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义理之常”到言“义理之变”——清代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关系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理论文,今文论文,经学论文,理学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0)-02-0095-10
清代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的关系是一重要学术课题。程朱理学乃清代官方哲学和主流意识形态，今文经学复兴则是清代中后期醒目的学术现象，对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著名思想家产生过较大影响。与古文经学相比，二者均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范畴，而深入政治、思想领域。这一论题为解读清代今文经学家的思想倾向，尤其是认识儒家传统内“自改革”的理路，提供了重要参考。①尽管学界关于今古文之争、汉宋学分合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对于该课题却关注较少。
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汉、宋学关系的演变密切相关。常州学派发轫时，恰值汉学鼎盛，宋学式微。庄存与等人选择今文经学，显然是不满清代汉学的现状，带有尊今文而去古文的倾向。②相对于以考据见长的古文经学而言，好谈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与讲求义理的程朱理学在轻考据、重义理方面存在共同倾向。况且，程朱理学居于官方哲学的地位，常州庄氏自明末以来就有以理学传家的家学渊源。可以说，兼尊程朱理学，乃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学术传统之一。
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始作者庄存与(1719-1788)，治今文经学而不废程朱理学。他的《春秋正辞》采取“属辞比事”的方法，由“辞语”阐发义理，发掘《春秋》的微言大义，以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与人伦道德，在宗旨上与程朱理学宗奉者所宣扬的思想主张并无二致。为了论述天理伦常的不可更易，他援引程、朱学说作为证据，如《奉天辞》述“审天命废兴”一条时引《程氏经说》卷五：“人理既灭，天运乖矣，阴阳失序，岁功不成矣，故不具四时。”③这在崇尚考据的乾隆年间，援宋学入今文，显示了庄存与重视宋学的特点。庄存与《四书说》一卷，本今文而兼程、朱。阮元称：“《四书说》敷畅本旨，可作考亭争友，而非如姚江王氏、萧山毛氏之自辟门户，轻肆诋诘也。”④皮锡瑞则指出：“其实庄氏所自矜创获，皆阴袭宋儒之余唾，而显背汉儒之古训者也。”⑤同时，庄存与制行宗宋学，注重理学修养：“其笃志深邃，穷源入微，独有会心，于汉则宗仰江都，兼取子正、平子，于宋则取裁五子……自署斋中屏联云：玩经文，存大体，理义悦心；若已问，作耳闻，圣贤在坐。其居敬穷理功夫于此大概可见。”⑥可见，庄存与和同时代的一些汉学家不同，并不排斥程朱学说。职此之故，甚至有学者径以宋学家称之。⑦
刘逢禄(1776-1829)是常州学派的中坚，继承了庄存与兼采宋学的风格。他治学特点之一，即把今文经学与程朱理学杂糅在一起。所著《论语述何》2卷、《四书是训》15卷，均以微言大义来发挥《论语》等儒学经典。如《论语述何》解释“学而时习之”：“学，谓删定《六经》也”；“温故而知新”：“故，古也，《六经》皆述古昔称先王者也。知新，谓通其大义以斟酌后世之制作，汉初经师皆是也。”⑧他认为，“《论语》总《六经》之大义，阐《春秋》之微言，固非安国、康成治古文者所能尽。”⑨他以今文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四书》，然后从《四书》中引申出大义。《四书是训》以经文裁正《四书》，认为宋儒的注疏合于今文经学。书中提出，“汉儒长于数，其学得圣人之博，宋儒邃于理，其学得圣人之精，二者得兼，乃见圣人之全经”⑩。看似无所偏倚，结合上下文可知，这实则是指责当时的汉学家不读理学书籍而妄议程、朱之弊。该书在表达今文经学观点时，还直接为朱熹辩护：朱熹的《大学》、《中庸》章句，“注疏羽翼之功，不可埋没”(11)。刘逢禄还多次以理学概念诠释《春秋》，如“释三科例”：
