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创新与中国当代文艺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中国当代论文,关键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6)01-0055-07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1.006 一门学科或某一理论学说，往往是由独具内涵、能够体现核心命题、具有范畴意义的关键词支撑的。在通常情况下，仅由对关键词的把握，就可以了解某一文献的主体内容，就可以获知一位学者在某一领域的学术贡献及理论特色。如“仁”之于孔子的《论语》，“道”之于老子的《道德经》，“理式”之于柏拉图，“物自体”、“现象界”之于康德，“绝对理念”之于黑格尔，“去蔽”、“澄明”、“诗意栖居”之于海德格尔，“镜像”之于拉康，“知识型构”、“权力话语”之于福柯，“内爆”、“仿真”、“超真实”之于鲍德里亚等。按美国学者杰姆逊的看法：“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文本总是一种语言实验，一种结构的发明，它并不仅仅是关于某一新思想的术语性作品。”①一般来说，如果缺少了这样一种“语言实验”与“结构发明”性质的关键词的创造，也就意味着思想创造的贫乏；不论是何学科，如果缺少了这类关键词的创造，很可能也就意味着相关理论研究的停滞不前。正是由关键词着眼，比较20世纪以来的中西文艺学，会更为清楚地看出我们的境况与问题。 20世纪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气象，其兴盛局面，仅由纷涌迭现、独具内涵的关键词即可看出。如以“俄狄浦斯情结”、“原始意象”为关键词的精神分析文论；以“陌生化”、“文学性”为关键词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以“细读”、“伪陈述”、“张力”、“意图谬误”、“感受谬误”为关键词的英美新批评；以“漂浮的能指”、“滑动的所指”、“零度写作”、“符号矩阵”为关键词的结构主义文论；以“单面人”、“文化工业”、“光晕”为关键词的法兰克福学派文论；以“阅读期待视野”、“隐含的作者”为关键词的德国接受美学；以“性政治”、“身体写作”为关键词的女性主义文论；以“身份/认同”、“自我/他者”、“东方主义”为关键词的后殖民主义文论；以“厚描”、“文化诗学”为关键词的新历史主义文论；以“文化唯物主义”、“政治无意识”为关键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等等。如果没有了上述这些创新性的关键词，大概也就没有了西方20世纪以来引人注目的文艺理论成就。 与之相比，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论中，这类具有“语言实验”与“结构发明”性质的关键词实在找不出多少。曾担任过荷兰驻中国外交使者(临时代办)、精通汉语的佛克马，在与其夫人易布斯合著、出版于1977年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论及中国文论时，提到中国人创造的关键词只有一个“两结合”(即“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且基本上是在否定意义上论及的，认为这一“新概念”存在“强调了文学的革命目的，却贬低了真实性要求”②的缺陷。除此之外，他们还这样评述了中国当代文论：从1949到1976年，“毛泽东文艺理论在各种变化莫测的政治潮汐中是唯一不变的主流和单独存在下来的思想流派”③。而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批判“人性论”、艺术标准要服从于政治标准等具体主张所体现的，实际上主要是“经过瞿秋白和周扬这些理论家解释的苏联模式”④。这类看法，恐绝非是出之于西方人的偏见，美籍华人学者刘若愚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的文学理论》的“绪论”中亦曾特别申明：“我将不涉及二十世纪中国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已为不同的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所支配。不管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抑或马克思主义，都已不具中国传统理论所特有的价值和意义，而传统的理论则有其全然独立的思想源流。”⑤旁观者清，这些评价，应当说是符合“文革”之前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实际的，在这一时段中，我们基本上是在照搬苏联人的看法与主张。 令我们不能不为之赧颜的是，至今，经由新时期以来近30年的发展，在我们现有的文艺理论中，常见的具有理论范畴意义的关键词仍不外是以下三类：一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如“意识形态”、“艺术生产”、“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倾向性”、“历史观点”、“美学观点”等；二是源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如“虚静”、“物化”、“风骨”、“神思”、“情志”、“意境”、“韵味”等；三是直接取自西方文论尤其是西方现代文论的术语，如“意识流”、“陌生化”、“文学性”、“荒诞”、“接受”、“期待视野”、“符号”、“文本”、“话语”、“戏仿”、“狂欢”、“文化工业”、“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生态批评”、“文化诗学”等。 前些年，曾有不少学者责难中国文论界“新名词”的狂轰滥炸。事实上，“新名词”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只是在于：我们的“新名词”，并非创造性的“新”，而主要是对外国文论中许多既有名词的搬用而已。与此境况相关，我们应该自省的是：在我们国家，尽管有着一支大概较任何国家都要庞大的文艺理论专业研究队伍，出现了一大批在国内学术界号称领军人物、影响颇大的专家学者，但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说，自己为中国当代文论增添了哪几个独具理论内涵的关键词？