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我国宏观调控理论的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理论论文,宏观调控论文,危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0；F0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249（2000）01—0020—05
一
宏观调控是目前理论界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术语。但是，对宏观调控的一些基本问题，人们的认识并不那么清楚或一致。比如，为什么要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内在规定是什么？人们或简单地以“市场失效”为公理，或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成说。基础性问题的含混不清，导致现行理论政策的种种矛盾。究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理论基本上是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框架的。
无疑，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可称为一次重大的革命。它在经济危机理论发展史中病因的诊断上，由外因论转向内因论；在经济学说史中的经济营运机制上，由自由经营论转向政府干预论，都可称作经济思想史发展长河中的里程碑。但它是不完善的，起码缺乏一个基础部分。近年其研究虽取得重大的进展，但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理论。它提出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却没有正确地解释为什么市场经济必然需要宏观调控。诚然，这一缺陷基本上没有对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发生太大的影响。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政策削平了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减缓了危机对社会生产力造成的冲击，其作用举世公认。究其原因，就是这种调控是建立在有数百年历史的发育成熟的市场制度之上，它所解决的只是资源的充分利用如失业、资本闲置等问题，是对市场必然造成的总量失衡缺陷的一种补充、校正，并非是对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取代。换言之，政府与市场各自作用的范围和边界大致是清楚的。
但是，如果把这一理论照搬来我国指导当前的宏观调控实践，至少有两点是不妥当的：第一，在我国市场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市场机制还没充分发挥对微观资源配置作用的情况下，滥用西方成熟的市场体制下的一套总量分析方法，甚至直接运用它的某些原理，如乘数原理，加速原理等，是难以奏效的（樊纲，1994），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在我国这样一个几十年来排斥市场机制作用，以政府的计划手段作为微观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的国家，照搬有基础缺陷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很容易造成人们对宏观调控范围规定的种种误解，把宏观调控简单地等同于旧体制下国家的计划管理，把宏观调控变成一种反市场的行为。所以，以现有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不合适的。
二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留下了一批丰富的遗产。他关于商品、货币、市场、信用、社会资本再生产等矛盾的系列分析，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经济宏观非均衡的根源和表现。
由于时代及其制约的研究重点所限，马克思并没有建立独立、系统的宏观调控理论，但这并不意味其经济理论中没有宏观调控的思想。事实上，正是马克思，在其危机理论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出现宏观失衡的根源，作了多角度的深刻分析。在马克思看来，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失衡，进而发展到极端的表现，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如何孕育、产生、发展、激化，客观上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在宏观上必然失衡进而爆发危机的原因。这种分析贯串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特别是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剖析是从商品“细胞”开始的。他对资本主义宏观非均衡的分析也是从商品的分析起。他认为，商品细胞包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萌芽。作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物，商品内在矛盾的发展、外化导致货币的产生。货币充当流通手段，使商品的买和卖在时空上分裂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形成了部分商品卖不出去的可能性，即危机第一种形式的可能性。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货币充当支付手段，使危机的第二种形式上的可能性形成：商品买卖愈来愈多地采取赊购赊销方式，在商品生产者之间逐渐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债务连锁关系。如果一些债务人在债务到期时不能支付，就会影响到其他的生产者也不能支付，从而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破坏，由此发生危机。可见，危机，或者说宏观失衡的可能性，最初就孕育在简单的商品、货币关系中。
不过，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危机仅仅是可能性而已，“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注：《资本论》第1卷，第13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这些关系至少包括：
