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维吾尔族居民语言态度的调查与分析&几个调查点现状的比较_哈密论文

城市化进程中维吾尔族居民语言态度的调查与分析——以几个调查点的现状为例进行对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吾尔族论文,几个论文,为例论文,进程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4)07—0034—07

       语言的使用与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乡之隔，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人口流动不断加大，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交汇的城市环境中，各族居民间的相互接触和交流促进了语言间的接触与影响。这必然会使人们的语言生活发生变化。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语言态度的变化。

       有关语言态度，专家学者多有论述。“语言观念又称语言态度(language attitude)，是指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价值的看法，其中包括对语言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途等的看法。语言是人们交际思想、传达信息的工具，与人们的各种行为、社会的各种活动密切相关，因而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或接触另一语言时，必然会产生对语言使用价值的认识，形成对语言价值的种种估量。”[1](P.144)“在双语和多语社会中，由于社会或民族认同、情感、目的和动机、行为倾向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会对一种语言或文字的社会价值形成一定的认识或作出一定的评价，这种认识和评价通常称为语言态度。由于语言态度属于语言的社会心理范畴，对语言人的语言观、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它对人们的语言文字使用特点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什么样的语言态度，常常就会有相应地对待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心理反应。”[2](P.87)

       维吾尔族作为新疆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城市化过程中正面临和其他民族的接触和交流，并切身感受到除了精通本民族语言之外，还要掌握城市族际语——汉语，以适应跨文化交际的需要。这必然会使人们的语言生活发生变化。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语言态度的变化。城市化维吾尔族语言态度的变化给维吾尔语的交际功能和结构层面都会带来相应的影响。本文以田野调查数据为依据，对城市维吾尔族居民的语言态度进行对比分析，旨在了解城市化进程中维吾尔族语言态度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对城市化维吾尔族语言态度的关注为进一步深化维吾尔语今后的研究将会提供必要的信息。

       一、对调查点、样本、问卷结构及调查方法的说明

       (一)调查点与样本的选取

       语言态度受多种因素——人口的数量、分布、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层次以及社会的发展状况、文化环境等的影响。在选点和确定调查对象时，必须兼顾各种因素，以期所选样本更具代表性，更能真实、客观地反映问题。

       相关研究对新疆19个城市15年间(1989-2003年)的各项数据的评价结果表明，新疆各地城市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和阶段性差异。[3]根据新疆目前的城市化发展现状、人口结构、维汉民族分布及语言使用情况，我们把乌鲁木齐市(汉族72.5％，维吾尔族12.8％)、哈密市(汉族71.06％，维吾尔族21.67％)、喀什市(维吾尔族81.88％，汉族17.24％)选为调查点，理由是这三个城市可以代表全疆城市化的三个区域类型[4]，获取的数据及相关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新疆城市化进程中维吾尔族语言态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160份，各调查点回收率均高于90％，有效率在87％以上，符合统计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基于对问卷发放范围、回收率、有效率以及被调查人员的社会阶层分布的考虑，首选初中以上在校生为主要发放对象，辅之以部分机关单位在职人员，并通过他们把少量问卷发放给社会各阶层的其他人员，必要时再适度扩大调查范围，年龄包括12岁至75岁各年龄段。从样本特征来看，男女人数差别不大，在校生和脑力劳动者占绝大多数，青少年多，高中以上学历的人数偏多。大部分被试受本民族语言教育，受过双语教育的也有，但各调查点人数不等(为了考虑文章篇幅，样本信息表已被省略)。

       (二)问卷结构与调查方法

       问卷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个人信息，包括调查时间、地点、被调查人的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受教育类型等信息。第二部分是49个问题，涉及城市维吾尔族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个别大题之下还有小题。每题之后均有备选答案。大部分是单选题，也有少量的多选题。本文只选取其中和语言态度相关的18个问题作为比较分析材料。

       本次调查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即以问卷法为主，以访谈法和观察法为辅。问卷发放基本上采用随机抽样法。

       二、城市化进程中维吾尔族居民对母语的态度

       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体少数民族，分布在全疆各地州。相对来说，南疆各地区和全疆的乡村农牧区聚居度较高，北疆大部分地区和城镇地区以大杂居小聚居为主。大面积聚居区以维吾尔语作为主要的交际工具，杂居区是以维汉双语交际为主。多民族杂居的城市环境中维吾尔族居民对母语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认同和保护意识。

