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企业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尽管中国从明末清初即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中国封建势力的雄厚和小农经济的强大以及产生于此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管理上的负效应，使得萌芽呈现出停滞状态。直到1840年英国用鸦片和军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已经有着悠久历史的资本主义萌芽才被“拔苗助长”所催化，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才在血与火中姗姗产生。然而，中国近代的企业家毕竟形成于历史的夹缝之中，因此也难以避免自身的缺陷。中国近代企业家是在血与火的催化下产生的——诞生时的啼哭预示了它今后深深的苦难，同时也预示了其挣扎奋斗的历程。苦难与挣扎之间，中国近代企业家必然陷于重重的困境之中。重重困境既体现在传统的束缚与支援上，也体现为对帝国主义的排斥与依恋，还体现为早期企业家对现代性的恐惧与期望。
一、传统文化的支援与束缚
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中国文化在中国近代企业家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传统的“支援意识”，正是由于这种支援意识，才产生了经久不息的中国商化传统。儒家的人本观、义利观和礼法观，道家的无为而治、技兼于事、有生于无和柔弱刚强，既是这种商化传统产生的基础，反过来又受到了商化传统的哺育。正是这种传统培育了中国古代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商人）；也正由于此，中国才能早在16世纪即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文化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像婆婆爱孙子一样，为近代企业家的发展套上了爱的枷锁。中国近代企业家虽然是受孕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毕竟在西方列强的催化下产生的。近代企业家的成长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家族主义与企业家的互动
孙中山曾经说过：“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对于家族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 ）这种家族主义对于近代企业家的成长有着有利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财力的支持。资本的积累是任何一个国家企业家成长的必备条件。资本积累模式有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列强的暴力掠夺，国内的以农补工。然而此三种模式，近代中国的企业家都不具备，因而他们的资本积累也走着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通过家族的财力支持获取必要的启动资金。日本腾井宏教授将徽商的资本归为七种，即共同资本、委托资本、援助资本、婚姻资本、遗产资本、劳动资本和官僚资本。除了劳动资本以外，其它六种资本都与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人力的支持。 企业家在成长之初，不仅需要得到家族的财力上的支持，人力的支持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它既表现在直接的雇佣伙计上，也表现为间接的无形支持上。出于共同荣耀祖先的需要，家族主义对于企业家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如徽商利用家族对从商佃仆的控制。从此观之，就可以理解在近代企业家的发展之初，为什么总是倾向于启用本族成员。不仅因为其是最可相信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为企业家节约生产成本。（3）权力的支持。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企业家是在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成长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的最为重要条件就是获得权力上的支持，依赖封建政治势力。早在近代之前，徽商就依赖封建权力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近代社会以来，中国企业家就是从与清政权的联姻中而获得发展的。无论是洋务派的军工企业，还是后来的民用工业，它们的发展都与封建政权有着必然的联系，或者说是在清政权的卵翼下发展的。从而，洋务派的干将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企业家。（4）精神的支持。 无论是中国的近代企业家还是古代企业家，他们的精神支持都是家族主义的。虽然在官本位意识下，做官是光宗耀祖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但不可否认的是，财力上的支持对于家族的发展是异常重要的。这是历史上的权钱互补。因此，近代企业家的发展除了包含排除外族入侵外，其主要的精神动力就是来自于家族上的动力支持。