一是大机器工业的生产方式的确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的生产扩张力是以前一切手工生产方式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市场问题才可能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二是商品资本的独立化。商业的独立化强化了资本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使得生产资本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它还制造虚假的社会需求，加剧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在一定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排出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但商品的一大部分上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注：《资本论》第1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当这种情况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内部联系就要通过暴力即通过危机来恢复。
三是信用制度的发展。信用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起着双重的作用，一是“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二是“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注：《资本论》第3卷，第4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信用制度对于危机的传导机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信用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资本生产规模的扩张。信用把社会的闲置资本和货币汇集起来，并对其进行再分配，“促使每个生产领域不是按照这个领域的资本家自有资本的份额，而是按照他们生产的需要，去支配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资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233－334页。）。信用促成了股份公司的出现，那些生产规模大、生产周期长，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股份公司的出现使大工业在几个月中生产的东西，市场在几年内未必吸收得了。信用还大大地缩短了流通的时间，商业信用使生产过程同流通过程相分离，生产资本的周转在形式上不受商品是否实际进入消费过程的限制，甚至不受商业资本周转的限制。银行信用的出现，票据贴现和抵押贷款转化形式的出现“创造出使商品资本向货币转化得以预先实现的形式”，即“缩短流通的形式”（注：《资本论》第3卷，第554 页。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可见，信用使货币形式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种情况又会给直接生产过程发送虚假的需求信号，刺激生产的盲目发展。总之，信用无论从直接生产过程资本的集中，还是从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看，都直接、间接地促使资本不顾自身的界限而将生产过程强化到极点。其次，信用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发达的信用关系使资本主义生产各部门间普遍形成一种支付连锁关系，在这个“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注：《资本论》第3卷，第34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此，信用对危机影响的可能性，对危机的传播和破坏力都大大加强，危机一旦发生，其影响将是全局性的。同理，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信用将成为形成世界市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信用还是投机的基础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在危机发生之前，各种投机行为都属于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而在危机即将来临或爆发之际，它又成为加速了危机来临和加强危机的力量。信用危机发生时总是首当其冲。总之，信用制度的出现在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发展的同时，又使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空前尖锐。
四是社会资本再生产比例的严格性与比例实现的偶然性。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平衡要受到一系列条件的约束，若其中某一环节出了问题，全局性的失衡就可能发生。关于这些约束条件，马克思主要从如下四个方面作了论证：首先，马克思撇开货币因素和积累因素从单纯的商品直接交换入手研究简单再生产的平衡条件。他从二部类图式的内部交换中发现Ⅰ（V+m）＝ⅡC，是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内在平衡条件。 接着，马克思引入了现实的货币因素。它是再生产实现的媒介。两大部类的产品，全是借助于货币流通实现的。它又是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要素。在固定资本的价值折旧与实物形态更新在时间上相分离的情况下，货币贮藏本身是固定资本更新以及积累得以现实进行的内在要素。但在加入货币因素后，简单再生产的平衡条件就复杂多了。第三，马克思还引入固定资本更新因素。 简单再生产的平衡条件Ⅰ（V+m）＝ⅡC是在假定固定资本因磨损而全部在一年内转移到产品上去的。事实上固定资本磨损期限是长短不一的，更不是统一在一年的周期上。比如第Ⅱ部类中的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价值并不是马上转化为生产资料，而是以货币形式作为折旧基金积累起来，那么第Ⅱ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就会小于第Ⅰ部类的供给。可见，在引入固定资本更新的因素后，简单再生产均衡的内部规定扩大了。除了原有的条件外，还必须加上这一条件：即第Ⅱ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当年应予更新的固定资本额恰好等于第Ⅱ部类的另一部分资本家当年提取的固定资本的折旧费总额。第四，马克思引入积累因素。资本主义现实再生产过程是以积累为前提的扩大再生产。因此，马克思认为，Ⅰ（V+m）＝ⅡC的平衡条件至少要在三方面作补充或修正。 一是货币形式的积累问题。货币形式的积累即货币贮藏，总是先于实际的积累。货币积累的出现造成了一部分人只卖不买，于是原先的平衡被打破。要使积累能够实现，必须符合这一条件，即社会上一部分生产者处于货币积累阶段，只完成单方面出售的数额要恰好等于另一部分生产者处于使积累的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只完成单方面购买的数额。“一方面的单纯的卖，必须由另一方面的单纯的买来抵销。”二是实际积累的问题。现实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要能够进行，社会总产品中必须包含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和追加劳动力时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因此，原来未考虑积累的平衡条件就要改为 Ⅰ（V+m）＞ⅡC和Ⅱ（c+m－m／x）＞Ⅰ（v +m／x）。三是在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平衡条件：“在以资本的增加为基础的生产中Ⅰ（v+m）必须＝Ⅱc 加上再并入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加上第Ⅱ部类扩大生产的所必需的不变资本的追加部分；而第Ⅱ部类扩大生产的最低限度，就是第Ⅰ部类本身进行实际积累，即实际扩大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 注：《资本论》第2卷，第585页。），公式表示为Ⅰ（V+△V+m／x）＝Ⅱ（C+△C）。
