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识形态之要件的灌输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论向一般性意识形态灌输论的扩展
鲍 金 冯显婷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 意识形态的灌输问题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领域被焦点化的。灌输问题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焦点，根本原因是向无产阶级群众灌输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通过理论批判和理性推理而非经验实证的方式予以理解。灌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源于被灌输主体的经验性与所灌输理论的抽象性之间的张力，而意识形态总是致力于将各具特殊利益、天然具有经验眼光的社会民众融入某种普遍性、抽象性的思想形式中，因此灌输就成为意识形态得以可能的一般性要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条件下，我们应当通过具有内在合理性的意识形态灌输方式，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 灌输
众所周知，意识形态的灌输问题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领域被焦点化的，它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领域，尤其是在西方理论话语中不仅未被焦点化，而且是被极力批判的，甚至由此形成了灌输批判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反灌输”、“灌输批判”成为西方理论话语的焦点意识，这与意识形态灌输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正向焦点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将灌输作为意识形态的要件加以阐述呢？我们认为，虽然灌输主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阐发，但是它经过适当的转化，可以成为关系到意识形态之一般的问题，即成为意识形态得以可能的条件、据以传播的方式，从而构成为意识形态的一般性要件。实际上，无论西方灌输批判理论，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将灌输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提取出来，使之扩展和升级为一般性的意识形态灌输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可以澄清附加在灌输身上的种种误解和曲解，而且可以深化意识形态研究，为实现“两个巩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理论参考。
一、灌输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焦点化历程
灌输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焦点化历程是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茨基—列宁的路径展开的。马克思在考察德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进程时，深感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对于理论的内在渴求，因此主张理论的“闪电”应当击中无产阶级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即理论与实践和结合。“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就“闪电击中无产阶级”而言，这已经蕴含着科学理论从外部环境输入到无产阶级大脑中的意思，这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灌输论的最初表达。既然意识形态是从外部进入到无产阶级主体当中，就默认了意识形态最初并非源于无产阶级，那么意识形态是从哪里来的？毫无疑问，意识形态的直接来源主体只能是意识形态阶层，不过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阶层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由资产阶级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那部分人，典型代表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3]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的出身背景都属于非无产阶级，他们之所以能够“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根本原因是他们个人追求真理、服务全人类的理想抱负被时代结构和实践导向了无产阶级实现解放的方面，关键环节是他们的优秀理论素养能够揭示出无产阶级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当代表现与深远意义之间的关系。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理论家能够超越无产阶级的自在状态，上升到无产阶级的自为状态，并且通过理论的灌输加强对无产阶级群众的教育。“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5]很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意识到无产阶级群众容易出现的被眼前利益所遮蔽的意识状况，因此共产党人只能从外部将“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输入到无产阶级群众的大脑，这就表现为对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识形态灌输。另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来看，他们创办报纸，领导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与普鲁东、拉萨尔、巴枯宁和杜林的论战等活动都蕴含着教育无产阶级群众、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指导地位的目的和意义，这些可以看做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意识形态灌输的实践展现方式。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集中阐述过意识形态的灌输问题，没有形成灌输论的系统理论，因此他们的思想观点可以看做是灌输论的渊源。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耐用品对货币政策的宏观效应具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在我国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需要充分关注耐用品部门及其变化。