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的大小与“白心”的有无——也谈现代文学研究新空间的开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有无论文,也谈论文,大小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
这个问题初看似乎没有针对性，因为一般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始终都在努力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无论新材料的发现，还是旧材料的重新解释与整合，无论新的研究方法与观念的引入，还是旧的研究方法与观念的反思，更无论交叉学科的介入和“文化研究”的兴起，都属于或有助于新的研究空间的开创。但照目前这样研究下去就可以了吗?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就没问题了吗?如此提问，实际上超出了学者们的具体研究工作，而指向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着的某些更加隐蔽的根本问题。开创现代文学研究新空间，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
但究竟什么是现代文学研究面临的或一直存在的根本问题，恐怕就连提问者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往往他们认为成问题的，在别人看来并不成问题，而他们没有意识到或虽然意识到却不予重视的，换一个角度看，也许正是问题所在。比如，一些人认为“全球化”的来临将逼使现代文学研究界马上提交一份完善的应对策略，另一些人则认为全球化尚颇遥远，就算真的“来了”，也还不必首先由文学来与之对话，再说我们的文学对“本地化”的问题不是一直都没有说清楚吗?再比如，一些人认为文化现象已经取代了文学现象而成为当代中国主要问题，文学研究必须归入文化研究，“纯文学”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才能被理解，否则就纯粹是一种虚构，文学的问题实际上是“建制”的问题，诸如此类，而另一些人却说文化问题取代不了文学问题，文学不等于文化，文学问题被归入文化问题，恰恰是文化堕落的表征，文学和建制有关，但文学的兴衰更系乎想像力的强弱——当这些彼此相对甚或相反的思考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谁也不能完全说服自己的时候，如何开创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这个根本性提问，不免带有某种含糊性。
看来，讨论这个根本性提问，有必要先行梳理一番围绕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比较成熟的具体提问，看看这些具体提问各自以怎样的方式指向迄今为止一直有点含糊不清的现代文学研究内部某些更加隐蔽的根本问题。
好在对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具体批评已经越来越集中，不同意见相互交锋，渐渐呈现出某种结构性关联，这就有利于我们由表及里，揭示隐藏在这些具体批评后面的某些思维方式的本来面目与真实的目的指向。至少在这一点上，大家还是有共同点的，那就是：我们讨论现代文学研究新空间的开创，实际上也就是讨论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再一次“自觉”。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立以及它在80年代以后突飞猛进的发展，始终与大一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推动分不开。这门学科的政治意识过于浓厚，文学本身的意识则相对比较淡漠。因此，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能否超脱过去意识形态的纠葛，强化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本位意识，使文学研究变成真正围绕文学并且属于文学的研究，而非一般观念史、社会史研究的分枝。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批评，渐渐成为一种共识，现代许多竭力推展文化研究的人，当时基本上也都站在这种现在已被他们指为“纯文学”的立场。这种批评的合理性不言而喻，但它在如此这般解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之后，对文学研究本身究竟应当如何开展，实际上并未做进一步分疏，因而是半截子式的只破不立的批判性的所谓文学本位意识。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真正的纯文学式的研究，其实并不曾存在过，我们其实并没有自己的类似欧美“新批评”、“形式主义”、“现象学”、“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符号学”乃至“叙述学”、“精神分析与心理学”等等着眼于所谓文学本位的现代文学研究范式。何况，这种批评果真一揽子解决了现代中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吗?许多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所谓意识形态过分干涉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说法，本身就很可能是另一种意识形态或曰“新意识形态”(比如大众文化、后现代、全球化)作用的结果，不明白这点，现代文学研究即使成功地告别了旧的意识形态，也会马上落入另一种新意识形态的掌控而不自知，所谓回到文学与文学研究本位的理想，照旧要落空。
