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制造业企业问卷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苏省论文,企业论文,问卷论文,制造业论文,中国制造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似乎已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但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能仅凭借于规模不断扩张的制造业生产能力，更为关键的是要依靠不断增强的自主创新能力。然而，现阶段我国多数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众多学者担忧这种情形有可能使我国产业结构“锁定”于高新技术产业低端化、传统产业低技术化的“双低”发展路径（low road）（陈佳贵，2005；刘志彪，2007），形成贫困式增长。全面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需要我们正确识别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和行为模式。更重要的是，这将为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与政策，促进我国制造业由规模扩张转向创新式扩张，提供有力的依据。
一、相关文献回顾
对企业创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一直是国外文献的焦点和难点。熊彼特开创性地探索了规模和垄断势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作用。大量文献试图对企业创新行为模式和关键影响因素描绘出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和政策含义的理论框架，早期的代表性研究，如Scherer（1965）等的技术机会因素激发假说，Schmookler（1966）与Utterback（1979）等的需求——市场规模拉动因素说等等。后继的实证研究深入到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市场势力、多元化程度、行业特征、产业周期、制度环境以及企业自身的现金流能力、发展能力和发展战略等视角，力图归纳出决定企业创新活动具有普遍意义的关键因素。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全面且精确地解释不同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行为的差异，Cohen和Klepper（1992）由此给出一种判断，认为企业创新行为和产业间创新强度分布并不取决于一种“可观测”的单因素或多因素的内在或外在作用，而有可能决定于“不易观测的与创新相关的、超越企业自身控制的技术能力”的随机过程（probabilistic process）。
如此，对企业创新行为模式和关键影响因素的寻找似乎陷入了一种“不可测、不可知”的困局。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因素虽然复杂，难以简单地以某个单独因素加以解释，而且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环境对之的影响也不可忽略，但是，在具体的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中，企业的创新行为模式和关键影响因素在某种程度、某些层面上是可观测的。例如，Yasuda和Takehiko（2005）以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发现了企业规模、年龄与成长型企业的创新行为之间存在确定的影响作用。这就为我们进行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依据。
在制度环境还不是很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因素和行为模式是否更易受到外部经济、制度宏观环境因素的特殊影响？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认识，对于理解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和行为模式，以及自主创新战略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
安同良等（2006）的研究表明，行业、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特征3个因素是影响中国企业（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其中，行业特征的差异是影响我国现发展阶段制造业企业的最主要因素；以员工人数为划分标准的大企业相对于小企业来看，会更多地进行持续性研发活动，倾向于建立独立的常规性、专业化研发部门，但是，某些行业的小企业也呈现出研发创新的行为优势。整体来看，小、中、大企业的研发强度趋势呈现明显的倾斜的V型结构；不管是行业特征、 企业规模还是所有制因素，都没有对研发投入在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之间的分配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与产品创新相关的研发支出比例稳定在64％左右；外资企业相对国内本土企业，有着更为活跃的研发活动和创新动力。朱恒鹏（2006）利用另一种样本从另一角度研究了相关问题，他利用我国10个省市800多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 考察了企业规模、市场力量、地区差异特征等因素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技工贸收入为划分标准的企业规模与研发投入强度之间呈现较为显著的倒U型关系，小规模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自主创新方式；市场力量的大小（是否具有较强的产品定价能力）显著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以低价格为主的竞争方式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地区差异因素显著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此外，Hu（2004）的研究发现了销售收入和政府创新支出对私人企业的研发有显著正面作用。吴延兵（2006）从探讨R&D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入手，间接发现了市场因素（如企业规模、市场集中、进入壁垒和产品差异性）和产权结构因素对我国企业研发活动存在重要的影响。
