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教育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发达国家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996年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提出一个国家的教育要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问题，指出在知识经济中，政府政策尤其是与科学技术、产业及教育相关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政府政策的优先重点应是：（1）促进知识的扩散：为大学、 产业和政府的合作提供条件，促进新技术扩散，推动信息的发展；（2 ）提高人力资本的素质：提供基础广泛的正规教育，建立激励机制以便使劳动者终身学习，并不断接受培训，从技能需求方面改善劳动力的供求平衡；……〔1〕
OECD的这些建议是源于对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教育发展经验的总结。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对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也使这些国家目前在国际经济竞争和政治斗争中取得了一定的强势。发展中国家要在知识经济浪潮中站稳脚跟、后发而先进，就必须极其重视吸取发达国家教育之长，对本国教育进行变革与促进。
与以往的经济形态相比，知识经济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国家科学系统（其核心是公共研究实验室和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知识经济中，国家科学系统的主要功能有三：一是知识的生产，即发展和提供新的知识；二是知识的传播，即教育和开发人力资源；三是知识的应用，即扩散知识和提供解决问题的措施。〔1〕 发达国家的教育机构作为国家科学系统主要的核心，在发挥这三个功能的作用上采取了非常有力的措施，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二、知识的生产——发展和提供新的知识
1994年，素来语出惊人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中认为，被世界银行誉为“亚洲奇迹”的亚洲经济的确增长很快，但这是靠增加投入和吸收外资实现的，缺乏自己的技术基础，尤其是基础研究落后，技术创新很少，所以，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下降。因此，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难以为继的。长此以往，难免走上前苏联解体的道路〔2〕。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今天再读此文，尽管克氏的某些推理和结论显得极端了一些（比如将亚洲模式与苏联模式并论），但更多的是对发展与增长的警醒。基础科研、自主创新，克氏指出了亚洲许多国家的致命弱点，而这也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源泉所在。
发达国家的教育，既重视科研，特别是基础研究，又很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使他们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够不断创造新的知识。
1.重视基础科研，直接创造新知识
美国大学中，科研通常被看成是人们为人类知识的积累而生成知识的正式过程，看成是把新思想转化为产品的线形过程的第一步。研究之后才是技术开发、生产和营销。自从在大学中知识产生被看得比知识转换和应用更为重要以来，在许多大学中研究就被认为比教学和对社会提供服务有更高的地位，“研究”往往就意味着“获得资助的研究”，即由政府和商业机构提供资金给研究者做研究。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曾与一些大学签定重大合同，让教师和学生参与到和战争有关的项目中来。二战刚结束的1945年，美国就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 从而使这一实践制度化起来。
1945 年麻省理工学院Vannerar Bush作了题为《科学：无境的疆界》的报告后， 立法机构从法律形式上作了这样的“承诺”：政府应资助科学家自主地选择对美国经济、军事安全、公共卫生等方面有重大益处的项目进行研究。发展到现在，美国科学基金会每年约33亿美元的资助总额中有超过20亿美元提供给了大学等教育机构，资助他们的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
80年代，政府对大学研究的资助还进一步扩展到包括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从而就有了人类基因工程、制造业领先计划、高效计算与通讯计划（HPCCP）等科研项目。这些联邦科研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 例如，HPCCP就分配到8亿多美元，其中一半以上都流向了大学。这些高科技研究项目的成果直接为美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做出了很大贡献，并进而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发展。
