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应从哪里突破——谈如何尽快发展素质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体制论文,素质教育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创新、不去创新，就难以发展起来，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创新，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靠教育、靠人才。反省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体制，与以上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以创新为灵魂的全面素质教育体制尚未形成。其难点在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矛盾。
一、素质教育为何难以实施
教育体制改革的争议焦点往往都围绕着一个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我国现行的应试教育对于人才的培养、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和青少年的全面成长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应试教育存在着极大的弊病，需要改变。从全世界的基础教育来看，我国的应试教育可以说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些教育家、家长和青少年学生对此十分担忧，甚至达到痛心疾首的地步。然而，至今素质教育也只是一部分有识之士的良好愿望。要实现真正的素质教育，摆脱应试教育的羁绊，人们都似乎感到“此道难，难于上青天”。
难，难在哪里，表面上看是应试与素质教育的矛盾，不考试不能激励学生努力上进，不考试不能达到公平选拔，不考试不能维护正常教育秩序，等等。这些理由的确足以使人们不得不收回素质教育的理想，面对应试教育的现实。然而，人们在争论时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考试与素质教育并不矛盾，问题是考试的目的和要求。归结到一点，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症结不在于应不应该考试，而是怎样考，为什么考。说明确一些，就是实行淘汰绝大多数孩子的竞争考试，还是实行对大多数青少年知识、文化素质的合格考试。实际上影响我国青少年素质教育发展的正是以淘汰掉大多数学生为目的的竞争教育和竞争考试。
希望接受高等教育，让孩子上大学是受儒教影响的东方民族的共同意识。尤其在我国，绝大多数的家长及其子女都把考大学当成一生奋斗的第一目标，实际上我国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也基本上顺应了这一愿望。然而，真正能达到这一目标的不到10%，说准确一些，真正能考入正规大学的仅占同龄人的4.7%。因此， 使得整个教育过程变成了近乎残酷的竞争。北京、上海的竞争还好一些，在地方省市，由于大学招生名额比例更少，为达到上大学目的， 大多数考生竟要拼命努力在高中学习4年以上。无论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高中毕业生水平相比，还是从对知识的要求来讲，我国大多数高中毕业生的水平都是只在其上不在其下，然而最后面临的高考却是要将大多数考生拒之门外的考题。因此，无论人们如何呼吁素质培养，考生和家长哪敢理会这些！只有紧盯各种试题、提纲，死啃硬背。教师、教材和教育方法也都深深卷入这场败多胜少的竞争中。但这种竞争教育并没有为我国培养出大批世界一流科学家，反而给许多家庭带来灾难，甚至使一些家长变态、学生轻生，青春年华尝尽了应试的苦难。
二、过度激烈的竞争考试是素质教育的最大障碍
教育离不开考试，为保证教育质量，考试无疑是最有效或最关键的手段之一。然而，我国实际上采用的竞争考试却是对科学考试方法的扭曲。那么竞争考试问题何在呢？
1.竞争考试不以合格为标准，而以淘汰大多数为目标，因此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讲，想考入大学，无论如何努力学习，也不可能过关。正如最近一位重点中学高中生哀叹的：“大学对于我们就是天堂，而天堂上只垂下一根蜘蛛丝。只有用力攀登，超越别人，才能达到目标。重点中学中这种激烈的竞争已向恶性发展，它不只是让我们身体上疲惫，甚至精神扭曲，迷失了自我。”
2.竞争考试的尺度为升学率，在我国大学招生比例很低的情况下，对学生知识程度的要求，必然趋于无限拔高。虽然仅考几门课程，但如果要求是近乎无限的，那么学生投入的精力必然是极限式耗费。为了推行全面素质教育，过去多次提出要增加考试科目，然而，极限式的竞争学习，却极大地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于是只好减少考试科目，使素质教育终不能行。事实上，即使考试科目减少到3门，甚至1门，只要实行竞争考试，只要仍然是淘汰绝大多数人，学生就永远不会摆脱极限式的精力耗费，负担也不会减轻。
3.竞争教育并不公平，尤其是对于全面发展的学生最不公平。竞争式教育明显偏向于善于模仿、记忆的学生，而对全面发展或富有创造性思维的学生，则往往是不公正的排斥。由于竞争考试的导向，学生对知识、能力本身并不关心，而是关心如何完成答卷。因而，各种复习提纲、升学题解成了学习的重点，猜题、模拟成了主要教育方法。背古文、背政治、背题型；但背会并不等于理解，往往外语成绩好的学生并不爱看英文资料。相反，爱好广泛、全面发展、喜欢独立思考、创造性强的学生，则往往不易于通过竞争考试。我国具有13亿人口的基础，为什么几十年来很少出现世界级的创造性的科学家，恐怕也与竞争教育对这类人才的抑制和扼杀有关。可以想象，国际上的一些伟大科学家，如果年轻时接受我们这样的基础教育和考试，相信也很难层层过关，考上大学。
