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解放五十年档案学研究回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十年论文,我国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档案学产生于旧中国的30年代，到了解放后的50年代初期才逐步形成，迄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解放50年来，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我国档案学研究大体经历了初步形成——发展——破坏（文化大革命）——恢复——再发展——繁荣等几个阶段。为了总结我国解放以来档案学研究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提高档案学研究水平，更加繁荣档案学研究和发展档案事业，现将我国解放50年来档案学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一回顾：
一、档案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断拓宽，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档案学体系。解放后，档案学研究者们继承中国档案学的历史遗产，借鉴外国档案学研究的成果，对档案的概念、档案工作“六大环节”的实际操作，以及档案与资料的区别，档案工作原则与档案工作政治方向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不放松“文革”前研究范围的同时，大力开展对新课题的研究，如对档案和档案事业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研究；档案工作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关系的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体系的研究；档案学发展历史、档案学学科体系、档案学评价、档案学教育的研究；我国档案事业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的研究；档案工作规律的研究；档案法规理论的研究；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外档案发展史的研究；档案价值规律的研究；档案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管理的研究；档案馆网络建设的研究，等等。通过上述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档案学体系。
二、档案学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一是编写出版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大中专教材，满足了档案教育的需要；二是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反映新中国档案事业的著作，如《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等；三是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指导档案工作实践的著作，《中国档案分类法》、《档案主题词表》等；四是编辑出版了档案工具书，如《档案学词典》、《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分卷》等；五是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档案学优秀论文选；六是通过档案法规理论研究，国家颁布了以《档案法》为主体的档案法律法规，使我国档案管理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三、档案学分支学科不断提出，档案学科体系不断丰富，并逐步趋于完善。50年来，我国档案学界新提出档案学分支学科20多门，如档案事业管理学、档案行政管理学、档案馆学、档案法规学、档案目录学、档案统计学、档案经济学、比较档案学、档案人员心理行为学、特殊载体档案管理学、档案术语学、档案史料学、档案情报学，等等，并对各学科进行了层次分类，其权威代表是吴宝康的《关于我国档案学学科体系结构的一些基本思考》一文，将档案学学科体系结构分为6个层次。
四、开展了档案学科研成果评奖，极大地调动了档案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1986年12月，中国档案学会首次评选出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110项，随后每四年进行一次，至1997年底，已评奖三次；1987 年以来，国家档案局还开展了档案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奖活动，且已形成制度。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及地县档案学会、档案行政部门也开展了评奖活动，对获奖成果给予表彰奖励，推动了档案学研究的发展。
五、档案学应用研究，特别是档案现代化管理研究成效显著，并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针对档案褪变、破损档案抢救等工作实际，开展了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 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仅1984年经过鉴定的成果就有13项，陕西省档案馆李玉虎研究成功的蓝墨水字迹恢复剂获1988年国际发明展览会银奖。通过档案利用价值的研究，许多企业档案部门转变服务方式，主动提供档案服务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近年来，一些档案部门开展了档案管理现代化研究，编制了许多计算机实用性软件，在这方面四川剑南春集团公司、五粮液集团公司都取得了较好成果。
六、建立了各级档案学术团体， 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组织保证。 1981年11月下旬，中国档案学会成立，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专业主管机关也建立了档案学会。广大档案学研究人员在各级档案学会的指导和组织下，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术活动，取得了大批研究成果， 涌现了大批研究人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3月，中国档案学会被批准加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标志着我国档案科学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七、创办了档案学研究刊物，为繁荣档案学研究提供了园地。1951年5月3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创办了全国第一份文书档案工作刊物——《材料工作通讯》，1953年7月改名为《档案工作》， 内部发行。1955年3月改由国家档案局编辑出版，1957年1月改为公开发行，成为50年代发表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1978年5 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在恢复前夕创办了《档案通讯》（后改为《档案学通讯》），为当时档案工作者研究和探讨档案学理论开辟了新阵地；1980年1 月《档案工作》（后改为《中国档案》）杂志正式复刊；1981年2月， 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创办了公布和研究档案史料的刊物——《历史档案》；随后中国档案学会也创办了《档案学研究》；各省、市、自治区档案行政部门也陆续创办了档案刊物，有的地、市、州档案部门也创办了档案刊物，档案学术争鸣，档案学评论蓬勃开展起来，为繁荣和推动我国档案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八、档案学研究与档案教育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50年来，档案学研究始终与档案教育有机结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我国著名的吴宝康、陈兆祦、和宝荣等档案界前辈，既是档案学家，也是档案教育家，现在的冯惠玲等一代年轻学者也是如此。正因为档案学研究与档案教育有机结合，才使得两个方面都得到较大发展，成为我国档案事业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九、引进和借鉴最新科技知识和相关学科知识，丰富了档案学内容，提高了档案学研究层次，改变了档案学知识结构，促进了档案学的发展。我国档案学研究者始终注重引进和借鉴最新科技知识和相关学科知识来丰富档案学基础理论。50年来档案学界将图书馆学、情报学、哲学、政治经济学、逻辑学、统计学、数学、法学、公共关系学以及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引入档案学研究领域，使档案知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如近年来提出档案是一种信息资源，研究科技档案的商品性，档案著录标引、计算机管理档案、档案管理中的哲学思考，档案的社会需求规律，档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计算，档案管理中的美学与公共关系学，档案价值实现规律，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与规律，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知识经济的关系，国家档案事业系统结构论等，都引进和借鉴了相关学科的知识，为新时期档案学注入了新鲜内容，促进了档案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十、我国档案界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空前活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外开放方针的指导下，我国档案部门开展了广泛的外事活动，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一是积极参加国际档案理事会和国际档案园桌会议的活动。国家档案局于1980年正式加入国际档案理事会，随后，陆续加入了它所属的自动化委员会、缩微复制委员会、保护和修复委员会、工商档案委员会，1983年加入国际档案园桌会议。二是积极参与亚洲各国档案史料工具书的编写工作，于1979年参与编写了《亚洲史料指南》。三是积极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议，如1985年10月，国家档案局派高级建筑师姚宇澄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档案馆建筑和档案保管问题国际讨论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档案建筑的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四是邀请国际档案界知名人士访华，聘请他们作学术报告。五是主办国际性档案学术讨论会，如1995年10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60周年馆庆，同期举办了国际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来自美国、前苏联、日本、英国、巴基斯坦、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的150多名中外档案学者参加了学术讨论会。六是应邀出国作学术报告， 如1981—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韦庆远教授，应美国哈佛大学等10个高等学院邀请赴美作了学术报告。此外，各省、市、自治区的档案部门也通过接待外国留学生、讲师和学者等，进行学术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