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贵公子孙”解——兼论王融在永明体运动中的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贵公子论文,永明论文,诗品论文,兼论王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品》序中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文字：
齐有王元长者，常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用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常欲造《知音论》，未就而卒。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擗绩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①
在永明体相关史料中，以上文字是至为重要的一段，被各种论著大量引用阐发。论者以此定王融、谢朓、沈约三人对永明声律的首创之功。不过，对于“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这一句话，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依然有着待发之覆。而对这句话的理解，又是与所谓“三贤”，即王、谢、沈三人在永明体运动中的定位密切相关的。故试撰此文，对所谓“贵公子孙”一语进行深入辨析，并进而讨论王融在永明体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就教于方家。
一 “贵公”与“贵公子”
在六朝时期，有一批人物被称为“贵公子”或“名公子”，屡屡见诸史籍。如《晋书》卷四九《嵇康传》：“颍川钟会，贵公子也。”②如果泛泛读去，极容易将其与今天习用的“贵公子”一语混为一谈，以为此语乃泛指钟会是“尊贵的公子”。但这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六朝所谓“贵公子”，从构词到意义都有着本质的不同，不可望文生义。
从上引《诗品》“贵公子孙”一语，可以知道六朝时期的“贵公子”，指的并非贵“公子”(尊贵的公子)，而是“贵公”子(贵公之子)。换言之，这一称谓的着眼点在于被称呼者之父的名位，而不在于其本人的高贵。此外，《资治通鉴》卷一二八引裴子野《宋略》：“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伍；士庶虽分，本无华素之隔。”③以及下引“名公之子”的说法，则可见“名公子”也是同样的结构。
然则这些“贵公子”或“名公子”的父亲，也就是“贵公”或“名公”，是一些怎样的人物呢？下面列述六朝“贵公子”、“名公子”的相关史料，并在引文后加按，注明其父的名位(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晋书》卷四四《郑默传》：“初，(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④按《晋书》，司马昭正元二年“进位大将军”⑤。
《晋书》卷四九《嵇康传》：“颍川钟会，贵公子也。”按，《三国志·魏书》卷一三《钟繇传》：“迁太尉，转封平阳乡侯。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并先世名臣。文帝罢朝，谓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⑥
《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郗超)常谓其父(愔)名公之子，位遇应在谢安右。”按同传，郗鉴“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县公”⑦。
《宋书》卷四一《后妃传》：“(路)琼之宅与太常王僧达并门。尝盛车服卫从造僧达，僧达不为之礼。琼之以诉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后乞食矣。’欲罪僧达。上曰：‘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⑧按，《宋书》卷四二《王弘传》：“征弘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给班剑三十人。”⑨
《宋书》卷五八《王球传》：“父谧，司徒……球公子简贵，素不交游，筵席虚静，门无异客。”⑩又《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中书令王球名公子，遗务事外。”(11)按，《晋书》卷九九《桓玄传》：“王谧散骑常侍、中书监，领司徒。”(12)
