bayoumi[19]、Yuen[20]、Ann等[21]、Huang和Guo[22]、谭庆华[23]、万志宏[24]、崔晓燕[25]和黄梅波等[26]。也有学者对东亚和欧元区的经验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东亚不具备建立区域货币联盟的可行性[27]，而丁一兵、李晓发现尽管东亚目前尚不具备开展高层次经济合作乃至货币一体化的条件，但在现有基础上有足够的条件进一步推动政策协调和货币一体化的进程[28]。
综合以上文献，我们发现现有的研究文献存在一定的局限：早期研究东亚货币合作的文献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分析较少。现有的以冲击对称性研究东亚货币合作的文献主要是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为研究背景，没有动态比较东亚经济对称性发生的变化，同时没有突出研究中日的关系以及人民币和日元在东亚货币合作中所起到的作用。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尤其经历重大的经济事件，东亚地区宏观变量和经济冲击的对称性可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利用以前的时间序列不足以反映这些变化。本文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运用对称性冲击理论分析过去30年和近10年的两个阶段对东亚货币合作进行全面研究，并着重分析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突显出两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进而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和发展前景做出判断和预测，以期对上述研究的局限有所突破。
3 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经济冲击对称性理论，分析东亚8个经济体的产出和物价波动的相关性以及各个国家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相关性。若相关系数较高，则说明东亚经济体受到外部冲击时具有对称性，因此这些国家之间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较小，有助于货币合作的深化。
3.1 数据说明
本文选用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东亚8个经济体1981-2010年的年度数据资料。为了反映近10年来东亚贸易、投资一体化程度的动态变化，尤其分析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这些重大事件产生的影响，本文同时也对东亚2001-2010年这一子样本期进行了研究。其中，以美元价格表示的实际GDP代表实际总产出，国内物价水平由通货膨胀率衡量，最后对上述所有变量进行增长率计算。所有数据来自IMF中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数据库。
在建立VAR模型之前，首先运用ADF单位根检验考查各变量的平稳性，经检验各个变量均为平稳变量，可以进行VAR分析。
3.2 经济周期相似性分析
首先从经济周期相似性的角度对东亚8个经济体的货币合作进行分析。由于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均是表示经济周期的指标，因此通过计算东亚8个经济体之间的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关系数，来考察东亚8个经济体的经济周期的相似性。表1和表2是东亚8个经济体的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系数越高，则说明各经济体间的经济周期的相似性就越高。
在1981年到2010年这30年的时间，从实际GDP增长率的相关性来看，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这6个国家的实际GDP增长率的相关性较高，除了印尼—新加坡的实际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441之外，其余两两国家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0.5以上，其中泰国—韩国和泰国—新加坡的实际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更是高达0.8左右。从通货膨胀率的相关性来看，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四个国家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均达到0.5以上。除了中国和印尼，日本同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的相关系数也均达到0.5以上。
近10年，东亚8个经济体的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关性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上升比较显著的是中国、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关系数。
从表1和表2的综合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自1980年开始至今，东亚8个经济体的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相关性和通货膨胀率相关性均较高，近10年的相关性尤为明显。因此，东亚8个经济体的大部分国家间的经济周期是一致的，这表明东亚区域内的经济环境已经初步具备了货币合作的前提条件。
3.3 经济冲击相关性分析
我们将东亚8个经济体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进行分解并做相关性比较，如果各经济体之间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相关性很高，就说明这组经济体面对的经济冲击具有高度的对称性，那么他们采用共同宏观政策应对冲击的成本就很低，因而更容易组建货币区。
通过估计出各经济体的简化VAR模型中的残差以及系数矩阵，根据赤池信息标准(AIC)和Schwarz标准(SC)，选取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1，进而得出扰动项的估计值，该估计值就是各经济体所面临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估计值。表3和表4给出了东亚8个经济体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相关系数矩阵。
从近30年的东亚8个经济体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相关系数矩阵，我们可以看出：首先，不管是从供给冲击还是需求冲击的对称性来看，东盟五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情况要好于其他经济体，这与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26]；其次，相比于东盟五国之间的经济冲击对称性，中国—东盟、日本—东盟的经济冲击对称性则不如东盟五国间的对称性高。以供给冲击的相关系数矩阵为例：东盟五国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为0.722，最低为0.367，而中国与东盟五国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为0.371，最低为0.074；最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冲击对称性较弱，中日的供给和需求冲击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8和0.123。
