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契机与困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契机论文,困境论文,危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降低外部不利因素对农民工流迁就业的冲击，现有研究认为鼓励民工返乡创业可以在解决创业者自身就业、收入增长需求的同时，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并实现农村劳动力的稳定就业，中央及各地政府也推出诸多鼓励返乡民工创业的政策。但在借鉴以往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应看到各时期已创业者与待创业者所处环境及自身创业能力、意识等方面的差异，从而规避盲目性或随机应对式创业行为，减少各种非市场因素阻碍下返乡民工“高创业率、高失败率”所引致的震荡。
一、农民工流迁就业中的创业行为分析
现有研究表明，在城市就业农民工绝对收入有所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却有扩大趋势，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使得农民工城市就业岗位狭窄，难以实现身份地位的上升，社会及政策因素的不利影响使得农民工对未来预期收入的提高不抱乐观态度[1]。当农民工城市就业过程中的预期收入与成本差距缩小时，返乡将是一个可行选择。
随着返乡创业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学者对这一现象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在1997-2001年期间，宏观经济结构调整、亚洲金融危机出现及乡镇企业发展进入低谷的形势下，伴随农民工城市就业潮流出现“逆潮回流”现象，学者开始关注并深入研究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因、意义，但存在一定争议[2]。在2004年左右“民工荒”与民工城市就业障碍并存背景下，返乡创业民工增加，引起学者的进一步重视，一般认为返乡创业是农民工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为获取高收入而返乡谋求新的就业生活路径现象[3]。至于2008年下半年“返乡潮”的出现，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城市就业环境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发生的，较多农民工以返乡作为应对危机的临时措施，较多学者主张采取措施鼓励返乡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4]，国家和各地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返乡民工结合县域经济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自主创业促就业。此外，经历了在外务工阶段的锻炼，相当部分民工已具备了相关技能、开阔的视野等创业者所应有的基本素质。应看到，推出有力政策吸引这部分民工留在本地进行创业，有利于在发展本地经济、解决创业者自身就业问题的同时有效解决本地闲置劳动力，增加农民工主要输出地对本地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这将降低对单向外出务工的依赖性，形成农民工主要输出地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就业解决之间的合理循环[5]，增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中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有效构建稳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流迁体系。
尽管返乡民工创业的积极意义已为各地政府所重视并制定实施相关扶持政策，目前创业的政策与市场环境也有了较大改观，但应看到创业氛围、创业人才培养[6]及相关政策的适应与否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且呈现出新的特点，为分析当前返乡民工创业现状及存在的困境，笔者对武汉市郊区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将此次调查结果与已有研究结合起来展开深入研究。
二、当前农民工返乡成因、就业现状及创业契机
（一）农民工返乡成因及就业现状
目前，农民工城市就业中存在较多困境，如城市劳动力分割市场的存在、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与产业结构升级对高素质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等，这使得可供农民工选择的就业空间相对狭窄[7]。本次对武汉市城郊返乡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返乡前在建筑装饰、矿山采掘、电子电器、服装加工及住宿餐饮等行业就业者占比分别为30.6%，4.5%，13.1%，15.5%和11.0%，这表明返乡民工大多集中在建筑施工、制衣制鞋、矿山采掘等劳动密集型或出口型行业就业。不仅如此，大多数农民工在务工单位处于底层就业岗位，农民工在垄断和竞争行业担任管理及技术人员的比重分别约为5.18%和10%[8]，这导致外部经济波动背景下的民工城市就业变得极不稳定。课题组对湖北省返乡民工的调查数据表明，受金融危机影响而被动返乡者占67.9%，间接受危机影响而返乡者占15.7%，这表明返乡民工在城市就业过程中对外部不利影响的抵抗能力较为脆弱。
尽管政府采取的诸多政策有助于就业岗位的增加，但已失去原有工作岗位的农民工，在转换工作岗位过程中可能面临岗位需求信息缺失、人员与岗位不匹配等困难，从本次调查可以看出，被动返乡者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低及技能缺乏问题（见表1），即使经济运行和缓并呈现良性发展趋势，这部分民工也将出现返城求职困难、获取新岗位后仍处于底层等困境，这些都要求农民工寻求新的就业渠道。