4.竞争式的考试也不公平。在我国，即使最严格实施的全国统考也并不公平。首先，青少年们的出身地是不能选择的，然而各地的教育条件差异很大；即使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有所谓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之分；一些好的附中，往往也只有利于本单位职工子女。这些不公平造成区域性人才的短缺、大学生就职偏向、职工调动困难，甚至影响到许多地方人才的流失，包括流失国外。“昔孟母择邻居”，而今天父母最关心的也还是子女的教育环境。
在考试录取上也不公平，大学比较多的城市，本市户口的考生有利；人多大学少的省市则是更多的优秀学生注定了要被淘汰的命运。对于那些从幼儿时代就尽一切体能，花十几年岁月苦苦学习的一大批青年，虽成绩很好，却因为本地录取名额有限而名落孙山，岂不是太不公平。这种本来为了公平，但实际并非甚为公平的竞争考试，延误了中华民族的全面素质教育，再也不能任其继续下去了。
三、竞争教育应向合格教育转变
要真正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变竞争教育为合格教育。合格教育的考试虽然也存在竞争，但对大多数受教育者来说，是一种知识基础的起码要求。也就是说只要达到这一知识程度，就可以接受更高学历的学习。事实证明有些中学时并不太拔尖的学生，在大学或在社会工作后干出了很突出的成绩。但若要摆脱竞争教育实现合格教育，最大的障碍是大学招生人数的制约。只要适当扩大招生人数，就会使竞争教育向合格教育靠拢。
我国每年同龄人口在中学段大约有1300～1700万人，而可以升入正式大学的不到100万人；热切希望上大学， 又可以达到普通中等教育要求的学生估计在500万左右。扩大招生量， 使合格的青年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首先会碰到两个问题，一是“教育经费不足”，二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按照传统的思想方法，以上两个问题几乎无解。但是只要我们解放思想，抓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借鉴世界发达国家教育成功的经验，这两大难题可以迎刃而解。
四、扩大办学规模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扩大招生、扩大办学、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没有那么多钱”，但实际上并非办学没有钱。目前我国银行的私人存款已达5万亿元， 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这些家庭存户最希望、最愿意向哪里投钱？据调查，第一是下一代的教育，其次才是购房、养老之类。然而，多年来的计划经济下，基本上是由政府承担教育经费，为了所谓公平竞争，还限制上大学的收费标准，这就使得许多家庭想用来投资子女教育的钱也花不出。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子女能升学，纷纷去挤一个很窄的独木桥，费尽心机，甚至失去理智，使严格成了摧残、学习成了痛苦；即使跳过“龙门”，许多大学毕业的子女也还心有余悸，憎书厌读。这样培养出的“人才”真正想献身科学技术的并不多，能创新的更少。如果5 万亿元存款中有20%用于高等教育的投资，就可以办起许多大学，大批合格的青少年就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父母的心愿了。
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规模，最实际的方法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是由教育部和各个政府部门重点投资搞好100～200所公立综合性大学，把现有1000余所大学的经费大多集中于这些大学。这些大学学生的学费可以控制在较低水平，以便真正实现拔尖，使家庭贫寒的人才也能够凭优异成绩入学。这样作也可以加大对这些学校的投资强度，提高办学质量和师资水平。二是，其他大学可以以学校现有的资产作为国家股，吸取民间资金自主地办学，教学经费主要靠学费收入。学费按市场经济规律，适当放开。录取分数和试题也以合格为标准，采取宽进严出的教育模式。如果每位学生每年交学费1万元，4000人规模的大学每年可获得4000 万元办学经费，按师生比1∶10设置，500名教职工（400教师+100 职工）每人每年平均按2.5万元工资计算，还可结余2500 万元作为固定资产积累和维持费用。当然有些好的专业，每生每年收2万元学费也是可能的，因为现在有些重点中学的自费生学费也已大大超过此数。当然，这种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大学管理体制如何建立、如何立法，还要进一步探讨。但笔者相信新的体制更能提高办学效益和质量，因为它不是“大锅饭”。一些大学已经搞起来的联合办学的成功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而发达国家的民营大学的辉煌历史和强大生命力则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教育质量的保证，当然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只要认真监督、加强制度建设，并不难解决。教育部门应当努力指导、扶植更多的社会办学单位凭自己的办学质量、特色和声誉在当地取得合格的资格。
