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教育研究的新视角_社会性别论文

性别:教育研究的新视角_社会性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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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这个话语概念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来的[1]。如果追溯一下性别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看到,它与始于70年代的妇女研究一脉相承。妇女研究是西方妇女运动的产物,它与实践紧密结合,是改变妇女社会地位的进程的一部分。至于社会性别理论,大量建构是在70年代以后。两者在理论上的差异是:妇女研究是以妇女为重心,尝试从女性主体的角度考察社会中的性别建构;性别研究则着重两性在私人及公共层面的关系及这些关系在社会变迁中如何调整。历史学家斯科在《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中对社会性别作了一个概括,他认为,社会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是区分权利关系的基本方式[2]。以社会性别为出发点的性别研究,自其问世以来,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科设计、理论框架、教学内容、研究视角及方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教育科学也不例外。

一、性别研究与教育的关系

与国外相比,国内教育界在性别研究方面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性别研究对于教育的重要性已经日益显露出来,并为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现今,全世界教育系统面临的一个最棘手也最激烈的挑战是如何在教育过程中融入女性的视角[3]。中国也是如此。如果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教育,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现社会性别与教育存在着密切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一)学科、课程与社会性别

众所周知,在学科的选择上,男女间的性别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学习理工类的男生比例大大高于女生。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分析中学生学习成绩和高考志愿时发现,“女生专业兴趣的广泛性远不如男生。例如,女生从不报考任何带有‘工程’字样的专业”。女生“在高中文理分科或报高考志愿时,教师、家长等会针对她们的性别提出一些十分现实又传统的忠告,诸如‘再强的女生到了高中也不如男生’、‘女生数理和逻辑思维不如男生’、‘女性学理工科没前途、就业难’等”[4]。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1992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招生中女生为零。近年来女生升入大学的比例不断增加,但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人文学科中,理工科系的女大学生仍是少数。究其原因,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男女在认知能力、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创造力方面存在差异,而男性总体优于女性。现实中男女生的学科选择也基本符合这个普遍的社会价值判断,而很少有人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从社会文化对男女角色的塑型上来挖掘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男女性的不平等。当代心理学研究成果已经证明,男女性在生理机制上并无明显的差异,也没有优劣之分,除一小部分智力超常和低下者外,75%以上的人的智力都处于常态分布,不存在男性天生在智力上优于女性的问题。脑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发现是,“智商测试或许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智力实际上是多元或者说多重的。因为每个大脑表现出来的个体特征不尽相同,在情感、行为和认知能力上存在着差别”[5]。而从事妇女学/性别研究的学者的重要贡献,就是通过他们的研究,指出造成女性的教育上乃至在科学技术创造活动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抑,客观上使女性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多女性甚或认同这种不公正的评价,从而在学科上主动放弃对学习数理化及从事科学创造活动的选择,而并非她们不具有这方面的能力。这一研究结论对教育界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教育真正能够为女性提供自由的个人发展空间,教学改革能够利用脑科学的研究成果针对女性的特点对她们的智力予以科学地开发,如果全社会能够转变所谓女性天生不如男性的传统看法,那么就会发现女性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这是一个十分可贵的女性人力资源的宝库,对于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还可以从课程方面分析社会性别与教育的关系。课程是教育教学活动的核心,学校生活中对儿童性别图式的形成与发展起到影响作用的主要方面就是课程。如果在课程的建构中缺少性别的视角和性别平等的内容,就会有意无意地使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被灌输接受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思想,并将影响他们的终生。“事实上,学校通过课程、基于性别的学科分类和强加于公众的未记录的行动代码而反映和强化了传统的性别不平等的成见。”[6]对此,教育界应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的基础教育,目的是培养国民的基本素质,关注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帮助每个学生在各自的水平上得到发展,公平性是其最重要的内涵。而教育的公平性与教育内容的安排也就是课程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考察当前的基础教育,可以看到许多与教育公平相背离的现象。如课程中存在的繁、难、深、旧问题,使许多孩子在学习中被淘汰(这是导致厌学和辍学的主要原因),而女生的学业失败可能还有更为深刻的通过课程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原因。比如,已有研究者发现,“女生要求学习活动能‘回馈’现实生活,换言之,她们要求从书本或上课所得的事物,要连结到实际的个人或社会群生活,而不仅仅满足于抽离式的运算或假设而已。这种要求,也许源于女孩子的成长经历,即没有间断的与人发展关系,而从关系中建构出自我。与此相反,男孩子自小要建立其性别身份,就必须与女性的照顾者划清界限,因此他们习惯了抽离现实生活及其种种关系。多年来,数理科的教授和学习模式,都强调抽离式的运算或假设,因此男生一般表现得较专注;相反,女生较着重找出事物的关系,故此会受到这方面的‘杂音’所影响。”[7]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对此加以说明。台湾女作家施寄青有一段文字“鸡兔同笼的烦恼”,她在文中说到:“从小读书数学就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我无法接受一些不合理的事,即使是一个数学问题,我也会从很人本的角度去想。”“小学四年级开始上鸡兔同笼问题,我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鸡和兔子要关在一个笼子里,这是很不合理的事,我得先解决这点。我从来没有看过鸡和兔子关在一个笼子里,……所以,我抗拒这个假设。”“接下去,题目又说鸡有两只脚,兔子有四只脚,我又呆住了,两只脚和四只脚有什么关系呢?然后我就在这上面走不开,被鸡脚和兔脚绊在那里,管它下面计算几只兔子和几只鸡,关在一个笼子里,应该会有几只脚,反正是做不下去了。”“对一个马上就能够接受假设的人,这些数学题目根本不成问题,你为什么要去想那些和数学无关的问题呢?但是,我就是老想着这样的技术问题,”[8]由此可见,男女生在学习抽象的数理学科方面确有很大的不同。国内目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课程改革,已开始强调书本知识不再是唯一的课程内容,课程的内容要紧密联系社会的发展实际,关心学生的经验,要创造环境和条件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这对于女学生的学业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当然这还不够,课程改革还应该研究将对女性平等的内容内化到课程中去,促进女性新知识的形成和女性角色新观念的产生,这不仅是性别研究更是教育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教材与性别文化