       (一)对母语的认同和情感

       “语言观念表现在对语言持有不同的感情上。世界上不管哪个民族，都会对自己的母语怀有很深的感情，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同时又能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些人口少的民族、居住在边远地区的民族，更加重视语言感情。”[1](P.147)母语是每个人从小习得的最直接、最方便、最有效的交际工具，各民族语言人都对母语怀有深厚的感情。处在城市多元文化环境下的维吾尔族居民对其母语仍持有强烈的认同感，并没有受人口比例和分布状况的影响。详情见表2：

      

       可见，城市维吾尔族居民喜爱母语的情感非常强烈，三个调查点上认为“母语很亲切”的比例均高于95％，认为目前掌握维吾尔语“非常有必要”的比例也达90％及其以上。此结果和以往在不同范围进行的同类调查所获结果大体一致[5]。

       (二)学习并传承母语的态度

       城市维吾尔族居民对母语不仅有强烈的认同感，还有学习和传承母语的高度意识。详情见表3。

      

       可以看出，三个调查点上认为学习并传承母语“非常重要”，母语“必须精通”的比例均超过95％，这说明城市维吾尔族居民对母语不仅有深厚感情，而且还有强烈的保护和传承意识。这也和前人提出的看法基本一致[6]。值得注意的是，当问及“您认为青少年学习并传承母语主要靠什么”时，“以上所有”的被选率已达70％左右。依照指标的高低可以排序为“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其中前两项的指标都大于10％，相对强于后两项。从中可以推测，为了保护并传承母语，“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哪个都不能忽视，都应该让它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即家庭母语环境的保留很有必要，学校教育的科学引导不可或缺。同时，城市多元文化环境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兼容和政府相关政策法规多层面的保护也都很重要。

       (三)对目前母语的交际功能和发展现状的评价

       “一种语言在社会中交际功能的高低、使用人口的多寡以及使用该语言的集团在一定社区中的社会、经济、文化地位等因素都可能成为人们对这种语言的社会价值作出评价的标准和依据。”[7]我们先看看表4中的问题及其相关数据。

      

       数据显示，对目前维吾尔语的交际功能的评价中，各调查点认为“出现弱化”和“明显弱化”的比例都相当高，均在80％以上，即乌鲁木齐为84.8％，哈密为84.4％，喀什为80.4％。对维吾尔语发展现状的评价也与此基本吻合，即“缺乏传承性”和“变异过多”两项的比例都比较高，其中乌鲁木齐和哈密都高于80％，喀什为71.5％。可见，相当一部分被试认为，在目前城市环境下的维吾尔语已出现交际功能弱化、变异现象增多的发展态势。

       “由于语言态度是由人们对有关语言文字的知识、感情和行为倾向等因素组成的一种语言心理现象，它主要反映的是语言人的主观愿望、看法和评价，因此，当语言态度与现实语言生活一致时，语言态度内部各要素的表现就比较统一，即语言人的主观态度和实际行为相一致；反之，语言态度内部各要素就会呈现出矛盾状态。”[2](P.87)从以上数据中不难看出，当前城市维吾尔族居民在情感上对母语持喜爱和珍惜的态度，但其中一部分人又担心城市多元文化环境影响其母语的保持与传承，结果会导致维吾尔语交际功能减弱和结构层面发生过多变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维吾尔族居民语言态度中矛盾因素的纠结。这也可能只是部分被试一时焦虑情绪的反映。“语言观念既有稳定性的特点，又有可变性的特点”[1](P.145)。从长远看，更多的人懂得母语的传承与双语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对语言变化认识的逐步提高，人们的语言态度将会进一步趋同。语言是社会现象，变异性是它的典型特点。目前在城市环境下维吾尔语交际功能与结构层面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语言变异性的具体表现，完全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维吾尔族居民对汉语的态度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各民族亲如兄弟、团结一致、共同繁荣。汉语普通话实际上已成为族际交际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汉语的此种功能越来越凸现，学习和掌握汉语普通话已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多民族杂居的城镇地区少数民族学习和掌握汉语的需求比乡村地区更为突出。