同时，在评估货币政策动态效应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耐用品价格变化带来的影响。我国统计部门对耐用品的价格以及耐用品部门的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统计，这些数据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评价提供了较好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比较明确地意识到意识形态灌输问题的人是考茨基。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的系列文章证明了社会主义学说和工人运动是在不同的前提下并列产生的，两者有一个从分离逐渐走向结合的过程。“无产阶级的代表，即社会主义者的情况不同，他们最初绝不是来自无产者阶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工业雇佣工人还过于分散，还过分地囿于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传统，过多地把自己的贫困混同于封建社会的停滞所造成的贫困，这使他们无法达到这样的认识，即把自己的状况不是作为个别人的现象，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所特有的现象来理解，以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中寻求自己阶级状况的原因。”[6]既然无产阶级群众很难从自身状况生发出对本阶级整体状况的认识，那么从外部将无产阶级整体状况的认识即阶级意识输入给无产阶级群众便成为必要的事情，此时考茨基的灌输论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不是从雇佣工人的行列中，而是从那些掌握和领导生产的人的行列中，产生出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第一批代表。”[7]马克思、恩格斯正是考茨基所说的“第一批代表”。之后，考茨基在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海因菲尔德纲领》的讨论和定稿工作时，明确提出：“从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使之在精神上和体力上具有战斗力并保持这种战斗力，这就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真正纲领。”[8]这是考茨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灌输”思想，与此同时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明确地提到“灌输”的重要标志。不仅如此，考茨基在讨论和起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时多次谈到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思想灌输问题。可以看出，考茨基的灌输论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群众教育思想的强调和发挥，是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初步形成的标志。
使灌输论获得系统阐述和完整形态的是列宁。列宁看到有很多缺乏理论修养的人，出于革命运动的实际意义而加入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无疑会降低革命实践的总体理论水平，因此必须加强对革命实践的理论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9]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系统地论述了灌输论的思想，这些思想大致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灌输的依据。主要表现有：（1）工人革命实践的自发性与自觉性之间的差距使得灌输成为必要。无论工人阶级的罢工多么富有计划性和自觉性，这些斗争终究只是工人阶级自觉性的萌芽状态，还停留于自发性状态中。“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10]“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1]（2）促使工人革命实践达致自觉水平的科学理论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这使灌输成为可能。进行灌输的主体必须拥有较高程度的文化素养和深远的理论意识，这些主体条件不可能从被贫困等恶劣生活条件所束缚的工人阶级群体中产生，只能从比较富裕、并且富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群体中产生。由于主体和对象所属群体的非同一性，因此只能以“灌输”的方式弥合这种非同一性。“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12]（3）不加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灌输，就是给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输入提供便利条件，这增强了灌输的紧迫性。不对工人阶级革命实践进行理论上的灌输和指导，它就会走向工联主义的道路，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13]列宁灌输论思想的第二个层面是灌输的方式。列宁指出，灌输的方式只能是“从外面灌输”的方式。“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14]所谓工人的“外面”，是指超出工人的直接体验性和直接可见性的范围，而“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正是工人的“外面”，工人仅仅凭借自己的自发性觉悟很难体会到这些“外面”，因此就需要知识分子将这些来自“外面”的信息输入到工人阶级群众的大脑中去。除此之外，灌输不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和空对空的姿态，而是必须深入到工人阶级群众的基层，善于从具体利益的层面引申出具有普遍性和政治性的观点和结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15]“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16]“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17]如此看来，列宁视域中的灌输，既保持着严格的、纯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同时又强调，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融入工人阶级群众中，擅长揭示每一个微观事件的宏观政治意义，让群众感受到自己所属阶级的阶级利益与普遍利益的有机联系。至此，灌输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已经由马克思、恩格斯的缘起经过考茨基的提出，在列宁理论中实现了系统化和完整化的呈现。
二、灌输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焦点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发的意识形态的特殊利益和普遍形式思想为我们揭示作为意识形态之要件的灌输奠定了一个分析性框架，这段论述即：“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22]