慎言行，辨邪正，著诚去伪，皆所以自治也。由是以善世，则合内外之道也。至于德博而化而君道成，《春秋》所谓大一统也。夫治乱之道，非可一言而尽。《易》变动不居，由一阴一阳而穷天地之变，同归于“乾元用九，以见天则”。《春秋》推见至隐，举包内外，以治纤芥之慝，亦归于元始正本，以理万事。故平天下在诚意，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春秋》之化，极于凡有血气之伦，神灵应而嘉祥见，深探其本，皆穷理尽性之所致为治平者，反身以存诚，强恕以求仁而已。(12)
“修齐治平”、“穷理尽性”、“反身存诚”、“强恕求仁”乃理学家常用的话语，他却纳入大一统思想中，用以注疏《春秋》，宋学色彩浓厚。
宋翔凤(1779-1860)治经同样主今文而不排斥宋学，程、朱与董、何并尊。他所著《论语说义》，以《论语》“为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之作，集中发挥微言大义。他所著《大学古义说》尊程朱理学正统，主张存理遏欲之说：“知止者，知人当有所止也。《大学》一篇不言性而言善，其善即其性也。人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之情，以滑乱其性，遂以至于祸乱而不可止。故发乎情者当止乎礼义。《大学》之礼，所以治人情而止其祸乱也。”(13)他晚年的文集《过庭录》，专列“道学”一条，大量引用《宋史·道学传》的文字，痛诋林栗、郑丙、韩侂胄等“小人”诬劾朱熹，为道学和朱熹学说辩护。又说：“至濂、洛诸子，穷极性命，发挥义理，讲明切究，以归实用。朱子搜辑二程遗书，而后洛学大备……至其辨天理人欲之分，最为学问入门要略。学者守此可以不流于释氏。”(14)诚如钱穆所称：《过庭录》“深推两宋道学，以程、朱与董仲舒并尊，盖几几泯汉宋之见焉”(15)。宋翔凤尊崇宋学的立场明显。
龚自珍、魏源曾从刘逢禄问学，又与宋翔凤交游，治学重今文经学。他们生活的时代，乾嘉汉学有所衰落，程朱理学渐趋“复兴”，经世思潮正在兴起。受时代学风影响，龚、魏“喜以经术作政论”(16)，把经学研究与讨论时务结合起来，学术风格与庄、刘、宋有所不同。不过，从学术思想的主流看，龚、魏并未超越时代，他们所着力冲击的是“最尊严之学阀”汉学考据(17)，对程朱理学虽有不满，但以调和为主。
龚自珍(1792-1841)明确反对汉学家标榜门户、排斥宋学的做法。针对当时汉学家对宋学的攻击，龚自珍序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时指出：“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矣。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祈同所归。”(18)“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宋代以来不断辩诘的学术话题，在龚自珍看来，汉学、宋学只是初入门径的差别，不应有霄壤之分。江藩以训诂、性理区分汉、宋，而龚自珍认为，真宋学未尝不谈名物训诂，真汉学未尝不谈性道义理，乾嘉考据学固执一端，有违圣学之义：“入我朝，儒术博矣，然其运实为道问学……敢问问学优于尊德性乎？曰：否否。是有文无质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绝也。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训诂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谓学尽于是，是圣人有博无约，有文章而无性与天道也。”(19)也就是说，圣人之道是制度名物与穷理尽性的结合，是博与约、文与质、“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统一。由此，龚自珍主张，无论汉、宋，取长舍短，惟求其是：“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20)可以说，正是在反思汉学，调和宋学的基础上，龚自珍选择了研治今文经学。