以上为数不多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背景下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因素和行为模式。与以上文献研究视角所不同的是，本文着重从企业规模、集聚效应、出口3个视角来探讨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 及其这些因素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和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首先，企业规模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在众多文献中是一个长期倍受争执的话题，在中国转型背景下企业规模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可能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有必要更为全面地从实证层面来研究二者在中国背景下的内在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其次，产业集聚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兴起的基本发生形式和载体，那么现发展阶段产业集群所带来的集聚效应到底有没有促进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也是一个急需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解答的问题。再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FDI流入国和全球制造业代工外包基地， 以代工形式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大规模出口导向战略虽然提升了中国规模扩张型的中低端制造能力，但这会给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造成什么影响，也是我们当前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们的问卷调查为我们从这3 个视角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重大影响作用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会。在有效控制了人力资本、企业家背景、品牌以及行业与地区相关因素，本文发现，企业规模与创新投入强度之间呈现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而且存在“门槛效应”。集聚效应在现阶段对企业的创新活动非但没有产生促进作用，相反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出口因素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形成了复杂影响效应，表现在创新活动随着出口比例而发生非线性变化，呈现出“俘获”效应。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企业产品更新与升级换代进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和行为模式，验证了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行为特征差异与特有的人力资本竞争机制，以及它们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内在作用机理。
二、数据来源、变量设计及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与统计性分析
江苏省发改委于2005年6月至12 月进行了江苏省制造业自主技术与产业升级的调查活动，发放问卷调查表近500份，其中本土企业（非国有、非外资）400份，收回390份，最终确定的有效问卷342份。苏南地区企业151家，苏中地区39家，苏北地区50家，广泛涉及16个制造业行业。样本企业的平均规模为3756万元（以2005年固定资产额为计），最小企业仅为120万元，最大为216亿元。
（二）变量说明与模型构建
1.因变量
对企业创新活动度量指标的选择一直是相关研究的难点。一般看来，有投入和产出两类指标，投入指标如研发支出和研发人员数，产出指标如企业专利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在我们调查数据中，反映企业创新活动的可得数据是2003、2004、2005年企业在研发和技术更新两个方面的投入金额。我们使用（企业研发＋技术更新投入）／企业销售额来作为衡量企业技术创新强度的指标， 相比单纯使用研发投入作为企业创新强度度量指标的做法，更能体现企业完整的技术创新活动（Kamien and Schwartz,1975）①。考虑到创新投入可能产生的滞后效应，我们采用当期、滞后一期与滞后二期的企业创新研发强度指标，来进行综合对比研究。
2.解释变量
首先，我们关注企业规模与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现实背景下，企业规模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呈现何种机制，还缺乏相关全面性经验实证。从研究方法来看，可用于度量企业规模的指标包括销售收入、总资产或者员工人数3种规模指标，这3种指标各有利弊（Scherer,1965）②。本文同时使用这3种规模指标及其平方项，试图对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因素与创新强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全面考察。此外，我们还构建了企业相对于国外与国内平均规模的两个虚拟变量，借之考察企业创新活动中可能存在的规模“门槛效应”。