数十年来，我们虽已出版发表了海量的著作与论文，但有几人敢于承认，自己为中国当代文论贡献了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情况或许正如一位学者这样痛切反思的：“当你以50年的线索去搜索某个专题研究时，你会惊讶地发现，文学研究的过程充满着浪费、无用功、重复生产和无意义。”其结果也只能是：“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之中，文学的思想之流在中国文化以外的土壤中自成体系地生生灭灭。它的逻辑发展的线条上没有中国学者的一环。”⑥这样一种判断，与新时期中国文论在世界上的反响也是一致的。如在晚近出版的英国学者塞尔登编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1991年初版，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塞尔登与威德森等人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1985年初版，1991、1993、1997、2005年修订版，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罗伊尔合著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1995年初版，汪正龙、李永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相关著作中，仍无关于中国当代文论的介绍。即使在关于应是我们强项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论述中，也看不到中国当代文论家的踪影。与之相关，在中国学者撰写的相关著作中，也会看到隐含的无奈与尴尬。如在殷国明的《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所论及的“中西交流”本应是双向的，但显然是因在“流出”方面实在没多少可谈，看上去也就只能更像是一部文艺理论的“西学中用”史论，或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史论。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中国新时期文论已取得的巨大成就。数十年来，无论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发掘与继承，对外国文论的译介与阐释，还是结合作家作品对文学艺术活动规律的探讨，中国学者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使我们的学术视域有了极大的拓展，理论知识也得到了空前的扩充。仅从关键词的角度，亦可看出中国新时期文论的深度变革与整体发展：一些更能揭示文艺活动奥妙，更具科学理论内涵的关键词，如“文学主体性”、“向内转”、“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性”、“现代性”、“文化诗学”等，毕竟已逐渐取代了曾长期束缚我们的创作与理论发展，或已不适于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需要的“政治性”、“阶级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三突出”之类的关键词。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关键词的更替，没有一些新的关键词的上位，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论局面，是不可想象的。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某些新上位的关键词，不仅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也已体现了中国当代学者对理论原创的自觉。就其产生的影响与得以认可的程度来看，在这类关键词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值得推重的是“文学主体性”、“审美意识形态”。 作为哲学关键词，“主体性”虽早已见之于康德哲学，但借用以构成“文学主体性”这一关键词，刘再复是有重要理论贡献的。刘再复对“文学主体性”的系统阐释是：“作家的创作应当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体力量，实现主体价值，而不是从某种外加的概念出发，这就是创造主体的概念内涵；文学作品要以人为中心，赋予人物以主体形象，而不是把人写成玩物与偶像，这是对象主体的概念内涵；文学创作要尊重读者的审美个性和创造性，把人(读者)还原为充分的人，而不是简单地把人降低为消极受训的被动物，这是接受主体的概念内涵。”⑦文学创作，本应是作家出于对人生、现实与历史的个性体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文学作品，本应给予读者审美愉悦、精神启迪、心灵滋育等多方面的满足。但长期以来，由于“为政治服务”这一文学功能观，以及片面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作品的唯一源泉”之类创作观的主导，我们的作家往往要被动地听命于“政治”甚或“政策”指令，要被动地去反映客观外在的社会现实生活，其作品也就难免表面化、雷同化、符号化、概念化，从而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文学主体性”这一关键词所包含的理论内涵，无疑才更为切合人类文学艺术活动的内在规律，因而不仅在当时强有力地冲破了中国文论中长期固守的僵化信条，至今，在我们的文艺理论中，也仍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关键词之一。 “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关键词，虽非中国学者首创，但经由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先生的深入思考，也已被赋予了创新性的理论内涵。