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义军政权对徭役影庇的限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徭役论文,政权论文,义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2-0079-07 关于归义军时期的徭役制度，学界已有一些论述①，其中雷绍锋、刘进宝等先生在著作中研究了归义军的赋役蠲免政策。笔者通过对P.3231(11)《平康乡官斋籍》的考察，发现一些本该享受免役特权的人参与了官斋劳动，从而表明其免役权有限，不能影庇户下徭役。《平康乡官斋籍》成于曹氏归义军时期，记载了癸酉年至丙子年(973-976)平康乡百姓参与官斋劳动的情况。雷绍锋曾撰写《〈癸酉年至丙子年敦煌县平康乡官斋籍〉之研究》一文，对其反映的劳动性质做了研究[1]。笔者以为，这件文书与赋役制度的关系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故撰此文，求教方家。 一 文书反映的劳役性质 雷绍锋先生曾针对《平康乡官斋籍》认为斋僧具有力役性质，并引《北梦琐言》“程贺以乡役充厅仆”作为类比，认为官斋劳动是真正意义的“乡役”。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尙可商榷。首先，对于唐代的“乡役”，学界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②，张泽咸认为“乡役”即“邑役”，是地方性的乡里之役，也是色役，又称“乡村色役”[2]。从这个角度讲，官斋劳动很难说是“色役”。其次，厅子役在归义军时期也广泛存在，Дx2149《欠柴人名目》记载欠柴的石富通，即标注为“厅子”，表明担任厅子在赋役上有一定的优待，而参加官斋劳动的平康乡百姓并不享有这个待遇，显然二者的劳役性质并不具有可比性。 需要指出的是，百姓被官府征发从事造食劳动不止斋僧一项，规模较大的官方宴设、供顿，都是由百姓承担造食之役的。如北魏崔光在灵太后打算幸嵩高时上谏称“供顿候迎，公私扰费”[3]；隋炀帝幸辽东到燕郡时，检校燕郡事的柳謇之因为“供顿不给”配戍岭南[4]。玄宗时期，将作大匠韦凑说：“一万行人，诣六千余里，咸给递驼，并供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5]。永泰年间，鱼朝恩赴国子监视事，特诏宰臣、百僚、六军将军送上，“京兆府造食”[5]4764。永泰二年(766)行释奠礼，“宰相、常参官、军将尽会于讲堂，京兆府置食”[5]923。元稹的《连昌宫词》有：“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6]之句，唐懿宗制书也称：“顿递供承，动多差配”[5]656，都反映了政府征发百姓从事造食之役。归义军时期也有征发百姓为官府造食的记载。S.1366《年代不明(980-982)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载：“赏设司女人、汉七人各中次一份，十乡老面二斗、油一升，计用面五十三石三斗九升七合，油一石七斗三升四合四勺。”[7]从制作食品的量来看，归义军的寒食宴会规模很大，仅靠“设司女人、汉七人”远远不够，因此，也要征发百姓参与造食劳动，支出“十乡老面二斗、油一升”，就是用来款待组织劳动的乡官的。 这种供顿之役应该是属于杂徭，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东封泰山，诏：“其行过州县，供顿劬劳，并帖顿百姓，有杂差科并车马夫役者，并免一年租赋。”[8]自洛阳回京诏称：“其供顿州应缘夫役差科，并免今年地税。”[9]这里面的杂差科、夫役差科都是指的杂徭。在唐前期，官斋这样的造食劳动也应该属于杂徭性质。唐前期的徭役包括正役、杂徭和色役。