其次，新经济地理学（krugman and venables,1995）强调集聚效应对某种技术创新地区性的扩散效应和外溢性，因此，从集群（cluster）或集聚（agglomeration）视角探讨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动力的关键影响因素，可能不仅仅是贴近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思路，也是从更广阔角度来深入探究各种综合因素对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激励或抑制因素的途径。集聚效应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一方面，集聚有利于创新信息在集群内的溢出和扩散及创新网络的形成（池仁勇，2006），从而能够激励集群内企业更多地实施创新活动，另一方面，集群内创新信息的低成本溢出，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失的环境中，可能会激励企业更多采用复制和模仿战略，从而抑制集群内企业的创新活动。到底是哪种效应影响了现阶段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我们设置了是否属于某个集群的虚拟变量，籍此考察集群或集聚效应对我国现发展阶段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再次，出口因素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可能也很重要。相对于国内消费市场来说，近年来我国出口产品面临发达国家更多的质量、技术与安全壁垒标准要求。为了满足和适应国外市场不断迅速提高的苛刻要求，产品出口比例越大的企业可能创新强度越大；但是，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在于低技术含量、低生产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更高的出口比例可能会迫使企业“锁定”于依赖低成本、低价格的生产模式，进而削弱企业的自主创新强度。究竟哪种效应影响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强度，我们设置了企业出口产品所占比例的变量来作为考察依据。考虑到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非线性关系，我们设置了该变量的平方项作为考察变量。
3.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人员的开发能力是影响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吸收后二次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我们设置了企业中中级技工与高级技工所占企业员工的比例以及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中本科级以上学历所占比例两个变量，来作为人力资本因素的控制变量；企业创新活动是与企业决策层的战略导向密不可分的，作为企业最高决策层的学习和工作背景有可能会影响到其对企业发展战略的认识和创新决策的把握。特别对于有过国外工作或学习背景的企业决策者来说，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创新战略导向的企业发展战略。我们构建了总经理（董事长）是否有过国外工作或留学经历的虚拟变量作为企业家背景的控制变量；品牌的形成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正面影响作用也是得到普遍认同的，对此，我们设置了企业产品是否形成品牌的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此外，行业差异是影响企业创新活动和创新强度的重要因素。从我们的样本来看，16个行业由于数据分配严重不均，因此作全行业的分解控制效果可能不好。但是，观察到我们样本中纺织业、塑料制品业与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分别占总样本的14.25％、12.01％与33.9％，据此，我们构建与这3个行业相关的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与已有文献不同，我们深入到一个省内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域，来控制地区差异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由此，以苏北地区作为参照变量，我们构建了苏南、苏中地区两个虚拟变量③。借之观测一个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的区域对制造业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表1 给出了上述各变量的含义。
表1 变量定义及其描述
注：问卷中有少部分企业只有2005年1～6月的销售额，考虑销售额在较稳定宏观环境中变化率（既可是增长率也可是减少率）的稳定性和对季节波动性因素的消除，我们利用2003、2004销售额采用下列方法来估算2005年的销售额，估算方法为：2005年销售额＝｛［（2004年销售额－2003年销售额）÷2003年销售额＋1］×2004年销售额＋2005年1～6月销售额×2｝÷2。
综合我们以上分析，我们构建了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其中，ε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内生性问题与滞后期的确定
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横截面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首先必须注意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问题。通过观察解释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发现除规模变量之外，其他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一般都在0.2以内，因此我们将各种规模因素依次纳入到模型中进行多次逐步回归，避免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减少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估计结果稳健性影响，我们采用White（1980）所推导出的异方差一致协方差矩阵，对模型回归结果的标准误差和t统计值进行了修正，这可使得OLS方法的结果更为稳健可靠，又可相当程度上消除模型的异方差问题。
我们利用逐步回归法，通过对模型多次组合、筛选后发现，在以不同年份的企业创新强度指标作为因变量的所有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以2005年企业创新强度作为因变量所有模型的拟合优度，要普遍优于以2004年和2003年的企业创新强度作为因变量的所有模型回归结果，换而言之，我们所设置的因变量并不存在创新投入的滞后效应。对此的可能解释是：现阶段，我国多数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行为是依赖于模仿性的拿来主义，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活动多集中于可短期收回与产品短期竞争力的项目，这可能是造成企业创新投入的滞后效应不明显的内在原因之一。鉴于此，本文选择2005年的企业创新强度指标作为因变量（限于篇幅，2004年及2003年的模型回归结果未给出报告），我们得到如表2中模型（1）～（5）的计量结果。
