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误译”、“误读”，还是主动选择——近代科学文化的传播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误读论文,思潮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科学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095(2006)04-0039-06
纪坡民先生的论文《“误译”和“误读”，把“伦理学”丢了》[1]认为，由于严复的“误译”和中国人的“误读”，将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变成了《天演论》，使中国人把“伦理学”给丢了，从而造成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缺乏一种“核心理念”，贻误了历史“机遇”，没搭上第一次“全球化”的“末班车”。这种对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变迁的诠释是值得商榷的。近代中国从“中体西用”、“进化论”到“阶级斗争论”，这三种主要社会思潮的变迁反映了近代中国寻找自强、自立、救国、强国之路的思想历程，是和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相一致的，即表明了中国社会对近代科学文化的一种理解和选择。“中体西用”是掌权的官吏和幕僚、入仕的知识分子对近代科学文化的一种认识，是其实现强国梦的一种选择。“进化论”是具有忧国忧民情怀、在野的、非主流的书斋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是对“中体西用”的一种否定。“阶级斗争论”则是激进、革命派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批判和实践的武器。
一
近代科学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载体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形态变革的影响首先是从物质层面开始的。明万历年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正是以西方科学的实用技术和奇器方物，例如各种天文仪器、世界地图、西式图书、玻璃器皿、铜弦琴、西洋笔算、机械、水利工程等，使西学在积淀深厚的儒家文化中得以生存和渗透，传教活动得以从沿海进入内地，从民间深入宫廷。明神宗“钦赐大西洋利玛窦等安居顺天府，禁绝一切遣回南方和大西洋之言。”[2]“自是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见焉。”[3](P87)“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4](P204)根据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统计，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所写、所译的著作有370余种，其中科学方面的著作达120多种。[5](P1254)当时接受西学的士大夫都肯定，这些西学“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6](P224)“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有我中国昔贤读所未及者”，“有益用世者，渐次广译，其于鼓吹休明，观文成化，不无裨补”。[7](P118)
晚明时期传教士传入的西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遇到的一种对其形态、存在、发展、变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异质文化。接受异质文化在物质层面的长处是中国社会，特别是掌握行政管理权的士大夫的主动选择，同时他们又要坚持原有的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的秩序。“中体西用”思想的明确提出虽然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但是其根源植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之中。在与一种有更新物质力量的异质新文化发生冲突时，“中体西用”的思想对作为统治集团的士大夫阶层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如果说，晚明时期的西洋传教士是披着儒学的外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开始从物质层面用西学来改造、影响中国文化，并没有危及到国家与民族的政治和道德秩序，社会还能平静地看待作为异质文化的西学，用欣赏的眼光和心态接受其物质成果，其影响范围亦有限的话，“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译祘、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蒙其影响，而范围亦限于天算。”[8](P79)那么，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则用鸦片、铁舰、大炮轰破了封建中国的城门，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变易。“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与已经发生了结构变易的社会对接不上”[9]，如何“重新选择自己的意识形态，重建或直接援引西方的一套思想体系以适应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9]即如何对待西方科学文化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迫问题。“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当权士大夫自然而生的一种认识。1861年正式开始的洋务运动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依靠行政权力从上到下开展的一次“采西学”的社会活动。从统治集团根本的政治利益出发，“形而上之为治平之本，形而下之即富强之术”成为他们对待西学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心理需求和思想状态。“中体西用”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所接受。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有一个概括性的描述：“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惟维新变法，而僵吏李鸿章、张之洞辈，亦少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8](P79)这段描述反映了四个历史实况。其一，说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主要是介绍、学习、实践近代科学的物质层面，活动的主体是握有实权的清朝官僚，近代工业厂矿以官办为主。其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中体西用”的思想不仅是统治集团的一种挽救危机的治国方针，而且为当时的社会各阶层的大多数所接受，“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造能测量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8](P79)其三，甲午惨败，洋务运动的典范，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搞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与洋务运动相互依存的“中体西用”的社会思潮也走到尽头。其四，倡导维新变法，批判的矛头直指推崇“中体西用”的官僚僵吏的是一批年少气盛的在野知识分子和没有行政、决策权的下层官吏。随之，如何对待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中国社会在观念和指导思想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仿照西法”、“全按西法”、“道器相关”、“体用一致”逐渐成为维新变法的指导性观念。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横空出世，生存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思潮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
