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共产党抗日联美政策的演变——从“九一八”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事变论文,战争爆发论文,九一八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0年代初，日本法西斯主义形成，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成为日本对外举措中不可逆转的趋势，“九一八”事变正是日本妄图实施其“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德国、日本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打破了原有的世界政治格局，反对法西斯主义成为其它一切国家生死存亡的首要任务。为着这一目标，各国之间必须结成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在中国，就必须建立国际国内的抗日统一战线。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提出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必然遇到一个如何对待美国的问题，是联合，还是排斥反对？美国，作为1840年后大举进入中国的列强之一，对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起了重要作用，美国与中国的基本关系展现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它对中国的政治的压迫、经济的掠夺、文化的侵略，是中华民族必须予以推翻与清除的。因此，反帝，同时也反美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
但是，当欧、亚两大法西斯战争策源地形成，日本将把中国作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而且，“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①的时候，中国对美政策必将作出变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面临着三种选择：
一是不加区别地仍然把帝国主义国家看作铁板一块，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继续提反对美国和其他一切帝国主义。
二是在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因为日本的侵略，直接损害了美国的在华利益，必然引起美国对日本的不满，这种矛盾，正好为我所用，因此，可以在这一基础上与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
三是建立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上与美国联合。因为法西斯主义将危及整个人类生存，其野蛮的掠夺与屠杀政策，必然会犹如大火烧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均不能幸免。
以上第一种选择，显然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会导致置自身于孤家寡人、孤立无助的境地第二种选择是直观的，短视的，虽然在时局不明朗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但是这种联合将是不巩固、不稳定、不持久的。第三种选择是符合于当时世界变化发展趋势，这种联合将是坚实、稳定与持久的。
从“九一八”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第一阶段，自“九一八”事变开始，抗日与联美割裂。
“九一八”事变不仅标志着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开始，同时也是它挑起世界法西斯战争的开端。世界大势出现了一种新变化。
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包围，革命根据地交通信息闭塞，使中国共产党人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国际间瞬息万变的形势及其给予中国政局影响的了解，往往受到局限，中共对外联络的对象，唯苏联和共产国际，而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又必须严格执行上级的路线、方针和指令。因而，中共当时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及其政策的制定，主要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3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盛行“第三时期理论”，这种理论突现了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依据这一理论，“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这次事变的动机作出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分析，它认为这次事变是“帝国主义者为了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东方开始的战争”，“侵略满洲——这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争，这是对中国劳动群众，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也是对我们的战争”，“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这“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因此，共产国际呼吁，“武装保卫苏联”，“保卫所有劳动人民的祖国——苏联”，“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要求中国共产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推翻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以争取中国底独立、统一和完整。”②
受共产国际理论和指示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的宣言和决议中，提出了抗日反帝反美保卫苏联的主张。文件指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但另一方面，则是“更积极更直接的实行进攻苏联，企图消灭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日本只是为整个帝国主义集团反苏开了道。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宣言中呼吁：全国人民“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并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也看到，日本的侵略会加剧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冲突必然会爆发战争，但是，却认为这只不过是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性质的“各国帝国主义自己互相冲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罢了。这种战争是非正义的，因而，无产阶级就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实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前提下，联合美国就根本不可能了，宣言中明确指出：“美国也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希望美国来反对日本，等于引狼入室。”③
局限于已经过时的理论和策略，看不到这场战争的性质，否定了与各反法西斯国家的大联合，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把抗日与联美的政策割裂开来。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的幼稚性。
第二阶段，自华北事变开始，抗日与联美的结合。
1935年发生的两件事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联美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华北事变，二是共产国际七大。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局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地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联合国际一切反日的国家和团体，而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又为中共的这种转变创造了条件。
30年代中期，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认识到，目前对苏联的主要危险已经不是来自美英法等国，而是来自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因此苏联纠正了在“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的“左倾”政策，对外政策方面，开始了全方位的调整，与美英法的关系也开始由以前的对抗转变为寻求联盟，1935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更把这种新认识推向各国共产党政策的转变，从而也使中共有可能把抗日与联美结合起来。