       (一)对学习汉语的态度

       城市维吾尔族居民对学习汉语所持的态度基本倾向于积极主动。详见表5。

      

       数据显示，从族群角度观察，三个调查点上完全主张学习汉语的人数比例均在70％以上。赞成但不完全主张的人数比例也在20％上下，两项合计已达90％及其以上；相反，持排斥、反对态度的比例非常低或者几近没有。从个人角度观察，三个调查点上持积极主动态度的比例都在40％～50％，不否认想学的比例也在40％～55％，而不太愿意和不愿意学习的比例非常低，约占5％甚至更低。

       综合所述，目前城市维吾尔族居民学习汉语的热情高涨，已表现为全社会的主动选择，年轻人尤其居于领先地位。目前在城市环境下的各种社会交际中，全国通用语言——汉语普通话处于首选的地位，汉语学习不仅必要而且迫切。不难看出，城市维吾尔族居民对汉语持积极的态度，这与以往同类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8]。

       (二)对子女择校问题的看法

       从调查结果看，城市维吾尔族居民首选双语学校，但有地域差异，依比例从多到少排序为“喀什＞哈密＞乌鲁木齐”。其次选择母语言学校，同样也有地域差异，按比例的多少可以排序为“乌鲁木齐＞哈密＞喀什”。值得注意的是，选择汉语学校的比例偏低。只有哈密这一个点上被选率略超5％，而乌鲁木齐和喀什两个点上均低于4％。这可能与被试对孩子受汉语言学校教育持不同的看法密切相关。对此问题的选项中，“希望将来能找到好工作”、“是一种发展趋势”两项的被选率三个调查点都比较高，“迫不得已”、“自觉自愿”两项的比例也不算太低，但在数据对比和排序上都表现出地域差异。详情见表6。

      

       可见，家长的择校意愿具有较多的同一性，但又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据我们分析，城市维吾尔族居民的择校观可能在较大程度上受所在地区语言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即汉语为强势的地区，母语学校的被选率比较高；而母语为强势的地区，双语学校的被选率比较高。喀什一位中学教师的话可以证实这一点：“目前孩子们除了母语之外，还需要掌握汉语。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要求。学校虽然有汉语课，但课时少。校外的汉语环境又比较弱，汉语的覆盖面不广，也很不均匀。因此，学生只有在学校汉语课上或者用汉语授课的一些课上能接触一点汉语。多数家长汉语水平不高甚至根本不懂。因此，汉语学习方面大部分学生在家里得不到任何帮助，要巩固所学汉语知识十分困难。不少人意愿把孩子送进双语学校，为的是让孩子多学点汉语。”相反，在汉语环境较强的地区，当我们问及母语授课学校受欢迎的原因时，大多数家长表示，本来想选双语学校，但又担心双语学校对母语教学重视不够，导致孩子母语学习兴趣逐渐下降。他们不是否认双语教育，而是希望双语学校办得更好一些，始终坚持维汉两种语言授课的教学原则，为孩子们创造学习双语的理想平台。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类似乌鲁木齐这样汉语言越来越占优势的地区，学校应该在突出汉语教学的同时，更加重视母语教学，以保障学生母语能力的保持和加强。

       总之，考虑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趋势，让孩子们接受汉语教育虽然不是错误的选择，但在城市维吾尔族居民当中没有得到更多的肯定。因此，到目前为止，在汉语言学校受教育的“民考汉”人数仍然比较少。相对来说，希望接受母语言学校教育的人不少，有一定的规模，但大体上还是呈现出人数递减的趋势。目前最受欢迎的是双语学校，但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双语教育的认识和看法多少存在一些差异。

       (三)对周围汉语言环境的看法

       城市化维吾尔族居民中双语人数不断增多，一方面和双语教育广泛实施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和周围汉语言文化环境的强度有密切的关系。相对来说，城镇的汉语言文化环境优于农牧区。但是，各个城市因为人口结构和布局不同，汉语言文化环境强度也有一定的差异。通过表7中的数据可以了解不同调查点维吾尔族居民对周围汉语言环境的评价。

      