家族主义对近代企业家的成长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家族主义对企业家成长的不利的一面，其阻碍主要表现为：（1）财力的非资本化。 如果说在近代企业家发展之初家族主义的财力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在企业家的发展过程中，企业自身财力的资本化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才能产生出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家族主义的影响，企业自身的成本包括利润的运用却是非资本化的，造成企业资金的分散化行为。其一，置购土地式分散。土地是家族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家族发展的希望。中国人对土地的情感是非常深厚的，围绕土地的竞争成为历史上斗争的主要内容。因此，获得尽可能多的土地是家族主义的梦想，也是家族对企业家的期望。企业家不得不运用企业的一部分资金来购置土地，既表明自己对家族主义的立场，也是其精神动力的满足。其二，均分遗产式分散。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多大的企业都须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即均分财产。这是平均主义思想与家族主义传统嫁接的产物。由于平均分配、分家析产的压力，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下滑为小农或小贩。这是中国历史上贵族制度无以生存的主要原因，也是近代企业规模过小的历史根源。其三，家族保障式分散。历史上的中国社会保障功能主要是由家族来承担的，族产是保障的重要资金来源，这对于维持族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发展本族教育（历史上中国教育主要是通过家族实现的）、培养家族的下一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族产的来源主要依靠族人的捐助，而被认为财富最多、名声最差的所有者企业家就不得不掏出企业的资金。既为填补家族的族产需要，也是为了自己的“面子”。（2 ）人力的非规范化。企业家在成长之初，得到家族大量的人力资源。当企业家的发展要发生质变时，这种人力资源的支持反过来又成为制约企业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一，用人上的任人惟亲。企业家的产生之初，从节约资本等角度观之，企业家主要任用本族人员。但随着企业发展的规模不断扩大，把人员的运用局限于家族的范围，显然不利于企业家的成长。其二，被雇佣者的随意化。本族内的被雇佣者多为小农出身，他们在劳动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但是企业家却不能运用强制性手段进行约束，而只能通过家族主义的说教或强化来进行，使得企业的经营家族化。（3 ）权力的非制度化。企业家成长于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是家族为企业家的成长打开了通向官府的大门而获得了权力上的支持。但这种权力上的支持是非制度化的、不稳定的。它不仅受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规则支配。也受着统治者自身的喜怒哀乐支配，还受着家族的意愿的支配。任何一个层次的疏忽，都可能将促进企业家成长的有利因素变为阻碍企业家成长的灾难性因素。正因为此，封建的清王朝不可能从制度上保证企业家的成长，后者的成长只能在它所允许的范围内。（4 ）精神支持的传统化。企业家的精神支持是家族主义，而且家族的发展是最为重要的东西。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集体的发展，特别是家族主义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发展、法人化的企业发展都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个性的被约束使得企业家只能从家族那里寻找精神的动力，而无法通过个性的扩展去促进自身的发展。
2.实用主义与企业家的互动
以儒家文化为阳、道家文化为阴的中国文化把实用主义作为家族主义规范下的指导性价值观。像家族主义一样，实用主义对近代企业家的成长既有约束，也有支援；换句话说，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企业家所拥有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是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烙印，也决定了他们在近代史上的发展趋势，实用主义观与企业家的互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实用主义对企业家成长的作用。中国近代史上的企业家一直受着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指导，这也是传统文化留给后世的主要遗产之一。其一，实用主义价值观表现在其爱国主义传统上。传统中国的家族主义出现于天下主义的背景中，每当天下主义价值观受到挑战时，爱国主义即会变成一种潮流。因此，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爱国主义和家族主义的相互交错，其典型体现在外族入侵时所出现的对前朝的依念与维护。到了近代，中国受到的入侵不仅来自于外族的军事，更来自于一种文化上的生存危机——从天下主义的中央大国到与世界列强的并存，再到对世界列强的臣服。企业家由于其自身的处境，受到列强的挑战最早，挑战的程度也最深。企业家的竞争动力不仅来自于竞争的压力，也来自于对文化、民族危机的责任感。其二，实用主义体现为技术主义。实用主义对中国古代的影响就非常大，导致一种技术层次发达而科学层次落后的局面。到了近代以后，企业家受着技术主义的约束依然没变。无论近代科学技术的运用，还是管理理论的采纳，中国企业家几乎都是被动的，是在外国的压力下进行的，其本身缺乏对科学意识的追求，而仅仅停留在技术层次上。例如，郑观应对尽快培养出可以取代洋员的中国自己的人才，其基本的指导思想还是实用主义价值观。他认为，有了自己的人才，不仅可以节约聘请洋人的费用，而且可以“免为他人辖制”。其三，实用主义体现为敬业主义。儒家文化的义利观有转化为敬业主义的可能。中国近代史上的企业家在士、农、工、商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仍然执着于对工商业的追求即是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敬业主义——对工商业的追求成为企业家成长的基本条件。
