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实践哲学论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然而，这种熟知是以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基本观念作为理解框架的。因此，如果说人们在“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的基本看法上已达成某种共识，那么就有必要以实践哲学的范式来重新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笔者认为，实际上这样的理解更能贴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性质，更能说明毛泽东对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贡献及其当代意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基本性质上是与马克思哲学一致的，即都是实践哲学。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重要特质就在于力主“改变世界”，这使得马克思实践哲学在本质上不仅区别于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解释世界的理论哲学，而且也区别于其他各种各样的面向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改变世界”不是一个理论上和观念上的问题，而是一个诉诸现实感性活动的实践问题：“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同时，“改变世界”有着非常明确的内涵，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与价值诉求。一方面，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反对和改变的是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这一实践哲学诉诸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理想。因此，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有着明确的政治意蕴(参见贺来)，这种实践哲学的实质内涵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是高度一致的：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诉诸的现实感性活动，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的现实解放运动。正因为如此，“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
当然，马克思实践哲学所强调的“改变世界”，不能理解为单纯的“做”或“行动”。实际上，马克思实践哲学将这种以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为内容的“实践”提升到了理论的和历史自觉的高度，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对象、感性世界以及各种各样对立的理论或意识形态，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这一理论维度，并不“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而是要诉诸现实的感性活动以“改变世界”，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同上，第96-97页)
五四运动时期，在急剧的社会变革环境中、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未能系统地翻译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但是他们在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时，突出的正是上述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性格和精神。一方面，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新民学会资料》，第129页)；另一方面，则是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三者“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李大钊文集》下卷，第50页)在这种时代氛围中，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的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所突出的也是这两个方面：“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8页)；“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同上，第4页)。尽管20—30年代后苏联哲学教科书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逐渐传入中国并发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毛泽东所突出的仍然是唯物史观及其阶级斗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1页)由此可见，毛泽东实践哲学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国化的产物，而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必须中国化。
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或在中国的具体化，就是要充分考虑中国实践环境中的各种重要因素，并与之有机结合起来。中国实践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包含历史文化和现实实际两大方面。就前者而言，马克思哲学必须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并获得中华民族的语言形式，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黑格尔通信百封》，第202页)。就后者而论，马克思哲学必须充分考虑现实实践中出场的各种复杂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中国社会发展与马克思哲学所产生的社会环境之间的时代落差。马克思哲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中，它所要反对和改变的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而中国社会的古老航船刚刚被卷入近代化的风潮中，因而“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列宁选集》第4卷，第79页)；在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反封建与反帝成了历史的主题，“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同上，第80页)。
毛泽东实践哲学就是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实践中中国化的产物。它不仅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实实际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是对这种结合的理论自觉和哲学表达。其要义就在于力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拒绝离开中国特点的“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尽管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具有必要性，而且中国革命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也毋庸置疑地表明了这种必要性，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毛泽东能够率先提出并杰出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的重大问题呢？答案可能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无论如何不能遗漏毛泽东本人文化性格上的主观因素。这种文化性格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具体地说是由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湘学学风塑造的。