表2 我国企业创新活动影响因素的OLS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表示经过调整的t统计值。
（二）回归结果分析
综上分析，在有效控制了人力资本、企业家背景、品牌与行业、地区差异等因素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下，我们以下着力讨论企业规模、集聚效应、出口比例因素对以江苏省为调查样本的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强度的影响。具体来看：
企业规模对创新强度的影响。模型（1）到模型（5）我们依次考察了各种企业规模指标对于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发现以销售收入作为企业规模测量指标，是最能体现企业规模因素对其创新强度的影响因素。模型（2）表明，企业销售收入规模与创新强度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相关关系，并且，模型（1）表明，企业固定资产规模也与创新强度之间呈现出较为显著（10％水平）的倒U关系，但是，以企业员工数的规模指标与创新强度之间却不能反映出统计含义上的显著相关性（见模型（3））。与国内已有的研究文献对比，我们的结论与朱恒鹏（2006）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即企业销售收入规模与创新强度存在显著的倒U型，然而却与安同良等（2006）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以企业员工数作为划分标准的规模指标与研发强度之间呈现“大开口向上且底形尖端的明确的倾斜的V型”。从我们的回归结果来看，虽然我们以企业员工数为测度指标的规模变量与创新强度之间不能显示出统计含义上的显著性结果，但大致也呈现出倒U型，与安文的结果截然相反。对此的分析和解释是，我们的研究样本主要集中于纺织业，塑料制品业，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及金属制品业等技术成熟型的资本、劳动密集型行业（这4个行业的企业约占我们总样本企业的65.99％），相比之下，安文的样本比较分散，而且广泛分布于高技术行业，因此可能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
从我们设置的两个规模虚拟变量回归结果来看（结果见模型（4）与（5）），无论是在国外处于平均生产规模以上，还是在国内处于平均生产规模以上企业的创新强度，都显著高于处于平均生产规模及以下企业的创新强度，我们称此现象为企业创新的规模“门槛效应”。事实上，对于处于平均生产规模及以下的我国制造业企业，特别是技术成熟型制造业企业来说，普遍依赖于技术获取的拿来主义及技术发展的复制性模仿战略，追求产品的短期竞争力和成本降低型的竞争优势。企业间普遍盛行的模仿复制行为造成企业规模偏小，无法积累足够的融资能力、管理组织能力、市场开拓能力、研发能力等关键与辅助能力，因此只有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门槛”，积累了一定实力后才可能摆脱这种选择复制模仿的策略动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当企业达到相当规模后，企业面临着内部组织复杂化、规模化所带来的创新行为“惰性”和外部竞争压力所要求的创新灵活化与商业化行动优势之间两难抉择，企业内部的规模化一方面降低了对引导产品开发的外界技术和市场因素的敏感和反应能力，另一方面多层级官僚型内部组织结构的僵化也阻碍了跨部门的合作和技术融合，此时规模会成为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因素。这就体现在企业创新行为和企业规模之间的倒U型关系。我们利用模型（2）测算出这个规模拐点约在227亿元，事实上我们样本中的绝大多数企业远未达到这个规模，因此如何在现阶段发展具有适度市场垄断能力的大规模企业以及促进企业质量型的规模扩张可能是培育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
出口因素对创新强度的影响。出口因素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具有复杂性，一方面，应对国外消费者不断提高的质量、安全、环保等标准要求，会迫使出口代工企业提高自身的创新强度已达到国外消费者对产品的各种高要求，另一方面，我国出口的产品多数是具有低成本优势的技术成熟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企业被国际大购买商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所“俘获”的情形下，这有可能迫使我国的出口企业锁定在生产成本降低型的生产模式和技术路径，进而抑制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④。我们的回归结果表明，显然是出口因素对企业创新强度产生了正向的激励作用，这可能就是我们所归纳的国外消费市场更为苛刻的质量、安全、环保等进口要求因素所导致。但是，从我们对产品出口比例平方项的回归结果来看，这种影响效应并不是呈现出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倒U 型的非线性关系。当企业的出口比例达到一定“阀值”时，出口因素会对企业的创新强度产生抑制作用，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解析的出口因素对企业技术路径和技术发展能力的“俘获与锁定”效应作用所致。
集聚形态和分工程度对创新强度的影响。企业或产业的集聚现象是被广泛认为有利于技术创新扩散和溢出的有机载体（Freeman and Rothwell,1991;Christian DeBnesson,1999）⑤。正是创新信息能够在集群内低交易成本的溢出所形成的技术创新追赶、模仿、学习和启发等激励效应，创新产品市场化的不确定风险在集群内的有效分散，集群内创新的分工协作和创新网络的形成以及各种创新科研机构、公共设施共同使用中的范围经济，使得集聚被认为是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机载体。但是，我们的回归结果却不能显示出这种集聚效应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机制。我们回归结果表明，集聚变量系数为负。