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语音对越南语语音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音论文,汉语论文,越南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古汉越音与今汉越音系
历史上，越南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汉语词进入越南语后，由于受越南语语音内部规律的影响，其读音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变化过程，我们称之为越化；越化后汉语词的读音称为汉越音。唐朝以前，汉语词主要是通过口语途径进入越南语的，其读音变化较大，且不成系统，学术界通常称之为古汉越音。及至唐朝，汉字通过书面途径全面、系统地进入越南语，经过语音越化后，大约“有六七千个常用汉越字的读音有很强的系统性和规律性”，（注：见马克承：《汉字在越南》，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96页。）形成了一套汉字读音系统，学术界通常称之为汉越语音系或汉越音系。笔者将其称之为今汉越音系，以区别于古汉越音。今汉越音系是由今汉越音构成的。
古汉越音与今汉越音在语音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如：
古汉越音今汉越音汉语词
buongphong
房
dua tro 箸
che tra 茶
xe
xa 车
he
ha 夏
ve
hoa 画
在今汉越音中，有些音进一步越化，与汉字原音相差越来越大，一般人很难分辨它是否来自汉语，只有谙晓音韵学知识才能根据声韵的对应关系来做出判断，此种情况，王力先生称之为汉语越化。（注：见王力著《龙虫并雕斋文集》，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册，第704～814页。）笔者称之为越化今汉越音，它是文字口语化的产物。今汉越音与越化今汉越音之语音差异，通过下例可窥一斑：
今汉越音越化今汉越音汉语词
can gan 近
ki ghi 记
bo va
补
phu vo
妇
sanggiuong
床
khiem
kem 欠
从语音学的角度来看，古汉越音和越化今汉越音都是越化程度较深的汉语语音，它们脱离汉语原音较远，更接近纯越语词的语音，因此，有的越南人认为它们是纯越语词，其实那是对历史的误解。它们不成系统，规律性不明显，颇难研究，只好俟诸来兹。而由今越音构成的今汉越音系在越语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王力先生已对这套音系作过细致的研究。（注：见王力著《龙虫并雕斋文集》，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册，第704～814页。）但王力先生“研究汉越语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明白越语的现状与前途，而在于希望研究的结果可以帮助汉语古音的探讨”。（注：见王力著《龙虫并雕斋文集》，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册，第704～814页。）本文研究今汉越音系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汉语语音对越南语语音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为了研究越语的现状和前途。
二、今汉越音系形成的时间
今汉越音系形成于何时呢？法国著名的汉学家马伯乐(H.Maspero)说：“从9、10世纪的汉语出发，产生了汉越音”；（注：见陶维英著《字喃：起源、结构、演变》，河内：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1975年。）王力先生则说：“唐初，置安南都护府，在越南设学校，授汉字，汉越语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注：见《王力文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0卷，第797页，第10卷（1987年），第199、279、317、374页。）王力先生所说的“汉越语”，是指唐代进入越南语的汉语词汇，笔者称之为今汉越词。今汉越词的产生，并不等于今汉越音系的形成。只有当今汉越词达到一定的数量，其读音以一定的形式相对固定下来以后，今汉越音系才告形成。对于马伯乐、王力先生的上述观点，陶维英认为二者“都不错，但未完全正确”。（注：见陶维英著《字喃：起源、结构、演变》，河内：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1975年。）可见，马伯乐和王力先生只指出了今汉越音系赖以形成的基础，即7～10世纪的汉语语音。要解决今汉越音系形成的时间问题，不仅要研究今汉越音系同汉语音系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还要看今汉越音系何时稳定下来，不再随着汉语音系的变化而变化。
关于今汉越音系同汉语语音的对应关系，马伯乐、王力先生及越南语言学家阮才谨等学者都做了研究。马伯乐指出：“应该把汉越语看成是唐末在交州学校里授课用的一种语言，其主要成分是当时中国的北方话，尤其是长安（唐朝京都）话，但它已经摈弃了过于特殊的成分。”（注：见陶维英著《字喃：起源、结构、演变》，河内：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1975年。）王力先生研究的结果表明，今汉越音系与《切韵》音系存在较为整齐的对应关系。（注：见王力著《龙虫并雕斋文集》，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册，第704～814页。）阮才谨则进一步指出，今汉越音系与唐宋时期的汉语语音在声母、韵母和声调三方面有着整齐的对应关系，唐宋时期汉语的61个韵部中，只有3个韵部（太、江、阳）与今汉越音系不对应。（注：参见阮才谨：《语音史资料与字喃出现时期问题》，载（越）《语言杂志》，1971年，第1期；《关于语音史资料与字喃出现时期资料的补充》，载《文学语言通报》，河内综合大学，1972年，第5期。）