1980年12月12日美国签署“专利与商标法修正案”，将由政府资助的高等院校、非营利性机构，在进行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原先归政府所有的政策，改为可归合同承包者或资助接受者持有。尽管大企业并未列入新修正案的实施对象中，新的专利政策仍然对美国大学的研究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大部分基础研究是在高校中进行的。以1979年政府拨款73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为例，其经费分配中，大学占到了58.9%。
90年代后，OECD成员国中总的研发支出增长变缓，而这当中，针对基础科研的资助在下降（美国是个例外，它在基础科研上的投入进一步增加，这也许正是它的后劲和潜力所在），主要是政府不再增加投入，甚至减少了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私人企业却似乎表现得比政府更有长远眼光，继续对基础研究提供了研发费用上的保证（参见表1）。
表1.研发费用的资金来源
企业政府
国内其他国外
1981 1993 1981 1993
1981
1993
1981 1993
日本 67.7 73.4 24.9 19.6
7.37.0 0.1
0.1
北美 48.4 57.6 49.3 36.9
2.02.3
欧盟 48.7 53.2 46.7 39.7
1.11.4 3.5
5.7
所有OECD 51.2 58.8 45.0 36.2
2.42.9
来源：OECD，DSTI，STIU数据库
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将高等院校的科研工作与研究生培养有机结合，是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典型模式。
近现代研究生教育，诞生于19世纪初普鲁士的新人文教育改革。这一改革将科研引入传统大学，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二战后，研究生教育成为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第四阶段。美国在这方面后来居上，为世界各国仿效，著名大学的研究生数量与本科生几乎相等，一些大学成为研究型大学。同时，博士生阶段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重点。
目前，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据日本文部省有关统计，1990年每千人口中在校研究生人数，美国为6.9，法国2.9，英国1.6，日本0.7，中国仅接近0.1人。 研究生教育不但为国家培养大批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同时研究生的研究也直接为新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做出显著贡献。据统计，美国大学专利在与企业有关的技术专利中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在基因工程与DNA重组、分子生物学及微生物学、 半导体技术等领域的专利中，大学专利分别占到18.1%、12.1%和10.7 %〔3〕。
2.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为社会的创新系统提供创造性人才
创造力是指个人或集体产生新思想、新事物的能力，如发现新现象，发明新技术，提出新概念和新理论，设计新计划和新方案，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创作新作品等。创造力以一定的智力为基础，在想象力、综合力和灵感、顿悟等非逻辑思维力量的帮助下，从现有知识领域向未知领域扩展。
美国从70年代起在一些大学设立“创新中心”来指导学生的创造发明活动，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创新中心”包括两个机构：一是“创新教育委员会”，根据社会需要和科学技术上的可行性，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技术创造理论和方法的教育，培养大学生从事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二是“创新协会”（学生组织），在教师指导下，组织学生从事技术发明和新产品开发等实践活动。美国许多大学都开设了一系列专门训练和培养大学生创造能力和方法的课程，如研究方法论、创造技巧与方法、智力与创造力训练等。
美国的教育改革使用以“发现”和“探究”及归纳推理为学习方法的课程包，来取代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方法。他们认为：如果通过仔细设计的练习和实验让学生“得出”各门学科的基本原则，就会觉得对学习更有兴趣，并对学会的东西记得更牢。除一般知识外，诸如处理世界和平、解决粮食问题、动物保护及人类生存环境等在许多国家被认为只有专家和高级官员才有资格和能力发表看法的问题，也经常是美国中小学生课堂上的问题。活跃、激烈而自由的争论，甚至天方夜谭式的幻想尽管可能没什么实际意义，但对启发学生开阔眼界，解放思想，培养提出新问题的能力与思维方法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
教育改革强调理解学科中少数核心概念。现有的课程着重于学科的信息的、描述的及应用的方面，即学科的“成果”；而新课程则要求教学术学科的结构，学生将学会科学家、数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是怎样思维的，即学科的“过程”。换句话说，学生不再学习“关于”科学，而是学习“干”科学。长此以往，尽管就解题而言美国学生远非一流，但美国学生在提出问题以及提出创造性的设想方面所具有的能力却使许多分数一流的外国学生自叹弗如。
管理教育领域同样如此。美国的商学院中，管理案例教学得到普遍采用，在某些院校甚至完全取代纯粹的理论教学。案例教学把部分真实生活引入课堂，在学习和讨论一个案例时，要求学生承担其中决策人的责任；识别和定义问题；提出目标和决策标准；找出各种可行方案；做出判断、决策和制定实施方案。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没有教师圈定的对与错，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鼓励大胆策划、独特构思，创造性地把理论和技术应用于工商管理实际，以培养实际管理工作中不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知识的传播——教育和开发人力资源