这说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产业集聚非但没有促进企业创新强度，相反，对企业的创新活动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对之的解释是，我国现阶段的多数产业集聚只是处于一种低级层次上的“扎堆”阶段，处于产业集群发展的低端路径（lowroad）（王辑慈，2004；陈佳贵、王钦，2005），集群竞争优势主要集中于低生产成本要素、成本降低型的技术创新、外部规模递增等低级竞争要素的支撑，而作为产业集群核心竞争优势的专业化分工、创新网络、品牌声誉和网络协作等高端竞争优势并未得到体现，这就使得集群或集聚在现发展阶段未能成为激发我国企业创新动力的良性载体。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执行机制的普遍缺位，我国产业集群中产生了微观企业创新动力和宏观外溢效应的普遍两难冲突，这是影响我国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微观企业能够进行创新投入的首要动机是创新投入的可预期补偿或收回。在创新的跨期预期收益大于投入的累积形态下，企业才存在创新的持续动力机制。然而，大量研究所指明的是产业集群的集群优势源自地理区位集聚所内生的市场、生产、技术、人才的迅速可外溢性和低模仿壁垒，嵌入于集群社会关系网络和产业网络内的单个企业创新信息很快就会在集群内传播，技术诀窍迅速就会被其他企业低成本地获知，单个企业的创新效益很快也就在集群内均匀分散。虽然存在集群创新收益大于单个企业创新收益的社会福利增进情形，但是，单个企业的创新投入极有可能就会小于其创新收益，因此，对单个微观企业来说其最理性行为就是不首先进行创新行为，而是采取跟随或模仿战略。综合来看，这些因素严重抑制了我国产业集群企业的创新动力，因此，集聚效应非但不能成为有效激励企业创新的载体，反而成为阻碍企业自主创新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控制变量的人力资本、品牌、企业家背景、行业与地区差异因素，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对企业创新强度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其中，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因素对创新强度的影响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对于企业的创新活动来说，行业的差异意味着技术特征和市场竞争模式上的差异，从而在不同产业间对劳动力、资本、技术与知识等要素禀赋的依赖程度不同，而且随着产业演化的时空动态差异，使得企业创新行为呈现内生化的行业差异。从我们的计量结果来看，不同行业的企业创新强度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纺织业来说，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创新强度呈现显著性的高趋势，但是拿塑料制品业和纺织业来对比，却不能发现二者之间有任何显著差异，这显然是与这3个行业自身的技术要求和技术特征紧密相关。
表2中的所有模型均以苏北为参照基准，纳入苏南、 苏中两个地区的虚拟变量作为考查江苏省制造业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内部地区差异。拟合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得到控制的情形下，苏中地区的企业和苏北地区的企业在创新投入强度上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苏南地区的企业和苏北地区的企业在创新投入强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很显然，从各个模型的计量结果来看，苏南企业的创新强度平均要比苏北企业高出3％。从我们的样本来看，苏南企业的平均规模达到4405万元（以固定资产额计算），而苏中、苏北地区企业的平均规模为3419万元和3257万元，苏南企业的平均规模要高出苏中、苏北地区企业近1000万元。从处于国外同行业企业平均生产规模以上的企业比例来看，苏南地区的企业比例为36％，苏中为28.4％，苏北为26.9％；从处于国内同行业企业平均生产规模以上的企业比例来看，苏南地区的企业比例为63.4％，苏中地区为50.1％，苏北地区为41.9％。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看，苏南地区的企业平均规模和大企业数量均超过苏中、苏北地区，这就是为什么苏南企业的创新强度要显著高于苏中、苏北地区企业的内在因素。造成这种地区性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既是与江苏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和深厚的经济发展能力历史积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苏南作为与中国经济中心之一——上海接近的区位优势相关，苏南地区大量聚集了高科技的跨国公司，形成的产业链辐射和技术溢出机制有助于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模仿、学习和企业成长。
（三）稳健性分析
Cohen,Levin和Mowery（1987）的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差异中约50％是由来自于产业自身技术特征差异形成的行业固定效应所造成的。Scott（1984）的研究表明，企业创新投入强度中的差异大约16％可由产业自身技术或周期特征所解释。考虑到这种情形，深入到具体行业内部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就成为检验我们研究结果稳健性的有效方法。表2中模型（6）与模型（7）是我们利用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单个行业样本的回归结果（限于篇幅，我们只给出主要两组结果），对照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全行业总体样本，还是特定行业样本各变量的系数符号、显著性基本保持一致。这就说明除了产业自身的技术等特征是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的重要因素外，模型中我们所设定的集中重要因素对之的影响也呈现出稳定效应，这相当程度上说明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可靠的。
考虑到样本可能存在的非随机性和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我们还利用各去掉5％比例企业规模最高和企业规模最低的样本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与总样本各变量的各种特征保持一致；此外，我们还对苏南、苏中、苏北3个地区的样本各自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也与总体样本各变量的回归特征基本保持稳健性一致（限于篇幅未给出回归结果报告）。
