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的视角审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以新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E290，O180
进入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居民消费热点出现、民间投资活跃、银行贷款扩张较为明显、外贸出口和引进外资成就不断刷新的情况下逐渐趋暖，2003年第一季度GDP增长达9.9％，第二季度由于“非典”影响，增速回落，但第三季度起，经济又迅速恢复强劲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最终达到9.1％，是1997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2004年第一季度GDP增长9.8％，通胀2.8％，4月份通胀继续上升到3.8％。面对这种经济形势，国内经济学界大致有左、中、右三种看法。（注：这三种看法是：（1）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偏快，经济有过热倾向，宏观上应该出台紧缩性政策。其依据是：首先，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偏高；其次，投资增长过快；第三，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第四，物价，尤其是生产资料价格开始上涨。（2）认为当前的经济运行仍处于正常状态，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有基础的，应予以保持和巩固。其理由大致也有四点：第一，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尚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第二，最终消费需求还处于较低迷的状态；第三，经济的供给能力较以前大大提高；第四，物价虽然开始回升，但整体还比较低。（3）认为当前的经济运行整体仍处于均衡状态，但局部可能出现过热。一方面，当前的经济增长具有其内在的基础，总体是均衡的；另一方面，在部分行业，主要是房地产、汽车和钢铁行业开始出现投资过热，并且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不太正常的开发区热，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及土地的大量闲置和浪费（散见各大报刊）。）而随着经济过热现象的继续，上述分歧有可能暂时趋于统一，决策层的调控决心也比较坚定，对投资项目逐项清理，并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但是，这一轮的经济波动为什么刚复苏一年就如此“过热”？这“过热”的定义是什么？这一轮的“过热”与以往中国宏观经济的过热有什么差异？等等，这些问题需要经济理论界作出回答。
经济过热按照正常的理解是指由于总需求项目（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的异常变动（扩张），供给能力在短期内无法满足突然扩张的总需求，导致生产要素价格（包括工资）上升，最终引起普遍的通货膨胀。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价格固定和生产性资源难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经济过热表现为由政府推动的总需求扩张受到国内瓶颈产品短缺的约束，并且短缺信号的不断加剧致使决策层主动将经济降温。在经济体制转轨初期，由于价格开始放开，同样的结构性瓶颈产品约束和短缺信号的加剧通过结构性通货膨胀的途径释放并迫使决策层作出宏观紧缩的决定。但是，这一轮的经济“过热”毕竟与过去中国经济中曾经出现过的过热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过热有所不同：第一，经济资源并没有出现普遍的紧张，电力等能源的不足与其说是当前经济过热导致的，还不如说是因为过去几年控制投资的结果；第二，某些中间产品价格的上升对最终产品的价格传导受最终产品需求的制约，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普遍的高速通货膨胀（注：过去最近两次的周期波动中的通货膨胀为1988年的18.5％和1994年的21％。）还没有出现；第三，这一轮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结构性矛盾与以往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瓶颈制约不同，随着全球范围内资源的流动、价格的作用和投资的快速反应，将很快得到缓解。更多的经济学家是从目前这些领域大规模投资将使该类中间产品成为过剩产品从而导致新一轮通货紧缩的角度来看待目前的经济过热；第四，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最终要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即土地、能源、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制约。因此，政府领导人对这次经济“过热”的担忧，与其说是对短期经济过热的的担忧，还不如说是对经济过热的长期后果的担忧。从短期经济波动的角度来看，至少“过热”的症状是不同于过去的，“过热”的传导机制是特殊的，“过热”的重要判断指标之一——通货膨胀——是不明显的。
一、1997年起中国经济已经由资源约束型经济变成需求约束型经济
从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1953年进入工业化历程算起，若以经济增长率波动为主要考察对象，按照“谷—谷”法划分，我国的经济增长共经历了十个周期，其中有五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相对于改革前的经济增长波动而言，改革后的经济增长波动特征，从整体上说，可以简洁地概况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化为“高位—平缓”型（刘树成，1996）。
从每一次推动经济周期性增长的宏观背景来看，造成改革开放以来的前四次经济周期性增长的动力源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差异，但整体来看，差别不大，都是在“投资推动—资源约束”的大框架下循环。（注：在第四个周期的后半段，经济的增长受到了来自于投资与消费的双疲软约束，说明经济开始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化。）
要剖析一种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我们需要搞清楚三方面的内容，即宏观总供给的形成、宏观总需求的形成，以及在宏观总供求形成中起关键作用的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注：自非均衡理论和理性预期理论出现后，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分析，没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理论被认为是有缺陷的，难以作到前后统一。）一个国家的宏观总供给取决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宏观方面的经济体制因素（如是计划配置还是市场配置）以及相应的企业效率。从总需求的形成来看，一个国家的总需求总是由四部分构成，即家庭的消费需求、企业的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和出口需求。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总供给的形成中，还是在总需求的形成中，家庭和企业的行为方式在这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微观经济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又是与特定的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从总供给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除了劳动力要素数量充裕之外，其他生产要素都比较短缺，其中尤其是资本要素短缺。