其次，实用主义价值观对近代中国企业家的束缚。尽管中国企业家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惠泽而蓬勃发展，但后者对中国近代企业家的先天性缺陷不能不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1 ）缺乏企业家必备的扩展意识。现代企业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所具有的永无止境的扩展意识，停止扩展意味着企业家停止了自己的生命。中国近代企业家是在外族的压力下产生的，他们所具有的品质仅仅如汤因比所说的刺激——反映。但仅此而已。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内，他们无以形成企业家所应具有的扩展意识——跨地区甚至跨国界。（2 ）缺乏企业家必备的创新精神。道家文化有生于无的创新精神是在天人合一的和睦状态下进行的，一旦超越了这个界限，它不但不促进创新，反而会成为创新的障碍。正因为此，中国近代企业家对技术的追求仅停留于技术的层次。实用主义影响下的近代企业家只能对外界的刺激产生其必须的反应，但却无法超越它。要迅速地超越在势力上高于自己的对手，仅靠模仿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创新。从国家发展观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一个新国家的崛起；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同样如此，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必须具备创新意识。
二、对西方列强的依赖与受其限制
企业家从本质上说是开放性的，世界性的。但从一个民族国家的企业家成长过程观之，企业家的成长只是相对的开放性，是有限的世界性。中国近代企业家本身就是在帝国主义的炮舰催化下形成的，因此，世界上普遍的企业家成长规律就更难适用于中国近代的企业家。一方面，中国企业家是在帝国主义催化下形成，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夹缝中成长，因此，带有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而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从产生的那一天就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剥削与欺诈，因此又带有反抗性。
1.企业家对帝国主义的依赖
近代企业家对帝国主义依赖的具体表现是：（1）资本的依赖。 中国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小农经济一直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从此角度观之，资本主义经济微乎其微，而奠基于小农经济之上的近代企业家的实力也可想而知了。依赖这样的实力去和势力雄厚的帝国主义竞争，其结果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前景下，中国企业家在资本上不得不依赖（至少是部分依赖）于帝国主义的扶持。（2）生存的依赖。 甲午战争之前，工商业排在“四本”之末，深受清政府的压制与剥夺。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中国企业家的生存就要依赖于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例如中国近代史上经久不息的“经世致用”即是起于这样的背景：由清政权与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不利看到“长技”的优势。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促使左宗棠“由重点以兴修水利、奖励农耕、提倡棉桑、发展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为其内容的农本思想，转变为重点以兴修铁路电线、开发矿山、开办工厂、发展近代机器工业为其内容的大工业经济思想。”（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而在北洋军阀的动乱年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有时客观上成为中国企业家的避风港。（3）技术、管理的依赖。 中国企业家是在帝国主义催化下产生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得处处向帝国主义学习，技术、管理上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尤甚。
2.帝国主义对企业家的限制
毋庸置疑，帝国主义的入侵会阻碍与限制中国企业家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在中国企业家的成长足够威胁到它的地位和利益时。
帝国主义对近代企业家成长的阻碍与限制表现为：（1 ）税收的压制。由于帝国主义恃强欺压，民族企业不仅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反而受到歧视，中国的出口税即重于进口税，使与洋人企业家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的新定海关税则，土煤出口比洋煤进口，每吨税金重20倍（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2）实力的压制。 在中国近代企业家产生之际，西方资本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阶段。凭借经济上的实力及政治外交的特权，西方列强往往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控制在某个狭小的领域内，一旦越雷池半步，他们就会压制。“精通商务，深悉商性”的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三星烟厂，“为英美烟草跌价倾轧，尽致亏损”。（3）资源的掠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 西方列强凭借他们在经济、军事、政治上的优势，从修筑铁路到抢占沿线矿藏，给中国企业家带来严重的打击。仅就日本“二十一条”而言，它所提出的权力要求令人震惊，广东总商会敏锐地指出：“日本人索婪权利多款，及要求铁路矿权，咄咄逼人，形式倚恃强权，实行侵略政策……事关国家存之，万难退让。”（注：《中国全国商会联合会报》，第2页第5号。）