       当问及“您如何评价您周围的汉语环境”时，乌鲁木齐和哈密选择前两项的比例分别在85％和80％以上，其中“比较好”的比例分别都高于50％，“相当好”的比例都在29％以上。选“不怎么好”、“比较差”、“几乎没有”的比例很低，合计仅10％～15％。而喀什前两项的比例合计也较高，接近65％，其中“比较好”的比例同样高于50％，但“相当好”的比例仅为12.8％，远远不及乌鲁木齐和哈密两个调查点。相反，“不怎么好”、“很差”、“几乎没有”三项的指标分别都高于乌鲁木齐和哈密两个点，合计达33.5％。不难看出，喀什的汉语环境不如乌鲁木齐和哈密。

       四、城市化进程中维吾尔族居民对维汉双语的态度

       双语现象(bilingualism)或多语现象(multilingualism)，通常也叫做“语言兼用”。“双语和多语，指的是个人或集体经常地使用两个或多个语言变体(其中包括民族语言变体和地域方言变体)，前者称为个人双语(多语)，后者称为集体双语(多语)。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操不同语言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从而自然地产生个人双语或集体双语。二是出于政治、文化或历史的原因，由政府规定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从而形成双语个人或双语集体。”[9]在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双语化或多语化越来越体现为世界性普遍现象。双语人或多语人除了掌握本民族语言外，还掌握并使用一种或多种其他语言，通过双语或多语获取并传递信息。杂居区的维吾尔族居民同时面对维汉两种语言的掌握和使用。因此，有必要探讨城市化维吾尔族居民对双语及其相关问题的看法。

       (一)对维汉双语人的评价与认识

       新疆历来是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地区，双语或多语现象很普遍。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频繁接触汉语的维吾尔族城市居民中，双语化越来越普及，已成为主流趋势。从表8中可以了解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对维汉双语人的评价。

      

       数据显示，各个调查点上维汉双语人的比例虽然高，但具体数据和排序上表现出地域差异。具体而言，对第13个问题作答时，乌鲁木齐选“相当多”的为52.6％，选“比较多”的为30.8％，两项合计达83.4％，再加“正常”的12.5％，合计超过95％，说明乌鲁木齐维吾尔族居民双语化程度相当高。哈密“相当多”为38.8％，“比较多”为34.4％，“正常”为15.6％，前两项合计为73.2％，三项合计接近90％。可见哈密维吾尔族居民双语化程度也很高。喀什三项指标合计虽然也很高，为85.2％，但排序上和其他两个点不同，形成显著差异。其中选“相当多”的比例比前两个点低了很多，只有16.3％，而选“正常”的比例比前两个点高出不少，为33.9％。可以说，喀什双语化虽然有一定规模，但很不均衡。考虑到喀什市被试中年轻人占绝大多数，再加上该地区语言环境的特殊性，估计此调查结果和实际情况之间也许存在些出入。但结合实地观察可以预测，喀什今后也会出现维汉双语人逐渐增多的走势。

       当问及对维汉双语人的看法时，三个调查点上“认为很正常”的比例普遍较高，尤其是汉族人口较多的点最高，如首府乌鲁木齐为66.5％，哈密为65.6％。汉族人口较少的喀什为55.3％，也算比较高。“特别羡慕”的比例喀什为28.4％，居首位，次之是哈密为21.4％，最后是乌鲁木齐为12.1％。“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的比例乌鲁木齐为15.6％，哈密为9.2％，喀什为9.9％。总的来看，在汉语言环境较好的地区“认为很正常”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的被选率占优势，反之占弱势。相反，在汉语言环境较差的地区对双语人“特别羡慕”的比例较大。可以预测，随着城市化发展的不断加快和双语教育的逐步深化，各大小城市汉语言环境将更加强化，从而城市维吾尔族居民中双语化将会成为更加普遍的现象，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也将逐渐趋于一致。

       关于单语人和维汉双语人差别的问题，问卷设计允许多选。统计显示其中“学习就业等都受到一定的限制”、“观念上有些不同”、“获取信息渠道少”等几个选项的被选率较高。由此可见，城市维吾尔族居民普遍认为维汉双语人多方面优于本民族语单语人。大部分人更愿意学习汉语，希望成为维汉双语人。因此可以说，维汉双语化是当今维吾尔族城市化的一个典型表现。