四、相关的进一步分析
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组问题：“产品创新或升级模式过程中，贵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是怎样提高？”；“贵企业借助于什么力量或资源实现产品创新或升级换代？”；“贵企业产品创新或升级换代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利用这些信息，综合调查数据所提供的其他信息，本节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现发展阶段，什么层面的何种因素是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和产品升级能力的关键敏感性因素？其中的内在影响机理又是什么？更具体的讲，分析哪些内外因素、通过什么途径促进或是阻碍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及产品升级能力。通过对影响企业产品创新和升级进程中关键影响因子的确认和分析，可进一步理解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行为模式和相应政策措施的着力点。
（一）促进企业产品创新和升级进程中关键影响因素的确认和分析
如表3所报告，总体来看， 现阶段我国制造业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开发能力的获取主要是依次通过以下4种途径：（1）增加技术更新改造投资；（2）引进关键技术人员；（3）增加研发经费；（4）开展劳动技术培训。其中，通过增加技术更新改造投资和引进关键技术人员两种途径的企业比重高达88.3％和63.16％， 而选择增加研发经费途径位于其后，比重为57.89％，远低于选择增加技术更新改造投资途径的比重30.41个百分点，也低于选择引进关键技术人员途径的比重5.27个百分点。这就充分说明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和升级能力的获取并不是主要通过企业的自主研发投入来实现的，而是依赖于购买新的生产设备和引进或者通过挖别的企业关键技术人员手段来实现。而且，我们发现，作为合资并不是我国制造业企业获取产品开发和产品更新升级能力的主要手段，一味强调FDI 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直接溢出和学习作用可能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重要。深入到不同规模的企业来看，我们有如下发现：（1）相对中、大规模企业，小规模更加依赖于通过引进关键技术人员手段来获取产品开发能力；（2）中、 大规模企业相比小规模企业更多地选择通过自主研发来获取产品开发和产品更新升级能力；（3）与中、 小规模企业相比，大规模企业更加重视通过购买技术来加强自身的产品开发能力。
表3 产品更新升级模式过程中，贵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是怎样提高
注：*所示是按企业固定资产总额作为划分标准。固定资产额在10亿元及以上为大规模企业；固定资产额在4000万～10亿元之间为中规模企业；固定资产额在4000万元以下为小规模企业。以下表同。
那么，我国制造业企业又是凭借什么资源或者说通过什么手段来实现产品更新和升级，表4给出了统计描述结果。总体上来看，现阶段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品更新和升级所凭借的资源和手段主要有两种：（1）自己的技术力量；（2）从别的公司引进关键技术人员。选择前者的企业比重高达91.52％，选择后者的企业比重为54.39％，而选择与国内外科研院所合作、与别的企业共同攻关、购买国内外专利的比重均未超过30％。在这其中，选择购买国内专利的企业仅有13.72％，这种现象既会严重抑制我国国内科研院所等专业机构的研发活动激励机制和发展空间，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科研院所部门的研究成果与企业的实际需求不相匹配，难以转化为企业实际生产力。相比而言，而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通过购买国内专利实现技术更新和产品创新升级已日益成为企业创新和技术能力获取的最主要手段之一（Griliches,1984）。Harryson（2004）对日本技术与创新体系的研究发现，从寻求技术诀窍（know-how）转变为寻求技术创新的合作（know-who），这是日本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领先的最核心方式。单纯依赖企业自身的技术力量或者通过挖别的公司关键技术人员途径来获取产品开发能力，这充分说明我国现发展阶段的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还处于一种低层次、非合作、低效率的创新活动行为模式和模仿复制式的拿来主义战略理念。深入到不同规模的企业视角来看，我们也有如下直观发现：（1）小规模企业通过从别的公司引进关键技术人员手段来获取产品更新或升级换代能力，要显著高于中大规模企业，前者为74.8％，后者分别为51.24％与19.3％；（2）在通过与国内外科研及院所合作获取产品更新或升级能力的渠道中，大规模企业的比重要远远高于小规模企业；（3）相比小规模企业， 大规模企业更注重与别的企业共同攻关来获取产品更新或升级换代能力，作为小企业的创新网络合作优势和研发的行为优势看来并未在我国制造业中广为发挥；（4）虽然我国制造业企业通过购买国内外专利来获取技术创新能力的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但从不同规模企业的具体行为来看，大规模企业中通过购买国外专利获取产品更新升级能力的企业比重高达63.16％，远高于小规模企业的7.32％及中规模企业的21.6％；但大规模企业通过购买国内专利获取产品更新升级能力的只有42.1％，中、小规模企业就更少了，分别只有13％和1.6％， 这就不难理解出于需求限制对我国国内的科研及院所部门发展壮大的内在阻碍作用。
表4 贵企业借助于什么力量或资源实现产品更新或升级换代
（二）阻碍企业产品创新和升级进程中关键影响因素的确认和分析