三、近代中国企业家的分层
根据权力、财产、地位和发展先后顺序可将中国企业家的发展分为五个层次。每个层次由于其所处的地位不同，其特色也不尽相同。
1.官办企业家——权力、财产和地位的兼备
近代后期的官僚已开始染指生产领域。最早组织大机器生产的是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洋务派的军工企业是国有性质，其所有权在封建政权而不在个人，因此这些企业的官员可为企业家成长积累经验，但其自身毕竟是政府官员。稍后，一部分官员以私人资本创办或加盟新企业。例如状元出身的张骞办起了工厂，曾经担任皇帝师傅的孙家鼐、翁同和等分别安排其后代兴办新式企业；而早期经办商务的洋务专家也纷纷投资兴办自己的企业。这些人先后从官僚阶层分化出去，成为私人资本家，成为近代中国企业家的先行者。只不过与后来资本家不同的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官”的特权。早期的买办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弃官办厂，如张骞；二是亦官亦商，以商为主，如周同熙，三是亦官亦商，以官为主，如孙家鼐。
2.商办企业家——财富和地位的所有者
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出现了一批拥有财富和地位的企业家。这批企业家多是以从商为主，实业为辅，因此称之为商办企业家。商办企业家虽然拥有财富和地位，但是在传统文化浓厚的氛围里，他们不得不通过不同的途径向官靠拢，以巩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同时他们又极力发出商为“国民之纲”的呐喊，企图以商立国。因此商办企业家处于彷徨两顾的状态，明显地反映这一阶层心态的是商办企业家庞云缯，一方面向清廷捐了赈灾银十万两，为儿子捐得了举人、四品候补并特赏一品封典的职衔；另一方面又大举办厂，在杭州集资创办大纶丝厂，又办了道益公纱厂，在上海筹建了龙章机械造纸厂，成为一个民族资本家。
3.侨办企业家——财富的所有者
近代企业家中，有一支尤为重要，他们就是只拥有财富的企业家——侨办企业家。从整体上说侨办企业家与官僚、地主联系最少。由于他们在海外获得了雄厚的资本，同时接受了不同文化的熏陶，这对致力于改变中国近代社会的现状尤为重要。
4.民办企业家——少量财产的所有者
这是一个只拥有少量财产的企业家。近代后期社会的大变动，为下层商人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当时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因投资兴办新式企业而逐步上升为民族资本家的机会很多。只是这类企业家的财富十分有限。他们的崛起往往经历了一番曲折。曾经分别当过钱庄学徒和四年钱庄跑行的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在几乎没有官方照顾和官方支持、也没有买办的经验条件下，靠着经济手段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荣氏兄弟在创建茂新、福新、申新三大企业的过程中，所依靠的是敢担风险的企业家精神、灵活的经营作风和科学的管理手段。但是像荣氏这样由学徒转而成为大资本家的毕竟不多，而由后者转化为中、小资本家的却不少。
5.买办资本家——权力和财产的所有者
1842年废除公行制度以后，买办成为中外商号之间必不可少的中介。买办一般具有双重身份。他们“不仅是洋门的雇佣者，同时又是有自营生意的商人；不仅是货物的经纪人，同时又是货主；不仅赚取工资和佣金，同时又赚取远远超过工资和佣金的商业利润。”（注：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买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层次，一方面由于其在经济上对洋人的依赖，客观上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方面易受洋人的影响，主观上也由于其自身对新观念的接受和普通民众的价值偏见，从而把他们看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当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但另一方面也毋庸置疑，买办经济上的对外依赖并不能说明他们政治上对外依赖。相反，经济上的依赖和受压抑往往会孕育强烈的不满情绪和民族主义思想。唐廷枢筹办新式银行；规定只收华人资本；对外资本采取排斥态度，“以其在洋行的丰富经验去损害外国公司”足以说明了这一点（注：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代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页。）。
四、简短结语
可以说，中国近代的企业家身负重任的同时也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由于历史——社会——文化——国际上的原因，他们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我们没有理由忘记他们用生命塑造出的光辉的贡献，也不应忘记他们用血与火谱写下的历史经验，更不应忘记他们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为国为民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或许可以这样说，他们是苦难中降生的孩子，虽无富贵却有“穷人孩子早当家”的坚韧不拔的品性；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成长于改革后温室中的现代企业家是否应该吸纳这样的“祖先遗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