《梁书》卷二一《王暕传》：“父俭，齐太尉，南昌文宪公……暕名公子，少致美称。”同卷《柳恽传》：“恽立行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13)按，《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俭封南昌县公，卒，赠太尉，谥文宪公；卷二四《柳世隆传》，柳世隆卒赠司空(14)。柳世隆、王俭虽然生前未达三公，但六朝惯例，死赠视同生前得官(15)。又《梁书》卷七《后妃传》载太宗简皇后之父王骞“以公子起家员外郎，迁太子洗马，袭封南昌县公，出为义兴太守”。王骞亦为王俭之子(16)。
《梁书》卷三一《袁昂传》：“子君正，美风仪，善自居处，以贵公子得当世名誉。”按同传，袁昂大通元年“迁司空、侍中、尚书令”(17)。
《北史》卷四一《杨愔传》：“愔贵公子，早著声誉，风表鉴裁，为朝野所称。”按同传，愔父津“为司空，加侍中”(18)。
此外，再如《晋书》卷三五《裴秀传》所载，裴秀为司空，“在位四载，为当世名公”(19)。则前后关系更为明确。以上种种实例，都有着完全一致的特征，足可证明六朝被称为“公”者，有着严格的身份限制，并非对贵族的泛称(20)。这一限制就是官至三公，位极人臣(官品第一品(21))。所谓“公”，就是指太尉、司徒、司空的“三公”之“公”。这其中司马炎的情况较为特殊，其父司马昭虽非三公，但魏至西晋有所谓“八公”之设，《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晋受魏禅，因其制，以安平王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义阳王望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荀
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骞为大将军，凡八公同时并置，唯无丞相焉。(22)
可知曹魏时位至大将军的司马昭也同样是“公”。而司马昭在当时的权势之大，自然更非一般三公可比。此外，三公中有些人物，又同时被封为公爵，如郗鉴封南昌县公，王弘封华容县公，王俭封南昌县公，柳世隆封贞阳县公，这种双重的“公”就更为贵显，受封者都是真正既有声望，又有实际功勋的朝廷柱石。
一般认为，到了六朝时期，三公已经并非手握实权的职位。但其尊贵无比，处在王朝官僚阶层的顶端，却是自古以来的传统。非绝对的朝廷重臣，或者功高望重的宿老，不能得此。“三公”之位并非这些人物实际权势的凭借(他们通常另有中书令、尚书令等重权实职)，而是他们崇高地位的表征。“三公之职”无实际权力，“三公之人”却是有实际权力的。因此，这些“贵公”、“名公”之子，由于其父亲的位尊职重，自然也就成为贵族青年中最顶尖的存在，在当时社会中堪称凤毛麟角，万众瞩目，每朝不过数人而已，其地位之高，绝不是今天泛泛之称的所谓“贵公子”能够匹配的。前引司马炎“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正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二 “贵公子孙”——王融、谢朓、沈约的身份贵贱问题
既然“贵公子”一语指的是“三公之子”，毫无疑问，“贵公子孙”当然就是指“三公的子孙”了。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并序：
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23)按《三国志·魏书》卷二一《王粲传》：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进以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
裴注引张璠《汉纪》：
龚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顺帝时为太尉……畅字叔茂，名在八俊，灵帝时为司空。(24)
可为明证。然则在《诗品》此语中，“贵公子孙”究竟指的是谁？下面让我们具体来看一看沈约、谢朓、王融三人的情况。
沈约出身寒门而兼将门的吴兴沈氏(25)。西晋以来，江南豪族就备受歧视。在东晋初期的王敦之乱中，沈充作为吴兴豪族代表追随王敦，最终被诛。东晋末期的孙恩之乱中，沈警、沈穆夫等又因从逆而被诛，其家沦落至于“外迫国网，内畏强雠，沉伏山泽，无所投厝”(26)的困境。这两次谋逆事件使得吴兴沈氏元气
丧，地位更呈低落。直到刘宋时沈庆之、沈攸之叔侄兴起，沈氏才开始正式登上南朝中央政治舞台，然而沈庆之、沈攸之一系与沈约支派极其疏远，且很可能早已别地而居，绝不可一概而论(27)。沈约祖父沈林子，是他这一系在南朝的发家之始，官至龙威将军(第四品)、河东太守(第五品)，赠征虏将军(第四品)，始终未能超越三品的界限。父亲沈璞，官不过淮南太守(第五品)，名位不彰。沈约无论父祖，离第一品的“贵公”的资格都还差得远。《宋书》卷一○○《自序》载沈林子卒后，“太祖后读林子集，叹息曰：‘此人作公，应继王太保。’”(28)(王太保即王弘)虽然不知道是否有沈约为祖先脸上贴金的嫌疑，却正好清楚地表明沈林子并未“作公”的事实。沈约自己起家奉朝请，这是南朝低等门第的典型出身官，高门子弟是绝对不会以此官起家的(29)。