我们还进一步整理了调查问卷中关于企业产品更新和升级进程中的主要阻碍因素（结果见表5），总体层面上突出的影响因子有：缺乏关键技术人员和缺乏资金投入，选择前者的比重为61.23％，后者的比重为56.67％，其他因素的比重皆处于或低于30％。我们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表明，研发人才和各种高级技术人才的缺乏已成为阻碍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研发的首要因素，其次，资金的缺乏也成为阻碍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研发的关键因素。这说明，一方面由于我国多数企业的技术模仿和拿来主义所形成的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策略，无法为企业积累“熊彼特式”的创新垄断利润，造成企业自主创新自有资金来源的“造血”功能不足；另一方面为技术创新和技术交易融资配套的资本市场缺位。资本市场更重要的作用不是为已经成长起来的大公司提供资金，其重要的功能是为种子公司，也就是为新萌芽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这种“创新技术＋社会资本”的组合方式是迅速孵化产品与市场的最主要途径，也是美国这些发达国家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如何有效地培育与企业需求相匹配的关键技术人才和以证券市场、风险基金等协调发展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已成为促进和支持我国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之一。同样，深入不同规模的企业来看，基本发现是：（1）中、 小规模企业中关键技术人才和资金的缺乏对企业产品更新换代的阻碍作用要显著大于大规模企业；（2）小规模企业相比大规模企业来看，更缺乏共同攻关合作伙伴和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的机会和实力；（3）政府政策对企业的产品更新或升级换代的作用有限， 无论是对大规模企业，还是对中小规模企业，我们调查的结果表明政府政策的到位与否并不是影响企业产品更新升级换代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这就说明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更大程度上还是出自于企业自身的主体理性行为。
从前面对影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和产品升级因素的综合分析来看，诸多重要敏感变量都指向关键技术人员因素的相关作用。关键技术人员这个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理解我国现阶段企业创新活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我国现实环境中广泛存在这种现象：一家企业通过大量研发投入开发出一种新产品，或者通过设备引进消化吸收生产一种新产品后，在获取先入利润和较为明朗的产业市场前景条件下，大量后发企业或跟随企业迅速“一哄而上”，模仿性引进设备甚至是更先进的设备，特别是通过挖现成企业的关键技术人员，进而进行低成本的市场竞争。这就形成了我国特有的技术溢出与技术扩散模式。这种模仿——低成本竞争模式得以实现的关键之一，就在于企业关键技术人力资本的流动和生产设备的动态引进的结合。
表5 贵企业产品更新或升级换代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技术人才在企业间的相互流动是我国创新技术的学习和扩散、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新企业衍生的主要模式之一。当企业发展到以技术创新作为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主要阶段时，其负面作用也就凸现出来。在缺乏知识隔离机制条件下（这里的知识隔离机制既可能是来自于企业创新知识的缄默性、规模性或异质性所造成的不可模仿性或高成本壁垒，也可能是来自于政府管制和法律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由于技术门槛较低，有资金者都可以进入，容易形成过度进入与成本降低型恶性竞争状态。再加上政府对新型服务业和制造业中新兴行业的进入管制，大量“标准企业”被压到较为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服务业上。低成本的过度竞争状态直接导致了企业规模过小，无法积累足够的“熊彼特式”垄断利润，因此也就无法打造企业的持续技术创新能力。低成本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和要素动用，但要素使用更大程度上体现在资源扭曲消耗倾向，土地、劳动力、资源、环保和税收方面等一系列要素的扭曲性低价格上。经常是某个新产品乃至某个新行业“一哄而起”，产能极度放大形成过剩，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式的低成本竞争。企业因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为求生存，多数企业只有依赖于成本降低型规模扩张有限能力的获取，依靠打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获取发展能力的内在动力就在这种人力资本流动—模仿—低成本竞争战略的传导机制中被抑制。尤其在我国多数产业集群内，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普遍和突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前文实证研究中，集聚虚拟变量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负相关的一个内在原因。
五、主要结论
在大样本调查问卷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实证研究了企业规模、出口、集聚效应等因素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在产品开发和更新进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和行为模式。主要结论是：
1.以销售收入为指标的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性关系，以固定资产为指标的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强度建业呈现较明显的倒U性关系； 而以员工数为指标的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不呈现出显著相关性。这就表明以固定资产和销售收入为核心的企业规模扩张是促进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和创新活动开展的重要因素，虽然这种促进作用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衰减。现实来看，在以技术成熟型传统行业为主的我国制造业中，普遍存在自主技术创新的规模“门槛效应”，只有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门槛”，积累了一定竞争实力后才可能摆脱选择复制模仿性的拿来主义策略动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2.与一般认识所不同的是，我们实证结果表明，集聚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虽然集聚被广泛认为是有利于创新的有机载体，但在我国多数产业集群中集聚效应却成为抑制和阻碍企业创新的内在因素。这既与我国多数产业集群还处于“扎堆”式的低级状态，并未形成创新网络的高级形态有关，也与我国产业集群内以人力资本流动为主的技术溢出模式对企业创新行为的负反馈作用有关。