国内外的有关研究均表明,在儿童早期,女孩和男孩子就通过强有力的社会化过程被灌输接受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思想,而教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女性的言词与形象》公布的一些统计数字表明,儿童的教科书中不仅有75%的内容是关于男性人物的,而且对这些男性主人翁的描写常与成就主题有关;反之女性人物往往是以被动、受约束的形象出现,扮演的也常常是受害者的角色。”“当我们将不同文化中有关性别刻板印象的文献加以比较时就会惊异地发现,尽管在其表达的方式与程度上有所差异,但不同文化中构成性别角色社会化基础的内容却极为相似,其共同的模式是:男性居于支配主导地位并拥有权力,而对女性而言,重要的是她们的美貌和养育后代的能力”[9]。中国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女性在教科书中出现的生活场影多是家庭,其主要职责是照顾孩子、服侍丈夫,即使是女革命家邓颖超,在教材中的形象也是戴着老花镜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补衣裳[10]。同样,香港学者的研究亦指出,“香港中学的历史及社会课本对女性角色的选材,都强调男外女内,男尊女卑的分歧;而历史人物中,提及女性的不多,只有少数属于良母或红颜祸国的女性人物记载”[11]。这些教材内容所营造的社会性别话语,通过教学被灌输到受教育者的头脑中,儿童不知不觉地从中学习怎样才算得上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在不经意中就会遵照这些描写来行为和思考,从而对一个人产生最基本的、最深刻的、最全面的影响。其后果,就是强化和鼓励男性与女性形成不同的价值系统,不同的反人格特征,不同的人际沟通方式,不同的问题解决技巧,不同的社会角色分配,等等。对男女在个人成就、社会贡献方面也形成不同的期望。久而久之,这种男女性的不平等被认为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并以此来衡量什么是所谓标准女性。可以说,由于教材中未能为现代女性提供正面的角色典范,却把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儿童“自觉”的认知,因此在强化性别刻板印象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教师的性别角色意识