谢朓虽然出身阳夏谢氏，却是其中疏远低落的一支。谢朓四世祖谢据，为谢安二弟，然而早卒无名位。曾祖谢允，为宣城内史，不过五品，而谢安、谢玄等谢氏主脉此时正执国家大权，官高位尊，二者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家系到谢朓伯祖谢景仁及祖父谢述时，曾经短暂中兴。谢景仁受宋高祖刘裕赏识，官至领军将军、尚书左仆射，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以上皆第三品)。其祖谢述为谢景仁所憎，但也官至左卫将军(第四品)，卒官吴兴太守(30)。也就是说，在谢朓家系最盛之时，曾达到过三、四品的层次。然而到了谢述之子的时代，便遭到重大的家变。谢综因从舅父范晔谋反被诛，谢约坐死，只有谢朓之父谢纬由于尚主而得以免死，远徙广州(31)。谢纬放还以后官散骑侍郎，不过五品而已(32)。正如佐藤正光所言，谢纬任官“在名门谢氏一族中乃地位极低者”(33)。谢朓自己娶王敬则之女为妻，这在真正的高门权贵子弟是不可想象的。王敬则虽然以武勇勋重位居三公，却是晋陵女巫之子，极其寒贱(34)。两家之间的婚姻，正是因为谢朓有门第而无权位，王敬则有权位而无门第，相互妥协谋求利益的结果。总之，谢朓出身阳夏谢氏旁支，家世虽较沈约为高，但父祖官品从未达到三品以上，离“贵公”仍有相当的距离。
三人之中，能够称得上“贵公子孙”的，只有王融。王融出身琅邪王氏最为显贵的嫡系。祖父王僧达官至三品的尚书右仆射、中书令，王僧达之父王弘更是宋文帝朝最为核心的宰辅重臣。《王弘传》在沈约《宋书》列传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后妃传》，可见其地位之首要。故连宋孝武帝也称王僧达为贵公子，不敢轻视。不但如此，从王弘开始追溯，其父王珣为东晋名士，东晋末期政治史的重要人物，位至尚书令，卒赠司徒。祖王洽，在王导“诸子中最知名”，苦让中书令不受。曾祖王导，更是开创“王与马共天下”局面的东晋中兴一代名臣。王融一门历经七世，可谓累代公卿，世泽绵长。《南史》卷二一《王弘传》附《王僧达传》：
僧达自负才地，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尝答诏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35)
又《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
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36)
都充分可以见出这一家门的高贵不凡。
玩味《诗品》“或为贵公子孙”一语，可知钟嵘下笔实极为精慎。之所以要加一“或”字，正是因为三人并非皆贵公子孙。而之所以要说“贵公子孙”而不是六朝常用的“贵公子”，又有其理由。由晋及宋，王珣—王弘—王僧达这一系谱虽然显赫无双，但到王僧达时却急遽衰落。王僧达以“贵公子”凌傲皇家，得罪孝武帝路太后，以致被诬谋反，自身伏诛，子孙流放外郡。其子王道琰因而名位不显，仅仕进到五品的庐陵内史，未至郡而卒(37)。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融只能说是“贵公子孙”，而不能说是“贵公子”。钟嵘此语，实在称得上是无一字多余无用的。
关于钟嵘此语，若不细致辨析，极易造成误解，曹道衡先生就说：“自从刘宋的沈林子、沈庆之等人显达之后，钟嵘在《诗品》中已把沈约和王融、谢朓，并称‘贵公子孙’。这四字出于颍川钟氏的人手笔，更反映出人们观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38)曹旭先生也说：“贵公子孙，此谓王融、谢朓、沈约，三人均王公贵族子弟。”(39)事实上，“或贵公子孙”这一表述和“三人均贵公子孙”的观念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前辈学者也已意识到这一矛盾，因此在对《诗品》进行校注时，往往据《吟窗杂录》本等，认为“或”当作“咸”，乃形近而误(40)。然而如本文所证，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与事实南辕北辙，应当纠正的不是“或贵公子孙”的表述，而在于对“贵公子孙”涵义的理解。“咸贵公子孙”才是后人未解钟嵘真意而作出的臆改。
同时，“幼有文辩”一语，恐怕也并非对三人的共同评价。“三人的“文才”可以说都是一时之选，在永明年间也都已有着很高的声望，然而“幼”有文“辩”的综合评语，却只有王融当得。沈约幼时，文帝太子刘劭弑父篡位，刘宋诸王间爆发了激烈的皇位争夺战，沈璞因为政治立场暧昧而被目为反逆，被后来的孝武帝刘骏所诛。沈约因此长年窜身草泽间，“流寓孤贫”，年长以后才得依附蔡兴宗，逐步升进(41)。沈约并不是少有才名的神童——他在文坛上地位的奠定，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正由于他年辈比其他人都高，活得也比别人都长。永明年间，当萧子良、王融、谢朓、萧衍等以二十余岁的青年主导文坛风潮之时，沈约就已经年过四十，属于他们的叔父辈。至于谢朓，《南史》卷一九《谢朓传》明确记载道：