阮氏据此认为：“今汉越音系起源于一种不可能早于7～8世纪的汉语的读音”。（注：参见阮才谨：《语音史资料与字喃出现时期问题》，载（越）《语言杂志》，1971年，第1期；《关于语音史资料与字喃出现时期资料的补充》，载《文学语言通报》，河内综合大学，1972年，第5期。）越南史学家陶维英认为今汉越音系只有到了自主时期初期——自曲氏建业（公元905年）起，历吴、丁、黎朝，也许还要算到李朝初期（11世纪）——才开始相对稳定，因为此时越南行将建立自主封建国家，摆脱中国的统治，今汉越音系基本上不再随着汉语语音的变化而变化。（注：见陶维英著《字喃：起源、结构、演变》，河内：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1975年。）陶氏还援引阮才谨的材料来证明他的观点：“据《五代史》载，梁开平年间（907年），‘戊’字因讳改成‘武’，自此人们把‘戊’读成‘武’音，在今汉越音中，‘戊’字读音未变，仍读'mau'，这表明今汉越音中的'mau'音起源于公元907年以前的‘戊’字，此时，我国已进入曲氏建业时期，梁朝的讳字不可能再影响到我国的读音。”（注：见陶维英著《字喃：起源、结构、演变》，河内：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1975年。）笔者认为，陶氏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今汉越音系是在唐代汉语语音（主要是唐代的长安音）的基础上，经过越语语音的越化，大约于公元10至11世纪即唐末宋初形成的。
三、今汉越音系的内容及其在越语中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王力先生研究的结果，今汉越音系由20个声母、66个常用韵母和8个声调组成。（注：见王力著《龙虫并雕斋文集》，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册，第704～814页。）在越语的22个声母、140个韵母（注：此处采用王力先生的观点。）中，有2个声母(r、g)和74个韵母在今汉越音系中是不存在的。由此看来，今汉越音系在越语中似乎不占很重要的地位，其实不然。相对于越语声、韵母的数量而言，今汉越音系虽显不足，但它的声母和韵母已经与越语的声母和韵母融为一体，成为越南语语音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它又自成体系，有其独特的发展和演变规律，在越语中发挥着特有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
1.音译汉语借词和创造新词，丰富越语词汇
今汉越音系于唐末宋初形成之后，宋代以降，直至今日，越南语吸收汉语借词或创造书面语新词，都采用这套语音系统（除少数从方言传入外）。如thuc dan（殖民者）、xa hoi chu nghia（社会主义）、hien dai hoa（现代化）、co phieu（股票）、ca si（歌士＞歌星）、khan gia（看者＞观众）、so hoa（数化＞数字化）等，此类汉越词数量众多，难以殚举，“现代越南语中有一半以上的多音词也是使用这套读音，按汉语构词法构成的”。（注：见马克承：《汉字在越南》，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96页。）这样，汉语借词丰富了越南语的词汇系统，促进了越南语的发展，增强了语言的社会功能。
2.创制和识读越南民族文字——字喃
字喃(chu Nom)是越南历史上曾经使用了相当长时期的民族古文字。字喃的实质就是用汉字的汉越音来标记越语语音。如“咹粓（an com吃饭）”二字就是用汉字的汉越音“an（安）”和“can（甘）”来标记的；“
（buon烦闷）”就是用汉字的汉越音“bon（盆）”来标记的。字喃体系中绝大部分字都按这种方法来创制和识读，说明今汉越音系对字喃的创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阅读汉文古籍，发展文化教育
今汉越音系既是越南语语音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自成系统，运用这套语音系统，能够读出全部汉字（包括未进入越语里的汉字）。在古代，越南实行的是汉学教育，《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程，教师和学生都用“一种独特的发音方法——汉越音（指今汉越音系——作者注）来阅读汉文经典，其实那是在学一门外语，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它的发音与宗主国（指中国）的发音不完全一样”。（注：见（越）黎春泰：《关于汉越词教学问题》，《语言杂志》，1990年，第4期。）直至今日，越南人仍用这套音系来读汉文古籍。
由此可见，今汉越音系丰富了越语语音系统，它既是汉语词汇进入越南语的桥梁，又是创制、识读越南民族文字和阅读汉文古籍的工具，对丰富越语词汇、促进越语和越南文化教育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汉语语音对越南语声调的产生和完善起了一定的作用
声调是一种语音现象，是一个音节的高低、曲直、升降、长短的变化，就其作用而言，可分为词汇性声调、语法性声调和形态性声调三种类型。（注：见石锋、寥荣蓉著《语音丛稿》，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130～135页。）现代越南语和现代汉语都是词汇性声调语言。但是，“有声调语言和无声调语言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注：见石锋、寥荣蓉著《语音丛稿》，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130～135页。）也就是说，一种语言的声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的。