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八一宣言》，它突出了中日民族矛盾，抛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等不切实际的主张，不仅提出国内各民族、阶级、党派、团体、军队的联合抗日，同时，也提出了对外的联合抗日问题，要求“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自由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④这就为中国共产党联合英美等国结成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提供了依据。
1935年12月，作为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中共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对于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确立了“一切政策，一切努力，为了反日反卖国贼的胜利”的策略思想。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并且“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⑤
瓦窑堡会议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有可能和必要直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发展某种联盟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联美政策就此确立，这较之“九一八”事变后的排斥、反对联美的政策，无疑是一大进步。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更直接明确地提出了中共的对外政策：虽然中国近现代的主要矛盾是“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结合，而是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⑥
中国共产党虽然提出了联美政策，但是，当时它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这种隔绝的状态，使中共制定的对外政策很难发挥其效应。为了打开局面，让世界了解中共，让中共了解世界，中国共产党首先打开了民间外交的通道。从1936年中开始，中共决定邀请西方人士特别是美国记者到陕甘宁根据地访问，是年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有幸成为第一人。
从1936年7月到10月，斯诺在陕甘宁根据地访问了92天，行程1千多里，多次与中共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一些重要将领长谈。访谈结束后，斯诺很快在英美最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1937年7月，《红星照耀中国》（中译《西行漫记》）脱稿，毛泽东说：“此书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⑦此书发行后受到空前的欢迎。两年内，在英美发行了19万册，还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被美舆论界认为。“多年来新闻工作的最大成功”，“本世纪任何一位记者都无以企及的最伟大的壮举”。⑧
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全面阐述了中共的对外政策及对美政策。毛泽东把中国以外的国家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如英美等反战国家，他们“不愿加入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一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日本的威胁”；还有一类是社会主义国家，即“奉行和平方针，无意于征服或剥削任何国家的苏联”，毛泽东认为，以上三类国家“能够结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
针对美国，毛泽东指出：“有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毛泽东还充满自信地预计：“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
毛泽东还进一步谈到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问题，提出：“援助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①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信贷和借款，出售军需品和飞机，或②在抗战实际开始对日本进行封锁。如果美国和英国能够这样的援助，中国人民在同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谊和同情。”⑨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高度联合苏联及英美等国反对日本侵略的外交政策，准确地把握了反法西斯斗争未来的趋向，显示出共产党人非凡的预*?性¨毛憎动的真协碳淮，油私诺
霄国际社会报道，“起了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因此他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⑩
第三阶段，自欧战爆发开始，抗日与联美再次割裂。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联美政策、基本上是建立在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基础上，因而，一旦发生一些客观因素，就很容易放弃这种联合政策。
1939年夏秋之际，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中共对美政策随之发生变化，开始放弃原先确定的抗日联美的政策。
首先，对英美法等国的“不干涉”和绥靖政策的反应。
自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就期望英美等国能从维护自身在华利益出发积极制裁日本、打击日本，与中国结成反日统一战线。但是，直到1939年中，在这一问题上，英美两国不仅没有采取过重大行动，相反，妥协之风一刮再刮。1938年日本占领广州、武汉后、英国政府立即积极展开调停活动；1939年春，日英中美四国都曾考虑重新召开九国公约会议来结束中日战争，中美英三国政府还就此进行过磋商，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1939年4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再次游说重庆，推动国民党采取向日本妥协的政策；7月，英日之间又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在中国问题上单方面向日本作出妥协。再联系欧洲政局中的绥靖主义，中共领导人越来越感到，英美无意制止日本的扩张，反而是在纵容日本。把两个战场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认为：“英美法各国政府”，“不但并无丝毫制止侵略的意思，而且相反，纵容侵略，挑拨战争，使人为鹬蚌，己为渔人，美其名曰‘不干涉’，实则是‘坐山观虎斗’”，等双方“打得精疲力竭之后，它们出来收拾时局”。(11)
有鉴于此，中共就把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反对形形色色的妥协活动上来。按毛泽东的看法，国际投降主义者和中国投降主义者是帝国主义正在组织的“两支战略同盟军”，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不打退这两支敌人的战略同盟军，中国抗战就没有什么相持阶段可言。”(12)因此，警惕和反对英美可能的对日妥协活动就成为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当英国与日本签订的“有田——克莱琪协定”时，中共在国内掀起的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斗争达到了高潮。
其次，苏联和共产国际策略的急速转变也直接影响了中共。
1938年后，在欧洲，对德绥靖日趋严重。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签订《慕尼黑协定》；1939年6月，关于组织反德统一战线的英、法、苏谈判破裂；8月，苏联为求自保，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月，欧战爆发。此后，苏联和共产国际放弃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重提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帝统一战线策略，并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目前存在的是德、意、日和英、法、美两个帝国主义阵线和超脱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外的苏联和平阵线。这一策略的转变，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冲击性的影响。由于各国共产党按组织原则，必须遵循共产国际制定的方针、政策，因而，各国共产党相继陷入了不同程度的思想和政策的混乱。