与上述两种彼此纠葛的说法针锋相对，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以往文学研究之所以不彻底，并非因为没有着眼于文学本身，而恰恰因为研究者太拘泥于自己手造的或由政治意识形态合力制造的某种“纯文学”陷阱，即恰恰因为没有意识到文学和文学研究本身的历史性包括它的意识形态性。这一派论者借用新历史主义的历史阐释学与福科的知识考古学的论述框架，主张文学研究者应该自觉处身于一定的历史过程，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过程来设想同样不具有具体历史规定的“纯文学”或文学本位。显然，这种主张不仅是对“纯文学”的解构，也把所谓独立地研究文学本身的方法论当做不切实际的幻想给否定掉了，他们坚持将文学创作和研究统统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权力话语运作的结果，或者本身就是社会意识与权力话语运作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清醒地对文学现象进行福科式的历史研究，才有可能清醒地指出文学和文学研究在社会文化整体的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与作用，——大有混沌凿破谜底尽出之感。在这样的历史研究中，重要的不再是坚持什么样的文学理想和研究方法，而是确立作家与学者在一定历史文本中的立场与取向，文学创作尤其是文学研究，由此成为一种活生生的总是现在时的历史实践的一部分，至少是主动介入历史实践的当下现实的一部分。在这样展开的历史研究即“谱系学”和“知识考古学”的思路上，文学研究实际上已经被还原为权力话语的一部分，因而此种研究的偏颇和矛盾也尽显无遗：它自以为揭示了“纯文学”的虚假性及其被掩盖的权力运作的真相，却没有看到它自己最终也未能免于另一种意义的虚假和抽象，因为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作为历史实践和权力话语的特点，在这样的解释中并未得到显明，相反是被混在一起不加分别地对待了。结果，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都很容易成为抽空了自身或有的生存论规定的泛历史、泛社会、泛文化乃至泛政治的概念，一度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中，到处只见某种谶纬式的政治暗示与政治想象的话语大流行，文学研究重新成为翻烙饼式的一个阶段对另一个阶段的简单否定，其自身的根基与连续性荡然无存。“新左派”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延伸，基本都带有这个特点。
目前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不满很多，但大致不出以上所举两种最具势力的意见，它们彼此相争以及自身内部矛盾冲突的焦点，其实还是缘于各自对文学以及文学研究之特质的理解。各种意见分歧看似水火不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强调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一样，必须及时对时代的新变作出反应，必须有益于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如果不嫌粗糙，可以概括这两种意见为“反应论”和“有用论”。正是这两个似乎不容置疑的意见，长期以来牢固占据着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意识中心，构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灵魂。一切争论，都在这两种紧密相联的意见的暗中掌控下进行，我们实际上并不曾听到多少反面的声音，——比如很少有人敢于设想，文学创作和研究能否不必肩负对时代新变作出及时“反应”的任务?能否不必汲汲于追求对时代“有用”，作家或学者能否“只拉车不看路”，即能否在任何“宏大叙事”消失的时候，在“大方向”一片模糊的时候，进行各自的创作与研究?作家的创作与学者的研究，是否都应该一致指向某个“宏大叙事”或某个人人必须关心的“大方向”?这种反面的声音，在“反应论”和“有用论”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始终处于被压抑状态，谶纬式的文学或文化研究的流行，也就毫不足怪，谶纬式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真相，也就始终享有批评的豁免权而不容任何的质疑。