如认为善意取得的物权是从无权处分人处继受取得，那么就侵犯与误解了“任何人不得转让大于自己权利的权利”的法律公理。诚如日本民法典起草者富井政章先生所言：“承继人不得取得前主所未有之权利”，[10]使其物权变动的逻辑存在不可调和的缺陷。故超过自己权利的处分是无法依据其意思表示而变动物权的，突破该原则的物权变动只能是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即后手不是依据任何前手而取得权利。此外，虽善意取得制度在外部形态上表现为对该公理的突破，但更多的考量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因此，受让人无法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所有权。
在意识形态中，特殊利益和普遍形式是两种特质不同、原则有异的事物，特殊利益遵循内外有别的差异性规范，普遍形式遵循普遍同一的公共性规范，因此特殊利益和普遍形式是方枘圆凿的相斥性事物。然而，意识形态的悖论就在于，它力图将特殊利益融进普遍形式的结构中，以最大限度地消除私人利益的特殊性带给普遍利益的不稳定性，这注定意识形态要将迥异于特殊利益的普遍形式“从外面”输入给社会民众。无论意识形态采取自由对话的引导方式，还是采取生灌硬输的强制性方式，就普遍形式与特殊利益的格格不入而言，这两种方式本质上都服务于同一个使命，即提升特殊性为普遍性，或在普遍性中为特殊性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只不过强制性的灌输方式在特殊性的利益原则越来越占据主导的当今时代，始终遭受着无视特殊性、遮蔽特殊性和消灭特殊性的指责，从而就缺乏基本的正当性；而引导的灌输方式因其方式的自由性、对话的敞开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而受到一致的推崇，只要不将其标记为“灌输”即可。我们认为，强制性的灌输方式固然带有具体方式上的弊端，引导的灌输方式固然因其自由对话的品质而免于灌输的恶名，但是如果从灌输之为灌输的“外部性输入”来看，没有哪个民众个体先验地就与普遍利益、普遍形式发生着亲和关系，任何民众个体无不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民族心理和象征形式中习得某种普遍性的文化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特殊利益的特殊性限制，从而拥有与普遍形式融为一体的共在感和普遍感。因此，作为教育之近义词的灌输是民众个体认同普遍形式的必要环节，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
实际上，我们上述所论都是为解答灌输何以成为意识形态的一般性要件铺设话语背景，这个背景就是灌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源于被灌输主体的经验性与所灌输理论的抽象性之间的张力。灌输的目的就是促使被灌输主体不再局限于经验现象所规定的具体性，不再囿于经验性眼光所带来的一人一事的特殊性，而是向着超越经验特殊性的理论普遍性层面开放，从而弥合经验和理论、当下和长远、部分和整体、特殊和普遍之间的裂缝。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灌输，那么灌输就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超拔出来，转化成为意识形态中普遍存在的环节。面对广大的社会民众，只要意识形态致力于将他们融入某种同一的普遍性形式，致力于将某种普遍的观点形式转化为社会民众理解自我利益的认知框架，那么无论意识形态是否承认，它所从事的正是灌输工作。就此而言，灌输就在意识形态中获得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
横断山脉中，有一山名曰云浮。此山通体碧翠，便若一块青莹温润的翡玉，镶嵌于莽莽群山之中。山体呈圆锥状，上窄下宽，好似一把倒悬的玉扇。山间云雾缭绕，远远望去，不像是云带缠于山腰，倒像是青山浮于云上，仿佛下一个瞬间，它便会随云飘逝了一般。
三、灌输：意识形态的一般性要件
这里，我们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例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和非经验性的品格，从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灌输问题。众所周知，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因为它不是从纯粹理想的层面来阐发理想社会的形态，而是以历史的事实和客观的逻辑为依据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中引申出理想社会的形态，因此在古典经济学看到经验事实的同质性和既定性的地方，科学社会主义看到的是经验的暂时性和事实的变动性。“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9]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暂时性理解基础上，对每一种经济形式都是从其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才能从政治经济学中——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全部结论据以得出的实验室和根据地——合乎逻辑地引申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两个必然”观点。[20]作为维系着科学社会主义所有真理的基石，“两个必然”观点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不过仔细考察又会发现，“两个必然”观点目前还无法通过经验性方式加以验证，它只能在矛盾推演和理论推导的意义上给予合理的理解。换言之，当马克思提出“两个必然”观点乃至在《资本论》做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的预言时，[21]这些观点应当理解为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行逻辑分析和理论推理的结果。反过来说，如果人们以可见的现象为依据来评价这些观点，就会按照实证主义的眼光看到这些观点的“谬误性”，而问题在于：人们对这些观点“谬误性”的看见恰恰误解了马克思得出这些观点的理论性方式。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对包括“两个必然”观点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指责，已经无数次地表明人们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观点是多么困难，而人们接受某种经验性而实质是错误的观点又是多么轻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不是强调自由选择，而是强调“灌输”，成为以列宁为代表的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选择。