五是资本主义对抗性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直接表现为生产相对于社会有支付能力需求的过剩，社会必须强制地销毁一部分生产力才能恢复再生产的平衡。与任何社会生产一样，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但资本的私有制决定资本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量上的扩张直接取决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因此直接生产过程生产规模的扩大，完全可以暂时脱离社会消费需求的扩大，仅仅依靠生产资料生产的扩大就可以实现。同时，追求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还促使资本家千方百计地提高剩余价值率，压低工人的工资收入就是其重要手段之一。所以，一方面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是社会最广大消费阶层工人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萎缩。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须要通过危机的爆发来解决。“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是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才是生产力的限制”（注：《资本论》第3卷，第56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马克思还特别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巨大增大并不是超过了人民大众的绝对需要，而仅仅是超过了人民大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生产过剩的危机和绝对的需要有什么相干呢？它只是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系”。“如果生产过剩真的要到国民全体把最必要的欲望满足以后才能发生，那在资产阶级社会一直到今日的历史上，就不仅不能有一般的过剩生产出现，甚至不能有局部的过剩生产出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623页。）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宏观非均衡的必然性，因而他事实上是经济学说史上系统深入地探究宏观调控根源的第一人。其危机论中的不少结论仍为当今资本主义宏观失衡的种种现象所证实。
三
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没有建立宏观调控理论，甚至也未及完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系统专门的论述（汤在新，1995）。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非均衡产生原因的分析，对我们构建宏观调控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关于宏观调控的前提基础。马克思始终把失衡与“市场”这一制度安排相联系，指出在市场制度下，商品买和卖的分离就蕴含着生产与消费脱节的可能性，随市场制度的发展、成熟，脱节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最终演变为现实。他指出现实的宏观失衡至少具备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的确立、商品资本的独立化、信用制度的广泛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对社会资本再生产比例的严格要求与该比例实现的偶然性等条件。这实际上揭示了失衡是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相联系的。因为，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使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经济距离变远，不仅增大了市场预测的难度，而且强化了生产与消费脱节的可能性；信用制度和机器大工业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可迅速膨胀的资本和技术条件，使供给能在很大的空间和时间限度内超越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呈现扩张的趋势。这就有可能使总供给超越总需求，加剧潜在的失衡。据此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宏观失衡以至经济危机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关，并非只与资本主义相伴；发达的市场经济，无论是姓“社”还是姓“资”，都存在着失衡以至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条件。诚然，时代的限制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也就消除了危机的根源。而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商品经济、市场制度，因而仍存在着失衡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条件。这样看来，针对失衡而采取的宏观调控应以市场制度为对象。它应是建立在市场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对市场缺陷的一种校正和完善，而不是对市场制度的取代。若脱离市场制度，宏观调控的对象就会子虚乌有。至于我国旧体制下的国家干预，只是微观化了的国家计划，是对市场机制的排斥和替代。明确这一点，对于区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宏观调控与旧体制的计划管理，防止旧体制的复归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宏观调控的内在规定性。马克思对宏观失衡矛盾表现的分析已经隐含着宏观调控主要内容是总需求管理这一命题。马克思虽没有提出过总需求管理之类的概念，但他准确地把资本主义宏观失衡的特征表现概括为“生产相对过剩”，是生产不断扩大的趋势相对于有支付能力需求而言的过剩。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一切使生产无限扩张的动力和条件；而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资本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下总是赶不上生产的扩大。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这种过剩不是绝对过剩。