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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2-0108-15
“华文学校”(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前身为“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在中国存在36年，数以千计的欧美人士在此接受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杰出汉学家、外交官、军事人员。地位如此特殊的一所学校，在中文世界居然找不到一篇叙述较详细、准确的文章。即使在有些简略介绍的文字中，亦有不少错误存在，如说华语学校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或谓“40年代后期建立”，又说是一所“修女华文学校”，或说它办学质量很糟糕，“竟没有一个毕业生”，诸如此类以讹传讹的情况并不少见；对学校名称的使用也很混乱，如“协和华文学校”、“中国研究学院”、“美国学校”、“华北联合语言学校”；尤需指出的是，这所学校培养了哪些汉学者，以及哪些中国学者曾在此授课或演讲，先行文字对此语焉不详。华裔学者张卫江的博士论文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Legacy，An Early Model of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Postsecondary Education:A Case Study of the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in Beijing and the 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 Foundation in California (2004)最早对此校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从教育史角度，侧重论述不同时期学校的发展，然美中不足的是，几乎完全忽视了中文世界相关材料的钩沉，且英文文献有待发掘亦多。本文在重新爬梳中外史料的基础上，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着重考述中外学者在此校的学术活动，及其相互交往之情形，这对全面了解中国学者在美国中国学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丰富近代以来中美学术交流诸多面相，具有积极意义。
一、学校沿革
“洎乎海禁大驰，西人来华因之日众，而侨居京师者尤多，徒以不谙华言，交际殊多滞困，虽欲研习华语，莫知途径所趋。爰于民国初季，始有华语学校之设。”[1]此处“华语学校”即“华北协和华语学校”的简称，系基督教新教差会及在华机构联合设立的语言学校。学校筹办始于1910年，最初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瑞思义(W.Hopkyn Rees)负责具体事务，但不久奉召回英国，筹办任务转交北京基督教青年会。1913年，学校正式成立于北京东城灯市口大街路南85号，由在北京的12个组织，①选派代表，组成董事会，共同管理。运转经费来自学生的学费、差会及合作组织的常年捐赠，以及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霍尔基金会等资助。学校早期负责人是普林斯顿毕业生格林(Robert R.Gailey)和艾德敷(Dwight W.Edwards)。1915年艾氏在报告中说，学校运作之初经费充足，只是缺乏全职管理人才。1916年夏，为响应董事会的邀请，北京青年会指派该会干事裴德士(William B.Pettus)专职负责该校的教务工作，于是学校的教学与管理开始走上正轨。②
华语学校聘请了不少中外教师，外籍教员多属居华有年且汉语很好的外国传教士，然数量较少，大部分是中籍教员，他们事先需经专门培训。师生比例近1誜3。学校最初只为传教士学习汉语而设，后来培训对象扩展至在华任职的其他外国人，包括传教机构、公使馆和外国商会等，中国学生只占很少比例，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语言学校，亦是国际最大的汉语培训中心。据1922年统计，此前5年里，共有来自21个国家的学生657名，其中474名美国人，129名英国人，54名来自其他国家。80％以上是美国学生，而且80％以上学生是传教士。教师队伍中有120名中国籍教师，此外还有20名精通汉语的资深教士，每周兼职几小时演讲和教学。[2]《华语学校旬刊·发刊词》说：“吾华语学校之建设，五年于兹，学员兼廿余国，教员统百余人，业业兢兢，弗敢稍懈。……本校成立之宗旨，专为教授西人华语，而西人之未就学斯校者，类皆鸿儒硕彦，博士名医，四海一家，五洲同室，风俗各殊，人情迥异，方之吾国学校，殆难同日而语也。……同人中不乏通才。”[3]
学校规定，学制5年，完成前4年学习可得到证书，第5年学习一经完成，便可获得毕业文凭。第1年和第2年部分时间，用于掌握汉语基础知识，所有课程都是必修，旨在培养学生的理解和会话能力，先练听、说，再学读、写。之后，学生可根据个人需要选修课程，如“中国文学”、“汉文圣经”和写作等。每学年分3学期：10月2日至12月20日为秋季学期，1月2日至3月21日为冬季学期，4月2月至6月13日为春季学期。[4]夏天几个月里，学生在各避暑地跟私人教师学习。秋季学期有历史、地理两门正式课程(每周授课一次)。为深入了解、认识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学校还开设研讨班和讲座。冬季学期有各种关于中国人生活和观念的主题研讨班，均由专家指导，培养学生的独立观察能力；讲座则请资深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发表演讲，内容涉及社会、政治、民族、文化、宗教和语言。此外，还有各种有趣的旅行考察，参观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名胜，组织体育运动和摄影俱乐部，课余活动十分丰富。所以，外国人在这所学校不仅学习汉语，而且了解、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被时人称为是一种“中国文化研究生课程”。③这种课程结构对外国学员真正认识中国大有裨益。
学校汉语教学方法称之为“直接法”(Direct Method)，又叫“语音归纳法”(Phonetic InductiveMethod)，据说行之有效，蜚声海内外。“直接法”教学具体情形如何，有位汉口的美国传教士对此做了详细说明：学员必须严格服从学校的教学安排。初次上课，由一位中国老师依次指着自己、我们和其他教师，慢慢念着“wo”、“ni”、“ta”，然后不断重复，直到所有人差不多能理解。接着学些简单的东西，如书、纸、铅笔等。学员最初只要听，然后跟着老师念成语。约三星期之后，每位学生开始单独跟一位老师复习单词以及每天上午普通课所教的成语，且要用非常有限的词汇跟老师海阔天空式的对话。尔后开始练习汉字书写、字意解析，采用的教材是鲍康宁(F.W.Baller)的《英华合璧》(A Mandarin Primer，1920)，每星期都要听写汉字，以强化记忆。汉语课文则是由一些故事组成，学员要背诵这些故事，并能复述出来。经过一段时间，学生就可以借助字典讲故事。所以，这位传教士很有信心地说：“学习汉语并不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可怕，不需要特别的努力，而且学得很有趣。”[5]孙敬修、韦慕庭(Clarence M.Wilbur)、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对课堂情形亦有生动的回忆。④学校目标欲让每位学员汉语水平达到跟中国人一样，“西人入本校学华语者，咸称华语学校为终南捷径。”[6]