对武汉市返乡民工的调查表明，受金融危机影响而返乡的民工中，已进行创业者占7.3%，返回城市务工者占53.9%，处于其他就业状况的返乡民工占1.2%，现留在家乡者占37.1%，其中部分暂留家乡准备在适当情况下创业的返乡民工占5.7%。
（二）当前形势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所独有的契机
受政策导向及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所处环境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相关扶持政策的推出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中央及各地政府推出相关政策鼓励以创业促就业，如中央政府从2008年9月《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到2009年2月《关于做好春节后农民工就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推出，连续五份政策文件为各地制定并实施适合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相关政策、法规提供了有力的指引。而各地方政府已实施或正在制定并实施的相关鼓励创业政策也将发挥较大作用，如安徽省固镇已实施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十大优惠政策》，在税收减免、市场准入等方面为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契机[9]，河南省政府为解决返乡民工就业问题而推出《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鼓励民工以创业促就业，安徽阜南通过提供税费减免、创业融资扶持等支持返乡民工创业[10]。其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受经济波动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沿海发达地区外向型经济受到较大冲击，而其他大中城市的消费拉动效应缓慢，在此情况下，政府制定家电下乡等政策以撬动农村市场，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在拉动农村经济方面开始发挥作用，农村市场前景可望发生良性变化，这为返乡民工立足乡村市场进行创业提供了良好契机。而外部因素的冲击也导致微利型劳动密集产业生存发展能力下降，产业调整与升级的“粘性”效应将趋于弱化，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或转移投资生产区域也将为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有利的外部市场条件。
三、新形势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内外困境分析
虽然返乡民工并不缺乏创业意识[11]，政府也认识到鼓励返乡民工开展创业活动的重要性并采取措施予以支持，但阻碍返乡民工顺利创业的内外因素仍大量存在。
（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外部障碍
通过对多次民工返乡创业历程的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外部障碍主要表现为：政策的适应性不强、创业信息不畅、资本流动不畅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动力不足等。
1.部分地区推出的政策表现出一定的“应付性”、适应性差等特点
首先，各地政府政策大多是直接将针对“海归”、外来投资者的政策“复制、粘贴”，且政策的推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操作性不强。如河南固始县规定农民工返乡创业在用电、用地、信贷、税收等方面与外来投资者享受相同优惠政策[12]，江苏省在政策中提出要结合农业产业化发展进行创业，但如何操作，配套政策有哪些基本没有提及。此外，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服务能力方面仍有待提高，安徽固镇县的相关调查表明了这一点。当返乡创业的阻力因素大于促进因素，将创业成本获益与外出务工成本收益进行对比之后，相当部分民工在经济形势趋好状态下仍将选择外出务工，这将导致返乡创业政策流于形式。其次，现有创业扶持政策多集中于调动返乡民工创业激情、营造创业环境方面，在培养适应性创业技能方面的关注较少，对培训的投入与现实需求不符，培训机构与创业、务工实践之间的脱节现状明显。本次调查发现多数返乡创业民工在税费征收、专业技能、产品营销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技能亟待提高，返乡创业民工由于培训费高、培训内容不实用及培训人员不专业等对参与相关培训的积极性不足。
2.前期阻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仍然存在
首先，金融机构逐利冲动、农村金融市场尚未有效建立以及返乡民工创办企业预期前景不确定导致民工返乡创业的外部融资困境依然存在；其次，虽然部分民工具有较强的创业意识，但其返乡创业是在外部不利因素冲击下的被动选择，实证调查表明外出务工仍是大部分民工的首要选择[13]，民工返乡创业具有典型的谋生性且多为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成长性不足，难以实现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常态化；再次，企业创建及运营信息流动不畅。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需要及时把握相关政策信息，还需要在创业项目决策、企业经营信息获取等方面获取帮助，而目前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仍主要依靠自身，外部的助力较少。
3.资本与劳动双向自由流动窒碍较多将削弱民工返乡创业动力