马伯乐早在1912年就开始探讨越南语声调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声调可以分解为两种成分：音高和曲拱。音高依赖无声母，而曲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韵尾，同样也依赖于元音的音色和音量。古汉语有两种音高和四种曲拱。”（注：见石锋、寥荣蓉著《语音丛稿》，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130～135页。）这就是“四声八调”。马伯乐把越南语中的6个声调分别跟古汉语的声调对应。越南语平声和弦声对应于古汉语的上声；越南语的锐声和重声对应于古汉语的去声。他认为越南语中的问声和跌声来源于韵尾-h（或-s）。（注：见石锋、寥荣蓉著《语音丛稿》，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130～135页。）
1954年，法国语言学家A.G.欧德利古尔曾撰文解释越南语声调的起源。他认为，在公元初，越南语并没有声调，只有辅音声母的清浊区别和三种尾音：一个开元音或鼻音；一个清擦音-s，以后变为-h；还有一个塞音，以后变为-？，这就是锐声和重声的来源。到了公元6世纪，-h的消失产生了降调，-？的消失产生了升调，以浊音结尾就成为中调。尾音的消失产生了曲拱，形成了三调系统。到了公元12世纪，声母的清浊对立消失，形成了高低两套声调，平声、问声和锐声为高声调，弦声、跌声和重声为低声调。这样，越南语由三调系统变成了六调系统，（注：见A.G.欧德利古尔(A.G.Haudricour)：《越语声调的起源》，越译文载（越）《语言杂志》1991年第1期。）欧德古尔把越南语声调的形成过程列表（注：见A.G.欧德利古尔(A.G.Haudricour)：《越语声调的起源》，越译文载（越）《语言杂志》1991年第1期。表中1、2、3、4、5、6分别表示越语的平声、问声、跌声、锐声和重声六个声调。）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出，越语声调是由于辅音声母的清浊变化和韵尾的消失而形成的。欧德利古尔的观点得到多数越南学者的赞同，那么越语声调的形成是否与汉语语音的影响有关呢？笔者认为，汉语语音对越南语声调的形成和完善起了一定的作用，其理由是：
1.从时间上看，越语声调是在汉语传入越南之后产生的。
汉语汉字早在公元前2世纪末就已从口语途径进入越南语，并开始对越南语产生影响，而先秦的汉语已有平、上、长入、短入四声，魏晋南北朝时发展为平、上、去、入四声，到唐宋时期（7～13世纪）一直未变。（注：见《王力文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0卷，第797页，第10卷（1987年），第199、279、317、374页。）越南在公元初（汉语传入后的一百多年）仍未有声调，到公元6世纪才产生3个声调，12世纪方六调俱备。从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12世纪的一千多年里，越南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汉语语音对越南语语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唐以前的古汉越音和唐以后的今汉越音系。
2.越南语语音和汉语语音有许多共同点。
3.越语和汉语声调的形成过程具有相似性，“都起源于声母和韵尾的变化”，（注：见A.G.欧德利古尔(A.G.Haudricour)：《越语声调的起源》，越译文载（越）《语言杂志》1991年第1期。#>“对汉台语（包括越南语）来说，首先作为韵尾的补充而产生声调，其后，为适应声母的性质而分裂为两类”。<%见（日）西田龙雄：《声调的形成与语言的变化》，载（日）《言语》杂志，1979年，第11期。）
王力先生曾说过：“我们假定越语最初是出自高棉语，后来因受汉语和泰语的影响才有声调的产生，则这个假设是很靠不住的，譬如高棉语受暹罗语的影响很大，借用暹罗字很多，为什么它并未因此而产生声调呢？”（注：见王力著《龙虫并雕斋文集》，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册，第704～814页。）本文认为，高棉语受暹罗语影响而未产生声调并不能否定越语因受汉语的影响而产生声调的可能性。实际上，一种语言因受另一种语言的影响而产生声调的例子是有的，如“回辉话（海南三亚回族的语言）由于长期受汉藏语的影响，发生了类型变化，由粘着型变为孤立型，常用词由双音节变为单音节，并出现了声调”。（注：见戴庆厦著《社会语言学教程》，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越南学者阮文修也说：“越语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混合过程，所以产生了声调（可能是受汉语的影响）。”(31)基于以上理由，本文认为汉语语音对越南语声调的形成和完善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结束语
现代越语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混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汉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古汉越音、今汉越音系、越化今汉越音的存在即为明证。尤其是今汉越音系，已成为越南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词汇源泉，现在和未来的越南语都离不开它，有的学者称它为越南语的“第二种语言”（注：见程方编著《现代越南语概论》，南宁：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出版，1988年，第222页。）并非言过其实。
今汉越音系是中越文化交流的结果，其作用何啻于越南语，它对于中古汉语音韵的研究也颇为重要，故素受汉语音韵学界垂青。“从马伯乐开始，‘汉越语’就一直是研究《切韵》音系的重要材料”。（注：见吴文祺主编《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23页。）陈玉龙先生曾用“礼失而求诸野”（注：见陈玉龙等著《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2页。）来概括历史上汉文化圈内文化交流的诸多现象之一。1939年秋至1940年夏，王力先生利用假日赴越南河内潜心研究今汉越音系，后来写出了颇有价值的《汉越语研究》一文，解决了汉语音韵学中的诸多问题，此不亦可谓之“礼失而求诸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