湘学传统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带有其一般性特征，但更具有湖南地域性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即推崇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它远绍历史上的湖湘学派和船山之学，近接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中经杨昌济，下启毛泽东，其发展脉络宛然可寻。从早期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的“以古人实学自律”(《胡宏集》，第146页)，到王船山的“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船山全书》第十六册，第73页)；从近代魏源开启晚清务实学风，到曾国藩“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1页)；从谭嗣同的“学必征诸实事”(《谭嗣同全集》，第164页)，到杨昌济的“通今”和倡导国情研究(参见杨昌济，第199页)，湘学中的这一务实学风可谓源远流长，在所有地域性文化传统中，从整体上来说无有出其右者。青年毛泽东生长于湖南，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深受湘学传统的影响。大量历史资料表明，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湘学传统中务实学风对青年毛泽东文化性格所产生的影响尤为突出，这里略举数端。
首先是注重实践。湘学传统中的务实精神表现在知行关系上，特别突出行的重要性，从早期湖湘学派一直到杨昌济无不如此。杨昌济强调：“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力行尤要。”(杨昌济，1983年，第365页)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6页)；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他又作了发挥：“凡吾所知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同上，第235页)。这种重行的思想倾向养成了青年毛泽东注重实践、办事精细的风格。
其次是注重现实实际，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本是传统文化中一种言必有据的治学态度，但在清代盛行的考据学中，这种治学态度演变为一种埋头故纸、脱离现实实际的学风：“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方东树，第39页)然而与此相反，在湘学传统中，实事求是则由于强烈的务实学风而成为一种注重现实实际的思想和精神。曾国藩批评考据学的实事求是是“钩研诂训”脱离实际，而认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的事物中研究其道理：“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66页)杨昌济完全赞成曾国藩的解释，并发挥道：“近世汉学家言，薄虚悟而尚实证，夫其尚实证是也。然但求实证于古而不求实证于今，但求实证于文字而不求实证于事物，又岂得谓实哉？” (杨昌济，1981年，第90页)因此他提倡“学者务积功于实事实物。”(同上，1983年，第24页)这种注重现实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湖湘学者中构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与一师隔江相望的岳麓书院，讲堂入口处就悬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而一师的《教养学生之要旨》中则明文规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12页)这种文化氛围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他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7页)；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同上，第363页)，并利用暑假游历湖南农村，调查研究，读社会这本无字之大书。
第三是注重国情研究。湘学传统中的务实学风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背景下更显示出以国情研究为基础融合中西的独特风貌。杨昌济反对西化，认为“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杨昌济，1983年，第199页)这一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在出洋留学的热潮中，毛泽东一方面积极组织留学运动，另一方面自己则留在国内，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于是，上述注重现实实际的学风就逐渐形成了青年毛泽东注重国情研究、问题研究的风格，他主张研究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包括农民问题、工人问题直至车夫问题等等，都要“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解答”(同上，第374页)。这一思想倾向使他第一次看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后，注意到这些书上并没有讲湖南、湖北以及整个中国的情况，于是“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9页)。
毫无疑问，青年毛泽东的这些文化性格因素成了他后来独具卓识地提出并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重要的主观基础。
实践需要实践智慧：毛泽东实践哲学首先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而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付诸实践所需要的实践智慧。
学界对实践智慧多有探讨。概而言之，实践智慧是一种有关实践或行为的明智考虑的理性能力。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实践智慧区别于理论智慧的特点在于，它“不只是对普遍者的知识，而且还应该通晓个别事物”(亚里士多德，第123页)。理论智慧重在建构普遍原理，因而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忽略对象的具体性；而实践智慧虽然也需要有普遍性的知识，但它指向的是实践活动，而实践总是具体的，因而它关注的重心是对象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与此密切相关，理论智慧在理论上建构普遍原理时，可以且必须排除矛盾；而实践智慧在实践上关注、操作具体对象时，由于实践的具体性，涉及的往往是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因而不仅不能排除矛盾，而且就体现为审慎而妥善地驾驭和协调这些相互矛盾因素的能力，是一种行动的辩证法或实践的辩证法①。排除矛盾的理论智慧在由各种相互矛盾因素聚集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往往显得无能为力，或者说，在由相互矛盾因素所构成的实践情境中，理论智慧对普遍性和无矛盾性的坚执，则流为教条主义，从而导致实践活动的失败。
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实践主要是政治革命和军事斗争。相应的，毛泽东的实践智慧也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军事两大方面的活动及其著作中。就前者而论，主要是关于革命性质、道路、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等问题的智慧。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教条主义者坚执资本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国革命要么是资本主义革命，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有所谓“二次革命论”或“一次革命论”，而毛泽东则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环境中正确地把握了这场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对象、力量以及前途；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毛泽东突破了议会斗争和城市起义的模式，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出发，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与教条主义者的“要么联合要么斗争”的思维方式相反，采取的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在革命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上，毛泽东匠心独运地把这个社会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制定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这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协调和处理各种具体而复杂的矛盾因素而建构的独特的社会模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以军事斗争的形式进行的，由于军事斗争是武装活动着的敌对双方瞬息万变的更为特殊和具体的活动，因而需要高度的实践智慧。毛泽东的实践智慧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军事智慧中，而这种军事智慧可以说是地道的中国式的智慧，是传统兵家智慧的继承和发展。兵家智慧突出谋略的重要性，强调任智。对于兵家的这种任智精神，毛泽东可以说得其神髓，并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兵家智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辩证的运思方式。战争是敌对双方在不确定的时空范围内展开的生死攸关的矛盾运动，扑朔迷离和捉摸不定：“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孙子兵法》，第80页)。传统兵家智慧的突出表现就在于在繁杂众多的现象中，用诸如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正奇、攻守、虚实、劳逸、勇怯、多寡等等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来认识战争的矛盾运动，并且兵家的运思方式并不仅仅是静观和认识这些矛盾的或对立的两项，更重要的在于根据具体情况与自己的需要在战争实践中参与和展开这些矛盾运动，使对立的两项朝着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从而在其中实现利害、生死、胜负之间的勾连转换。我们知道，毛泽东对上述兵家智慧是极为推崇的：我们不仅在他的军事指挥活动中看出他对战争中矛盾对立项的巧妙运用与处理，而且在他的军事论著中，也可以看出对传统兵家辩证运思方式的批判性继承。