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讷，启让，见许。(42)
可见其虽长于文辞，却拙于口辩。此外，《梁书》卷四九《何逊传》载萧绎论曰：
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43)
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对此加以阐发说：“虽有迟速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44)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谢朓并不敏捷机辩的形象。
与之相对，王融的形象完全不同。他一方面是神童，另一方面是辩才无碍的人物，同时兼备两方面的特性。《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载：
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
这和“幼有文辩”的说法几乎就只是表述上的不同而已。同传又载：
上以融才辩，(永明)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虏使房景高、宋弁……融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45)
王融在当时的建康贵族文化圈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形象，就是“少年天才”。因此“幼有文辩”一语，确切地说，也应当认为主要是对王融的评价。
再次附论一点，在钟嵘这段话中，三人的排列次序甚至都隐含着可疑之处。所谓“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人之中，沈约年纪最大(441-513)，其次为谢朓(464-499)，其次为王融(467-493)，为什么钟嵘所陈述的次序却是恰恰相反？即使他认为王融有首倡之功，比较特殊，为什么在并列谢朓、沈约时依然将年纪较小的谢朓放在前面？这显然并不寻常。然而，如果在南朝贵族制社会的整体背景下观察，这样的排列次序就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了。王融，如前所言，是贵公子孙。谢朓虽然是谢氏旁支，毕竟也属于阳夏谢氏的一分子。只有沈约出身最低，几乎没有父祖门第可供依凭，在文坛政坛上的地位完全是自己努力开创的——而在永明年间，年过四十的他还只不过是个中流官员而已，虽然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文名，在贵族政治中却仍然无所建树。就此看来，出身“颍川钟氏”的钟嵘的排列依据，倒很有可能正是在于三人的门第高低——以及，如后文所述，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影响力了。
三 王融在永明声律运动中的定位
上文力证“贵公子孙，幼有文辨”的评语对象是王融，并不是要抹杀沈约、谢朓在永明体创造过程中的贡献，也不是想要从钟嵘的话中找出什么微言大义来为王融唱赞歌。永明体声律问题的相关材料寥寥可数，经过长期的研究，基本框架已经定型，不可能再有什么颠覆性的突破。诚如刘跃进先生所言，要进一步深化永明声律问题，必须要超越固有汉语史料的藩篱，“别求新声于异邦”，在东西文化交流史的视角下进行各种文献的综合研究(46)。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通过转换视角，从不同的侧面来补充、丰富我们对永明体的认识。永明体运动是一个复杂而多方面的社会文化运动，永明声律的发现与理论创建，仅仅是这一运动的第一步而已。一种新事物新文化的进入历史，其发生创造固然是根本性的，而在创造过程中如何发生影响，传播普及，渐而深入人心，风靡后世，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后者在历史中的实现，往往是与单纯理论研究之外的各种现实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六朝的具体时代环境下，门第出身与个人的才华声望，正是其中重要的两点。本节即拟在上文考证的基础上，从这一角度尝试探讨王融在永明声律运动中的作用与影响。
钟嵘将王融置于永明体运动的开创者地位，《南齐书》卷五二《陆厥传》和《梁书》卷四九《庾肩吾传》并同此说，然而从永明声律发现和理论创建的角度来看，我们却看不到王融作出了多少实际的贡献。周颙著有《四声切韵》，沈约著有《四声谱》，连陆厥也留下了《与沈约书》，让我们看到他对永明声律问题的实际探讨。然而王融“常欲造《知音论》，未就而卒”，很显然没有留下任何理论著述。如刘跃进先生所统计，王、谢、沈三人的实际创作中，最充分体现永明声律的也是谢朓，而不是王融(47)。在这种情形下，钟嵘为什么依然要说“王元长创其首”？让我们来看一看，王融在当时人眼中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形象。