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推行两税法，“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10]，其后《贞元改元大赦制》再次强调：“自诸道州府，除两税外，应有权宜科率差使，一切悉停”[11]。似乎已经不再有无偿的力役差使了。但其实并非如此，陈明光指出两税法改革并未将地方性的杂徭“转化为征收代役金的形式，因而是合法的采取现役形态的徭役”[12]。张泽咸也列举出两税法时期存在杂徭征发的例证[2]326-328。因此，作为杂徭的官斋劳动出现在归义军统治下的敦煌地区是正常的。唐五代时期，正役普遍采取雇役的形式[13]，杂徭与色役成为百姓的主要负担，但正因为如此，区别于“正役”的“杂徭”之名也渐渐消失。张泽咸曾指出，“唐后期的力役征发，往往与差役、差科、杂徭等互相混淆，有时很难加以区分”[2]292，“杂徭与力役逐渐趋向合流……宋、元、明之世，‘杂徭’之名已很罕见”[2]329。到了南宋，法律上就有“夫役谓科差丁夫役使”[14]的表述，即用“夫役”指代徭役劳动。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也常常以“役夫”、“诸杂差遣”、“知杂役次”等指称百姓的劳役负担。P.3155背《唐光化三年(900)前后神沙乡令狐贤威状(稿)》中令狐贤威因土地被大河漂没，而呈牒：“昨蒙仆射阿郎给免地税，伏乞与后给免所着地子、布、草、役夫等”③[15]，其中便将徭役负担总括为“役夫”。另外，P.3324背《唐天复四年(904)衙前押衙兵马使子弟随身等状》是衙前押衙、兵马使、子弟、随身等因对徭役差发不满而上的状文： (前略)前使后使见有文凭，复令衙前军将子弟随身等，判下文字，若有户内别居兄弟者，则不喜(许)霑裨。如若一身，余(除)却官布、地子、烽子、官柴草等大礼(例)，余者知杂役次，并总矜免，不喜(许)差遣。文状见在。见今又乡司差遣车牛刈芦茭者，伏乞司空阿郎仁恩照察，伏请公凭，裁下处分。[15]450 文状涉及的徭役负担包括“烽子”和“知杂役次”，而乡司差遣“刈芦茭”属于“知杂役次”的范畴。P.3257《甲午年(934)二月十九日索义成分付与兄怀义佃种凭》记载索义成“身着瓜州”期间，“所着官司诸杂、烽子、官柴草等大小税役，并总兄怀义应判，一任施功佃种。”[15]29也将徭役负担概括为“烽子”和“官司诸杂”。笔者认为，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百姓承担的徭役负担中，像“刈芦茭”这样的“诸杂役次”，可以将其称为“杂役”，渠河口作、枝夫等应当都属于杂役，其特点是劳役较轻，不耽误农业生产。与之相对的应该就是如烽子这样的“重役”，如S.4654号背《(946)前后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百姓王盈子兄弟四人状(稿)》就有：“更兼盈进今岁次着重役”[15]300。杂役与重役都是一般的劳役，只是从其劳动强度和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的角度来进行区分，而非像唐前期杂徭与正役那样有不同的征发制度。 根据上面的叙述，笔者认为官斋劳动与乡司差遣的“刈芦茭”一样，属于敦煌百姓承担的杂役，亦即所谓的“知杂役次”，是归义军政权对敦煌百姓的力役征发，且属于较轻的力役。 二 归义军时期的徭役蠲免 通过对《平康乡官斋籍》进行仔细研究，我们发现有一些官斋劳动者的身份值得注意，现将其列表，见表1。 通过对此表的分析，我们发现，参加官斋劳动的人中，目前可知有18人身份较为特殊，其中1人为都头，1人为都衙，6人为押衙，2人为服务于官府的衙前子弟州司及翻头，1人为官健，6人为服务于政府的色役人，1人为都头之子。将其分为四大类：都头、都衙等官员，押衙、衙前子弟、官健等服务于政府人员，色役人，官员家属。都衙，即都押衙，据冯培红研究，归义军时期的都头已经阶官化，常以兼职、加官的形式出现，甚至有的都头显然地位不高[16]。P.3412《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十月都头安再胜、都衙赵再成等牒》中都衙赵再成与都头安再胜等联名上报敌情，表明他的“都衙”绝非虚衔。