教师和其他成人的性别态度和性别行为模式是决定儿童性别态度和性别行为模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换言之,教师的性别角色刻板观念是形成和扩大男女学生学业和心理差异的重要原因。比如说,许多教师对待男女学生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女生学习好,老师认为是死记硬背,认真刻苦的结果;男生学习好则是因为聪明,能力强。这无形中对女生产生了一种暗示,减弱了她们的成就动机。北京大学的一项关于“女教师性别角色意识研究”,研究者在访谈中发现老师中存在着这种现象:有的老师在回答女生的提问时会说,“说这么多你怎么还不理解”,使女生感到自卑。如果男生问问题,就会用激将法,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人家女生都做出来了”。还有的老师认为,男生没有创造性就是没有认真,而且作为一个男孩子如果没有创造性是不好的,女孩子没有创造性就很正常。[12]还有一位从事性别研究的女学者这样谈到她自己的经历:“一次几何考试,我得了满分,老师毫不留情的扣了我3分卷面分。我不服气,找到老师,老师不耐烦地说:‘你的卷面不干净,你看你的卷子,像个女孩子的吗?’我问她:‘为什么男生的卷面不干净你不扣呢?’老师勃然大怒:‘你看你这样子,像个女孩子说话吗?’”[13]类似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举出许多,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但很少有人从社会性别和教育学双重意义上进行反思。事实上,“我们与孩子的整个教育生存都是一种对他们说话的形式。即使是当我们静静地聆听、扬眉、鼓励地点头、拥抱、转身或面带深情地吸引孩子短暂的注意力,我们可能都是出于教育学意义上的关心才这样做的。教育学就存在于我们每天与孩子说话的情境中,教育学就存在于我们与孩子在一起的方式之中。”[14]而性别研究同样强调教育情境与教师态度对男女学生的不同影响。如果每位教师都能从这个意义上考虑自己的一言一行,就能够避免许多对孩子的无意中的伤害,特别是对内心敏感的女孩子来说,老师的一句讥讽或申斥可能影响她们一生的成长,因为学生和教师的关系也在改变着教育质量。遗憾的是,对女生采取上述不公正态度的老师并非少数,这既有违于教育学的真义,其背后更潜藏着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和由此而生的对男女性的不同期望。对此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由于教师和学生是教育活动中最基本的因素,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也是各种教育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因此,改变教师的性别角色意识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两性平等观念,改善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成就期待。国外的经验表明,学习过有关妇女/性别研究课程的教师都在课堂行为上有重大变化,其中包括,避免使用带偏见的语言,更加关注学生学习类型的多样性,努力使所有学生都参与课堂讨论,运用新的教学方法,尊重学生的经验和观点,等等。这门课程“重视培养学生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许多学生分析大型社会机制的能力。这个社会机制是差异得以根植、强化和确定的原因,也是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及其持久化的原因。妇女学和社会性别学能帮助学生把知识与个人经验相结合,创造个人化的学习方式。同时,它还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批判意识。”[15]国内的学者也在呼唤,希望在我们的师范教育课程体系中融入性别平等教育的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已率先在本科生中开设了“妇女与性别平等”课程,这门课的教学目的和基本特征是:“以社会性别公平为基本的教育原则和理念;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分析教育中性别差异的真实原因,以及用女性的眼睛看教育世界”[16],实施以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总之,使教师在从业之前就接受这方面的专业训练,通过学习科学的性别知识培养他们的性别平等意识,其意义将是十分深远的,因为说到底,面对社会文化中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以及女性事实上所处于的不平等地位,唯一能阻止这一社会化过程产生不良影响的机构就是教育系统,而教师则是其中的关键要素。

二、性别研究对于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意义

对于教育来说,“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什么人应该受教育”是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从性别视角进行的分析对研究这两个教育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关于这个问题,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教育论》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那些能够使青年人用以解决问题,并为他们将来长大之后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解决所可能遇到的问题作准备的知识最有价值。与人的健康、生存、营生、家庭生活、民事参与、享受闲暇与道德判断的形成相联系的问题是最主要的,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也是最有价值的。”[17]现代教育恰恰忽视了这些最重要的方面,无论家长、学生还是教师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能使学生通过层层考试的那些知识在实践中最有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性别研究却在诸如健康、生存、家庭生活以及形成道德判断等方面,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观念的新看法,批判了基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文化之上的知识系统,从而为建构新的两性平衡的知识系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为把“最有价值”的知识教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二)什么人应该受教育

这一问题更与每个人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由于学生的教育背景决定他们未来的职业、地位和权力,任何民主社会都强调教育必须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向所有人开放。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1948)第26条规定“受教育的权利”是所有人的权利之一,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目标却远未能真正实现。即使在发达国家,女性囿于性别的原因(如生育、照看孩子、承担家务等等,实际上也未能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而在发展中国家,贫困造成的生存压力尤其使女性率先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因为家庭要把有限的教育投资用于男孩身上,男孩被看做是家庭的顶梁柱和宗族得以延续的“香火”,女孩则必须作出牺牲。从性别视角来分析这一教育问题,可以看到这与几千年以来“男性优势”的基本观念已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密切相关。女性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长期以来被定型于贤妻良母的角色,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存在价值而沦为男性的附庸,她们被剥夺了发展为多样化的社会角色或家庭角色的机会,这既是女人的不幸更是社会的不幸。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女性从教育中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得到自信,她们就可以认识到,如果有像男人一样的机会,妇女也可以做到或者可以做得更好;另一方面,女性受教育更有利于提高下一代人的素质从而使社会整体得到提升,这对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平等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建构,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对教育研究以及对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其影响是多方面的。教育最深层的目的是关注个体的健康成长,个体的成长也就是形成自我的过程。如果我们在教育研究中(特别是在制定教育政策时)能够自觉地融入性别的视角,创造使每个个体(不论男女)都得到适合自我发展的平等的机会,就会极大地改善现实教育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不完善之处,同时也会有力地促进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长远发展,并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起到切实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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