自从裴德士执掌学校之后，制定一系列措施提高办学效率，扩充图书馆藏书数量，事业蒸蒸日上。由于学校高质量的语言教学，使学生逐年增加，原先租赁的校舍不敷使用。经裴德士多方筹措资金，1925年，新校区终于在“东四头条五号”建成，秋季学期投入使用。校址原是一座旧王府，面积26亩，共有15幢建筑物，属钢筋水泥结构。学校硬件设施在当时堪称一流，费正清对学校印象深刻，“华文学校的棕色楼群就好像是用直升机突然从加利福尼亚运到北京似的，像其他座落在这古老的京都的散发着现代气息的学校、旅馆和医院一样，这座三层大楼高高屹立在一群灰色的平房之中。……我们可以睡弹簧床、宿舍里有淋浴，桌上有中、西餐，这大大减少了我们可能遇到的东方文化的冲击。”[7]
1925年夏，华语学校与燕京大学合并，易名“燕京华文学校”(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简称“华文学校”。华文学校的酝酿可追溯到“一战”前。1914年，哈佛大学艺术系华尔纳(Langdon Warner)根据在中国、蒙古、交趾支那一年半的考察和对欧洲各大学、博物馆近几个月的参观访问，向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The Smithsonian Institute)提交了一份长篇秘密考察报告，就研究院在北京建立一所学校以研究中国文化(类似于美国在雅典、罗马、耶路撒冷所建立的考古学校)可行性进行说明。报告对美国开展亚洲历史、考古、艺术、民俗学、音乐和宗教等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具备的条件、与亚洲学者合作的可能性、研究成果的出版、图书馆的建立以及职员队伍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建议。[8]这项计划虽因“一战”而搁浅，但燕京大学博晨光(Lucius C.Porter)和耶鲁大学赖德烈(Kenneth S.Latourette)则一直关心此事。经各方努力，希望在中国建立一所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校，最终以华语学校与燕京大学合并，将其扩展为一所中国研究机构形式出现。华文学校校长仍由裴德士担任。华语学校合并之举不仅得到董事会的支持，且还可获得更多的资金援助，用以建设新校。
学校合并后，在课程方面有所变化，除汉语教学外，增添了所谓“高级课程”，讲授中国哲学、文学、历史、美术、宗教等科目。学校课程分两类：一种是关于语言课程，大部仍是华语学校之旧，采用“直接法”教学。这种功课分配为5年的课程：第1年、第2年15学分，第3年8学分，第4年4学分，第5年3学分。在第1学期(11个星期)，学生需要识350个字，并熟悉其用法及其所构成之话。第2学期须加认300字，第3、第4学期又各加认300字，并各熟悉其用法及其所构成之话。这一千余字，学生能看、听、说，但不一定能写。他们必须会写的字不一定在这千余字之内。此一千余字及其所构成之话，乃一切学生所必须学的。此外，又有因学生之职业而特设课程。因学生之职业之异，学校将学生分为四类：(1)医生及护士；(2)商人；(3)外交界翻译人员；(4)不属于以上三种者。除学会上述普通功课外，须学其职业中所常用的汉字和语言，此等字乃学生所必须会写的，大约以三四百字为度。上述功课，构成第1学年及第2学年一部分之课程，学生大多学到此为止。以后关于文言、文字学及作文等较深课程，为那些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学、民俗和艺术的学生准备，学者较少。
第二种是关于文化研究方面的，设有六部：(1)中国文学部；(2)中国历史部；(3)中国美术部；(4)中国哲学部；(5)研究中国学术方法部(讲目录学等)；(6)推广部。每部至多不过一个教授，几个学生。所开设文化方面的课程，以1926年冬季学期为例，分三部分：(1)高级课程，包括“中国思想概览”、“庄子哲学”、“墨子宗教和哲学思想”；(2)初级课程，包括“中国艺术”、“中国文献目录”、“中国哲学”、“当代中国学生思想”；(3)与中国文化相关者，属讲座性质课程，请中国学者演讲，主题涉及民族特性、儒家思想、政治观念、文学、诗歌、音乐、绘画、戏剧。[9]1926年度冬季课程表中，华文学校教务长、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晨光开设“中国思想概览”和“墨子宗教和哲学思想”；卜郎特则讲授初级和高级文言文；中国历史教授恒慕义(Arthur W.Hummel)全职负责“中国文化史纲”、“中国社会习俗”课程，并指导历史研讨班；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徐宝谦主持“当代中国学生思想”讨论课；冯友兰则讲授“庄子哲学”；学校图书馆馆长马尔智(Benjamin F.March)开设有关中国文献目录、中国艺术课程。[10]在秋季学期，燕京大学历史系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讲授“中国文艺复兴”，美国公理会传教医师盈亨利(J.H.Ingram)开设“汉字研究”，在华资深报人李治(W.Sheldon Ridge)则讲授“中国地理”；推广部负责邀请校外学者到校做关于中国美术、哲学、历史等之临时演讲，每周一或二次；在冬、春季学期，学校开设有关中国问题的高级课程。夏季学期，高年级学生有一个“进修课程”(refresher course)，不要求来上课。此数部中所设之课程，照规程所定，其程度应与大学及研究院课程相等，但因学生的中文程度参差不齐，实际上并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
学校图书馆经十余年充实，已初具规模，尤其关于中国的西文著作方面，半系研究中国史地、政治、人情、风俗及偏重中国美术考古之类，被认为收藏中国与远东西文文献最好的图书馆。据1926年报道，图书馆馆长是马尔智，副馆长傅芸子负责汉文馆。截至1933年5月止，藏书计24933册。[11]中文书籍以常规书籍为主，如“二十四史”、各省县地方志等。远东的西文著作，分中国、印度、日本、朝鲜四类。除了书籍，有关东亚问题的期刊杂志，如《通报》、《中国丛报》等，亦收藏齐全。图书馆尽一切可能收购有关中西交通和中国艺术方面的珍贵书籍，立志将其建设成以汉学著作为特色的图书馆。[12]
华文学校草创之初，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甚有抱负，欲将其发展成为美国人在华汉学研究中心，志向高远，据说可用“AADAA”五个字母代表之。第一个字母A，是代表知识(Acquaintance)，要使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有一种了解；第二个字母A，是代表欣赏(Appreciation)，不但使外国人能知道中国文化，而且要使他们赏识中国文化的价值；第三个字母D，是代表发现(Discovery)，意思就是要做研究工作，以发现新事实或新解释；第四个字母A，是代表分析(Analysis)，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分析研究；第五个字母A，是代表应用(Adaptation)，意即研究所以应用东方文化于西方，古代文化于现在之方法。事实上，学校对如何发展汉学研究并没有特别周详的规划，只因位处北京，有机会接触中国最杰出的学者，能与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流合作，为学校里的青年汉学者迅速成长，提供了极为良好的学术环境。它的作用，诚如冯友兰所言，“因为是在中国的外国人所办，将来至少可以作一种媒介，使中国人、外国人之研究中国学问者，联合起来作共同的工作。”⑤