即通过对这一关键词的阐释，强调的是：文学作品首先是审美对象，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审美对象，是凝铸着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审美对象。这一理论内涵的重要意义在于：既可避免文学作品成为概念化的宣传品，又不至于沦为只是娱乐的消遣品。从中外文学史来看，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莫不是这样两个方面的完美结合。尽管，如同王元骧先生指出的：“现在看来，‘审美意识形态沦’对于文艺性质的认识还只是按近代的思维方式，把对文艺的理解从认识论推进到文艺价值论维度，从普遍性层面推进到特殊性层面，还不足以构成对文艺性质的完善的认识。”⑧但因比已有其他见解更为符合人类文学艺术的实际，故而也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界最具理论光彩的关键词之一。 自然，如果从能够与世界文论对话、能够在世界文论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更高要求来看，即如“文学主体性”、“审美意识形态”这类性质的关键词，其理论内涵的创新性也还不是很强。如就“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实质而言，在中外文论中早已不乏深入论述。仅从中国文论来看，从“诗言志”，到“意境论”；从唐代画家张璪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到明人李贽的“童心说”，都包含着对创作“主体性”的高度重视。在现代文论史上，胡风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其主旨也是在强调创作“主体性”。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胡风就已在坚决反对革命文艺活动中的两种偏向，一是主观公式主义，二是奴从生活的客观主义，主张一位作家要通过主观的思想要求所执行的相生相克的搏斗过程，反映客观的历史内容，努力追求“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⑨。且已在明确强调文学作品必须写出“具有全部复杂性的心理的人”⑩，而这大致上也就是刘再复所阐明的“文学主体性”这一关键词中所包含的要“赋予人物以主体形象，而不是把人写成玩物与偶像”之类含义。至于“审美意识形态”，正如童庆炳先生曾明确讲过的，提出的意旨首先在于反对“‘极左’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11)。因而，就其在中国当代文论史上的价值而言，这类关键词所承载的内涵，主要尚不是理论本身的创新意义，而是对于长期禁锢了我们文学艺术发展的“政治工具论”、“机械反映论”之类的纠偏意义，视“文学”为“文学”的回归意义，以及促进文学繁荣的巨大实践意义。可以说，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论，之所以会不断冲破僵化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之所以会取得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与这类关键词所承载的促进文艺观念的变革功能是分不开的。遗憾的是，在新时期的中国文论中，能够达到如此的时代高度，能够产生如此重要影响的关键词也还并不多见。 客观地说，中国当代文论创新能力的不足，并非是因这一代人的低能，而是历史甩给我们的包袱实在太过沉重了。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世纪。先是长期的战乱，继而是世界强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挤兑与封锁，民族新生、国家自立，曾是我们的核心目标，文学艺术亦不可能不为此目标服务。加之追踪苏联、“极左”思潮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形成了曾长期主宰中国文坛的不利于文学艺术正常发展的以“文艺政治化”、“文艺宣传化”为主旨的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整体性的改革开放，同其他许多领域一样，文艺理论面对的巨大任务首先是正本清源，是拨乱反正，是按文学艺术的本来特征认识问题、思考问题，是在许多常识性问题上的回归。 仅由新时期中国文论的发展过程可知，这回归本身就已殊为艰难。改革开放以来，“个人崇拜”、“两个凡是”之类思想禁锢的清除，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虽为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正如佛克马与易布斯曾指出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隐含着这样的思想：人类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都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解决了。……这种既经认可便一成不变的思想意识，必然要产生一些僵化的作用，这也可以从文学作品的语言方面看出来：不仅所有问题的答案基本上是明白无疑的，就是这一答案的措辞，也没有什么可商榷的余地”(12)，这样一种历史的思维惯性，仍时见兴盛。不少学者，仍习惯于以简单化的“唯物”与“唯心”的哲学视角，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类的政治视角判定学术是非；不少学术探讨，如在关于“现代派”、“形象思维”、“表现自我”、“人道主义”等许多问题的探讨过程中，都会看到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之类的“文革”遗风。即如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要回归文学规律及文学自身特征的“文学主体性”、“审美意识形态”之类关键词，在其上位过程中，也都遭到过非学术性的批判与否定。 