宋保定出现在《己卯年十一月廿六日冬至目断官员》表明身份是官员。杜幸德主持州司仓库，可见其也是服务于官府，并非普通百姓带押衙衔。令狐瘦儿、张富昌出现在P.3146《辛巳年(981)八月三日衙前子弟州司及翻头等留残袛衙人数》中，也表明其服务于官府的身份。刘进宝先生指出由于P.4525《官布籍》中的“都头”、“牧子”、“吹角”等人正服务于官府，因此可以免纳赋税[17]。但这些人又出现于《平康乡官斋籍》，表明其参与了官斋劳动这样的杂役。 首先看官员，《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载：“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其下注云：“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已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18]，点明官员中五品以上者，免除该户课役。《天圣令》卷22《赋役令》附唐令第16条载“诸文武职事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父子，若除名未叙人及庶人年五十以上，若宗姓，并免役输庸。其应输庸者，亦不在杂徭及点防之限。”[19]可见法律规定唐前期的官员及其父子均有免除杂徭的特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尤其在敦煌地区，低级官员享受到的免役权应该较为有限，堀敏一据P.2592《天宝六载籍》中武骑尉(从七品)程思楚户、队副(从九品)曹思礼户，以及P.3669《大足元年籍》中果毅(从六品)张楚琛户均标注为“课户”，认为官员本身虽然不课，但户内还有其他课口[20]。可见这些官员没有影庇户下课役的特权。两税法时期更是如此，大中六年(852)三月，宣宗敕令“先赐郑光鄠县及云阳县庄各一所，府县所有两税及差科色役，并特宜放。”而中书门下奏：“伏以郑光是陛下元舅，宠待固合异等，然而据地出税，天下皆同；随户杂徭，久已成例。将务致治，实为本根。”[10]1544-1545宣宗即位，郑光“拜诸卫将军，迁累平卢军节度使，徙河中、凤翔”，直到大中七年来朝，留为右羽林统军兼太子太保[21]。可见两税法时期的“随户杂徭”，郑光作为皇室外戚，又位居节度使之职，其家也不能免除。此外，P.3418背《唐年次未详沙州乡欠枝夫人户名目》中，包括县丞、长使、丞等官吏都被记录为“欠枝夫人户”，雷绍锋指出这些官员是享有减免待遇的，并且其减免特权扩大到某些人的“子弟”中，如“郎君”等[22]。笔者注意到，该文书中身份为官员的还有第20行的“令狐参军”，第92行“押衙曹保忠”，第102行的“平水杨他粪”[15]427-436。此外，第172行“阴仁贵”欠枝三十一束，在整个文书中仅次于郎君李弘定三十三束，根据归义军赋税征收以土地为据的原则[16]180。可能是由于其占有土地较多，他应该就是《龙泉神剑歌》中的“当锋直入阴仁贵”[23]。还有，第169行张怀政在896年以前位居“归义军马步都虞候”，第174行曹子盈在899-901年是“悬泉镇使”。[22]108这些人中，令狐参军被列在“纳半欠半人名目”中，表明其缴纳了一部分枝，如果这些人是合法享受免枝夫的特权，为何令狐参军要缴纳一部分枝呢?此外，平水杨他粪“都欠十六束”，也是整篇文书中仅见的表达，说明他是多次累计欠枝达十六束，这些都说明对这些官员的欠枝登记绝非仅做在账面上，而是要实际予以征收的。笔者以为，如果某户合法享受蠲免特权，各乡就不必计算其需纳枝数量，更不会有欠枝若干束的说法，而是会像文书第36行“葛学敢有忧”或第191行“李再盈全免枝夫”那样，说明免纳即可。因此，这里登记的欠枝应该都是要征收的，也就是说这些官员没有免除户下枝夫杂役的特权。