华文学校与燕京大学合作办学没有持续太久。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在华外国人一时波动不安，燕京大学和华文学校有些师生纷纷离开中国，加之两校合作资金管理上的异议等诸多因素，1928年结束合作办学。面对资金日益不足和建校时拖欠的部分贷款，1928年底，裴校长返美筹集办学款项。他走访旧友、学校毕业生，联络各教会，发表演说，积极鼓励美国人支持学校。在他的努力下，终于成立了“华文学校北美协会”，成为美国东海岸对学校的资助者；在美国西海岸，裴氏的演说获得了加州工商业、文化教育业人士的支持，成立“加州华文学校基金会”，成为学校最后20余年的主要资助者。1930年，学校英文名字改为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Cooperating with 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中文校名沿旧，仍叫“华文学校”。华文学校与加州各大学的合作，使其成为加州各大学派遣师生来华考察、学习、了解、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基地，⑥而使前者有资格授予硕士学位。1930年代，Clyde B.Sargent在学校获得中国语言与文化硕士学位，随后在济南齐鲁大学担任外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达6年之久；[13]1936年，康士丹(Samuel Victor Constant)在学校获得硕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京都叫买图》(Calls，Sounds and Merchandise of the Ppeking Street Peddlars)，“前言”感谢校长裴德士和中文教师金月波。华文学校已不是单纯的语言学校，而成为美国人来华从事汉学研究的基地，因此赖德烈将学校作为美国汉学进步的一份子，对裴德士及其学校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14]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裴德士即将学校珍贵书籍运往美国。1941年11月21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给海军部长Fran Knox发函，考虑到不久的将来美国海军作战部需要接受汉语培训和有关中国习俗方面的讲解，要求美国海军将在北平的裴德士及10名中国籍教师从秦皇岛或上海运往马尼拉，然后送至美国。赫尔认为，华文学校在中美文化联络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出于美国政府利益考量，要尽一切可能帮助裴德士在美国重建中国语言文化的教学工作。11月24日，Fran Knox复函赫尔，告知已发函远东舰队总司令，请求将10或12名华文学校中籍教师护送至加州。[15]稍后即爆发珍珠港事件，美日开战，学校被日军接管，教学楼拨给日本文教省主办、由日本驻华大使馆领导的“中央日本语学院”，宿舍则被冈村宁次司令部军官占据。裴德士回到美国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16]与中国同事一起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重新开始华语教学。为配合太平洋战区的需要，学校协助政府对近400名军官、200名平民进行中文培训。1945年10月30日，学校正式停止教学活动。[17]1946年，美国政府授予裴校长特别贡献奖，表彰他在战时为培训三军将士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1945年日本投降后，校产转交给新任校长耶鲁大学芳亨利(Henry C.Fenn)。裴德士荣退，晚年仍继续推动“加州华文学校基金会”的工作。战争时期学校并没有受到人为毁坏，图书馆也没什么损失，艺术收藏品大多保留完好。学校的宗旨没有改变，不仅教授中文，且有额外关于地理、历史、艺术、哲学、宗教的讲座和研讨班。[18]职员凡12名，芳亨利为校长，张炳南为教务长，教员有25名。语言教学以及讲座课程，则得到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及其他学校的合作支持。
1948年，受内战影响，师生大多离开学校，只有少数坚持到1949年1月中旬。学校正式职员芳亨利、都礼华(M.Gardner Tewksbury)、甘乃廸(George A.Kennedy)等返回美国，在耶鲁大学东方语学院继续执教，大多数美国学生也回到该学院。[19]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即后来的“文化部”)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管理人，也是华文学校校委会成员，签订了租约。据说租金最初还是付的，用于支付留守老职工工资，只是后来美国从中国撤走外交人员，又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于是租金才停付。[20]学校原本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再次回到北平，但此后中美陷入长久对峙状态，这一良好的愿望自然化为泡影。于是，辉煌十余年的华文学校寿终正寝，渐渐被人所遗忘。
二、职员·教员·学员
华文学校出色的中文教育，吸引了美国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军人、学者来此学习，因此该校在美国教育、政治、军事、财经等领域具有很高的声誉。1935年，美国商务参赞安立德(Julean Arnold)明确提出，鼓励资助太平洋沿岸优秀师生游历远东，尤要与北京华文学校建立联系。[21]美国军人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包瑞德(David D.Barrett)和外交官范宣德(John C.Vincent)、谢伟思(John S.Service)、柯乐博(O.Edmund Clubb)、恒石安(Arthur W.Hummel，Jr.)等，都先后在此校学习中文。在美国汉学界，该校作用尤为凸显，美国第一代学院中国问题研究者但凡来过中国的，大多在此接受中文培训或从事研究工作，欧洲汉学研究者来北京，亦喜居于此。
学校的外籍教职员大多是久居中国的资深教士或汉学家，精通汉语，如爱德敷、裴德士、芳泰瑞、达卓志(George L.Davis)、恒慕义、博晨光、明义士、马尔智、王克私、盈亨利、芳亨利等。其中以裴德士任期最长，其余则朝来夕去，对学校影响不大。不过，有些外籍教职员在学校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一年或二三年，但对他们日后的汉学研究作用不应轻视。中籍教师数量虽多，但除了少数几位，如冯友兰讲授过一门名为“庄子哲学”的课程，1920年代初傅芸子、萨空了、孙敬修任教员或图书馆员，1946—1948年曾佑和教授中国绘画，其余生平大多不详，且流动性颇强，只有部分教师长期留任。赫尔动用海军营救华文学校的中籍教师，曾提到他们中间8位姓名：“Chang Ping-nan”、“Kwang Tzu-Chen”、“Librarian Pai”、“Chang Hsueh-lou”、“Secretary Wang”、“Yeh Shao-ting”、“Wang Po-chuan”、“Chin Yueh-po”。除了Librarian Pai、Secretary Wang无从识别，其他6位教员的中文名字，均得到确认：张炳南、广子箴、章雪楼、叶绍廷、王伯川、金月波。这些早期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帮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国人，以及他们的习俗和观念，做了大量工作”，[22]为国际汉学(尤其美国汉学)的发展做出了基础性贡献。