二
在近代中国以全球的眼光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痛苦而坎坷的历程中，没有一本近代自然科学的著作像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近代中国社会和社会思潮产生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康有为有诗说，“译才并世数严标”，这远远低估了严复的译著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毛泽东将严复列为是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齐名的，“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10](P1358)洪、康、孙三位都是以造反、变法、革命政治斗争的形式实践了向西方学习的认识，而严复则是以有选择地翻译西方名著，以《天演论》为代表传播了西方的思想。严复的《天演论》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这究竟是严复的“误译”，中国人的“误读”，[1]还是中国知识界，中国社会的主动选择？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有几个特征，一是翻译、出版时机的选择。《天演论》是严复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的1895年开始翻译的。同样向西方学习的弹丸岛国日本击败泱泱中国的耻辱强烈地刺激了严复，“和议始成，府君大受刺激，自是专力于翻译著述，先从事于赫胥黎之天演论，未数月而脱稿。”[11](P265)李鸿章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标志着1840年以来流行并占据中国社会主导地位的“中体西用”思想彻底破产。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又一次摆在中国社会面前。中国社会急需一种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来指导，其底蕴是如何救亡图存，自强自立。严复留学英国期间，是进化论正在欧洲风行之时。“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念也从自然生物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领域，严复深受影响，“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权亦是也。”[12](P55)甲午惨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界思变，求变，实践变法推新的思潮取代了“中体西用”。严复选择这个时机翻译进化论的著作，一是针对灾难深重、亡国亡族危机迫在眉睫的中国社会进行开民智、倡变法的社会思想启蒙。严复认为，“不变法则必亡”，“要变法必先开民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12](P57)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最适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心理需求。二是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时，不是采取通常意义的意译或直译，而是一种借壳式的“取便发挥”，“洋为中用”。严复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况、思想需求和自己的认识，有选择地对赫胥黎的原著进行了取舍、改造和发挥，照鲁迅的说法，“感觉敏锐”的严复“做”过《天演论》。“做”意味着一种独创，一种制造。严复对《天演论》的28篇译文每篇都加了案语，用案语的方式阐发了关于生存竞争，救亡图强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建立在生物学研究的实证事实基础之上的，因而具有强烈的科学和逻辑力量，很易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接受。“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11](P267)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做孙竞存，一个叫做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下的纪念品。”[13](P852)学生时代的鲁迅也是“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烧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14](P684)康有为也赞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毛泽东青年时代确立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世界观、人生观贯彻于毛泽东的一生。这种强调斗争，强调运动，强调变革的思想有着明显的进化论印迹。
这些事实和记载都说明，严复介绍、引进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观念一经倡导，立刻引起社会强烈而广泛的共鸣。不同思想观点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阶层都将生存竞争作为救亡图存，自强自立的思想武器，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变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天演论》的出版、传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观念的流行是和1895年至1898年变法维新从思想到实践的深入发展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相互激荡。1898年的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在其后的短短10余年，《天演论》发行过30多种版本。《天演论》的日益风行，表明进化论从一种实证自然科学的理论蜕变成一种变法强国的思潮，激励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变革，不断进取。这正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和中国社会的主动选择。因为，在当时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不可能走类似于从启蒙运动到大革命的法国道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没有力量，中国社会也没有基础和需求进行类似于法国以科学与民主为内容的思想启蒙。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也不具备条件走类似于英国从产业革命到社会革命的道路，因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畸形，中国资产阶级发育的先天不足。在甲午惨败和中体西用观念崩析的社会动荡中，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中国社会所能选择的思想、理论（古、今、中、外）中，只有以科学实证事实为依据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能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自强自立的凝聚力，能成为中华民族发奋、斗争、进化的精神动力，能真正起到一种社会信仰和人生规范的凝聚作用，激励中华民族不断地奋发图强。从1898年的变法维新、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其思想的原动力正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酌进化论观念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潮。所以严复“做”《天演论》，当时中国社会广泛接受进化论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合理的主动选择，不是误译、误读。对一个历史人物、一个理论、一种社会思潮的历史评价不能以现代的标准，而是应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其合理性和历史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5](P113)