历史证明，上述实践智慧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实践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实践哲学不仅表现为政治军事实践活动及其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实践智慧，而且更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环境相结合的理论自觉与反思，形成上述实践智慧的哲学表达。
这种反思和表达首先表现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中。“两论”在哲学形态上无疑属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范畴，但又蕴含着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积极内容，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国化的典型形态。
《实践论》紧紧抓住理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这一事关中国革命实践成败的重大问题，阐明了实践对于理论的基础性意义：不仅理论的形成、检验等等依赖于实践，更重要的是理论的目的和意义也完全在于实践，并深刻地揭示出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这种统一的基础也完全是实践。《实践论》虽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从实践的视角去理解现实和感性世界，但完全像马克思那样强调了实践对于理论的基础性地位，特别是像马克思那样强调了“改变世界”的重要性。而这种强调又旨在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必要性，蕴含着中国革命成功与失败的正反经验，蕴含着毛泽东不拘泥于书本和理论而注重实际的实践智慧，并在这种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实践哲学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知行学说，成为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范本。
《矛盾论》则紧紧抓住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另一种表达形式：理论具有普遍性，而实践则指向具体性和特殊性。如果说《实践论》突出了实践对于理论的基础性地位，那么《矛盾论》则突出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页)。如果说《实践论》在突出实践对于理论的基础性地位以及“改变世界”的重要性等意义上与马克思实践哲学完全一致，那么《矛盾论》则在实践的意义上，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结合的意义上，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深化了。这种深化无疑就是中国化：《矛盾论》对矛盾特殊性情形的精密分析，反映的正是中国革命过程的实际情形；对矛盾特殊性的突出强调和重视，对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独到分析，表达的正是毛泽东在政治、军事实践活动及其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实践智慧，以及对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批判与继承等等，这一切使《矛盾论》成为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国化的又一重要范本。
“两论”对“实践”与“矛盾特殊性”的强调和突出，指向和凝练成一个命题：“实事求是”。从思想逻辑来看，注重实践和矛盾特殊性，必然要求注重“实事”，即注重具体的客观实际；从思想旨趣来看，“实事求是”以凝练的语言形式突出了“两论”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重大历史主题；从历史过程来看，“两论”对教条主义进行哲学批判在先，“实事求是”阐明党的思想路线在后。“实事求是”的确是唯物论的命题，但更是实践哲学的命题：“实事”就是“实际”，即中国革命的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对于毛泽东而言，那种离开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抽象存在或抽象理论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正是“实事求是”这一命题所拒绝的。在这个意义上，“实事求是”体现的正是马克思“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哲学旨趣。当然，这一命题更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具体化和中国化：它在内容上凝结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中国社会现实的历史经验与实践智慧，而在语言形式和智慧根基上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突出的务实学风的批判性继承。
由于实践活动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因而对于以“改变世界”为特征的实践哲学来说，以普遍性为特征的理论只具有方法的意义：“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42页)毛泽东实践哲学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这一特征。毛泽东特别强调世界观就是方法论；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变成改变中国社会现实的路线和方法，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被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和方法；毛泽东实践哲学的许多命题本身就是方法，如实事求是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或者被进一步具体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方法，如调查研究的方法、抓主要矛盾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显然，这些方法既是实践哲学的典型体现，也更具中国特色：它们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中国社会现实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智慧，也是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的现代体现。
毛泽东实践哲学的伟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它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在中国付诸实践了，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中国社会的面貌；它所蕴含的实践思维方式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邓小平所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实践哲学蕴含着理想与现实的张力，这仍然是我们今天弥足珍贵的财产；毛泽东实践哲学本身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应该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
注释：
①关于实践智慧与辩证法的关系，王南湜先生做了深刻的阐述。(参见王南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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