接下来的问题是：灌输问题为何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焦点意识？无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蕴含的灌输问题，还是考茨基、列宁直接谈到的灌输问题，都被看作是具有积极价值属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式。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灌输在西方理论话语中却是一个十足的贬义概念，它特指一种以教条式的内容、强制性的方法、盲目服从的意图和心灵封闭的结果为特征的非理性、反人道的施教方式。[18]实际上，灌输概念具有两个互有联系又有层次差异的涵义：一是教育、培养、输入的涵义，二是教条式的思想传播的涵义。前者几乎与“教育”一词同义，具有广泛的概念包容性，后者是以教条规定了教育的内容和方向，是有待批判的具有特殊规定性的教育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使用的灌输涵义是前者，这与西方学者总是从教条传播的角度来理解灌输明显不同，这是两者对待灌输的基本态度截然不同的重要原因。不过，仅仅从概念涵义的差异视角来把握两者的态度差异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的理论体系无不是在长期与理论对手论战的过程中形成和成熟的，无不是在对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科学考察和严格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珍惜自由辩论、逻辑论证的价值，比任何人都更加反对生硬灌输、强制盲从的教育方式。就此而言，他们同样反对西方理论话语所批判的那种强制性、反人道的教育方式，同样赞成启发引导、对话辩驳的教育方式，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尤其是考茨基、列宁）理应放弃使用灌输概念来表达教育思想，然而现实情况是他们仍然使用了灌输概念，并且赋之以极其重要的属性和意义，这意味着概念涵义的差异化并不能充分有效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选择，我们还需要从更加深刻的理论层面来解释这种现象。
我们知道，向无产阶级群众灌输的理论不是一般的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观点、方法需要经过刻苦的学习和扎实的钻研才能把握——如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便是一项极其必要的基础性工作——这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因此无产阶级群众若不经历有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仅仅依靠自身的经验是难以完整把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换言之，当无产阶级群众尚未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他们会倾向于对具有突出经验性的资产阶级理论发生兴趣——这既是考茨基所说的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与工人运动不同的前提的道理，也是列宁所说的不加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就是变相地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的道理。既然如此，就不能依靠工人阶级群众从自己的经验性出发上升到理论的自觉性，而只能依靠知识分子采用一定的教育方式促使工人阶级群众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表现出来便是“灌输”的方式。
主坝桩号 0-17.1～0+290.9段以坝轴线上游1.1 m处为防渗轴线进行坝基、坝肩基岩帷幕灌浆，对0+106.3～0+265.5坝段外其余坝体采取充填灌浆，灌浆线总长308 m，单排布孔，孔距2 m，分三序施工，Ⅰ序孔40个，Ⅱ序孔38个，Ⅲ序孔77个，共计155个灌浆孔。在Ⅰ序孔内选择先导孔，其间距不小于30 m，选取先导孔9个。大坝桩号0+106.3～0+265.5坝段灌浆顶界为防渗墙底界以上2 m，其余坝段灌浆顶界为1 941.77 m，灌浆底界均为进入基岩弱透水层 (透水率小于10 Lu)一段。
上述论述蕴含着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信息，主要有：其一，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意识形态不是自足自立的，也不是一般的社会意识形式，而是根植于某种特殊的利益关系并以此为转移的观念形态，特殊利益是意识形态的定盘针，意识形态服从特殊性的利益规律，即意识形态要维护“自己的利益”、“特殊的利益”，表现为：它为某种特殊利益做辩护，或者是批判某种特殊利益，或者是为某种特殊利益进行平衡、调整和妥协。其二，在表现形态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是与任何特殊利益无涉的公共性、普遍性观念意识，意识形态遵循普遍性的观念规律，即意识形态总是采取“普遍性的形式”，总是倾向于把自己“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两点信息共同指向了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普遍性”的关系结构，特殊性是具有特殊时空限制的利益关系，普遍性是人人适用的、无特殊时空限制的思想形式。意识形态一头维系着特殊性的利益，一头维系着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始终身处于特殊性和普遍性这一对截然相反的矛盾关系中。
要减少工业生产中的机械设备的故障率，需要从源头做起，要对整个流水线上所有的机械设备做好检测工作，对每台机械设备进行详细的数据采集工作。相比以往的人工记录数据时代，人工智能化的数据处理模式大大提高了数据采集工作的效率，也能够对整个设备的运行情况有清晰的了解。在实际（人工）的数据采集工作中，一般需要人工使用相应的检测仪器进行读数，然后将数据记录下来，再移送到数据分析部门进行分析，最后保存到资料室，整个数据采集和处理的流程十分繁琐，且比较容易出错。
如果考虑到普遍形式背后的国家因素，进而把国家因素纳入灌输问题的考察视域，我们当能更容易看清灌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无论国家代替特殊阶级充当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保证，还是国家机器以暴力为后盾维持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形式，其核心使命始终聚焦于普遍形式的确立和维持。既然由国家提出普遍形式，那么意识形态当然希望普遍形式能够得到人们的接受和认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人们进行持续不断的教育和引导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而教育和引导就体现为灌输的方式。进而言之，国家以其普遍性的保证支撑着普遍形式的合法性，在实质的意义上是为某些特殊利益的实现开辟了通道，这就产生了特殊利益与普遍形式之间的张力关系。意识形态的历史就是特殊利益和普遍形式的紧张的历史，一方面特殊利益迫使它所采取的普遍形式反对它自身，另一方面普遍形式又被特殊利益收编从而容易导致自身的消解，此时灌输作为国家弥合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教育手段，其价值正体现在它始终内在于意识形态的张力之中，它既要担负提升特殊性为普遍性的任务，又要担负抹除特殊性痕迹从而伸张特殊利益的使命。相比于国家机器以武力为后盾的硬暴力，灌输是以教育为载体的软暴力，这里的“暴力”一词意味着灌输具有内在的支配关系和强制方式，而“软暴力”表明灌输并不作用于人的肉体，而是通过精神作用的方式塑造和改变人的观念意识，要求人的观念意识朝着被意识形态所规定的特定方向敞开和实现，因此“软暴力”性质使得灌输成为国家维持意识形态的必要工具。一般来说，意识形态“从外面”输入到主体大脑中的灌输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时刻进行，代复一代地持续下去。长此以往，某些普遍形式就会被特殊利益主体所接受和认同，甚至彻底褪去“从外面”输入的人为痕迹，转化成社会民众所感受的自然性、自主性观念形态。这是意识形态的灌输获得成功的标志，它在维持意识形态普遍形式的同时，亦表明意识形态普遍形式是一种需要刻意营造的人为产物。