面对这样的要素禀赋，政府为了在短期内积累起一定物质资本基础，就采取扭曲价格信号的办法，使工业部分实现利润，最后把工业利润转化为形成物质资本的积累基金。这也是粗放式地使一个国家的总供给能力迅速扩大的过程。从微观机制来讲，由于价格信号的扭曲，市场不能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计划当局就势必要求微观生产单位——企业，只根据数量指标进行生产，既不需要考虑市场需求，也不需要考虑投入和产出的价格信号，最后企业也不需要追求利润最大，从长期来讲也不追求企业的价值最大，因而投资的风险约束概念就从传统体制下企业的经营视野中消失了，这种企业行为状态的直接后果便是企业“投资饥渴症”的产生。就家庭来讲，传统体制下家庭的行为选择定位在日常消费品的选择上，而诸如消费与储蓄的分割（现在消费还是将来消费）、不同金融资产的选择等问题在低工资、消费品短缺（大量消费品需要凭票供应）的年代都变得没有意义了。因此，传统体制下一个国家的总储蓄决策是由政府来作出的，GDP中的储蓄份额一旦确定，余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具有投资强烈冲动的企业之间配置有限的投资资源。
通过对上述传统体制下的总供给、总需求和微观机制三位一体的分析，我们不难总结出传统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的如下几个特征：宏观经济总是处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非均衡状态；总供给的增长与扩大总是受制于经济中所短缺的要素——资本和技术；计划信号的失误、粗放式增长的低效以及微观生产单位缺乏激励机制下的低效和浪费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中的短缺状态；由于短缺的普遍存在，导致微观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变异，如企业的囤积物资倾向、对产品需求的强制替代倾向、排队购物现象等等，进一步强化了短缺。在上述特征之下，由政府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微观企业的投资饥渴所推动的经济粗放式的高速增长——短缺——进一步粗放增长，就是传统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常态。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以来，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一个最主要特征是市场机制的引进、计划体制的逐步退出，计划经济经过计划和市场双轨经济体制的并存再逐步过渡到全面的市场经济。在经济转轨的初期，经济运行的常态是经济扩张冲动——瓶颈制约加剧——通货膨胀——政府暂时的经济调控——宏观经济中瓶颈短缺缓解——新一轮的经济扩张。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宏观总供给能力因资源配置效率和微观效率的提高而大幅度提高。加上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弥补中国宏观经济中资本、技术创新和管理要素的短缺，流入的外资与相当充裕的劳动力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总供给能力。
从城市工业的微观机制角度来看，转轨初期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还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就这部分企业来讲，微观体制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带有浓重的双轨经济的特征。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盈利动机已经相当明显，提高经济效率和把资源投向高盈利领域已成为经营者的追求目标，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产权改革没有到位，加上资本市场等重要要素市场的建设滞后，追求企业长远盈利性（即企业现值最大）的目标还缺乏，投资资源使用的责、权、利不明确，缺乏投资的风险意识，因此国有企业对投资的饥渴症还没有被治愈。与此同时，非国有企业迅速增长，这部分企业的投入—产出行为和投资行为就要理性得多。但是，由于体制改革没有彻底到位，留下了许多隐患。隐患之一是企业过于追逐短期利益，在市场价格信号还有问题（或者说自然垄断市场的限制）时，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重要部门投资滞后，形成总供给增长上的瓶颈制约。隐患之二同样是企业过于追逐短期利益，加上传统体制条块分割状态的延续，重复建设情况严重。隐患之三是，在投资饥渴症的作用下，经济粗放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虽然速度很快，但质量并不是很高，给后面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一些问题。从需求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家庭消费需求的扩张和出口需求的拉动以及双轨体制情况下的国有企业强烈的投资需求。因此，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宏观经济运行来看，虽然总供给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微观企业的机制也有相当程度的改变，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其行为目标与行为方式与市场经济的需要相一致，成为宏观总供给增长中非常有生命力的一部分。但是与此同时，许多国有企业的体制特征还带有浓厚的双轨色彩，总供给增长的质量还有待于提高。
1997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却进入了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状态，宏观经济出现总需求约束下的紧缩状态：城市居民消费在耐用消费品饱和后升级出现梗阻，农村居民由于收入增长缓慢消费难以提高，宏观总需求中最为重要的居民消费需求出现疲软；金融改革滞后，坏帐呆帐积累过多，中央银行加大监管力度，国有商业银行则从原来的贷款冲动转向“惜贷”，金融领域亮起“紧”的信号；传统体制下的重复投资导致某些商品的供给能力过剩；供给能力过剩和需求相对不足致使物价连年下滑，通货紧缩趋势难以逆转；相对僵化的融资渠道难以将居民储蓄向有效率的投资项目转化，同时通货紧缩使真实利率一度居高不下，进一步抑制民间投资；东南亚金融危机又一度使中国的出口面临压力；等等。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总需求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自动的低迷状态，宏观决策层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动用持续五年的凯恩斯式的扩张性政策来推动GDP的增长。
二、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五大动力源
1997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受到来自总需求方面的约束，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启动等待着总需求方面的突破。由于宏观经济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这一等待是漫长的，2003年机会终于到来了。在本轮的经济周期性增长中，经济开始逐渐摆脱投资、消费双疲软的制约，展现出新的活力。
