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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清华经管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合作创办了国内第一批国际合作项目———清华、复旦－斯隆IMBA 项目。时至今日，中国管理教育的国际合作已走过整整10年。据统计，现在国内的MBA、EMBA 项目有150多个，除去国家非对外合作办学的98个项目，其余均为对外合作的EMBA、MBA。
如果去问中国的商学院院长们，现在管理教育界最有争议的是什么，恐怕得到的答案多是“OEM 之争”。原本属于制造业的用词被用来形容国内一些国际合作项目的现状，这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提出的惊人之语：“许多商学院3年之内就会垮掉，与众多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企业一样，中国商学院极可能成为国际一流商学院的OEM，成为别人的‘教学工厂’。”
快速发展的捷径
在制造领域，对于没有资金、缺乏竞争力的市场后进入者而言，利用成本优势为领先的先进入者代工，是一条快速发展的捷径，也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讲，管理教育也类似。
1908年，MBA 教育诞生在哈佛大学。相比之下，中国的MBA 从1991年第一个项目正式成立算起，时至今日也不过十几年光景。论师资、科研、资金，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别人，而国际化的浪潮并不会因为你的弱小而收住脚步停在门外。所以，对外合作成为国内商学院能够找到的唯一的国际化路径。
中国管理教育的国际合作是从1994年开始的，那一年上海市政府和欧盟合作建立了中欧工商管理学院；1996年清华经管院、复旦管理学院和斯隆管理学院建立的MIT 中国IMBA项目，则是中国的第一批MBA 国际合作项目；1997年，北大经济研究中心与以美国福坦莫大学为首的20多所美国大学联盟合作成立了北大国际MBA。
应当说，国际合作项目为中国的管理教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哈佛商学院目前也不过223位教授，而1996年～2005年，单单一个清华和复旦的IMBA 项目就让清华、复旦得以分批次派送了各50多名老师到斯隆接受长达至少5个月的培训。
据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高级副院长阿兰·怀特介绍，清华老师每个人都是带着一两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去学习的。斯隆不收取任何费用，还为每个人配备了一对一的辅导老师，向他们开放所有课堂，甚至老师的集体备课和讨论。老师是如何备课的，学生在课堂上有什么样的期望和反应，老师又是如何调整的，都完全透明。一对一的辅导老师会对清华老师结合中国实际撰写的教学大纲进行评价并给出建议。因此，培训结束时，每一位老师都对自己负责的那一两门课程了然于心。带回来的课程也被应用到其他MBA 项目当中。这也影响到清华经管院和复旦的硕士、博士教育，所以对整个清华和复旦的管理教育、管理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甚至于在整个中国的管理教育体系中，现在都能找到斯隆的影子。在国家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十几门核心课程中，全国通用的“管
理沟通”课的教学大纲就明显具有浓厚的斯隆管理学院的风格。原来，这门课就是随着MIT 这个IMBA 项目被引入中国的，而负责制定大纲的清华经管院钱小军副教授当年就是第一批去斯隆进修的教师之一。
坚持自主权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对外合作MBA 项目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多项目被合作的海外商学院主导，由中国商学院和海外商学院联合招生、授课，颁发海外商学院的学位。毕业生也乐于称自己读的是某海外商学院的在华项目。
是否能够摆脱“OEM”，关键就看在合作当中，中方是否有自主权。这是记者采访当中听到的最多的声音。合作好比婚姻。婚姻不是谈恋爱，要经过严肃、审慎的思考与选择。“这些年，我们也遇到了非常多的诱惑，很多其他国家的学校要和我们合作，要请我们为他们办班。只要出很少的力，我们就能够收到不错的经济效益，但是被我们拒绝了。一个好的商学院要有自己的品牌，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要有好的品牌。”清华经管院MBA 项目常务副主任毛东辉说。
1996年清华争取到与斯隆合作的批复，得益于敢于突破体制的勇气，但更归功于当时的谈判者在谈判中能够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的合作理念，坚持“清华－斯隆IMBA”而非“斯隆－清华IMBA”、要以清华自己的师资为主的合作立场。
2006年初，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意大利博科尼大学商学院在管理学科硕士学位方面达成了共同培养人才的合作项目。一开始，博科尼方面希望向中国学生收一些费。但是复旦管理学院明确表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学生大都来自普通家庭，生活压力非常大。我们虽然是商学院，但不是商业机构，要讲教育哲学，要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样对于意大利的商学院而言也是投资学生的将来，因为一部分学生将来也许会成为意大利公司的管理者。最后赢得了对方的尊敬并达成了协议，不收取中国学生的费用，2007年博科尼大学将派30名学
生到复旦大学学习一年。
“中国人讲究白头偕老，虽然我们签的合同有三年、五年的期限，但是在签下合同的同时，想到的应该是长远的发展，是十年以后甚至更远的事情。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应当首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要什么，二是我们能给对方带来什么。”复旦管理学院院长郑祖康总结道。
在谈判当中就坚持自主权，项目进行当中则需要发挥良好的经营能力，在自主的同时做好项目的质量工作和运营。这些商学院普遍对课程和教师采取学生打分、末位淘汰的质量控制制度。据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炯介绍，中欧还由中外双方共同成立的董事会决定学院的重大决策。每年的课程调整都是由学院自己的五位全职教授组成的课程委员会（CurriculumCommittee）负责商定。
北大国际MBA 在项目中则通过构建中美双方院长制，在自主的同时，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师资的选拔、课程的设定等。“这一制度上的创新，也让合作双方的意见和理念得以高度保持透明和一致，避免了中外双方在立场、动机、目标上的同床异梦现象。”北大国际MBA 美方院长杨壮介绍道。“国际化的第一阶段是拿来主义，请洋教授来上课、派教师留洋进修、引进课程、翻译教材。第二阶段是消化吸收，成为自己的能力。知识不像机器设备，你买一次就行了，还要不断更新。我们每年的国际合作，都带来鲜活的、升级的内容。第三阶段则是要主动输出，我们要有这种能力，自己建设世界一流的课程体系，自己研究中国的问题，并且能够把成果输送到国际上去。这种原创能力才是更长期的竞争力。”郑祖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