关于“文学主体性”，刘再复曾经遭到的指责是：“没有把我们有些人在解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时的错误和缺点，和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区别开来，却在否定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时，实际上连同在这些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也一起否定了。”(13)其理论主张“牵涉到一系列原则性问题。首先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问题，这一看法实际上混淆了两种制度的原则性差别。尽管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存在着许多急待克服的消极现象和不如人意的事，但剥削制度的消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无疑给实现人的自由本质和广泛地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途径和可能性。认为社会主义与建立在剥削制度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一样，是扼杀人的自由本质的，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欠缺周密思考的。”(14)虽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原则性差别”之类可怕的政治帽子，已不至于像“文革”期间那样足以置人于死地，但毕竟存在深不可测的危险。在这样一种令人心悸，动辄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氛围中，文艺理论发展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关键词，也曾遭到过如下政治性的指责：一是“消解意识形态”，导致“去政治化”；二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老祖宗并没有提过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因此‘文学审美意识形念论’是违反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是不科学的”。(15)这样一种过于敏感的政治化视角，这样一种类乎“两个凡是”，一切都要到“老祖宗”那儿找根据的思维方式，自然仍是束缚中国当代文艺学发展的桎梏。 除了正本清源的历史重负之外，与我国的其他许多问题相同，在文艺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过程中，尚要面对如下自身无力逾越的障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家，从科学到技术，从文化到经济，其基本趋势是在追踪世界大潮。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在许多方面，我们的今天，往往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昨天。就文学艺术现象来看，如因技术革命带来的文艺媒介的变革；图像时代的到来对传统文学格局的冲击；环境破坏引发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市场经济决定的文学艺术的商品化、大众化、产业化，等等。与之相关的问题，西方学者都已有过深入的思考与探索。由于所经所历的诸多相同点，问题差不多也还是那些问题。这样一来，国门大开之后，我们对西方已有研究成果的了解尚应接不暇，又怎么可能很快有所创造？也就是说，我们的当务之急只能是补课，就像一个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而导致的力弱体衰者，急需的是身体的康复，而苛求其建功立业，大展宏图，是不太可能的。事实往往只能是，关于许多问题的探讨，我们虽也竭尽全力，且看起来成果丰硕，实际上并无多少新意。比如关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之类问题的探讨，基本上不过是在重复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见解。 此外，我们至今仍在奉行的要求标准答案的应试教育，要求定于一尊的规训教育，强化的必是一呼百应的从众意识，仰视权威的盲从意识。这类教育体制弊端，也势必会在潜意识中，继续遏制着中国人的创新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 改革开放已30多年了，对某一生命个体而言，已是不短的光阴，但对于历史来说，尚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在这短暂的一瞬中，希望一代中国文艺学者，能够挣脱历史的重负与现实的束缚，拿出能与世界文坛对话的创新性理论成果，显然是不太切实际的。联系到这样的发展历程，我们不能不说，历史也许注定了新时期以来的一代中国文艺理论家，要承担的使命主要不是创新，而是借助已有的理论资源，打破僵化的局面，为进一步创新奠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代中国学人，已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广泛汲取了世界文论，已经拥有了开阔视野与深厚知识积淀的中国当代文艺学，会有辉煌的未来。这当然还需要我们的进一步努力，与本文意旨相关的一点是：要重视对关键词生成方式与规律的探讨，要加强对关键词的敏感意识与创新意识。 概括起来，文艺理论关键词的生成与创新，大致有以下四种方式。 一是原创式，即将自己的独特思考，凝铸于精心组建的全新的关键词。如曹丕通过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与风格的分析提出的“文气”说；刘勰通过对作家思维特征的分析提出的“神思”说；王国维通过对不同诗歌构成特征的分析提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说；艾略特通过对文学作品独立自主性的研究提出的“有机形式主义”；姚斯与伊瑟尔通过对作品与读者关系的研究提出的“接受美学”、“阅读期待视野”；凯特·米利特结合对劳伦斯、亨利·米勒等几位男性作家作品的批评提出的“性政治”，等等。