裴德士在华生活35年，执掌学校25年，对学校发展居功至伟。他跟中美文化界、教育界、政治界要人过从甚密，包括齐白石、梅兰芳、胡适、林语堂、张伯苓、蒋梦麟、蒋介石、冯玉祥、司徒雷登、史迪威、赛珍珠、斯诺等。1920—1930年代，学校得到迅速发展，进入黄金时代，这与铁腕式办事风格的裴校长分不开。费正清对裴氏及其学校印象深刻，“他那光溜溜的秃顶让人感到他是一个极富才智的人。他执掌着学校大权，努力使学校适应新的时代。不久前他把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改组成一所华文学校，不仅教授语言，而且讲授更深的知识。经他的努力，该学校归属一所美国国内的实体，他赋予它一个美国化的名字——中国加利福尼亚学院，目的在申请到可授予硕士学位的资格。裴德士希望通过学术的潜在力量对日趋疲软的传教事业有所促进，因为教会培养出来的人愈来愈少了。这所语言学校就像是一个旅途中的中转站，一个空气阀，在里面人们可以为未来作好更充分的沉浸到中国文化海洋中去的准备。”[23]由于裴氏独断专行，常使他与学校的教职员包括学生关系紧张，[24]有些师生也质疑他的教学方法，但事实证明，他极力提倡的汉语直接教学法，在实践过程中相当有效，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在此成功接受了中文培训。不仅如此，他强调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课程设置不完全是语言方面，还有不少文化课程。因此，这也促使裴氏不得不跟那些对中国文化有研究的中外学者广泛接触，请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吴稚晖、冯友兰、顾颉刚、周作人、赵元任、吴宓、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等来校演讲，以加强学校与中国学界的联络。裴氏热心与中国学人交往，认真听取中方的意见，故能得到中国学者的大力支持，这是学校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总体而言，学生从裴校长的办学政策中获益不浅，对有志于汉学研究者大有裨益，不仅可以了解汉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而且有助于在国际汉学界建立学术上的联络。
1924—1927年，受裴德士之邀，恒慕义在华文学校担任中国史讲师3年，教授“中国文化史纲”、“中国社会习俗”等课程。恒氏与中国学界有密切接触，1924年在北京结识胡适、冯友兰、顾颉刚、蒋梦麟、郭秉文、袁同礼等人。1927年北伐战争，时局不稳，他辞教职回美，供职于国会图书馆。博晨光在燕京华文学校时期被聘为教务长兼教员，讲授中国哲学方面课程。1925年5月28日在华文学校演讲“Plans and Dreams of the 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1926—1933年，俄籍汉学家卜郎特(J.J.Brandt)在华文学校教汉语，应教学之需，他编写了不少中国语文教材，如华文学校出版的《汉文进阶》(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1927)、《虚字指南》(Wenli particles，1929)、法文书店出版《摩登新闻丛编》(Modern Newspaper Chinese，1935)、《华言十级》(Introdunction to Spoken Chinese，1940)等。
马尔智是位东亚艺术史家。1922年芝加哥大学毕业后，1923—1927年他在中国度过，深刻影响其后来的学术道路。他被华文学校聘为图书馆馆长、中国艺术讲师、燕京大学历史教授，致力于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且喜好英译中国古诗。在华文学校讲授“中国文献目录”和“中国绘画简史”两门课程。马氏对于中国艺术，尤喜绘画，搜集中国名画颇富，且多精品，所藏文征明、陆治、高其佩等山水作品，皆为名迹。收藏之余，究心“六法”，⑦从华文学校中籍教师林雨苍学绘事，所作山石小品，能为中国画风，颇有精彩，骤视之几不知为西人作品。马氏接触众多中国学者，1925年4月，经博晨光介绍，拜访余绍宋，特请益中国画，华语尚有程度，可以通达情意。[25]又如1926年7月10日，与博晨光、恒慕义、戴闻达、胡适、陈源、江绍原、顾颉刚、冯友兰、闻一多等共席。[26]马君与傅芸子有数年交谊，两人本是华文学校的同事。1927年，傅芸子主编《北京画报》，因马氏精摄影，常赠得意作品刊载于此，读者均以少登为憾，盖马君虽摄一常见之景，而别有章法，吾人观之别有美感。[27]1927年夏，马氏受聘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艺术讲师，离开中国，傅为之送行，并聘他为《北京画报》驻美特约记者，长期提供图片。加拿大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被称为西方研究甲骨文字第一人，1927—1929年在华文学校教授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课程，包括：(1)给学生做一般演讲，如传教方法、历史、民族性格、文学、艺术、语言、谚语等；(2)指导高年级学生研讨班，主要是他最擅长的领域，如上古史、文字史、原始宗教、早期中国文化、甲骨文、青铜器、考古、字源学、经书；(3)发表相关研究成果；(4)公开演讲，如1931年2月6日在学校讲演“商代的文化”；(5)尽最大可能帮助差会学生。同时，将收藏的部分甲骨文存放于华文学校图书馆，抗战期间未被日人发现，1949年学校关闭，2万余片甲骨和其他文物共两大箱，转交北京故宫博物院。[28]芳亨利于1920年来北京传教，1926年在华文学校学习汉语，同年在北京出版Chinese Culture Visualized，得到学校教员马尔智、恒慕义的慷慨帮助。1929年，他与富路特合编A Syllabu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多次再版。1943—1946年任教耶鲁大学东方语学院。1946—1949年聘为华文学校校长。
美国人在华文学校学习，培养了众多杰出人物，尤在美国汉学(中国学)界，第一代学院中国问题专家大多与此校极有渊源。1920—1940年代，美国青年汉学者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加州华文学校基金会、太平洋学会等资助来华留学，如富路特(Luther C.Goodrich)、毕乃德(Kight Biggerstaff)、费正清夫妇、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卜德(Derk Bodde)、顾立雅(Herrlee Creel)、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毕格(Cyrus Peake)、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莎德克(Harold Shadick)、戴德华(George Taylor)、韦慕庭等，日后这些学者开创了美国中国学研究。以前美国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和教学少得可怜，如果说有，那就是很少的几位传教士学者，如赖德烈、恒慕义。北京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学习和研究中心，美国青年汉学者在北京学习生活，正逢经过现代教育培养的中国学者大批、迅速地成长，如胡适、蒋廷黻、洪业、丁文江等，他们对这些外国学者帮助很大。[29]