在知识经济中，知识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强化劳动者的能力是经济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教育是知识经济的中心，而学习则是个人或组织发展的有效工具。教育和学习，对于个人、企业甚至整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着个人的就业和命运，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决定着国家的繁荣和国际竞争力。
近些年来，发达国家的教育在人力资源的教育和开发方面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教育与社会更加紧密地结合；教育更加注重质量和人才素质的问题；教育呈现终身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出现了大量基于新的信息技术的教育教学手段。
1.全社会重视各种类型的教育与培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根据统计分析指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劳动者的素质、文化程度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报告认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是：小学43%，中学108%，大学300%。
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内，对接受过高层次教育培训的劳动力需求最旺。从就业情况看，按接受教育的程度分，仅受过中学或中学以下教育者的失业率为10.5%，而有着高等教育背景的失业率仅为3.8 %。从行业来看，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制造业部门的工作岗位在减少，但在从计算机到制药等高技术部门中，工作岗位却在增加。事实上，不从事有形物质生产的非生产工人即“知识工人”，从计算机技术人员、医生到营销专家，是需求最旺的雇员。
一方面是对人才的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却是合格人才的短缺。据日本劳动省对2031家上市公司的调查，这些企业1992年计划雇用大学毕业生共50407人，1993年计划雇用40819 人， 但实际上只招到33779 人和29151人。这其中，具有高深层次研究能力的高级人才更是非常匮乏。
为培养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高素质人才，OECD国家投入的教育经费已经平均占到了其政府支出的12%；在职业培训方面的投入占GDP 的比重也高达2.5%。
二战后，教育成为美国公众注意的中心。《退伍军人福利法案》使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对战后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影响深远。冷战时期，前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后，加剧了战后美国对自身教育质量的批评。社会民众普遍认为要用教育来捍卫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国一切政治背景的人第一次同意：国家利益依赖于提高美国学校的质量。联邦政府积极参与，进行了许多重大的全国性改革，形成所谓“教育学的革命”，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校的教育质量。
在“教育学的革命”中，旨在大力推进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中小学课程改革上的作用大大增加了。它开始赞助支持科学展览和中学数理科目的教师暑期研讨。美国国会还在1958年通过了《国防教育法》，规定联邦提供奖研金、奖学金、补助金、贷款，以鼓励学生修习科学、数学及外语，并给学校建筑和设备拨付经费。
被誉为“教育总统”的布什上台后就大力抓教育，召开美国最高级教育会议，50个州长、政府有关机构领导、大学校长在一起共商美国教育大计，制订了“2000年教育计划”。克林顿不但继承布什的既定政策，更强调创“高性能”工作场所，提供高技能、高工资、高挑战的工作岗位，依靠美国整个劳动大军的优势，而不是仅凭一小批受教精良、容易获得新技能培训的工人精华来保证经济增长。美国的教育目标是使用最先进的电子和信息技术来进行教学，使最多的人取得最多的知识和技能，使美国全民都有机会接受较高水平的教育和培训。
在岗培训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知识传播上的重要方式。美国不仅重视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培养，而且还非常重视技术员的培训。 据统计， 1950年以来，美国技术员数量增加了3倍，1994年达2000万人， 其增长率是劳动力总增长率的3倍。各类技术员已是美国人数最多的一类职业，再过10年，技术员将占全美就业人数的1／5，而其中大部分则是四年制大学毕业生或经过进修培训达到大学毕业水平的人。这些技术员跟上科技飞速变化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接受在岗培训。