（一）这一轮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居民消费中住房和汽车需求热点的形成。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市居民在家用电器方面需求的饱和，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还面临很多困难的情况下，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是宏观经济启动的关键变量。2000年以来，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金融领域住房贷款制度的创新，汽车价格的下降等，居民的住房和汽车需求终于出现强劲增长的势头。在住房和汽车需求的推动下，导致对钢材、水泥、电力和运输等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大增，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固定资产投资。由于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已经从资源约束型经济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因此这种由需求增长推动的宏观经济增长一方面是来之不易的，另一方面也是得到供给能力保证的。虽然这样的增长会在短期内导致中间投入品、能源和运输价格的上涨，但是除住房和需要一定周期进行调整的农产品外，最终产品的价格未必与中间产品价格保持同比例的上涨。这说明：我国经济正在从有效需求不足的周期低谷走向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开始旺盛的发展阶段，由于我们的供给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以往资源约束型经济中出现的瓶颈短缺导致全面短缺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可能不再重现。
（二）这一轮增长是中国加入WTO两年后我国已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两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尤其显著：2002年进出口总额达到6207亿美元，增长21％；2003年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全年进出口总额高达8512亿美元，增长率达37.1％；2004年前两个月，进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进出口同比增长率为35.4％。随着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可能性不断临近，我国进出口增长的基础更加坚实。与此同时，引进外资也取得较好的成绩，2002年实际利用外资550亿美元，增长11％多，2003年虽因“非典”和全球经济复苏外资流向转移等因素有所回落，全年实际利用外资仍达到535亿美元，2004年有望反弹。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前两个月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达10.3％。因此，外部市场的开拓和外部资源的利用是这一轮宏观经济增长的基础，一方面强劲的外部市场需求对启动原先不足的总需求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外部资源的利用使我国生产可能性边界大大往外拓展，延缓了周期过热的到来。当然，由于全球石油等生产资料价格因前几年投资滞后出现不断攀升的现象，导致国内价格的上升，但是这并不能归咎于国内经济的过热，而是一种国际相对价格调整对国内价格的传导现象。
（三）经过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经过近几年基础设施的建设，我国投资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作为推动这一轮经济增长主动力的投资主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以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为主转变为以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为主，投资决策日益符合市场理性。进入90年代以来，以政府推动为主的国有及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直在下降，从1993年的78.4％下降到2002年的57.2％；相反，靠民间力量推动的个体及其他经济成份所作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则从1993年的21.6％上升到2002年的42.8％。而且进入2000年以来，政府推动的国有及集体企业的投资比重开始出现加速下降，突显出民间投资的活跃。
目前的投资是否存在重复？政府推动的投资对这一轮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因为这关系到这一轮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们最担心的问题是，这一轮的投资高速增长是否由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冲动引起，这样的投资冲动是旧体制的惯性，一定会导致经济的过热和不可持续性。但是，从一直到2002年的投资数据来看，非国有的其他投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状态，2003年应该更是民间投资显示作用的年份。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间投资主体的确立是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将不同于过去经济周期波动轨迹的关键。
（四）这一轮经济增长的最大特色是工业生产的强劲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增加值4.1万亿元，增长17％，实现利润增长42.7％。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趋势的出现，国际产业的转移，出口的增加，国内因汽车、住房和通讯等消费需求所推动，对中间产品的需求进一步拉动，使得重工业增速快于轻工业：1999年增速快1％，2000年快3.5％，2001年快5.7％，2002年快1.68％，2003年快4％。冶金行业实现利润在2003年增长一倍多，煤炭、石化、有色、建材、机械行业实现利润增长均超过50％。（注：2003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9、2000、2001、2002年数据系根据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自行计算得出。）从重工业内部的构成来看，加工工业的增长率从2000年起开始超过原料工业。到2002年，加工工业增长率为20.3％，原料工业的增长率为15.6％，前者超过后者近5个百分点（参见图1）。这标志着中国真正全面进入了工业化阶段，并且向重化工比重不断提高的工业化高级阶段推进。
图1 1995—2002年重工业中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增长率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五）城市居民住房需求的空前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移民潮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福利分房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影响，中国的住房市场发育十分落后，城市化速度大大落后于工业化速度。但这一局面在2000年以来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随着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和户籍制度的松动，住房建设、土地拍卖、城市交通和环境的改善在市场机制下互动，既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住房和环境的更高档次的需求，又通过土地拍卖筹集到城市建设的资金，由此构成住房建设、城市交通和环境建设的投资高潮，对这一轮的GDP高速增长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现在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由于我国现有城市人口密集，土地资源极为短缺，土地管理存在很多问题，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势必带来土地资源利用不当，房地产投机猖獗，需要一定程度的规范和整顿。