与龚自珍类似，魏源(1794-1857)走上今文经学道路也源于不以汉、宋学现状为满足。他指斥汉学家侈言考据，实则既不能通经，又不能致用，徒“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21)。魏源对宋学也有批评，例如，《默觚》篇批评宋儒言治无方：“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22)因此，他主张摒弃汉学、宋学的弊病，由诂训、声音、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政]事、文章于一”(23)。
然尤当注意者，魏源对宋学并非一味攻讦，调和意味甚浓。他受湖湘学风影响，治学从宋学入，曾认真研习过程朱、陆王学说。即使转向今文经学以后，他对程朱理学仍有相当多的推崇、肯定之处。他的《诗古微》以今文立论，其中明显汲取了程朱理学的观点。皮锡瑞《经学通论》对此有专门阐释，兹不赘述(24)。《古微堂外集》前两卷中的文章，也大多与理学有关。卷一《大学古本叙》兼采朱、王，将《大学》提高到《六经》纲领的位置(25)。卷二“圣贤赞”12篇，列孔、孟、曾、颜、周、二程、朱、陆以及杨慈湖、王阳明、高攀龙、刘宗周等13人，折衷孔、孟，调和朱、陆，认为他们共传圣人之道。这13人，俨然构成了一个理学道统谱系，尽管它不会为正统的理学家所接受。
《古微堂四书》则体现了魏源宗今文而不废宋学，重建道学体系的努力。《古微堂四书》又名《四书后编》，包括《大学古本发微》、《孝经集传》、《曾子发微》、《小学古经》四种，从思想逻辑和体例风格上看，有仿效或接续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意。其中，前三种于道光元年(1821)刊行问世，重在表彰曾子及其学说。其顺序之所以首《大学》，次《孝经》、《曾子》，魏源解释说，这是因为“《大学》出于曾子，而《孝经》则夫子所特授曾子之书，当世即尊为经”，为垂世立教之大原(26)；以《曾子》十篇为曾子门人记曾子之书，“宜与孔子之《论语》、《孟子》之七篇、子思之《中庸》，并列于四子书者也”(27)。《小学古经》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系尊朱子《大学序》及《仪礼经传通解·学礼》等篇而成，分“立教”、“明伦”、“敬身”三门，每门各有四篇正经，集注汉宋兼采、今古并用。该书首重养正践行、道德修养，有鲜明的理学色彩。钱穆称：“《大学古本》、《孝经集传》及《曾子章句》诸书，皆带宋学气息。”(28)这些著作表明，魏源虽以今文经学为宗，但并不一概排斥程朱理学。
咸丰以后，清统治危机重重，程朱理学的权威受到挑战，有人称：“一闻道学之名，则群非众忌，无所不至。”(29)在此背景下，治今文经学者对待程朱理学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一些人出现了较为明确的反叛倾向。戴望、王闿运、廖平等的思想主张均不同程度地带有反宋学成分。
戴望(1837-1873)治学主经世致用，前后三变，先是钻研颜元、李塨之学，后至苏州从陈奂问声音训诂之学，咸丰七年(1857)，复从宋翔凤习《公羊春秋》。戴望虽入曾国藩幕府多年，交游多为理学人士，但他却怀揣反理学思想。