五、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更多的高层次人才
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规模的另一思想障碍是担心毕业生的就业分配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从表面上看，这些年大学生分配似乎越来越“严峻”，事实上并非如此。正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了一种精英式教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知识分子待遇”、“知识分子地位”等宣传的简单化、片面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劳动者”与“知识分子”概念固定化、模式化，使得许多大学生不能，也不愿意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面向艰苦岗位，不愿与“劳动者”等同。我国现有人事制度也把工人与科技干部分别由劳资部门和干部部门严格区分，各种人事聘用、填表也只重学历、不重能力。这些都使得生产第一线和最缺乏大学生的岗位往往要不到人、留不住人，而一些国家机关、“热门单位”则是超员浮肿、人满为患。这些已严重影响了我国技术和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使“成人教育”也有畸形发展的趋势。许多人（可以说绝大部分人）学习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作好本职工作，当好高素质的“劳动者”，而是为了脱离现有岗位，或想走一条轻松晋升的终身捷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无论如何提倡专业技术教育，效果也不会大。
目前大学生的“不好分配”并非说明大学生已经过剩，实际上，除了个别专业属于结构性过剩外，一般来讲，我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还远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大学生即使是当工人、农民，也并不屈材，因为越来越多的工人面对的是计算机应用，农民要面对现代生物技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正在逐渐缩小，划分“劳动者”与“知识分子”的旧说法在21世纪的中国不应再继续。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可以说造成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真正原因是用人制度的滞后和思想观念的落后。我们的教育制度要有利于鼓励青年的学习热情、有利于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要培育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有觉悟、有知识的劳动者。为此，光靠增加课程，其效果是十分有限的。而改变就业观、改革人事用人制度才是关键。只有大学毕业生达到一定数量，才能在市场导向下，使具有较高知识层次的人才充实到生产第一线。我国科技难以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第一线劳动者的文化知识素质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同时，由于科技人员脱离生产领域，也限制了这些“精英”们才干的发挥。
现代的广大劳动者需不需要高层次的知识？回答是肯定的。美国大学生占同龄人的40%左右；英国18岁以上青年30%在大学就读，人数达119.4万人；德国大学的接受能力为97万人，在读人数190万；日本共有577所大学，其中私立大学425所，大学生占同龄人的一半。21世纪将被称为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的主要人才基础就是数量庞大的大学毕业生；当然还需要更高层次的人才。展望21世纪的产业，21世纪的工厂、农村，大学知识水平必定成为起码的普遍要求，完全没有理由担心大学生人才的浪费问题。
只要我们的高等教育不是为了培养一批“精神贵族”，以确保这一小部分人的优越和稳定，那么就不必担心大学生就业问题，相反，只有扩大办学规律，以市场导向为手段，才能有效地改变目前大学毕业生普遍存在的消极就业观。第一线各类高水平人才的告急，不仅是我国产业面临的现状，也是未来发展面临的深刻问题。
总之，我国目前的竞争教育严重影响了教育事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已不适应我国面向21世纪发展的要求。改竞争教育为合格教育是时代的要求，是亿万青少年成长的需要，实现这一重大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能否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地迈出可实施的改革步伐，是时代对我们的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