       (二)城市维吾尔族居民对双语教育相关问题的看法

       随着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不断推广，接受双语教育在城市维吾尔族居民中越来越成为最佳选择。那么，城市维吾尔族居民对双语教育相关问题的看法如何?让我们看看表9中的调查数据。

      

       从调查结果看，城市维吾尔族居民对“双语教育使民族教育得到发展”的看法不一致，表现出地域差异。即“赞同”的比例喀什较高，为46.9％，哈密偏低，为31.0％，乌鲁木齐更低，为22.5％。而“完全不赞同”和“不太赞同”两项的被选率合计，乌鲁木齐最高，为58.5％，哈密也较高，为46.2％，喀什相对较低，为32.6％。三个调查点上“没有明确的看法”的被选率差异不大，分别在20％左右。

       对双语教学模式的看法中，虽然“适于少数民族的发展需求”、“适合于发展，但速度有点快”、“有损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被选率都较高，但具体数据的对比和排序上存在地域差异。其中“有损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被选率乌鲁木齐的最高，为33.6％；“适合于发展，但速度有点快”的被选率哈密的最高，为34.7％；“适于少数民族的发展需求”的被选率喀什的居首位，为45.2％。此外，各个点“不太了解”也有一定的比例。这说明城市维吾尔族居民对双语教学模式的看法还没达成一致，这很可能与目前新疆双语教育多种模式并存有一定的关系[10]。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各个点“不利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的被选率都很低，在5％及其以下。可见，城市化维吾尔族对目前实行的双语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持肯定态度。

       对“您认为在哪个阶段开始进行双语教育更合适”的回答，各个点“学前教育”、“小学高年级”两项的被选率较高，但有地域差异。喀什“学前教育”的被选率最高，为58.1％，“小学高年级”的也较高，为24.4％。乌鲁木齐和哈密两个选项被选率差别不明显，排序也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选项中“初中”的被选率也不算太低，而且乌鲁木齐和哈密的相差无几。总的来看，各个点大部分被试还是支持双语教学应该从童年抓起。

       总之，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城市化进程中的维吾尔族较大程度赞同目前实行的双语教育和双语教学模式，大体上肯定其促进民族教育发展的作用。但是，因为三个调查点维吾尔族居民所处的汉语言环境不同，他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另外，对双语教育和双语教学的评价上，因为被试个人的社会因素在起作用，也显出地域差异。比如，从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社会因素的角度分析，喀什的被试中年轻人或初中以上在校生比例较多，调查结果更多反映出这些人群的偏好。但可以说，年轻人作为改革和发展的支持者和行动者，他们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该地区的人们对今后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期。还有需要关注的一个细节是，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母语语言环境的改变，城市化进程中的维吾尔族居民当中，特别是在改革发展速度较快、城市化程度高、变化突出的地区，维吾尔族青年如何保持和传承民族语言文化将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五、对城市化维吾尔族语言态度研究的总结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城市化进程中的维吾尔族对母语的认同感非常强烈。城市多元文化环境没有减弱他们喜爱母语的情感，也没影响他们保护和传承母语的意识。但是，从他们对母语目前的交际功能和发展现状的评价来看，相当一部分人有焦虑心态，认为维吾尔语已出现交际功能趋于弱化、结构层面变异过多的倾向。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变异性是语言的基本特点。语言变异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过于渲染消极因素作用的语言态度，不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

       2.在城市化进程中，学习、工作、社会交际活动的需求都在不断地向青少年甚至中年人提示掌握汉语的重要性。维吾尔族居民已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环境下学习汉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这种形势下，城市维吾尔族居民学习汉语的热情高涨，自觉性有所提高，学习汉语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主动选择，年轻人更是居于领先地位。这是顺应时代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可取的发展趋势。

       3.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区域汉语言环境的不断加强，城市维吾尔族居民中维汉双语化的趋势日益走强，子女选择双语学校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长此以往，城市的维吾尔语环境也许会日益减弱，母语学校的被选择率有可能出现下降趋势，维汉双语人的汉语能力也许会超越其母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在城市维吾尔族居民(尤其是年轻人)中，母语文化的保持和传承也许会面临更多的挑战。为此，需要我们在双语教育及其发展趋势等问题上再进行深入的思考。在今后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能够让双语教育体现出更多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走上更为理想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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