不仅是学校教育，也不仅是在岗培训，而是终身学习。发达国家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和知识更新，开始将终身教育思想付诸实施。“在今后五年中，生活在工业国家的每5个人中有4人的工作方式将不同于他们前50年的工作方式。到2000年，3／4的雇员必须接受新职业的培训或学习从事他们原来工作的新机能”〔4〕。 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也为终身学习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
美国的社区学院在知识向社会传播中表现出其特有优势。在美国约3300多所高等院校中，社区学院已经超过2000所，约占美国高校总数的60%，在校生已超过美国大学生总数的一半。社区学院不仅适应了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知识更新和科技进步，而且已成为新的知识源和信息源，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并起到知识轴心的作用。
2.人才培养国际化，发达国家吸收大量外国高素质人力资源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材料，70年代，占世界人口25%的发达国家控制着87.4%的科技研究与开发力量，80年代，发达国家每100 万人中有2986名从事科研与开发工作的科技人员，而在发展中国家只有127 名科技人员，只及发达国家的4.3%。 这既源于国家人才培养数量的实际差距，也由于发达国家大力吸收外国优秀科技人才。
目前世界人才流动的总趋势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研究条件最好的国家，但它仍然不遗余力挖掘外国高素质人才，吸引外国留学生留美工作。据研究得出的结果，每引进一名外国科技人才就可以为美国节省5万美元教育经费， 而且外国人的工资又比美国同行低，他们对美国所作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美国公布，在1949～1973年美国共吸收了22万名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入籍〔5〕。 把这些人从小学培养到大学再到能独立从事科研和技术工作，仅培养费一项就需要200多亿美元。美国修改移民法， 对有专长的外国人放宽限制，其目的也是为了争夺人才。
据统计，在美国注册接受高等教育的外国学生人数一直在不断增加，1975年15.5万人，1977年20.3万人，1979年26.4万人，1985年就到了34.2万人，1990年38.7万人，1992年则达42万人〔6〕。 这些受过良好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学生，按照美国的市场与科技发展导向进行培养，使其知识结构、思想方法更加符合美国科技发展的需要，对弥补美国基础教育的不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在这场世界性的人才竞争中显然处于劣势。据世界银行统计，10年来美国接受的50多万名高级专门人才中有75%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超过半数来自亚洲。
3.先进的教育教学手段——远程教育、模拟教学等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两个总统报告和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的报告都强调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使用， 其中又特别重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的发展。报告认为，这个网络将使知识共享发生大跃进，从而推动科学探索和发现，提高企业生产力、运输系统性能和美国公民的教育。
NII和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 美国和日本是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先驱者，但就连日本也同美国有相当差距，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以1996年的数字作比较，美国个人电脑拥有率为日本的3.6倍。在电脑联网率方面，日本落后得更为明显，美国1995 年已有317.9万台电脑与因特网连接， 而同期日本连接因特网的电脑仅有9.7万台，前者是后者的32.9倍〔7〕。
在发达国家，视听多媒体技术、视像通讯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相结合，已开始运用到教育领域。借助于信息时代的高科技技术基础，现代远程教育在原来的电化教育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教师所讲内容通过网络传送给每个学生，学生通过与网络相连的计算机来学习，通过电子函件将布置的作业反馈给教师。学生还可以通过因特网获得最新的教学资料和丰富的课程参考文献，并根据自己的要求和能力主动地选择学习内容和进度。
将多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到远程教学中，可以实现虚拟课堂的效果。在虚拟课堂中，距离教师千里之外的学生与教师跟前的学生没有太大区别，教师和学生之间可以实现双向的交流，如同在同一教室里一样。学生差不多可以无需迈入大学校园，他们面对的将是一所虚拟化的大学（virtual university）。美国已有虚拟大学的实践，主要应用包括：（1）涉及许多教育单位的跨州的协作教育计划， 提供从幼儿园至研究生院的各级课程；（2）多所学校的远程教育管理， 参加单位能共享教学资源；（3）专题研讨会，提供高质量的、廉价的专业培训， 并促进分散在各地的教师之间进行学术交流；（4 ）在职人员的业余高等学历教育；（5）职业技能培训，由工程、医疗、 商业等行业中高水平教师担任主讲；等等。