显然，解决矛盾的办法不是抑制生产力的发展，就资本主义生产特殊而言，应是改变这种对抗性生产关系及其决定的分配关系。就市场经济一般而言，主要是市场需求问题。明确这一点，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同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它使人们认识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产品的实际市场问题，将成为社会再生产矛盾的主要方面，而逐渐取代生产不足的问题。我国近年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市场疲软问题的出现就是一个信号。过去，长期因供给不足而没重视的需求管理问题应成为研究的一个新重点。第二，它实质上还隐含着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是总需求管理这一基本命题——既然宏观调控是由市场制度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失衡引起，并且又一般也表现生产相对于有支付能力需求的过剩，那么对失衡管理的主要内容就应是总需求管理。目前不少理论工作者或教科书把政府的一切经济行为，如政府扶持某些产业发展、培育市场体制、由于市场外在性介入某些行业等等，都笼而统之地称为宏观调控，是不准确的。宏观调控无疑是一种国家干预，但它只是国家干预的其中一种形式，是在市场机制不能自动解决社会资源充分利用的问题时，由国家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从总需求实现的角度进行宏观总量调节。至于其他，可能是市场机制在某些领域失灵不能较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国家要作为直接生产者参与微观过程以保证社会再生产中各个部门行业的比例；也可能是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代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如市场制度的培育、建设，等等。国家在不同角度对经济生活的不同干预是遵循各自领域不同的规律因而实施不同政策的。如国家介入某些微观企业充当直接生产者主要贯彻的可能是利益政策、竞争政策、技术政策；国家在培育市场机制时则可能是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并用；而国家在实行对以总需求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时，则主要是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只有在理论上把以总需求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与其他形式的国家干预相区别，才能在实践上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力。
——关于宏观失衡的传导机制。凯恩斯把人们心理预期的突然崩溃作为危机爆发的诱因，马克思则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心理因素的物质基础——信用。信用无疑是当代社会生产的重要物质条件，但它是把双刃剑，是使危机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中介，在没有信用的简单商品经济中，危机仅仅是可能性而已，在信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信用一方面通过支付链条把社会各生产部门紧密地联系起来，另方面又不断加剧着生产与产品最终需求的脱节：它以各种形式支持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时又在流通领域制造各种虚假的市场繁荣加强生产的这种扩大的趋势。当生产与社会需求的脱节走到极端时，又首当其中，引发危机。马克思是对信用这一危机传导机制作出最详细论述的人，他的论述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理论的构建至少有如下启示：第一，既然信用是危机重要的传导机制，银行信用又是现代信用的主要部分，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就应在宏观调控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对于保证宏观经济的平衡有重要的作用。第二，在经济日趋国际化和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鉴于我国市场体制的构建还处在起步阶段，特别是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对金融开放持慎重的态度是必要的，它对于减缓世界性的危机波动对我国的冲击，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培育市场体制都是有益的。
——关于构建宏观调控理论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关系总体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必然出现总量失衡的根源作了多层面的系统、动态的分析。由于马克思把总量失衡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切矛盾的集中表现，因此，分析这些矛盾的每一方面的发展，就是分析失衡形成并不断发展的过程。他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从单个资本运动到社会总资本运动，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生产一般与生产特殊结合，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深入到系统结构的内部联系，去探寻从简单商品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危机是如何从可能性演变为现实的。宏观调控的内容方式受市场基础发育程度的制约，既不能照搬照套建立在成熟的市场制度上的西方宏观调控的理论和方法，也不能把某一特定阶段成功的宏观经验固定化程式化；宏观总量失衡实际上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使在一种生产力发育成熟的市场体制中，除生产与消费过程脱节外，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现实扩大再生产各部门的比例，货币形态的积累与固定资产实物更新在时间上的矛盾等都可能诱致生产与消费需求的失衡。目前，我国正处在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生产力的局部质变也可能会成为失衡的一个内在因素，因此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既应反映市场经济一般中宏观失衡的一般规律，又应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特殊中宏观失衡的特点，等等。
从上述可见，尽管马克思的危机论还不是完整系统的宏观调控理论，需要我们去发展创新，但它事实上已经包含着关于宏观调控的一些最基本规定和科学的方法，因而，应该成为构建我国宏观调控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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