“一战”之后，美国一跃而为太平洋地区霸权之一，与远东在商业、经济、外交、宗教上之关系日益密切，社会对于东方文化兴趣遂骤增，各种学术机构积极资助来华学者，从事研究工作。来华美国学者大多进华文学校学习中文，请教博学的中国学者，熟悉文献资料。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George B.Cressey)，1923—1924年在学校学习中文，后在上海沪江大学教授地理学和地质学，一直到1929年，从此他与中国地理学结缘。[30]1934年，他出版《中国之地理基础》(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帮助西洋人甚至中国人了解中国而作”，英美大学用为教本或参考者殊多，国内学者读此书者颇众，[31]1939年，英文原版在北平影印，且有汉译本，对中国近代地理学影响甚巨。孙念礼(Nancy Lee Swann)于1925年在学校学习中文，兼图书馆职。1925年与吴宓结识，请教问学，然吴对此人印象不佳，“其人殊粗鄙”。[32]她与顾颉刚亦多次交流，写《班昭》一文，向顾请教史料问题，顾并赠送刚出版的《古史辨》。[33]1928年回美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Gest Library)工作，后为主任。1932年出版《班昭传》(Pan Chao，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First Century A.D.:Background，Ancestry，Life，and Writings of the Most Celebrated Chinese Woman of Letters)，齐思和在《燕京学报》撰有评论，“全书大体考证精密，议论平允，足徵作者于汉学造诣之深及其用力之劬。”[34]
宾板桥毕业于耶鲁大学，1924—1925年在长沙雅礼学校教书，1926—1927年、1934—1937年在华文学校学习中文，并从事汉学研究。1936年1月3日，胡适到他家吃饭，对其印象甚佳，“此君少年老成，好学而深思，很可敬爱”。[35]他与罗香林对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有相同的学术兴趣，1936年7月2日，罗完成《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证》一文，并指出：“美人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君，颇治唐史，翘然挺秀。去春自北平来游南京，与余相值，为言欲治《大唐创业起居注》，余具以所见告之，且言必为温书考证，相会二次，尽欢而别。岁月易度，忽忽年余，闻宾君治唐史日精，而余所约拟作之《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证》，以人事纷纭，独迟迟未就，既愧前约，益负初心!”[36]1937年10月16日，已回美的宾板桥果然致函，询问罗氏研究进展。[37]
毕乃德于1928年来北平，进华文学校学习一年。稍后申请到哈佛燕京学社两年奖学金，以支持1929—1931年他在华文学校和燕京大学的学习费用。1934年完成博士论文The Change in the Attitud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ward the Sending of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 Abroad，1860-1880。同时，从社会科学协会获得两年博士后奖学金资助，1934—1936年在北平做研究工作。他与中国学者邓嗣禹合作编纂《中国参考书目解题》(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1936)，多次再版，是一部有关中国文献目录的权威著作，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在北京期间，毕乃德与中外学者的广泛接触，对其治学影响深远，他后来回忆说：“在北京那段时间令人难忘，我们向热情帮助的中国学者请教，让我们自己熟悉各种参考书和文献资料，我们中大部分人还在优秀的华文学校培训中文口语，参观皇宫、庙宇、书店和市场，在城墙上散步，徒步去西山，偶尔也去中国其他地方旅行。”[38]1936年，他在华盛顿大学讲授中国语言与历史，两年后任职于康奈尔大学历史系，聘为中国史副教授，讲授“中国文明史概论”、“近代中西政治经济暨文化关系史”两门课程，又主持“清史”、“现代中国史”研究班。而毕氏在华盛顿大学的教职则由舒尔泰(Frederic D.Schultheis)接任，[39]继续开设“中国史”、“中国语文”等课。舒尔泰在华文学校进修汉语两年，兼图书馆馆长，[40]1938年在华文学校演讲“The Growth of the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West”，从早期耶稣会士讲到现代作家。
韦慕庭出身于在华传教士家庭，1932年，在没申请到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的情况下，韦氏夫妇来到华文学校，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在学校图书馆兼职。工作之余，他搜罗有关研究中国铜镜的文献，在上海The China Journal杂志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Contribution to A Bibliography on Chinese Metallic Mirrors”。⑧在北京期间，结识了许多国外汉学家，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东方考古学家毕安祺(C.W.Bishop)，他是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在华代表，曾组织美国汉学者在北京德国饭店每月举行一次座谈会，参加者有拉铁摩尔、杨格、博晨光、顾立雅、韦慕庭等。