我以为，正是“反应论”和“有用论”及其被压抑的反题所构成的意识错综，隐伏在似乎风平浪静的具体研究工作背后，不时蠢蠢欲动，要对现代文学研究提出整体性质疑，而这种质疑本身的根据却似乎一直不容置疑，因此它的权威性总是和它的模糊性相伴。
要真正开创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我想首先倒是要对这两种观念周期性发动的质疑本身提出质疑，将“反应论”和“有用论”的根据之虚妄勾画出来，从而使现代文学研究脱离它们的掌控，获得自由与自觉。
必须肯定“反应论”和“有用论”这两种观念曾经起过的积极意义，这只要我们稍稍回忆一下吴亮在80年代中期写的那篇《反应的艺术，抑或反应的艺术》的对话(注：吴亮《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168～183页。)，以及文艺理论界一开始接触苏联理论家斯托洛维奇颇具叛逆性的《审美价值论》时的激动情形，就无须赘言了。实际上现代文学研究每一次长足的进步，都是拜这两个观念之赐。
如今，当现代文学研究处于某个转折关头，许多研究者又打算重新乞灵于这两个观念，他们希望“反应论”与“有用论”一如既往发挥作用，相信它们实际发挥作用之日，也就是现代文学研究新空间顺利开创之时。
但情况并不像这些学者们预想得那么顺利，这两个主干观念似乎开始不再灵验了，许多年轻的学者从自身学养出发，拒绝加入“反应论”和“有用论”的合唱。与老师和前辈比起来，他们似乎显得懒惰、迟缓、消极、游移、缺乏定性、茫然无措，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除了“作出反应”、“确保有用”之外，新的思考的根基在哪里，所以他们不仅无力正面对抗文学研究的“反应论”规约，也不敢公然为一种“无用论”张目；他们只是不能同意文学(研究)的“反应论”和“有用论”，但无论对自己所拒绝的“反应论”、“有用论”抑或二者的反题的根据，都缺乏清晰把握。这种情形，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反应论”和“有用论”的剩余威力。
其实，“反应”或“不反应”、“有用”或“无用”，也是现代文学史一开始就包含的问题，一些作家已经对此作出了精彩解答，我们几乎不必另辟蹊径，只要虚心倾听他们的声音，就足矣。
这里不谈别人，只谈鲁迅。暂时也不谈鲁迅后来的文学论争与创作，只谈他早期几篇理论文章的有关思考。
鲁迅早期文章所谈的是文学，但他对文学本质的厘定以及对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的剖析，可以启发我们今天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
文学要不要对时代做出及时“反应”?凡作出“反应”的文学是否就一定是好的文学?文学的根基是否就建立在这种“反应”上面?鲁迅的回答很有趣：
夫外缘来会，惟须弥泰岳或不为之摇，此他有情，不能无应。然而厉风过窍，骄阳薄河，受其力者，则咸起损益变异，物性然也。至于有生，应乃愈著，阳气方动，元驹贲焉，梢秋之至，鸣虫默焉，蝗飞蠕动，无不以外缘而异其情状者，则以生理然也。若夫人类，首出群伦，其遇外缘而生感动拒受者，虽如他生，然又有其特异；(注：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一般的“物”以其“物性”对“外缘”作出反应，一般的“有生”以其“生理”对“外缘”作出反应，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但另一方面，“反应”(鲁迅所谓“应”)只是“共名”，具体内容可以各异，甚至允许“特异”，比如“首出群伦”的“人类”对“外缘”作出反应，就完全可以不同于一般的“物”和一般的“有情”，而人类不同于一般的“物”与“有情”，恰恰就表现为他们在“外缘来会”时作出反应的“特异”：
神畅于春，心凝于夏，志沉于萧索，虑肃于伏藏。情若迁于时矣，顾时则有所忤拒，天时人事，胥无足易其心，诚于中而有言，反其心者，虽天下皆唱而不与之和。其言也，以充实而不可自己故也，以光曜之发于内心故也，以波涛之作于脑故也。是故其声出而天下昭苏，力或伟于天物，震人间世，使之瞿然。瞿然者，向上之权舆已。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若其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仅从人而发若机栝；林籁也，鸟声也，恶浊扰攘，不若此也，此其增悲，盖视寂寞且愈甚矣。而今之中国，则正一寂寞境哉。(注：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23～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人的反应不同于“林籁”、“鸟鸣”，不是一般的顺应，而“时则有所忤拒”，因为人的反应根植于人的“内心”，“人各有己”，不能“靡然合趣，万喙同鸣”，“其言也，以充实而不可自己故也，以光曜之发于内心故也，以波涛之作于脑故也。”否则，反应倒是有了，但等同于“林籁”、“鸟鸣”的一片“恶浊扰攘”，人世徒然因为有了这种反应而愈加“寂寞”。