9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会致电中共中央，阐述了它对国际形势的新的看法和策略路线，电报中说：“已经爆发的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战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的罪恶都是一样的”，各国工人阶级，尤其是共产党人不应支持战争中的任何一方，而应该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贩卖政策，凡是违背共产国际新策略路线的共产党“应很快纠正自己的政治路线”。(13)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后，立即表示“全部的完全的拥护”，认为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路线与中共“过去所采取的方针是一致的”。(14)
1939年秋，斯诺又一次访问延安。在与毛泽东讨论国际问题时，毛泽东明确表示：“现在世界革命的口号已变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用革命战争击败反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支援人民革命战争；支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革命战争。”(15)
从这以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再提出与英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问题，并因此而拒绝英美记者的来访，认为英美记者及各种人员的政治态度完全依英美政府对华政策为转移，是这些政府的“政治情报员”，因此，此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记者被拒绝进入边区进行调查采访。曾打开的让世界了解自己、让自己了解世界的通道又被关闭了。
第四阶段，从苏德战争爆发开始，抗日联美政策的再次确立。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发动突然袭击的成功和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的失败，宣告苏联依靠孤立自保和绥靖来维护自身安全政策的彻底破产，同时，战争也危及了其他西方国家。英美苏三国终于站在反法西斯主义立场上联合起来了。
苏联迅速改变了政策，重新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口号。共产国际也向各国共产党发出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
经过一番曲折，共产国际的政策又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941年6月23日，向全党发出了指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所实行的对外政策。这一指示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16)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终于放弃了欧战爆发后一直坚持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而将斗争的矛头集中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而不是英美等国，这无疑是正确的，反映了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现实。7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以是否反对法西斯为我对一切国内外势力联合或反对的标准的指示》，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反之，“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17)这一标准的确立，标志着中共对美国建立的反日联美政策终于建立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基础上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终将战火燃向美国，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使中共制定的抗日联美政策的基础更为坚实。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强调：“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因此，中央要求：“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进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18)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共产党联美政策的确立、实施，随着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逐步了解、重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联美政策越来越走向具体化、深入化，在实践中取得日益明显的效果。
综观“九一八”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的十年，中共走过了一段从抗日反美到抗日联美的曲折道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事务的认识及其处理能力由幼稚走向成熟。
日德发动的法西斯战争的性质暴露是一个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是随着战争的逐步扩大而深化。美英等国之所以采取不干涉主义、绥靖主义（包括苏联在一定时期也曾采取绥靖德国的政策），正是对战争性质缺乏认识的表现，直至法西斯战火烧到自家门口，“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才“最后地明朗化了”。(19)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的认识及其对英美的认识也是一个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欧战爆发后，曾把反对妥协、绥靖主义，作为主要任务，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也还是把对外宣传与务实操作结合起来。在处理皖南事变中，中共还是希望美国支持中国的团结抗战，通过美国记者斯特朗等人向美国社会公开事变真相，并与罗斯福总统特使柯里会谈，阐明事实真相寻求支持，最终使美国进一步了解中共，并采取支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政策，从而也使中共进一步了解、认识了美国，为苏德战争爆发后联美政策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国际国内条件的配合，中共提出的“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形成”，“中国与英美及其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20)最终得到实现。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也由舆论的宣传开始了较大量、更高层次的实际接触交往，也影响了美国积极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中共最终突破解放区的狭小天地，走向了世界政治斗争大舞台，并逐步发挥它日益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786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②《真理板》1931年11月6日、1932年5月1日。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第427-453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487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605-625页。
⑥《毛泽东选集》合卷本第232-233页。
⑦《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5页。
⑧美：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⑨《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26，131，130页。
⑩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序言第9页。
(11)《毛泽东选集》合卷本，第557，558页。
(12)《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省文物局新四军文史征集组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1页。
(13)1939年9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电报。
(14)193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给王明、博古、凯丰等的电报。
(15)《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33-134页。
(16)《毛泽东选集》第764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713页。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789页。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786页。
(2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7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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