从以上可知，对于官员来说，可能本身是免徭役的，但该户仍然有其他丁男要承担“枝夫”这样的杂役，且仍然以该户户主为单位进行征收。可见官员不能免除户下徭役。赵再成等人可能就是由于其户下还有其他丁男，因此官斋劳役仍然会征派到该户，这时候赵再成就可能代表该户服役，当然也可能是户内别的家属代表该户参加劳动，如“都头之子”梁阿婆子。 再看其他押衙、子弟等，据上引P.3324背《唐天复四年(904)衙前押衙兵马使子弟随身等状》，他们免除“知杂役次”的前提是“一身”，亦即没有“户内别居兄弟”，如果不符合该条件，则“不喜霑裨”，该户仍然要承担杂役。这与唐政府相关规定是一致的，长庆元年(821)册尊号敕：“一户之内，除已属军、使，余父兄子弟，据令式年几合入色役者，并令京兆府明立簿籍，普同百姓一例差遣”[24]。另外，会昌五年(845)正月三日南郊赦文有“计户内丁数多少，充诸司尽称子弟，致令乡县所由无人差役”[8]2173，也可以看出，只有户内丁数全部成为诸司“子弟”，才能免除该户差役，唐政府还专门有限制户内入军丁数的政策，贞元十年(794)，“京兆尹杨于陵奏，诸军影占编户，无以别白，请置挟名敕，每五丁者，得两人入军，四丁三丁者，差以条限。从之”[10]1295。因此，《官斋籍》中出现的这些服务于官府的押衙、衙前子弟等人，由于户内还有别的男丁，所以户内徭役没有免除，当征派该户从事官斋劳动时，他们便代表该户参加劳役。 归义军时期还有其他一些官府服务人员参与的记载，如张定千，S.4643《甲午年五月十五日阴家婢子小娘子荣亲客目(三)》中标记为“都头”[25]，但也仍然多次出现在渠人转帖中，表明其代表该户承担了修渠之役[26]。 表格中“衙前子弟州司及翻头”也需要作些说明。“翻头”是归义军使府中级别较低的军将，排位在将头、队头之下[27]。P.3146将袛衙人分为三翻，“每翻各三日三夜”，那么此处“翻头”可能仅指每一翻的负责人，而非军将职衔。再看子弟，唐代史料中“子弟”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种是《贞元改元大赦制》称：“诸道非临寇贼州县，自冬已来新点召官健子弟，并宜放散”[8]2134，此处“子弟”与“官健”连称，两者性质相近。另有一种是杜甫在《东西两川说》所描述的：“今富儿非不缘子弟职掌，尽在节度衙府州县官长手下哉”[28]，这是指服务于政府部门的“子弟”，上引会昌五年敕文说的“充诸司尽称子弟”即属此类。那么令狐瘦儿、张富昌具体身份为何?P.3146中的张住子又出现于P.4063《丙寅年四月十六日官健社春座局席转帖》[26]182，表明其身份是“官健”，那么，令狐瘦儿、张富昌的身份也应该是官健。此外，张住子又出现在罗振玉旧藏《年代未详沙州白刺头枝头名簿》中，并担任白刺头[15]437，表明其虽为官健，也参与刈白刺这样的杂役。再如张闰子、唐瘦儿二人，也在P.3146《辛巳年(981)八月三日衙前子弟州司及翻头等留残袛衙人数》中出现，但他们还同时出现在P.3721《庚辰年(980)三月廿二日平康乡堤上见点得人》[25]162，表明他们也要承担修堤劳役⑦。唐代的兵役“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29]，李汇当泾原节度使时，“罢军中杂徭”[21]4590，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平徐州制》有：“如行营人，并免差科色役”[5]671，表明行营将士原未免杂役，所以才有恩制予以蠲免。《官斋籍》出现官健承担造食杂役，可见归义军时期是继承这一制度的。此外，S.6272《行人转贴》还记载：“已上行人，僧统刈麦一日”[30]，也反映出士兵参与杂役的情况。 再看牧子、吹角等色役人。P.4525(8)《官布籍》显示张憨儿、赵阿朵、李富德三人在972年为牧子，而P.2484《戊辰年(968)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7]590中张憨儿也作为“知驼官”出现，可见其长期为归义军政权放牧，因此，当张憨儿等人在973年参加官斋劳动时，其身份应该仍是归义军的“牧子”⑧。可见“牧子”可以免除纳布，但该户却没能免除杂役。唐前期的诸牧，据《天圣令》卷24《厩牧令》所附唐令第1、2条规定：每群置一名牧长，四名牧子[19]294。该令文中的“牧子”恐怕与归义军时期的牧子张憨儿、邓富通、李富德等人不同。