三、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深层矛盾
这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是明显的，其合理性也是存在的。目前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是经济是否过热。但什么叫经济过热？其判断标准又是什么？诚然，随着投资的高速增长，中间产品的价格在短期内大幅度上扬，经济过热的基本标准之一的通货膨胀似乎有到来的架势。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由于许多最终产品的生产能力的过剩，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过剩，劳动成本根本没有上升的空间，中间产品的价格上升却没有办法传递到最终产品的价格上。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中间产品的价格具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最终产品的价格却面临通货紧缩的局面。更有甚者，随着这一轮中间产品投资的高速增长，未来生产能力将大幅度提高，因此，我们并不能摆脱全面通货紧缩的可能。如果说，投资的高速增长和通货紧缩、生产能力的利用不足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几种情况同时并存也叫经济过热，那么至少这种经济过热是以往中外经济发展史所没有出现过的，或者说我们必须重新定义经济过热。我们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所出现的这一矛盾现象表明，这一轮经济增长的背后潜伏着更深层次的矛盾。我们只有通过剖析这些更深层次的矛盾，才能找到问题根源，提出相对应的经济政策。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虽然GDP增长很快，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却落后于GDP的增长，构成GDP的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矛盾。
图2显示了1993年以来实际GDP与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的运动轨迹。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以1997年为转折点，在此之前，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虽然波动较大，但整体还是以较高速度在增长。但在1997年以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就开始低于GDP的增长率，经济进入没有收益的增长轨道。
图2 1993—2000年实际GDP及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资料来源：1992—1995年数据来自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0年数据分别来自1999—200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实际增长率系作者根据以1990年的价格为不变价格进行调整后计算而得。
2.GDP增长很快，但就业弹性偏低，就业的增长跟不上GDP的增长，构成GDP增长和就业增长的矛盾。
根据奥肯定理，我们知道，经济的增长会带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和就业机会的扩张，其带动强度的大小可借助就业的GDP弹性来反映。图3提供了1991—2003年全国就业GDP弹性的变动示意图。从图3看，全国的就业GDP弹性在1992—2001年间有平缓的上升趋势，但从此开始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并且从整体来看，就业的GDP弹性数值偏小，平均仅有0.12，说明经济的增长对就业的带动能力薄弱。作为比较，这里我们提供一组国外的数据。根据布兰查德（2001）的估算，1981—1998年间，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就业GDP弹性系数分别为0.42、0.51、0.32和0.20。
图3 1991—2003年全国就业GDP弹性
注：2003年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经由作者自己计算而得。
就业是民生之本，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反映了人民的经济福利的提高。从上述两点我们发现，GDP伪高速增长并没有转化为人民经济福利的同步增长。
3.由于就业的增长有限，居民可支配收入有限，推动GDP增长的总需求增长中，就只能以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为主，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对缓慢，构成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矛盾。同时，由于对未来预期的不稳定，导致本国居民的储蓄不断增长，但这些储蓄却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居民投资渠道单一，投资回报低，构成储蓄增长和投资增长的矛盾。
在图4中，我们显示了1991—2003年出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趋势。从中可以看出，出口由于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增长率的波动比较明显，但整体的增长速度非常之高，平均达到2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整个时期经历了三个阶段：1991—1993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到1993年达到顶点，为61.8％；而后开始逐步下滑，到1999年达到谷底，全年增长率仅有5.1％；从2000年开始，增长率开始稳步上升，2003年达到26.7％。反观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情况，则自1997年以来一直比较平稳，起色不大。从图4还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到，自2001年以来，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开始迅速上升，但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却继续低迷，甚至有微幅下降。这说明，即使是在2003年经济增长势头比较好的情形下，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矛盾仍然存在。
图4 1991—2003年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示意图
资料来源：1991—2002年数据来源于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数据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