3.本文一个重要发现是，出口因素对我国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发达国家更多、更为苛刻的出口质量、技术与安全壁垒标准要求对我国企业创新强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在于低技术含量、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更高的出口比例可能会迫使企业“被俘获锁定”于依赖低成本、低价格的生产模式，从而削弱企业的自主创新强度。
4.正如我们所料，行业差异与地区差异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在那些以产品创新竞争为主的高技术机会行业中，企业更倾向于实施自主创新；而那些发展已成熟的传统行业中，企业倾向于技术引进或模仿的低成本竞争模式。在经济发展积淀较深、开放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相对经济刚起飞地区的企业，有着更强的自主创新动机和技术发展能力，即使在一个地区内部经济发展不同的区域，这种地区差异表现得依然明显。
最后，通过统计性分析，我们进一步探讨了企业产品更新与升级换代进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和行为模式，验证了我国不同规模企业的不同创新行为特征差异以及特有的人力资本流动—模仿—低成本竞争战略传导机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内在作用机理。
注释：
① 各种测量指标的界定方法与优劣比较可参见M.I.Kamien and N.C.Schwatz,1975,“Market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A Surve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13(1),pp.1～37。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安同良等人（2006）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② Scherer（1965）详细地分析了这3种企业规模指标的优劣，指出，在不同的企业类型和企业发展周期，这3 种企业规模指标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度量结果的准确程度不同，因此，同时使用这3种规模指标来作为度量工具，应该是一种更为全面、稳健的方法。
③ 从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来看，显著存在苏南（包括无锡、苏州、常州、南京、镇江）、苏中（包括扬州、泰州、南通）和苏北（包括徐州、淮安、宿迁、盐城、连云港）的区域划分。
④ 俘获型的全球价值链关系是指在GVC条件下，发达国家的大购买商与跨国企业作为价值链中的主导者，设计各种包括技术、质量、标准、交货库存及价格等参数（parameters）来作为控制发展中国家以外包或代工者身份参与其价值链体系的本土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价值链攀升进程，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在完成了低端化的成本降低型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后，继续进行功能升级或链的升级等自主创新能力获取的进程中，试图建立自己的核心自主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销售终端时，这就对国际大购买商或跨国公司的买方垄断势力和既得利益形成挑战。发达国家的大买家和跨公司就会利用各种手段来阻碍和控制发展中国家代工生产体系的升级进程，从而迫使发展中国家的代工生产体系“锁定”于生产成本降低型的生产模式和技术路径，进而抑制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对此问题的详细研究可参见刘志彪、张杰：《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GVC与NVC的比较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5期。
⑤ 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集聚效应是激励企业创新活动的有机载体，具体可参见Freeman和Rothwell（1991）与Christian DeBnesson（1999）等人的研究，但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集聚效应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可能呈现复杂影响效应。因为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约束条件下，在集群发展初期，模仿行为与以人力资本介质和产品反向工程介质为主的技术溢出和技术扩散渠道，能够有效促进集群新企业的衍生和整体技术能力的进步，进而确立集群由分工深化和迂回程度增加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型规模报酬递增竞争优势，此时，适度的弱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能有利于集群整体发展；当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由依赖于集聚效应中规模报酬递增竞争优势，转变为依赖于自主创新的协同效应和合作效应竞争优势时，模仿行为与以人力资本介质和产品反向工程介质为主的技术溢出和技术扩散渠道的负面作用就凸现出来。因此，在具有自我实施机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良好运行的集群中，集聚效应才可能激发企业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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