P.2484《戊辰年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现行籍》[7]590-595是归义军政权对牧群进行算会的记载，其中张憨儿等知驼官每人负责一群，其地位和职掌应该是相当于唐前期的牧长，这可能也是他们被称为“知驼官”、“知马官”的原因。据《天圣令》卷22《赋役令》所附唐令第15条记载享受“并免课役”待遇的就包括“牧长”[19]392。但张憨儿等牧子出现在官斋劳动中，表明其虽免自身课役，但户内杂役仍然没有免除。另外，P.2155号背《归义军曹元忠时期驼马牛羊皮等领得历》[7]596中还有一人张再庆，其身份也是“牧子”，他也出现于上引罗振玉旧藏《年代未详沙州白刺头枝头名簿》，表明他所在户也没有因其“牧子”身份得到免除杂役。 吹角，刘进宝先生撰文指出史籍中的“吹角”都是“吹大角”者，“并且是军队中专有者，在军队训练及战斗中使用，而P.4525(8)中的‘吹角’，应该不是军队中‘吹大角’者，而是娱乐场所的‘吹角’者，与音声相似，属专门的艺人。”[31]这种说法亦有道理，但笔者认为不能排除“吹角”属于军中吹角者的可能性。吐鲁番文书中即出现了普通百姓担任军中“吹角”的情况，阿斯塔纳501号墓出土的《唐高宗某年西州高昌县左君定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记载：“一人大角手：沮渠足住；二人虞侯：魏辰欢、尉毛爽”[32]，此处“虞侯”一职属于军中职务，那么与其并列的“大角手”也应当是服役于军中的吹角者。这种“吹角”未必只在战斗、训练中使用，归义军政权仪卫队伍中也有吹角者，据《唐六典》卷14“鼓吹署”条载，“凡大驾行幸，卤簿则分前后二部以统之”，其下注云：“大角工人平巾帻、绯衫、白布大口袴。其鼓吹主帅服与大角同”[18]407，说明天子出行的仪仗中就有吹角者，归义军节度使出行，也有这样的前后鼓吹的仪仗队随行，敦煌莫高窟第156窟有一幅“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其仪仗中包括一支乐队，其中就画有吹角者[33]。据会昌二年(842)四月二十三日《上尊号敕文》载：“京畿诸县太常乐人及金吾角子，皆是富饶之户，其数至多，今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今日已后只放正身一人差使，其家下并不在影庇限。”[8]2144这里面的金吾角子便是天子仪卫中使用的吹角者。可见，吹角役也与P.3324背《唐天复四年(904)衙前押衙兵马使子弟随身等状》叙述的情况一样，若户内还有其他丁男，则不能免除该户杂役，这正是吹角氾富德出现在官斋劳动中的原因。 笔者以为P.4525(8)《官布籍》中的吹角还可能与农事有关。据唐末的韩鄂所编《四时纂要》记载当时种木棉的方法说：“七月十五日，于木棉田四隅掴金铮，终日吹角，则青桃不殒。”[34]韩鄂自序编此书是“删两氏之繁芜，撮诸家之术数”，即较多抄录前人农书，至于他所生活的唐末五代时期是否仍使用这个方法则不得而知⑨，史籍也难印证，姑备于此，以待后考。此外，姜伯勤先生以为此处“吹角”是在沙州傩礼中的音声供奉[35]。这也有一定道理，但普通百姓所执“吹角”之役具体为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官斋劳动是归义军政权对百姓征发的杂役，而服务于官府的官员、押衙、子弟、官健以及牧子、吹角等人参与官斋以及其他杂役的情况，表明这些人依据其身份取得的免役特权是有限的，其所在户仍然要承担杂役。唐代中后期以来，赋役蠲免日益伪滥，投名影占现象十分严重，除官员影庇一户外，富人也通过各种方法免役，如前面所说的“充诸司尽称子弟”，或是“户内一人在军，其父兄子弟不受府县差役”[8]2142，最终的结果如前引会昌五年敕文所说，“致令乡县所由，无人差役”，又如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南郊敕》指斥的“致苦贫下”[24]402。为此唐政府多次出台政策，限制影庇。上引《乾符二年南郊敕》就有：“准会昌中敕，家有进士及第，方免差役，其余只庇一身。