新古典理论认为资本与劳动在空间上双向流动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距[14]，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流动是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15]，是引导劳动力流迁就业的重要因素。虽然东部发达地区资本已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趋势，但从质、量上看仍较小，劳动力收入差距不明显且处于相对固化的低收入阶段，农民工工资虽有上升但对企业的影响仍较弱，产业区域变动仍存在粘性[16]。资本与劳动的双向自由流动困难，区域间经济差距呈现持续上升趋势，都将削弱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力。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自身不足
1.自身实力较弱、经营前景不确定削弱了返乡创业民工的融资能力
受多种因素的限制，返乡农民工所创办企业多局限于市场范围较狭窄的领域，经营风险较高，从而削弱其获得信贷支持的可能性。1997、2007及2009年对部分地区返乡民工创业的调查数据显示，返乡民工创办企业大多规模小、个体小本经营。近年来新创企业投资规模虽有所上升，但扣除物价上升因素后仍显不足（见表2），本次调查表明42.1%的农民工创办企业以就业谋生为目标，发展前景不确定性较大。返乡创业民工易陷入获利小或亏损——无法偿还信贷——信用低下——再创业无法获得信贷的恶性循环，增加其获取信贷的难度。企业融资渠道不畅不仅会削弱返乡民工创办企业的意愿，还会抑制已创办企业对预期前景的乐观态度，降低返乡创业农民工继续投资或正常经营的积极性，不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及返乡民工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
2.实力较低及创业能力不足削弱了返乡民工创办企业的成功几率
据对一些地区的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97年底之前返乡民工创办的208家企业到2001年底已倒闭60家，失败几率约为28.8%[19]，其主要原因是：首先，创业基本能力有所欠缺。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农民工在外务工期间多处于底层就业岗位，务工中能够学习到的技能较为有限，因此返乡民工在创办企业过程中能够付诸于实际的能力存在不足。同时由于学历知识与创业成功几率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已有调查数据表明，返乡创业者中的高学历层次者所占比重较低（见表3），这决定了民工对市场的敏锐把握能力、对新知识新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较低，这也限制民工返乡创业的能力。其次，返乡民工创办企业通常局限于低端生产领域且市场相对狭窄，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与商品服务业为主（见表3），易受制于外部经济及下游行业生产经营状况波动的影响。据研究表明，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从事三产创业者占总人数的51.3%，东部地区这一比例为40.6%[20]，本次对武汉辖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也表明从事批发和零售、餐饮业者占63.2%。[21]此外，相当部分大龄返乡民工整体素质较低且在外务工期间多从事重体力、低技能的工作[22]，缺乏创业所需相关能力。
四、以历次返乡民工创业经验为镜鉴，实现创业行为的常态化
综上分析，要克服民工返乡创业困境需要以切合实际的教育培训来提升返乡创业民工应对外部危机的能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资本与劳动力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新创企业的生存与持续发展能力，而非是为了就业而就业或创业。基于此，特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
1.结合县域经济发展并辅之以适应性培训以提高民工创办企业的成功几率
一方面，诸多因素限制了农民工短期内融入大中城市的能力，另一方面，乡村的“空心化”现象表明农村居民倾向于城镇居住[23]，现有研究也表明相当部分民工返回家乡小城镇定居的意愿较强[24]。引导返乡民工围绕城镇创业将有利于扩大创办企业生产产品的销售及规模效应。通过本次调查数据发现，现阶段的培训市场、培训措施仍存在较多不足之处，因此改进现有培训机制、针对有返乡务工需求农民工开展可操作较强的培训、提供相关创业咨询服务，将为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几率奠定坚实基础。
2.在构建农业产业链过程中鼓励民工创业
解决民工就业及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需求不应局限于农村农业中[25]，须将其放置到宏观经济的运行中去解决。农业产业化联结城市、城镇与农村三个区域，把民工返乡创业与实现农业产业化有机结合，将有利于在拓宽农业经济空间基础上提升民工返乡创办企业的成功几率，并保证后期的发展。应吸取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教训，规避单一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风险，根据产业链划分层次，引导返乡民工根据自身条件创办各类企业，既要以产业西移为契机建立面对东部及国外市场的企业，也应立足本地消费市场建立企业，从而形成企业之间的多元良性互动格局。
3.构建农村金融体系，拓宽返乡民工创业的外部融资渠道
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融资困难的原因既有农业金融市场中竞争不足、金融机构向返乡民工放贷条件较高及手续繁杂的原因，也有返乡民工创办企业实力不足、前景不确定的原因。因此，在拓宽返乡创业民工外部融资渠道的同时，应考虑由政府牵头，由创办企业者及地方政府提出专项扶持资金共同组建投资基金机构，加强创业风险教育。同时，构建风险分担机制、提出多种风险应对方案，以此规避政府、金融机构及创业者同时陷入金融——创业风险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