模拟教学的手段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而进一步丰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分析信息时代的教育时，有这样一段预言：“我们将可以用模拟方式来了解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什么，作为游戏者，你成为市长或模拟社区的策划人，为了达到你自己为社区制定的目标而向自己挑战。当你用建飞机场或提税的方式来修改你模拟的城市时，这些变化可能对模拟城市有可预想的或预料不到的后果，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去发现真实世界是怎样运转的捷径”〔8〕。 对现实世界的模拟不仅能够带给人们知识和能力，而且使学习和训练的过程充满了尝试和发现所带来的无穷无尽的乐趣。在发达国家，不论是在管理教育领域进行战略规划模拟竞赛，还是在医学教育领域引入虚拟现实技术，模拟教学已经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应用。
4.加强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
MIT的“制造业领导者计划”（LFM）始于1988年，是MIT 近年来所采取的重要改革举措之一。LFM提出的背景是， 美国的制造业受到日本、德国的强有力挑战，MIT联合了美国13 家具有影响力的大公司着手策划和筹备LFM计划，目标是夺回美国的制造业在世界范围的领袖地位。 计划的核心是为美国的一些有影响的大公司，培养一大批同时懂得大系统的技术和管理并且具有远见和事业心的年轻的领导者。因此，“纯粹的”管理学科教育不符合LFM的需要， 对学生的训练也不仅限于设计和制造，而是紧密涉及管理、市场、环境、技术、伦理等。LFM 计划的毕业生给予该计划这样的评价：LFM 计划教给学生很多技术和管理的概念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发展了认识变革的需求所需要的技巧，从而使我们抓住变革机会，达到变革效果。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在教育和培养人力资源上，美国还不断地进行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学科规模的调整。
表2 美国获得博士、硕士学位者按学科分布（单位：人）
年份 1977 1982
1987
硕士博士
硕士博士
硕士博士
总数318241 31716 296580 31111 290532 32363
科学与工程
67397 18077
66568 18190
72603 19784
物理 3641
27213491
26943574
3238
环境 165968920126572051602
生物、农业
10060
42669199
48447775
4815
数学 369893327317203327740
计算机279821649352208481450
心理学8320
29907849
31598165
3169
年份 1991
硕士 博士
总数 33849837451
科学与工程7836823854
物理
3777 3623
环境
1499 816
生物、农业 7406 5713
数学
3632 1040
计算机 9324 797
心理学 9802 3324
数据来源：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1993
表2的各种统计显示了1977～1991 年美国科学与工程类研究生专业分布的一个变化（尤其明显的是计算机学科）。这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大有关系。
四、知识的应用——提供解决问题的措施
学校与企业的合作，是发达国家在知识的转让方面的重要特色，不仅将知识和新技术迅速地扩散，而且也有效地保证了对于科研的持续正向激励。
美国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80年代发表研究报告，分析大学与社会外部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说：“大学—宗教团体的关系已成为历史陈迹；大学—国家的关系也日益减少；展望未来，将产生最激动人心的管理方法——高等教育与企业界的联系。”1989年11月底到12月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的《圆桌会议报告》也强调指出：要想形成适应21世纪要求的学习，教育体制应不同于目前的模式。可能其最重要的方面将是社会更多地参与学校和学校更多地参与社会。这里的社会，其主要内涵之一指的也是企业。
大学与企业的合作，早在50、60年代的美国就已有非常成功的实践。1963年美国著名教育家Clark Kerr在《大学的功用》中写到：“大学具有比低税率和廉价劳动力更大的吸引力，它已成为在工业界面前晃动的‘诱饵’。环绕波士顿的第128 号公路和位于旧金山海湾地区以及南加利福尼亚的正在发展的巨大工业综合企业反映了大学在这些地区的存在。Gilpatric在给国防部的报告中指出，1961年财政年度， 国防研究合同的41%集中在加利福尼亚，12%在纽约，6%在马萨诸塞， 共计约60%，出现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这些地方也是‘学术的中心’。在加利福尼亚，当两所新大学校园尚未盖起建筑物之前，新的工业实验室就已经建立在这两所大学校园旁边了”〔9〕。
校企合作，例如美国在50年代初成立的科学园区，70年代中期建立的校企联合研究中心等，最初基本上是由大学和企业自发建立的，随着现代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竞争日趋激烈，政府便直接支持、资助这种合作。80年代中期，美国创建的工程研究中心，就是由政府资助的一种校企合作的新形式。除了科学园区之外，美国大学与企业的合作研究，至少还有七种形式：以大学为基地的合作协会、合资、合同研究、以大学为基础的公司、合作教育、继续教育和人员交流计划。