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的另一面是储蓄的不断高涨，但居民的储蓄却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使居民的资本收益下降。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兑换的情况下，考察国内储蓄是否能顺利转化为投资的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比较国内投资和储蓄的规模。而全部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和存款余额无疑是衡量国内投资的储蓄规模的理想指标（袁志刚、宋铮，2000）。从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机构历年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和存贷差额来看，在1994年以前，中国的贷款余额一直大于存款余额。但从1994年开始，随着存款余额的迅速上升，存贷差额变成了正数，且一直在增加。1994年存贷差额为525亿元，到2002年增加为39623亿元，2003年更是上升为49059亿元。（注：2002年及以前的数据来自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数据系中国人民银行在网上公布的数据。）此外，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当国内投资小于储蓄时，行为人会选择对外投资。人民币资本项目虽然不可兑换，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宋文兵，1999；李庆云、田晓霞，2000）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投资需求不足的事实。因此，综合以上情况，可以判断出当前的储蓄并不能有效地转化为资本，储蓄增长和投资增长的矛盾确实存在。
4.由于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国内储蓄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对已经从资源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的中国宏观经济来讲，出口需求的增长和FDI的进入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一个经济过多地依赖外部经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分配将更加复杂，构成内外经济利益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一路上升，从1978年的9.8％飙升到2003年的60.4％，已占到GDP总额的近三分之二。作为一个大国，如此大的外贸依存度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随着外贸出超的积累，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截止2003年已高达4032.5亿美元。高额外汇储备背后蕴藏着如下两个事实：第一，外汇储备背后对应的是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背后反映的是中国每年有大量的剩余资源借给其他国家使用；第二，如果我们把外汇储备投资到国外，比如购买美国的国债，其投资收益率一般较低。但是相反，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很快，并且收益率较高，外国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回报大大高于中国外汇储备在国外的投资回报，导致利益的流出。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我们在内外储蓄资源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相对于经济发展的要求来讲是不足的，因此引进外资是合理的。但是，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储蓄过度，导致经济的动态无效（袁志刚、何樟勇，2003），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大量的FDI，而且是越多越好？原因是FDI对当前中国经济来讲，不仅带来资金，而且带来具体的项目，带来科技创新，带来先进的管理，带来知识产权与品牌，带来国际市场。一句话，FDI的生产函数曲线大大高于国内资本的生产函数曲线，也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收益率高于国内投资的收益率。
5.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引入，中国经济的微观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社会公平机制建设一定程度的滞后，导致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构成社会贫富矛盾，最终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宏观效率。
反映一国收入分配均等状况的实证指标是基尼系数，该系数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均等，贫富差距越悬殊。一般国际上将基尼系数0.4作为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尽管目前我国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都还处于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但应当看到，20年里差距扩大速度是相当快的：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由0.177提高到了0.245，增长了38.4％；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由0.245提高到了0.314，增长了28.2％。如果这种势头不适当加以遏制，就可能快速地达到甚至超越警戒线，从而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剧烈的社会动荡。同时，大部分居民的收入不足和消费不足将对宏观经济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影响宏观经济效率的实现。
综上所述，在这一轮经济增长背后，各类矛盾也在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重视，当前中国经济的波动已经不是简单一句过热或者过冷所能够概括的。
四、如何分析当前的增长与矛盾
从上述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增长背后的矛盾展开来看，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确实有别于中国以前的经济增长轨迹，也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和波动的轨迹。
首先，从短期经济周期波动的角度来看，这一轮经济增长是在1997年我国经济由资源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之后出现的，除少数中间产品之外，整个经济处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状态。因此，这一轮的经济增长只是将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推回到潜在经济增长的位置上，增长是可持续的。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由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土地减少加剧、能源消耗加大，环境污染严重，中国最终还没有摆脱资源约束的困境，承受不了过快的增长速度。其次，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投资主体中的地方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还带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民营经济的投资由于信息的非充分性而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投机性。这样的投资行为就可能导致生产能力的重复建设，如不加以调控可能会出现进一步因总供给能力过剩而产生的通货紧缩。