富路特与华文学校颇有渊源，他的父亲曾在此教书。1930—1932年他住在学校，搜集有关明代进士的资料。1934年以《乾隆朝文字狱考》(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获得博士学位，翌年正式出版，然而中国学者对此书评价平平。1937年，作为访问学者兼讲师，在学校学习半年，5月他在学校演讲“China’s First Knowledge of the Americas”，翌年演讲稿略为修改，发表于Geographical Review。⑨东方艺术史专家西克曼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1931年在华文学校学习中文，与中外学者有广泛的接触。1932年费正清来学校学习中文，结识了当时在学校的韦慕庭、顾立雅、翟孟生、拉铁摩尔，及中国学者胡适、陶孟和、丁文江、蒋廷黻、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等，中国学者给予他诸多帮助。德范克(John DeFrancis)是美国杰出的汉语研究者，1933年就读于华文学校，靠兼职图书馆助理维持生计，韦慕庭亦在图书馆兼职，从此两人保持了长久友情。凯茨(George N.Kates)是一位艺术史专家，1933年到达北平，他在学校学习中文，特别用功，很快掌握了汉语，能在北京大学听课，使用中文文献进行研究。由于裴德士干预他的研究兴趣，于是离开了学校。[41]美国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权威、哥伦比亚大学魏特夫(Karl A.Wittfogel)于1935—1937在学校学习中文，并收集有关中国经济社会史方面的资料，尤感谢学校中文教员金宪曾的热心指导，让他有能力独立研究中文文献。耶鲁大学饶大卫(David N.Rowe)，1935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是A Comparison of the Backgroud of the Monroe Doctrine With That of the Open-Door Policy，对远东史尤感兴趣。1937—1938年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华文学校学习中文，并在燕大跟随洪业研究中国历史。[42]
三、中外人士演讲
华文学校之所以在培养国外汉学家方面作用甚大，在于其不是一所纯粹的语言学校，尤其裴德士执掌学校之后，重视文化教育。与燕京大学合并，试图将学校建设成汉学研究中心，文化课程更加被强调。两者合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学校注重学习、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却被沿袭。学校广邀中外著名人士演说，讲者身份大多系各界名流，包括政治家、外交家、军人、学者、传教士、佛教者、穆斯林者、作家、新闻记者等。这种灵活开放式的演讲，让青年学员听到有关中国问题的不同声音，有助于他们开阔视野，全面了解中国，为日后汉学研究储备丰富的知识。
从华语学校至华文学校时期，有多少中外人士在此演讲，不易统计。从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华语学校时期所邀请的演讲者大多是些所谓“中国通”(“中国通”与汉学者本不易区分)，有传教士、外交官以及其他在华西人，中国学者较少参与，西方职业汉学家亦不多。华语学校时期虽与中国学界接触有限，但很受中国政府优待，北洋政府首脑多次接见学校师生。北洋将领冯玉祥与学校关系密切，他被称为“基督将军”，学校早期负责人之一格林曾是他的英文教师。1923年2月27日，冯在学校演讲，历述中国险象，末勖以敦品励行等语，讲稿有11页，由达卓志口译。[43]华语学校时期在校讲演的中国人多系本校中文教师，而这些人绝大多数在学界毫无影响，故学校早期与中国学界关系颇为疏远。
进入华文学校时代，与中国学界交往日益密切，演讲者中有相当多的中国学者，而且均为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1925年，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金雅梅在学校演说中国喜剧，同年燕京大学刘廷芳、洪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费起鹤亦有讲演；[44]1931年10月19日，郭斌龢在学校用英文讲演“孔学”，意谓中国向以孔学立国，孔学为中国之国魂。近30年来，为新学摧残抨击，孔学遂一蹶不振。国人失去根本信仰，思想成了无政府主义状态，外患也就日重。[45]1933年11月28日，王正廷在华文学校演讲“未来的中国”。1937年1月26日，辅仁大学美术学系教授陈缘督演讲“中国基督教艺术”。⑩1938年，梁实秋在学校讲演“骂人的艺术”。
1926年，裴校长欲邀在京中国学者来校做有关中国文化的系列演讲，动员兼职教员冯友兰出面组织，邀请梁启超、王国维、黄侃、顾颉刚等来校演讲。[46]原计划每星期四下午5：30，在学校演讲厅请一位中国学者主讲。The New Mandarin、《燕大周刊》公布了1926年讲座日程表，(11)笔者译制如下表。
讲座日程表只是预告，时间和人员后来均有所变动，王国维、顾颉刚、吴宓、黄侃四人虽不在日程表之列，但都在学校做过演讲。学校此次组织中国文化系列讲座，阵容极为强大，主讲者均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的风云人物，堪称一时之选，表现了华文学校草创之初，欲发展汉学研究，扩大在中国学界影响力的努力。这次活动颇为成功，学生反响甚好，如林语堂讲“语言与文化”，听者认为“他的演说不是老生常谈，而是令人耳目一新”；而余绍宋讲中国绘画，听者无一中途退席，不能不说热情很高。
胡适与华文学校结缘颇早，1921年，燕京大学董事陶芳兰(W.F.Dawson)邀胡到华语学校演说，但他不能往，辞之。[47]1925年6月12日，胡在学校演讲“最近的汉学研究”(Sinological Research at the Present Time)，希望华文学校能成功地推动西方人对汉学研究的兴趣。[48]胡适与学校有关的裴德士、恒慕义、博晨光、富路特、孙念礼、费正清、魏特夫等均有交往，1942年，加州华文学校授予他荣誉博士。顾颉刚到华文学校演讲是冯友兰促成的。1926年5月11日，冯友兰来告顾，华文学校中人都读顾所作之文，甚思一见。又，孙念礼女士近草《班昭》一文，欲与顾商榷。5月20日，他与冯友兰一同到华文学校，孙女士来商讨班昭史料，并与恒慕义、博晨光谈话，约定6月1日演讲，知华文学校以《古史讨论集》作历史课本，并参观学校图书馆。为此，5月24—27日写成《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一文，(12)备演讲之用。6月1日，与潘家洵、冯友兰同到华文学校，由顾读论文，博晨光翻译。7月10日，与博晨光、恒慕义、马尔智、戴闻达等人共席。华文学校曾有意约请顾氏编纂经书读本。[49]7月12日，《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一文由恒慕义译出，代为诵读，顾前往华文学校备听者质询，孙念礼女士又与之交谈。7月17日，到华文学校备演讲质询，并晤傅斯年介绍的德国汉学家福克司(Walter Fuchs)。[50]1930年代，美国青年汉学者来北平学习，与顾氏有所接触，如韦慕庭、西克曼、顾立雅、毕格、富路特、卜德等。
1926年5月6日，北京美术学校教授余绍宋赴华文学校讲演“中国绘画源流之概观”，听者约百数，悉西洋人，博晨光为之翻译，听者不倦，无一中途退席者。博氏约余氏下半年分期再为细讲，先将演讲稿译成英文，为之宣传，意甚殷勤。[51]中文稿后连载于《晨报副镌》1926年第56、57期，约2万字，分三期述中国画史：上古时代(太古至秦汉)、中古(南北朝至元)、近古(明清)，每期分绘画种类(工笔、写意、人物、山水等)，分类叙述，列举代表画家，颇多新见。1926年7月26日，王国维由华文学校派车接至校，上午9时半，演讲“中国历代之尺度”，吴宓、马衡、徐鸿宝等随同听讲，至11时毕。[52]王氏本人认为：“此次讲演本无新得，只以此题翻译颇易(因其简单。因听者系西人为多，而此等人又皆不知中国学问故也。)故因讲此。”[53]中文稿发表于《学衡》1926年第57期，英译稿“Chinese Foot-Measures of the Past Nineteen Centuries”，由恒慕义、冯友兰合译，发表于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59，1928，pp.111-123)。王国维与华文学校联系不多，除了与明义士相识，其余无多接触。