竟陵集团是南齐永明年间最为繁盛，代表着时代文化最新气息的文学团体。今天我们回顾所谓“竟陵八友”，沈约、任昉、谢朓、萧衍无疑是其中最为夺目的人物。然而在永明人的心目中，却远非如此。无论在集团内部，还是在南北社会中的声誉，风头最健的人物都非王融莫属。
首先，在竟陵集团中，除萧子良本人外，出身门第最高的便是王融。学者已经指出，竟陵集团中多有出身低等门户的人物，“竟陵八友”就大半并非名门出身，像沈约、范云、陆倕等都出身于三吴或荆雍的地方豪族。这是由于宋齐之际，门阀贵族已经具有强烈的文化贵族的特征，随着激烈的政治更替和社会变化，门阀等级之间的界限开始松动。即使出身不高，只要有学识辞采，也一样会受到赞赏(48)。但是，这并不表示高门贵族的传统权威已经不复存在。毋宁说，正是在这种阶层流动性增强的过程中，士庶混杂的状态才更容易显出高门子弟的门第高贵。上引“贵公子”各条中柳恽(亦为竟陵集团成员)、袁君正的相关记事也都表明这一点。
从与竟陵王的关系角度看，王融在竟陵集团中也居于核心地位。《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
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49)
这并非泛泛套语。在今天尚存的萧子良撰述中，《与隐士刘虬书》是由王融代笔，其最重视的《净住子净行法门》所配颂三十一首也是王融所作。在与范缜论神不灭时，代萧子良劝说范缜的正是王融。而在王融诗中，题名为“应司徒竟陵王教”的作品便有六组十六首之多，远远超过竟陵集团中其他成员。王融文中还留下了《谢竟陵王示法制启》、《谢竟陵王赐纳裘启》和《谢司徒赐紫鲊启》等作。以上种种，都充分证明他与萧子良之间“特相友好”的关系。最后，在齐武帝临终前萧子良与西昌侯萧鸾的权力斗争中，王融作为萧子良谋主，全力拥戴萧子良继位，并最终因此而被下狱赐死。竟陵集团之所以能够成为永明年间代表性的士人团体，根本原因在于萧子良的太子亲弟、司徒、竟陵王身份；而在这一个以萧子良为核心的集团中，最受萧子良宠信的人物，理所当然也会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这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在当时南北分裂，文化信息严重隔阂的形势下，“竟陵八友”中在永明年间便已声流北地，在南北社会中同时享有高名的，从现存材料看，也只有王融而已。《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载永明十一年王融兼主客应对北使事，魏使节宋弁、房景高云：“在朝闻主客作《曲水诗序》。”“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50)是知王融永明九年所作的《曲水诗序》，仅仅两年后便闻誉北方，评价甚至超越前辈颜延之的同题名作。《魏书》卷八二《祖莹传》：
以才名拜太学博士。征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参军。高祖顾谓勰曰：“萧赜以王元长为子良法曹，今为汝用祖莹，岂非伦匹也。”(51)
可见其才名连魏孝文帝也传为美谈。北魏《李璧墓志》中更高度称扬之曰：
为中书郎王融，思狎渊云，韵乘琳瑀，气轹江南，声兰岱北，耸调孤远，鉴赏绝伦。(52)
以上种种史料，都充分表现出王融在北方社会中的高度声誉和广泛认同，是竟陵集团其他人物难以匹敌的。《北史》卷五六《魏收传》虽然记载了魏收与邢邵各自崇拜任昉、沈约的事迹，但那已经是王融逝去五六十年后的北齐时代了。
如上所述，王融在永明年间，实有着极其崇高的声望，足可以称为时代偶像。在历史人物逝去之后，其个人的音容笑貌便已毫无意义，我们得以“盖棺论定”的依据只有其遗留的著作和相关记载而已；然而对于与他同时代的人物而言，毋宁说其人可闻可睹的一言一行，才更足以成为判断的标准。对于永明时代人而言，像王融这样少年俊爽，机变敏捷，雄辩滔滔，并且还出身高贵的人物，无疑比其他人更具备成为偶像的潜质。在这种情况下，王融有没有写下理论文字，或者是否深入探讨了声律问题，实在都已经无关紧要。他只要在贵族沙龙里，在竟陵王的西邸谈客间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已经足够引起听者的震动了——钟嵘所记录下的，也不过就是他的某次谈话而已。如钟嵘原文所言：“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在我们判明“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一语主要是指王融之后，其中的逻辑关系便清晰地呈现出来了——这句话所表述的，正是王融的门第与才华所带来的偶像效应。另外我们还有一条类似的材料，出于《法书要录》卷二所载梁庾元威《论书》：