除了上述对当前宏观经济波动做出的一般性回答之外，我们认为，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的问题根源在于上面给出的深刻的内在矛盾。
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是在国内我们已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国际上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中国在21世纪融工业化和城市化于一炉的发展要求和全球经济资源在比较优势原则下进行合理配置要求之下的产业大转移是我们理解中国这一轮经济波动的关键所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中国巨大市场容量前景与寻求产业（主要是制造业）转移的国际资本一拍即合，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无疑是我们这个人口大国21世纪最大的发展主题。但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其背后的潜台词是以全体劳动要素的低收入为代价，尤其是大量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虽然其竞争优势明显，但其收入增长有限所带来的后果（比如影响全体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最后必然会导致宏观经济上的矛盾现象。
在推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各地政府在追求政绩的动机下，以更低的商务成本吸引外资，扭曲要素价格信号，尤其是劳动要素的价格信号，重复建设、产业同构，过度竞争，其结果一方面是居民收入提高有限，另一方面是居民最终消费品的供给过剩，后续的经济增长只能靠进一步的投资来推动。没有本地或本国居民消费作为支撑点的经济增长，其结果必然要导致通货紧缩压力的发展。
在消费增长缓慢，通货紧缩持续的情况下，为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宏观金融方面的政策又是不断地降息，尤其是居民的存款利率，但是居民的存款利率的不断下降，加之证券市场的疲软，居民在财富收入方面损失十分巨大。我们的另外一项研究表明，1997年以来中国居民财富收入的增长为负数，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之间的矛盾。过低的利率（尤其是通货紧缩结束之后利率变成负利率）和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的银行非理性行为一起导致了2002年以来贷款的波动，构成投资的进一步扩张，使宏观经济中消费增长和投资增长的比例进一步严重失调。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之一，是必须肯定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的增大，由于我们在资本市场方面对外开放的滞后，由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方面的问题，由于我们的企业在出口方面的非理性竞争，由于我们的出口产品缺乏知识含量、文化含量，企业缺乏质量改进的动力，以低价竞争为主的出口的增大，未必带来收入的增加，反而背着“倾销”和通货紧缩输出的罪名。同时，一方面净出口增长所带来的低收益的外汇储备的增长，又意味着我们将经济资源低回报地输出国外；另一方面，每年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又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益或以利润的形式或以知识产权报酬的形式转移到国外。由此我们面对一幅矛盾的景象：从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我们必须扩大开放，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加速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如果我国经济一直依靠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我们就会将大量的经济利益转移到国外，随着对世界经济依赖度的提高，我们没有办法充分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这一轮经济增长和波动以工业增长为主，以投资拉动为主，以城市建设为主，以中间产品价格上涨为主，最终产品需求的增长跟不上投资的增长和对中间产品需求的增长，第三产业的增长跟不上制造业的增长。
因此，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完全依赖于外部世界，而应该立足于本国。我们要尽量使GDP的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增长保持一致，GDP的增长与本国居民消费的增长保持一致，区域间的增长保持一致，短期增长与可持续增长保持一致，内需的增长与出口的增长保持一致，资源的流入和流出以及它们的收益保持一致，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保持一致。而所有这些一致的关键，从短期看，就是要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改变政府职能，有效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尽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建立较完备的社会公平机制，如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完善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机制，减少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矛盾。从长期看，就是要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尤其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战略。只有当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大幅度提高，我们才有可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放弃劳动力低价优势，我们的产品才有可能提高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我们才有可能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居民的收入提高才能与GDP的增长保持一致，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我们才有可能立足于有利的地位，从而保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标签：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统计年鉴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微观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