1925年5月28日，吴宓至华文学校，参与筹设燕京华文学校之会，裴德士、司徒雷登、博晨光相继演说，恒慕义招待进西餐。此时由丁文江介识在华文学校的明义士。6月1日上午，明义士来，访王国维。先陪见校长，后与王氏谈叙，陆懋德亦来，校中设便席款待。6月17日，冯友兰来，共商华文学校就职计划及条件，后博晨光来，并偕冯至燕京大学参观新校舍。10月23日，上午与赵元任参观华文学校，下午参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谈创办国学研究院的心得。[54]10月30日，至华文学校，裴校长不在，晤博晨光、恒慕义等，导观图书馆及教室，又谈述其教华语之法。1926年6月4日，赴华文学校邀茶会，到会者多所谓北京研究国学之中外名流，如戴闻达、苏慧廉(William Soothill)、冯友兰、黄建中、陈宝锷等，又参观其图书馆。7月26日，在华文学校听王国维演讲。1927年1月7日，在该校英文演讲“孔子、儒教、中国与今日世界”(Confucius，Confucianism，China，and the World of Today)。裴校长索讲稿，将其登载在《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上。演讲稿复经卫西琴(Alfred Westharp)博士译成法文，登载于1927年1月30日《北京政闻报》(La Politigue de Pekin)，以吴宓之小照，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梁漱溟诸人并列，而作序文合评之。[55]中文稿经吴宓改成《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发表于《大公报》(1927年9月22日)。
1930年代中国“非基运动”和“本色化运动”，促进了宗教界之间的交流。华文学校作为一所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学校，对中国社会变革做出了积极回应，邀请伊斯兰教著名人士马善亭和佛教界领袖太虚法师来校演讲。马善亭(1884—1942年)是北京花市清真寺阿訇，受到基督教组织的多次邀请，为他们演讲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1931年11月10日，受裴德士之邀，他赴华文学校演讲“回教五功之所以然”。盈亨利将演讲稿译成英文“Reasons for Exercising the Five Articles of the Mohammedan Faith”，发表于《教务杂志》，①同时穆斯林创办的《月华》1932年第4卷第1期发表中文讲稿，并附英译稿。1933年初，马善亭承青年会教士胡籁明(Lyman Hoover)介绍，裴校长函召，同年6月2日又在学校演讲“西行感想的片段”。中文讲稿发表于《月华》1933年第5卷第19、20期，英译稿“The Historic Centers of Islam”发表于《教务杂志》，②由John P.Ts’ai和胡籁明译。1931年7月8日，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梅立德(F.R.Milican)介绍，太虚法师在学校演讲“宗教对于现代人类的贡献”。翌日，裴校长致函太虚：“昨蒙台端莅临敝校讲演，阐扬佛法妙谛，感悟无量众生，深仰宏论，兼佩高谊。”[56]
华文学校的演讲者以西人为主，不过讲者身份略有变化，传教士“中国通”相对少了，而学者所占比例增加。1925年学校与燕大合并后，增加了讲座的数量，不仅请了众多中国学者，而且西人亦颇多。1930—1940年代曾在学校演讲的西人，可见下表。
学校由于与加州地区大学合作，1930年代以后有一批加州地区大学的学者来校做访问学者，如Russell M.Story、Arthur G.Coons、Ralph Tyler Flewelling和南加州大学哲学系教授Wilbur H.Long，均在学校做过演讲。有的是曾在此校学习者，如舒尔泰、富路特。其他则为学校邀请而来做讲座，如1940年秋季学期方济各会教士Hermes Peeters受邀在校开设讲座课程“中国宗教”。丹麦建筑师艾术华(J.Prip Moller)，曾来中国从事建筑业务，因见中国建筑之美，对于中国建筑发生兴趣，后来得到丹麦卡尔斯堡基金会(Carlsberg Foundation)之赞助，自1929至1933年间，旅行中国各省，专致力于研究中国建筑，尤其对佛寺建筑及佛门生活颇有兴味。1931年11月19日，他在学校讲演“中原佛寺”。[57]
Russell M.Story的“有关满洲的斗争”，讨论了侵占的起源、日本的地位、抗争再起、日本行动的结果，在满洲中国的成绩、冲突上升及其未来。南京神学院Clifford H.Plopper教授做了两次演讲“中国的格言”。[58]英国浸礼会国外事务总干事威廉森(H.R.Williamson)讲“王安石”，讲稿发表于Chinachronicle 1935年第13期，1935—1937年在伦敦出版同名专著，萧公权谓此书为西人关于王氏最详备之著作，然“作者之工作与其谓为研究或撰著，无宁谓为编译之较近实”。[59]李治讲“西方人什么时候来东方”，讲稿又发表于《北平时事日报》(The Peiping chronicle，1936年第15期)。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教务杂志编辑米立肯(Frank R.Millican)谈“基督教在中国扎根了吗?”夔德义(Lyman V.Cady)的“王阳明良知论”在学校演说两次。美国卫理公会教士黄安素(Ralph A.Ward)讲“南京”，概述南京的现代发展，讲稿发表于《北平时事日报》1935年第12期。
佛教研究者何乐益(Lewis Hodous)，1920年10月花一个月时间在华语学校演讲中国宗教及其宗教生活的最近事件。[60]他曾在北京跟随太虚法师学佛。1934年在校做了系列演讲，介绍中国文化遗产，很受听者欢迎。[61]1930年代，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在燕京大学讲授新闻学，1937年在华文学校演讲“红党与西北”，向国外学生传达了他在陕北苏区的见闻，打破了官方的新闻封锁，国外学生对此兴趣尤浓。[62]奥尔嘉·兰(Olga Lang)当时是魏特夫妻子，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太平洋学会的资助，住在学校，研究中国家庭问题。1935—1937年从北平协和医院社会事业部得到4000份患者纪录，在北平、天津、上海、无锡、福建采访来自不同阶层、年龄的644位代表，来自10个城市30所学校的1700份问卷调查，在广东、福建实地调查了26个家庭。搜集这些材料得到许多中国学者的帮助，如吴文藻、严景耀、王毓铨等。1936年，她在学校讲中国家庭问题，1946年出版《中国之家庭与社会》(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63]1947年4月，中国哲学会北京分会邀请康奈尔大学哲学教授柏特(E.A.Burtt)来华讲学，演说“哲学综合问题”、“美国哲学之趋势”等，除了在北京各大高校演讲之外，他在华文学校亦做过演说。[64]
1930年代，华文学校最有学术价值的讲座则是，裴校长邀请赛珍珠、翟孟生、老舍三位在学校所做的系列演讲。1932年2—3月，老舍用英文讲“唐代的爱情小说”(T’ang Love Stories)，讲稿22页，署名“S.Y.Shu”，裴德士写了简短前言。1924年老舍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汉语，一直到1929年。“唐代的爱情小说”演讲稿写成于1926年，那时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他在学校做一次讲座，题目由校方拟定。老舍接受了邀请，讲述唐代爱情小说的发展、种类、语言文字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英文讲稿请英国朋友帮为润色修改，于1926年11月17日讲座如约举行。(15)1932年，老舍时任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兼国学研究所文学部主任，被裴德士邀去演说，所讲则是多年前的旧作。