人应该也可以对时代作出反应，但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反应时代的变化，必须“发于内心”、“揆诸心”，“内心”不仅是人对时代作出反应的出发点，也是人对时代作出反应的终点：对时代作出反应，首先不是为了改变时代的外在物质结构，而在于达到“人各有己”，并通过“人各有己”以及进一步的“群之自觉”。
文学对时代可能作出的“反应”，被鲁迅严格限制在“心”的领域。他赞同文学对时代作出发自内心的反应，是因为这样的反应能够“涵养神思”，即向好的方面改变人们的内心(注：见《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71页。)；他反对文学对时代作出无关本己、违反内心的反应，是因为这样的反应会损害人们的内心——他担心因为要求人对时代作出反应，就大肆抹杀个性，使之“靡然合趣，万喙同鸣”，这将使人的叫咕不能超越“林籁”、“鸟鸣”的水平，“其言”也不能成为人的文学——“心声”。
文学反应时代的基础和目的，是每个人自己内心的内容以及内心的变化，这在一般“反应论”中是被忽视的，我们研究文学对时代的反应，向来所用的标准，是外在物质社会的变化，而非人的内心的自觉，是群体的变化，而非个人的变化。现在，情况好像变得越来越是如此了，文学研究似乎已经可以乃至应该不必指向内心，有些优秀的文学研究者甚至以今是而昨非的忏悔的口气说以往的文学研究过分纠缠于人的内心、心理和精神乃是一种迷误，如今，我们只要翻开任何一本稍稍前卫一点的文学研究杂志，满目都是“权力”、“意识形态”、“分配”、“公正”、“制度”、“正义”、“跨国资本”之类的字眼在旋转，在跳动，真让人恍然感觉人生在世，只需和凯撒周旋，而不必与上帝对话了。这在我看来，也有点鲁迅当年所批判的“躯壳虽存，灵觉且失”的味道。
现代社会学与政治学勃兴之初，尼采就曾敏锐地指出，所谓政治乃是似乎已经消逝的宗教的复活，国际政治的本质仍然是灵魂之间的搏杀，因此“政治活动”应该被重新提升到“精神战争的领域”来把握(注：尼采《权力意志》。)。这似乎已经成为空谷足音，因为今天由美国学院政治而来的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旨趣，恰恰是教人们在解读社会和文化问题时故意忘记个人灵魂的问题，从而为社会和文化对灵魂的压抑提供来自学术本身的政治正确性的根据，所以马克斯·舍勒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兴起乃是现代西方人漠视灵魂问题的一个证据，他们“只承认国家、民族一类龙形怪兽的偶像，或者只承认所谓社会，甚至一味地否认个人灵魂的实质性存在”(注：马克斯·舍勒《基督教的爱理念与当今世界》，参见《爱的秩序》，三联书店1995年8月第1版，103页。)，而海德格尔也同样直截了当地说过，“现时代的第四种现象，就是人类活动被当做文化来设想并使其至于完善”，他在《追问技术》那篇文章中指出的现时代五大现象，其实也就是五大悲剧。借用鲁迅的话来说，这些都可说是“现代”的“文化偏至”。如何从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绝对统治的话语缝隙中追问文学的根据，并通过文学追问灵魂的根据，“心”的根据，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心话题之一，而现在，这个话题已经被淡忘。
文学研究，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来是一个组合概念，原则上什么都可以研究，但作为现代文学以及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未完成的任务，继续深入研究现代作家内心“反应”时代的方式，包括深入研究现代作家“反应”时代的出发点与归属，即他们各自的内心的实际内容，以及无论怎样的“现代心灵”被确立的方式、根据与极限，在今天仍然值得反复强调。取消了对这一核心问题的研究，所谓“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将没有落脚之处；取消了对这一核心问题的追问，我们或许也仍然能够从文学形式、文学运动、文学社团、文学制度等角度有头有尾地勾画一部现代文学史，但中国作家心灵的历史，比如从20世纪初痛感“寂寞为政”、“凄如荒原”的青年鲁迅，到50年代初仓皇离沪的青年张爱玲的恐惧与忧患的历史，就说不完整。
文学研究该不该有用于时代、社会、民族、国家?
鲁迅的回答也很有趣。在讨论文学的本质与功用的《摩罗诗力说》中，他先是列举了若干诗人救国的史实，认为诗歌有很大的作用，比如在德国，“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国民皆诗，亦即诗人之具，而德卒不亡。此岂笃守功利，摈斥诗歌，或抱异域之朽兵败甲，冀自卫其衣食室家者意料之所能至哉?”但他马上申明，这只是为浅人说法，其本意并不在此。他认为，文学的作用和一般美术相同，首先应该是：
旨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注：《鲁迅全集》第1卷，71页。)
鲁迅并不否认文学“有用”，他只是强调文学的用处根本上乃“不用之用”，这“不用之用”就是“涵养人之神思”，深邃壮大人的“内心”、“内在生活”。此外，文学的用处再大，都是第二位的；倘从文学本质着眼，则哪怕“究理”(真理)和关乎“个人暨邦国之存”那样巨大的“实利”，都一概“无所系属”!