三
在近代中国走出中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两个占主导地位的学说和社会思潮，两者存在直接的渊源关系。马克思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就指出：“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16](P574)在中国，“由进化论走到唯物史观，在中国知识群中，是顺理成章，相当自然的事。李大钊、陈独秀当年便是如此。”[17](P149)强调斗争运动是宇宙大本大源的世界观、人生观贯彻、支配毛泽东从青年到晚年一生的思想、生活和事业。到其晚年生病，毛泽东也大多拒绝药物治疗，而强调自身抵抗能力的增长。“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10](P1376)毛泽东思想这一最核心的精华与其青年时代接受生存竞争的进化论形成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18](P572)但是，进化论与阶级斗争学说在理论内容的特征上有相通和相同之处。对近代中国来说，如果没有《天演论》的传播和生存竞争观念的深入，那么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不会那么迅速接受马列主义，那么准确地选择阶级斗争学说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包括鲁迅都是从积极的进化论者转为信仰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
对严复来说，翻译《天演论》是一种急则治其标的思想选择，却没有想到“种豆得瓜”，引起这么广泛的社会共鸣和深远的思想影响，成为中国知识界和中国社会当仁不让的主动选择。严复本人更重视介绍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立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方法的理论，认为这才是中国自强自立的根本。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和《法意》，介绍、宣传以英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法权理论和在社会契约规则中保证个体权利自由的思想。严复将《自由论》的书名意译为《群己权界论》，正是反映了严复对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契约观的重视。严复认为，资产阶级的法权理论是推翻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武器，是构建中国新的社会制度的框架。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介绍了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及在此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严复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是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也是反对中国封建制主义的物质基础。严复翻译的《名学浅说》，着重介绍了以近代实证科学为基础的逻辑思维。如果说严复在翻译，介绍近代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思想体系的过程中，首选《天演论》是一种基于因国家存亡而急则治其标的主动选择，是急于向西方学术思想库中寻找一种理论、思想，作为凝聚、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力量，严复的这种选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心理需求，因此“生存竞争”的进化论也是当时中国社会主动和合理的选择，它确实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变革和不断进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和心理基础。严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原则、经济结构和思维方式是实现中国强国梦的根本。这对当时救亡压倒一切的中国来说，只是一种“缓则治其本”的工作。在民族、国家、阶级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这种“缓则治其本”的工作是不会引起激进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趣和兴奋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严复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内容的翻译、宣传工作被社会忽略了，鲁迅也说：“（严复）译得最吃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14](P686)鲁迅这种由于思想上的共鸣所产生的不同的心理愉悦和审美快感跃于纸上。这大约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感受。
一个理论，一种思潮被社会接受和放大，往往取决于社会的现实，这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变革更新的历史关头尤为如此。在这种历史变点，“急则治其标”成为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选择的判断准则。“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遗传基因”。这种政治情结的基因使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那些简捷明了，能立竿见影的理论、思潮更具有亲和力。严复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简化成“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物竞天择”12个字，特别符合甲午惨败后中国社会的心态和思想需求。进化论原有的生物学意义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已无关紧要，作为一种诠释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引起社会广泛的共鸣，成为社会救亡图存的主要的思想武器。但1898年的百日维新，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都未能给中国带来强国的道路和结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0](P1360)十月革命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的理论和进化论一样简捷明了，阶级斗争理论关于社会发展动力因的内容分析是建立在社会物质生产、分配和社会阶级存在的基础之上，因而，比较进化论在解析人类社会演变的单调性，阶级斗争理论更客观，更清晰，更具历史的科学性和现实的可实践性。