1932年2月，赛珍珠(Pearl S.Buck)在华文学校做了三次有关中国小说的演讲：“East and West and the Novel”、“Sources of the Early Chinese Novel”，及其2月29日朗读了一部分她所英译的《水浒传》(英译本1933年出版)。[65]前两次演讲稿由学校合订成册，分发听者。英文论文“中国早期小说的起源”最初发表于赛珍珠任教过的金陵大学《金陵光》第17卷第1期(1930年5月)。这两篇英文演说经作者长期思考所得，发表后颇受海内外学界的注意。1932年3月21日、3月28日和4月4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翟孟生(R.D.Jameson)在华文学校先后做了三次有关中国民俗学的讲座。1932年，北京San Yu Press正式出版《中国民间传说三讲》(Three Lectures on Chinese Folklore)。这是一项民俗学研究，通过分析“中国灰姑娘”(the Chinese Cinderella)、狐妻(the fox wife)和受迫害皇后(the persecuted queen)三个故事，对所提出的民俗学观点给予具体说明。翟著出版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不惟西方人士研究汉学者得其裨益，即吾国有志研究古代传说之士，得而读之亦足以汇合中西之文学，而欣得异闻也”。[66]燕京大学李安宅用英文写了简短书评，给予积极评价，“这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可以激发中国学生对民俗学的兴趣”。[67]1942年，他与林语堂多次通信，探讨有关中国灰姑娘问题。宾夕法尼亚大学萧洛克(J.K.Shryock)对翟著的看法，跟李安宅一样，批评翟氏太倾向于心理的解释，对那些故事用性欲、压抑、未得到满足此类表述加以解释。评论者认为翟著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胡适《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一文的译介，[68]让西方学界了解中国学者最前沿的学术成果。
总之，广邀中外知名人士来校演讲，是华文学校办学的一大特色。学校教员除了少数在汉学研究方面有所贡献之外，其余均着力于汉语教学。学校之所以能培养出那么多出色汉学家或中国问题专家，除了位处文化中心、图书馆藏书丰富，另一不可忽视的因素则是积极沟通中外学术，诚如伯希和(PaulPelliot)指出：“研究中国学问，须中外学者合作，以补以前各自埋头研究之缺陷，及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之真价值。”(16)在学校进修的美国青年汉学者很少埋头自娱自乐，热心与中国学者交往，不仅虚心向中国学者请教问学，而且有的还与中国学者合作从事汉学研究，这种风气的养成，与华文学校积极开放的办学方针有一定的关系。
注释：
①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英国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和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以及美公使馆(American Legation)、英公使馆(British Legation)、华北美国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orth China)、英国商会(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中国博医会(China Medical Board)。
②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11-112页；Sidney D.Gamble，Perking，A Social Survey，New York：George H.Doran Co.，1921，p.383.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152页；The Smith alumnae quarterly.v.11-12 (Nov.1919-July 1921)，pp.194-195.
④孙敬修：《我的故事：孙敬修回忆录》，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第93-94页；Clarence Martin Wilbur，China in My Life：an Historian’s Own History，Armonk，N.Y.：M.E.Sharpe，1996，p.27；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49页。
⑤冯友兰：《燕京华文学校》，《新教育评论》第2卷第5期，1926年7月2日；“The 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The New Mandarin，Vol.1，No.1 (Jan.，1926).
⑥详参张卫江：《培德士先生——中国语言、文化的忠实传播者》，《传记文学》第81卷第1期；Ray Lyman Wilbur，The Memoirs of Ray Lyman Wilbur，1875-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346.
⑦“六法”是：“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由南朝画家谢赫《古画品录》一书提出，对中国古代绘画创作的影响极为深远。
⑧Vol.xx No.4，Apr.，1934.
⑨Jul.，1938，Vol.28，No.3，pp.400-411.
⑩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5，May，1937，pp.333-334.按，陈缘督(1902—1967年)，原名陈煦，字缘督，号梅湖，画家。1932年请求领洗，取圣名“路加”。
(11)“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Special Lecture Series”，The New Mandarin，Vol.1，No.1 (Jan.，1926)，p.63；《校闻：华文学校学术讲演》，《燕大周刊》第91期，1926年2月27日。
(12)发表于《孔德旬刊》第34期，1926年6月21日，又刊载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期，1927年11月1日。
(13)Vol.63,No.1,Jan.,1932,p.42.
(14)Vol.64,No.10,Oct.,1933,p.636.
(15)舒乙：《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198-199页。按，舒乙说《唐代的爱情小说》于“1932年发表在哈佛燕京学院的学刊上，全文是英文，署名舒舍予”，疑误，它只是在华文学校演讲时印成的小册子而已，不是正式出版物。
(16)《辅大欢宴伯希和》，《北平晨报》1933年1月22日。转引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