齐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崇仿，家藏纸贵。(53)
也同样表现出在永明年间少年士流对王融的趋奉情形。及其事败下狱之际，还“朋友部曲参问北寺，相继于道”(54)，更可见其人望之盛了。王融由于“贵公子孙”的身份，以及“幼有文辩”的才华，而使得“士流景慕”，造成了社会影响，从都城文化圈的运作来说，这是一种偶像人物引领潮流，打造时尚文化的典型模式——我们可以联想到今天娱乐界的造星运动——而不仅仅是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种严肃学术探讨。严肃的学术文学内核当然随着潮流运动而扩散传播，造成了影响；然而这一传播影响的过程却远远不是那么纯粹的。学术理论的探讨是少数学者之间的事情，但理论扩散接受的过程，却已经进入了社会文化运动的范畴。两者虽然前后相承，却不能简单重合。把王融定位的重点，从“理论开创者”转移到“潮流引导者”，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王元长创其首”的论断，毋宁说是更为恰当的吧。
注释：
①引文据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340页。唯曹书“或”作“咸”，“辩”作“辨”。“或”字详见下文考证；而“辩”、“辨”二字本通，通行诸校注本亦多互用，为免辩证繁琐起见，故仍录作“辩”。
②《晋书》卷四九《嵇康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73页。
③《资治通鉴》卷一二八，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038—4039页。
④《晋书》卷四四《郑默传》，第1251页。
⑤《晋书》卷二《文帝纪》，第33页。
⑥《三国志·魏书》卷一三《钟繇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5页。
⑦《晋书》卷六七《郗鉴传》，第1804、1800页。
⑧《宋书》卷四一《后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87页。
⑨《宋书》卷四二《王弘传》，第1314页。
⑩《宋书》卷五八《王球传》，第1594页。
(11)《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第1893页。
(12)《晋书》卷九九《桓玄传》，第2592页。
(13)《梁书》卷二一《王暕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21—322、331页。
(14)《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37、452页。
(15)如《南史》卷二一《王弘传》附《王僧达传》：“僧达自负才地，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尝答诏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3页)王弘虽然位居司空，但其父王珣生前却并未达三公，而是死后才赠位司徒。王僧达以此答诏，足见在六朝人观念中赠官的地位不减生前居官。
(16)《梁书》卷七《后妃传》，第158页。
(17)《梁书》卷三一《袁昂传》，第456、455页。
(18)《北史》卷四一《杨愔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03、1497页。
(19)《晋书》卷三五《裴秀传》，第1040页。
(20)当然，如果对面称“公”，或者在名字后面加“公”字，作为礼仪性的用语，就不过是泛泛尊称，并不要求对方必须是三公了，这在六朝文献中也所在多见，与上引各例是本质不同的。
(21)以下各官所注官品，皆据《宋书》卷四○《百官志》下所列官品表。
(22)《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第725页。
(23)《文选》卷三○，中华书局影印《六臣注文选》1987年版，第579页。
(24)《三国志·魏书》卷二一《王粲传》，第597页。
(25)江南寒门而兼将门，是双重的低等门户。参见吉川忠夫《沈約の伝記と其の生活》(《东海大学文学纪要》第11辑)。
(26)《宋书》卷一○○《自序》，第2453页。
(27)《宋书》卷一○○《自序》：“史臣七世祖延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余乌邨。王父从官京师，义熙十一年，高祖赐馆于建康都亭里之运巷……(沈酆)第二子浒，字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间相，演之、庆之、昙庆、怀文其后也。”(第2444页)据《自序》所叙，沈浒为沈约的十四世祖，而其弟沈景则为沈庆之的直系先祖，沈约和沈庆之的宗族关系已经要追溯到十余世之前，并且沈约七世祖沈延已经迁居别地了。又《全梁文》卷四○沈麟士《沈氏述祖德碑》记沈庆之为金鹅乡之沈，陆心源虽已指出此碑为后人伪托，但其所述沈庆之事迹或亦不无所据，似亦可为沈庆之一系并未迁居之佐证。