就中江南富人，多一武官便庇一户，致使贫者转更流亡，从今后并依百姓一例差遣，仍委方镇各下诸州，准此检点。”[24]402杨燮《复宫阙后上执政书》称：“且敕有进士及第，许免一门差徭，其余杂科，止于免一身而已。”[8]3442但是晚唐以来的限制政策在中原地区收效甚微，因此朝廷才会一再发布诏敕，三令五申，直到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诏京百司人吏，并不得放免户下差徭、科配。户部旧有蠲符案，主百司人吏蠲免差配，给蠲符，自此废之。”[36]与此相对照，归义军时期的杂役征发也有免役只及一身、禁止影庇一户的限制政策，这与唐末以来的限制影庇是一致的。同时，与中原地区相比，敦煌文书所反映出归义军治下的相关限制政策落实得较好。 注释： ①主要有冷鹏飞《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郝春文《敦煌的渠人与渠社》，《北京师院学报》1990年第1期；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税役负担》，《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雷绍锋《归义军赋役制度初探》，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苏金花《试论晚唐五代敦煌僧侣免赋特权的进一步丧失——兼论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制度》，《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②陈国灿指出“配造秋布花劳作”属于乡役性质，也未对“乡役”一词进行解释。见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壹之四(六)，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2-136页。 ③录文有所修改，参照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95页。 ④表格中《释录》指唐耕耦、陆宏基先生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⑤P.3721《己卯年十一月廿六日冬至目断官员》中多人见于10世纪中期其他文书中，王富员见于P.2932《甲子乙丑年(964-965)翟法律出便与人名目》；押衙张富清见于P.3396《年代未详沙州诸渠诸人粟田历》，该文书中张再昌、阴员保、氾义成、张愿盈等人多见于10世纪中后期文书中，应当也写在10世纪中后期；令狐富盈见于P.3379《显德五年(958)二月社录事都头阴保山等团保牒》和ДХ2149《欠柴人名目》(写于958年前后)；都头张保盈见于P.4907《庚寅年(930)九月十一日—辛卯年七月九日诸色斛斗支付历》；张富千见于S.2894背《壬申年(973)十二月廿二日常年建福转帖抄》。因此，该文书的乙卯年应当是955年。 ⑥刘进宝认为该件与P.3236《壬申年敦煌乡官布籍》原为一件，年代均为972年。见《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 ⑦该文书中武愿昌、吴僧子、李衍鸡、张清奴、张僧奴、李丑奴、张富昌、张全子、阴住奴、泛加庆、阎什德、王定昌、泛万盈、阴保盈、张瘦儿、张清忽等16人均出现在《平康乡官斋籍》中，可见其庚辰年为980年。 ⑧雷绍锋也指出归义军时期牧子是长期雇佣，见《论曹氏归义军时期官府之“牧子”》，《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第42-43页。 ⑨韩鄂生活的时代，据校释者缪启愉先生在前言中考定为唐代，或唐末至五代初，见本书《校释前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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