有时候，仅凭这类前所未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关键词，就会感觉到相关学者的理论原创性。 二是改造式，即将原有的普通术语，经由理论的生发与扩张，使之成为能够体现某一理论学说的关键词。如“滋味”、“童心”、“模仿”、“游戏”、“狂欢”等，本是寻常可见的普通语词，是中国的钟嵘、李贽，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德国的康德、席勒，苏联的巴赫金等相关学者，首先用之于解释文学艺术现象，遂使之成了具有独特理论内涵，标志了某一相关学说，在中外文论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占据了重要位置的关键词。 三是转化式，即借用其他领域的关键词，将其注入新的内涵，使之转化为文艺理论关键词。如刘勰将佛学中的“神理”、“圆通”转化为关于创作追求与作品境界的文论术语，严羽将佛教中的“妙悟”转化为诗学术语，波兰文艺理论家茵加登将胡塞尔现象学哲学中的“意向性客体”转化为用以解释文学特征的“纯意向性客体”，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将音乐理论中的“复调”转化为小说创作范畴的“复调”，等等。这类转化式创新，除了理论家对文学艺术本身的研究之外，还要有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如刘勰不仅长于佛理，且曾出家为僧，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如作为胡塞尔的学生的茵加登，本身就是一位有成就的哲学家。 四是反拨式，即基于对已有理论范畴的不满，提出与之相对的关键词。如亚里士多德是在反拨其师柏拉图的“理式”基础上提出了“模仿”说；荣格是在反拨其师弗洛伊德关于艺术家是“自恋者”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人”的见解；布莱希特是在反拨亚里士多德悲剧“净化”说的基础上提出了“间离效果”说；什克洛夫斯基着眼于文学形式的“陌生化”理论，也是在不满别林斯基片面强调文学作品内容的“形象思维”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正是这类反拨性的关键词，在纠正着已有理论的偏颇，在弥补着已有理论的不足，在推动着人类文艺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由上述几种生成方式可以看到，文艺理论关键词的创新，不是闭门造车，不是为创新而创新，不是虚张声势的拉山头、打旗号、圈地盘，而是一位学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丰厚的学识，立足于对人类文艺现象、文艺作品以及已有理论的潜心研究，所思所得的自然升华与结晶。据此，也会进一步意识到中国当代文论界尚存的问题：我们，虽不乏理论热点，但往往服膺、追踪、阐释他人多，独立思考少；虽不乏学术论争，但常停留于表态性的肯定或否定，或为某一权威定于一尊，或者不了了之；虽也不乏对已有理论范畴的批判与质疑，但常止于批判与质疑，少有在此基础上的反拨式创造；虽不乏创新意愿，但因学科背景与知识视野的窄狭，大多只能在文艺学本身兜圈子，难以有借用其他资源的转化式创造；虽亦不乏某些标新立异之说，但因缺乏对文艺现象与文艺作品切实研究的根基，常给人故弄玄虚之感，如许明曾经透露：“你们不知道为什么1985年被文学界称之为‘语言年’——我知道，这不过是几个博士研究生在拥挤的宿舍里拍脑袋想出的点子。如果我们当时知道西方的文论界已向‘新批评’告辞，《文学评论》发表的那场闹剧式的笔谈也就不会有什么市场了。同样，我们也以比较成熟的心态领略了‘新写实’、‘新状态’等等的命名，这不过是故技重演而已。”(16)这样的创新，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多少实际意义了。 ①[美]杰姆逊：《论海德格尔》，朱羽译，《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5期。 ②[荷兰]佛克马、易布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17页。 ③[荷兰]佛克马、易布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19页。 ④[荷兰]佛克马、易布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26页。 ⑤[美]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赵帆声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页。 ⑥童庆炳，等：《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7、183页。 ⑦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⑧童庆炳、王一川、李春青：《文化与诗学》，2009年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⑨《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19页。 ⑩《胡风评论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35页。 (11)童庆炳、王一川、李春青：《文化与诗学》，2009年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12)[荷兰]佛克马、易布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22-123页。 (13)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红旗》1986年第8期。 (14)敏泽：《论〈论文学的主体性〉》，《文论报》1986年6月21日。 (15)童庆炳、王一川、李春青：《文化与诗学》，2009年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16)童庆炳等主编：《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