解释生物界发展、进化的进化论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阶级斗争理论有共同、相通之处。其一，两者都是从物质存在方式来解释物质的变化。其二，都是从物质存在的内在原因和相互关系来解释物质变化的动力；其三，都是从物质存在，变化的本身来寻找物质发展的解决手段。因此，从生物界的进化论发展到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论是合理的。社会进化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种救亡图存，自强自立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
在近代中国，从进化论发展到阶级斗争学说，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这是一种合理的思想过程和社会选择，因为社会实践的成败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都将这种“生存竞争”的进化论当作近代科学文化的最大成果来接受，而不愿从思维方式和思维内容上来接受近代科学理性。由此，进一步排斥以社会契约为准则的近代社会的法治结构。这种强调“斗”则“进”的观念一直是中国社会激进知识分子的主观思想。如果说，从“生存竞争”的社会进化论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再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那么，从厚重的中国传统道德资源萌生出革命道德就是一种逻辑的必然。“存天理，灭人欲”，“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破私立公”对道德伦理的要求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点：以国家和民族名义忽视个人权利，泯灭个体的合理要求。这成为一种道德伦理的主流，这种社会现象也说明了，从进化论到阶级斗争论的社会合理性。
四
从“中体西用”、“进化论”到“阶级斗争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是对近代科学文化的一种主动选择。这种目的性很明确的选择表明了中国社会为了救亡图存，自立自强对近代科学文化的一种认识。在这选择过程中，中国社会丢掉的不是“伦理学”，而是近代科学理性。
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所掀起的18世纪的启蒙思潮其核心内容有两个。其一是传播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理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证分析的科学方法，二是平等、质疑、批判的科学思想。其二是提倡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社会法治体制，宣传在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前提和相关制度保障下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这种社会契约论正是用科学理性构建社会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产物。
“《法国百科全书》便致力于造就和确立这种结盟。它第一次有意识地把知识看作是一种社会功能。并宣称知识只有以健全的社会组织为前提才能发展。所有政治和社会的事业都必须站在这个基础上，只有通过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才有可能复兴。”“艺术同科学的共同点在于，艺术像科学一样，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在艺术里，人们应该让自然赋予我们的灵光来指引自己。”[19](P263,274-275)
这些论述表达了一个思想，近代科学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提供了物质生产力，而且提供了思想基础。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在他（指牛顿）以前和以后，都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决定着西方思想、研究和实践方向。”[20](P222)
近代中国社会在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向西方主要是学习了两点，先是学习西方的制造技术，即所谓的西用。甲午惨败之后，又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生存竞争”的生物进化论作为强国的思想武器。丢掉的正是近代科学文化的“核心理念”——实证、质疑、平等、批判的科学理性，而不是丢掉“伦理学”。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源的两周思想是将政治、伦理和哲学相结合，以历史哲学、伦理哲学的形式和神学相分离。从此，对自然万物万象的认识和知识都是用“观物取辨”和“技进于道”的方式，用以论喻政治人事变迁和道德伦理规范。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体系中有着深厚而丰富的道德伦理遗产。这种历史积淀往往决定了中国社会对各种新思想、新理论的不同认识和取舍。因此，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深厚、丰富的道德伦理遗产已成为立国之本。这使中国社会很难接受一种新的道德伦理体系，也没有紧迫的需要和兴趣去了解。从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向在农民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革命道德的转变，就如从进化论向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有其历史、逻辑、理论内容上的必然性。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精英和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深感中国道德伦理遗产的积淀太过厚重，阻碍了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走向世界强国之林。因此，如何打破厚重的传统道德伦理束缚，成为当时社会思想解放的一个重大难题。“物竞天择，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没有任何道德伦理束缚，不仅能激励中华民族、中国社会的奋发图强，而且成为冲破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束缚的利器。严复的译著《天演论》丢掉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的伦理学，这不是严复的误译，也不是中国社会的误读，而是一种急则治其标的主动选择，真正丢掉的是近代科学文化之本的科学理性。虽然缓则治其本，但是剧烈、持续的政治斗争和战争，使中国社会没有机会，也没有兴趣来补近代科学理性启蒙的这一课。
由于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理念”的社会契约准则被丢掉，近现代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现代化，始终缺乏一种法治结构的社会基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往往是以一种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对社会契约的观念始终很淡薄，社会要求建立法治秩序和结构的努力始终很微弱。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根本缺失，就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全球化过程中丢掉科学理性的结果。
收稿日期：2006-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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