鲁迅当时所批评的文学“有用派”(姑且这么说)，不仅仅是那些迷信“黄金黑铁”的“崇实之士”，这固然也是他的攻击目标之一，但既然鲁迅的文学观所置重的是“心”、“神思”这样的文化的“本根”与“始基”，这班“崇实之士”就还不是主要对手。他的主要论辩对手，是那些动辄“提其所学以干天下”，担保自己的理论学说可以“利国利天下”的“伪士”；“伪士”比那些汲汲于“实利”但还不失其“笃守”的“崇实之士”心术更坏，因为他们不仅善于兜售自己的所学以迷惑世人，以改革为名而“大遂其私欲”，而且“羞白心于人前”，“兜牟深隐其面”，自己“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也希望整个社会“无不质化”，故“神气恶浊，每感人而令之病”，坏处更大。
“伪士”的出现，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善谈“现代性”的当代“伪士”最忌讳的一个概念。中国现代许多启蒙知识分子，既震于西学而又不明其统系及施于中国时应有的取舍，既敢于任事而又无实际经验，他们和现实遭遇，一两个回合下来，就“心夺于人，信不由己”，变成鲁迅后来所说的“做戏的虚无党”，漂浮在各种流行学说的浪潮表面，真正属于自己的，是仅有的一颗势利之心，又因为害怕被人看破，外表上不得不拼命涂饰，——现代“伪士”的生态与心态，大抵如此。鲁迅所批评的现代“伪士”的神气，至尽仍灼然可见，比如在文学界，总有一些人喜欢考较某种文学现象(比如鲁迅及其作品)或某种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下的“价值”，似乎他们真在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研究焦虑不已，实际上，这种“价值”的考较，只相当于海德格尔所谓现代理性的“算计”，而并非基于本心的筹划。考较愈细，算计愈精，就愈容易遮蔽鲁迅当年所推重的“白心”，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纯白之心才是讨论鲁迅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时最可贵的态度，也是一切方法论的基础。
我对近来讨论类似问题的文章兴趣不大，就因为从中很少看到敢于“白心于人前”的诚心与勇气。但所谓诚心与勇气，不仅在于考较他人(鲁迅和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价值”之大小时所秉的所谓“学术良心”(我不喜欢也不太理解这个流行很广的名词的意义)，更意味着不惮在大庭广众之前袒露自己的所思所想，并且不管这种思想的实际内容是什么，不管在预先的自我考较中，一己的“白心”对公众社会的“价值”如何，更不管公众社会将如何看待自己的“白心”，所以也不会经过一番预先的考较而修饰自己的“白心”。
现代文学研究如果说有什么用处，我想这用处首先不是别的，而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已经作古的那些作家和作为认识者的我们的“白心”，将彼此的“白心”搓成一线，形成不管怎样的一个心灵对话的传统。现代文学以及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之大小，取决于“白心”之有无，不从研究者以及研究对象的“白心”出发，则站在随便什么坐标系上考较现代文学或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无论兴奋地举之上天，抑或沮丧地按之入地，都是实用主义的“算计”。同样，讨论如何开创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我们当然可以全方位地寻求，四面出击，多多益善，但最重要的也最不应该忘记的，却是如何拂去我们内心的尘埃，使其复归纯白。为此，甚至应该首先承认自己或多或少就是“伪士”，或很容易成为“伪士”，因而诚心听从鲁迅的建议，先“伏藏其议论，荡涤秽恶，俾众清明”，——清明之心失而复得，不就是现代文学孜孜以求的目标吗?不就是现代文学研究之崭新空间的开创了吗?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反求诸己”的功夫普遍受到轻视，甚至被认为是80年代学术空气的一种误导，而在开创各种学术新空间的口号下，包括现代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努力，主要锁定在与此无关的其他方向，如形式研究，制度或体制研究，交叉学科研究，后现代、后殖民、全球化以及“文化研究”的新视角的研究，等等。这些探索无疑为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不少新鲜气息，但新的研究空间以及与之伴随的新的学术话语的膨胀，跟“反求诸己”的功夫的委琐，也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
这会不会造成一种舍本逐末的结果呢?
人想要知道的东西太多，所能知道的东西却太少，如果现代文学研究果能让我们了解彼此的内心，在内心的领域稍稍从容或奢侈一点来讨论文学问题，那么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就很大，现代文学研究的根据就很坚实，现代文学研究的空间也就日新月新，而无须我们在本末已然倒置的情况下费尽脑力和口舌来盲目寻找与证明了。
2003年10月8日
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读书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