除各种有组织的形式外，美国高校教师经常通过个人行为转化科研成果，有些教师还在校外独立开办实体，从事商业性研发，其研究课题从始至终都服从社会需要。同时，一些企业也高薪聘请具有某方面特长的教授或专家为公司从事研究、开发甚至管理工作。这种方式实际上使美国高校中的某些教师、专家在社会中具有双重甚至多重角色，从而拉近了教学、科研与商业化应用之间的距离。
70、80年代美国的基础研究水平和潜力世界领先，但在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方面却较日本等国逊色，直接导致国家竞争力下降。90年代之后，以NSF和NIH为代表的美国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主要机构，一改过去对纯基础研究提供资助而不考虑其商业化前景的做法，在1992年9 月成立了基金评审委员会，以“扩充基金会的业务范围，加强对产业界和政府其它机构的联系”，强调促进关键技术的发展，资助大学和企业界的研究人员，使他们易于将科学创意转化为产品。
政府各部门也努力利用校企双方的优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近年在发射高级通信技术卫星（ACTS）时，重视加强工业界、政府和学术界三方的合作，出资800万美元，在安排的50多项实验中，由21 个工业伙伴和25所大学一起拟定实验项目进行实验，从而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共享与扩散。
美国许多高校的高技术创新中心除了从事高技术与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外，还从事科研成果的转移工作，有些院校中的此类中心甚至专门从事科技成果的转移。这些中心以大学为研发基地，将学校里的专家、教授、工程师，甚至在校学生组织起来，同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合作，进行技术与新产品的研发。
MIT的LFM计划在校企合作上也有明显优势。LFM 计划吸收具有全局眼光的潜在领导者，把他们带入世界级的美国制造公司；合作创立和检验制造业的一系列新原理和新实践；促进制造业中技术、管理、人和组织的集成；实现大学和业界之间的高层次合作；就问题识别和知识转移建立经常性合作研究。到1992年，44%的LFM 计划的研究课题已在合作公司实施；约40%的LFM学生的学位论文成果， 已在合作公司付诸实践；参加LFM的教师已提出了13项发明。
五、教育变革——知识经济的迫切要求
对于国家、企业以及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都正如管理大师杜拉克在其新著《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中所指出的那样，“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将成为竞争力的关键”。
Clark Kerr，加州大学前任总校长，1963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已经预示到了今天这一幕。在演讲中，他讲到：“知识产业”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这场变革的基础。这个产业正在渗透到政府和商业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使他们掌握越来越高的技能。根据Fritz Machlup 的计算，各种形式的“知识”生产、分配和消费占国民总产值的29%；而且，“知识生产”正在以大约两倍于其它经济发展的速度增长着（Fritz，1962）〔10〕。历史上，知识在指导整个社会发展中从未像现在这样居于中心地位。知识产业对本世纪后半叶所起的作用将等于铁路对上个世纪后半叶，汽车对本世纪前半叶所起的作用，即起到了国家发展焦点的作用。而大学又是知识产业的中心〔11〕。
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教育是重要的基础。在一个更为坚实的教育基础上激发出来的科技创新力量将给经济的增长提供持续的、强大的推动力。
面对知识经济的变革，德国政府充分认识到技术与创新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提出主导项目概念，以期通过它能够真正建立起德国自己的由高校、国家科研机构和高技术企业联合组成的世界一流的创新能力中心。已经确定的首批四项主导项目主题中，“利用世界上一切可以利用的知识，进行培训、教育和创新”就是独立的一项。它的近期目标是在教育和培训工作中应用信息技术，促进跨学科合作领域内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
我国教育界应当如何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许多专家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核心是要加强素质教育，知识的传授与创造并重，融合产学研，从服务于工业社会的教育体系走向新的培养个性化、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教育体系。
不管怎样，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对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而这当中，创造知识、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为宗旨的教育事业更是首当其冲。
九届人代会上，新任总理朱镕基同志将“科教兴国”这项工作作为新一届政府的“最大的任务”，决心“一定把科教兴国的方针贯彻到底”。如果这项政策能够真正得到落实，将是我国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最有力的措施。而对于我国教育界自身来说，唯一的出路和对策就是进行彻底的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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