四、灌输作为意识形态一般要件的现实启示
作为意识形态得以可能的一般要件，灌输是意识形态必然采取的手段和方式，这无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相同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为了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应当摒除对灌输的污名化理解，理直气壮地坚持意识形态灌输论，通过具有内在合理性的意识形态灌输以及其他方式，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1.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意识形态的灌输
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诉求的表现，只有将其特殊性的利益表达寓于普遍形式的结构中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依然存在着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因此意识形态的外部输入成为必然。同时，马克思主义具有复杂本质性、理论逻辑性和高度抽象性的特征，而普通大众更多地秉持经验性的思维方式，以经验对接理论，结果往往是理论遭遇曲解，这表现为普通大众在无法顺畅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就会很轻易地得出“马克思主义没有用”、“马克思主义过时”的结论，这在客观上帮助了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受到威胁。另外，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仍旧处在竞争发展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冲突从未消失，社会主义国家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需要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而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离不开灌输的重要作用。
2.意识形态工作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重要主体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自然而然地生成的，其来源主体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直接主体则是意识形态工作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23]实现这一目标的内在要求，便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自身建设，从主体上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首先，要加强意识形态灌输的主体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工作者对政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其次，意识形态工作者要提高自身理论水平，科学理解和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再次，意识形态工作者应当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在新时代背景下着重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力量和时代价值，使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更具解释力和感召力。最后，意识形态工作者还应勇于面对来自西方意识形态的质疑和挑战，以高度敏感性和科学性及时回应各种社会思潮，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3.大力创新意识形态的灌输方式
我们所说的灌输绝非填鸭式、教条式的强硬灌输，而是潜移默化、灵活引导的教育方式。只有改变传统的灌输模式，创新意识形态的灌输方式才能够真正发挥灌输的正向作用。首先，要完善不同层次上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注意区分政治生活话语、思想文化话语、日常生活话语和国际交往话语及其不同的受众，根据受众的区别采取精准的表达方式和传播策略。其次，要不断运用新技术来创新意识形态灌输的载体。灌输载体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灌输的效果，尤其在日益发达的网络环境中，单一滞后的灌输载体不仅无法吸引人们的有限注意力，而且容易引发人们不自觉的抗拒。意识形态的灌输应该采用生动的、隐性的、符合受众需求的载体，通过新技术的运用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造社会群体，使灌输的内容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的价值观。再次，应当加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性解释，从理论建构上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深度结合，以此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利益基础和认同基础，从而增强它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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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19)06-0044-07
[基金项目] 2017年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计划项目“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空泛化’和‘标签化’问题研究”、2017年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重点建设专项计划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社会主义意蕴研究”（项目批准号：ZX2018-YB04）。
本栏责任编辑 朱国栋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灌输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