而近10年的东亚8个经济体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相关性则有逐渐提高的趋势。从供给冲击看，增长幅度最明显的是中国—日本(0.08～0.424)、中国—新加坡(0.074～0.752)、新加坡—菲律宾(0.493～0.892)，此外，中国—印尼、、中国—菲律宾、日本—新加坡、日本—泰国、日本—菲律宾、韩国—泰国、印尼—新加坡、印尼—泰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泰国、泰国—菲律宾的供给冲击相关性也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他经济体间的供给冲击相关性则大体维持不变或有所降低。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情况大体相同。从需求冲击来看，增长幅度最明显的是中国—日本(0.123～0.676)、日本—印尼(-0.183～0.563)、韩国—新加坡(0.118～0.695)、印尼—泰国(-0.264～0.407)、马来西亚—泰国(0.337～0.911)，此外，中国—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中国—泰国、中国—菲律宾、日本—新加坡、日本—泰国、日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菲律宾的需求冲击相关性也都有所上升，其他经济体则表现出大体维持不变或者有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供给冲击相关系数由0.08上升到0.424，需求冲击相关系数由0.123上升到0.676，是近10年东亚经济冲击相关性中增长幅度十分明显的国家。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1)东亚经济体中的小国之间的经济冲击对称性一直很高。不管是从供给冲击还是需求冲击的对称性来看，东盟五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情况都要好于其他经济体，而且近10年还在呈现提升的趋势。这说明东盟早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冲击对称性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包括从1978年的特惠贸易安排到1993年的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以及2007年《东盟宪章》的签署标志着东盟正向经济共同体迈进。
(2)东亚经济体大国与小国的经济冲击对称性呈日益协同的趋势。虽然中国—东盟、日本—东盟的经济冲击对称性在整体上不如东盟五国间的对称性高，但近些年已呈现出日益协同的趋势。这得益于包括以1997年开始启动的10+3框架下开展的自由贸易协议以及2000年以《清迈协议》为标志的东亚货币合作的有利推动。
(3)大国与大国之间的经济冲击对称性有显著提高，但仍低于小国间的经济冲击对称性。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不断加深，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目前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1年的日本海啸使日本遭受重创，但同时也助推了双方的经贸合作，尤其在危机后的2010年上半期，中日两国间的贸易总额约为1383.7亿美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34.5%，这个数字创同期历史新高。可见，中日的经济冲击对称性越来越好。
4.2 政策建议
一个有效的货币合作机制不仅要建立危机的救助与防范机制，更应涵盖汇率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欧元诞生的经验也表明，区域货币合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是由“危机推动型”合作走向“大国推动型”合作。上述研究表明，东亚主要经济体间日趋提升的经济冲击对称性为这一转折提供了基础，东亚货币合作应该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以“亚洲共同繁荣”为目标，分阶段地推进在相关领域的协调合作。基于目前两国货币的影响力以及来自美元的竞争，人民币和日元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各自发挥主导货币的条件都不成熟，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与日本在国际贸易和经济规模上已经大致相当，国际影响力正逐步接近美欧，中日两强并立的格局已经在东亚形成，因此，东亚货币合作应首先加强“人民币圈”与“日元圈”的协调，共同发挥两者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主导作用。具体包括：
(1)继续强化救助与防范机制，加强预警体系建设。在CMIM框架下建立一个东亚专门的监督机构，来集中负责区域内的经济金融监督事务，如监督各成员国的宏观经济状况、结构调整政策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情况等。
(2)逐步推进“去美元化”战略，从而避免美国带来流动性冲击。①东亚各国通过货币互换或者增持对方货币资产的方式逐步降低美元资产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②逐步增强本币在贸易结算和记价中的比重，鼓励东亚其他各国增加用人民币和日元进行记账和结算的比重；③增加区域货币记价的证券发行，以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交易性需求。
(3)努力促进区域汇率稳定。伴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特别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制度的日益完善，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参考或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可行性，人民币作为局部地区“锚货币”的可能性定将有所提高。这样，东亚将先形成“人民币圈”与只有日元的“日元圈”并存的格局，两国在此基础上共同推进汇率目标区。
(4)以亚洲债券市场建设为契机，完善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融资机制。通过利用东亚地区丰富的外汇储备资源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发展，各成员国就可以通过跨国交叉持有生产性资产进行风险分散，也可以通过调整投资组合的构成和规模来平滑消费波动，从而有助于通过协调东亚各个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来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并逐步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公正性和稳定性，为亚洲的共同繁荣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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