(28)《宋书》卷一○○《自序》，第2459页。
(29)参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貴族制》第五章“制度的身分=族門制をゅぐって”，研文出版1982年版。
(30)按郡国太守第五品，但丹阳尹及三吴太守为京畿要地，郡大职重，与其他郡国不同，实际上的等级较高。
(31)《宋书》卷五二《谢景仁传》附《谢述传》，第1493—1497页。
(32)《南齐书》卷四七《谢朓传》，第825页。
(33)佐藤正光《南朝の門閥貴族と文学》，汲古书院1997年版，第47页。和琅邪王氏等其他宗族一样，阳夏谢氏内部也存在着亲疏高低的悬殊区别，绝不可一概以“阳夏谢氏”四字就拟为高门。
(34)《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第479页。
(35)《南史》卷二一《王弘传》附《王僧达传》，第573页。
(36)《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第822页。
(37)《宋书》卷七五《王僧达传》，第1957—1958页。
(38)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曹道衡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页。
(39)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40)如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曹旭《诗品集注》、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等皆持此说。
(41)《宋书》卷一○○《自序》，第2465—2466页；《梁书》卷一三《沈约传》，第233页。
(42)《南史》卷一九《谢朓传》，第533页。
(43)《梁书》卷四九《何逊传》，第693页。
(44)葛立方《韵语阳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宋本，第30页。
(45)《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第817、821、823页。
(46)刘跃进《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近年永明声病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
(47)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第116页。
(48)《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所载王僧虔《诫子书》，是这一观念的典型体现。参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研究》第十二章“王僧虔「誡子書」攷”(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3年版)；吉川忠夫《沈約の思想——六朝の傷痕》(《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の社会文化》，东海大学出版会1970年版)。此外，也有学者据竟陵集团中多寒门出身，便认为这一集团代表的是寒人阶层(汪春泓《论王俭与萧子良集团的对峙对齐梁文学发展之影响》，《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则未免偏颇，难以信从。
(49)《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第823页。
(50)《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第821页。
(51)《魏书》卷八二《祖莹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9页。祖莹被称为“圣小儿”，以幼而聪颖，博闻强记著名，魏孝文帝作此语，应当正是由于王融在北方传闻中也有着相同的形象。
(52)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图版232。
(53)张彦远《法书要录》，洪丕谟点校，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54)《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第8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