戴望的《论语注》以今文经学解释《论语》，寓有反宋学之意。《论语》在汉代分齐、鲁、古三家，文字有异，其中，《齐论》多《问王》、《知道》两篇。戴望继承了常州今文学派治《论语》的传统，他在《注论语叙》中曾自述著作缘起：“《齐论》盖与公羊家言相近，是二篇者当言素王之事、改制受命之制，与《春秋》相表里”，东汉郑玄、何休皆曾为此作注，但郑氏遗说存失参半，何氏“孤文碎句，百不遗一”，至梁皇侃为《论语义疏》而诸家之书亡佚。“自后圣绪就湮，向壁虚造之说不可殚究，遂使经义晦蚀，沦于异端，斯诚儒者之大耻也。望尝发愤于此，幸生旧学昌明之后，不为野言所夺，乃遂博稽众家，深善刘礼部《述何》及宋先生《发微》，以为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说不可。顾其书皆约举，大都不列章句，辄复因其义据推广未备，依篇立注，为二十卷，皆隐括《春秋》及《五经》义例”(30)。戴望著《论语注》，门户之见极深，把唐、宋以降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各家学说斥为“向壁虚造之说”、“异端”、“野言”，肆意攻击。
相对而言，理学家首重《四书》，今文经学家首重《五经》，而尤推服《春秋》。戴望则认为，《论语》与《春秋》一样，本身即具有大义微言，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今文经(31)。为了证明《论语》的价值，他一改前人以《论语》证《春秋》的做法，另辟蹊径，转而援引《春秋公羊传》注《论语》。兹以戴望所注《为政》章为例。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注：此明通三统之义，故举夏、殷、周而不及虞。《春秋》于三正皆书王是也。
(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注：三王之道若循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成《春秋》，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兼以三王之礼以益百世，有王者起，取法《春秋》，拨乱致治，不于是见乎？(32)
按，朱熹《论语集注》认为，“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33)戴望此说与朱熹观点相悖，经过戴望的注释，《论语》被改造成了今文经。
王闿运(1832-1916)素不喜理学，治学主今文，著有《春秋公羊何氏笺》、《春秋例表》、《论语集解训》等。他选择今文经为治学方向，与对汉、宋学的认识有关。王闿运的弟子陈兆奎序《论初学阶梯》时说：秦、汉以后，群言淆乱，“马、郑失于破碎，程、朱病于空疏。儒林与文苑分驰，从政与问学同敝。去圣久远，宏旨末窥，古今之道体将为天下裂。”至王闿运出，恢张绝学，综百家而一贯(34)。这一说法未免过分夸大王闿运的学术地位，但却道出了王闿运不满于汉、宋学现状与尊奉今文经学之间的关系。王闿运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嬽运平昔不攻宋学，以不相为谋之道，惩辨生末学之言，凡所著述，未涉唐后，缘论禅语。”(35)实际上，王闿运治经的反理学倾向非常强烈。他曾多次批评训诂、考据、性理诸学皆无关经学，不切实用。他认为这些学问均不合“帝王之学”，尤对程朱理学的“八条目”之说尤为不满：
治世有要，立身有本。行政应务，皆粗迹也。儒者知其然，而以平天下本于诚意，则又悖矣。大学之教专在格物。格物者，来归者众也。不曰人至民归，而物格，以物兼中，明非欲人之附己也。事不虚至，必有人矣，故物格即民亲。在位则民之，在学则物之也。修平之本莫过求贤，得贤而万事理。所以得贤，则必致知。知不自悟，必由于物。物来亲我，乃知善恶。初非尽通万变，乃后可变帝王。而虚语天人，高谈性命，探原索隐，亦究何为？(36)
为抨击程朱理学，他专门作《论语集解训》20篇，罗列《论语》十大弊端，认为其言悖、诞、亵、歧、拙、复、固、陋、戏、愚：
夫君旲大礼而曰吾不欲观，开国圣乐而曰武未尽善，则其言悖。匹夫论帝王而吾无间然，己方在难而曰天生德，又曰文不在兹，又尝欲使弟子南面，则其言诞。身有至德，而欲人好之如色，则其言亵。学而不厌可谓云尔，又曰学而不厌何有于我，则其言歧。吾不与祭如不祭，则其言拙。雅言诗书，又曰皆雅言也，见齐衰者，又曰见之，则其言复。去丧则佩玄冠不吊，似初未闻者，则其言固。请车为椁，既已不伦，许则徒行，又何其惫。若此之类，其言近陋。冠者五六，童子六七，同浴于沂，其言近戏。曾子全身而曰启予手足，岂欲小子目验乃后不诬。若此之类，其言实愚。(37)
需要指出的是，王闿运反理学思想受到老、庄学说的影响。王闿运学术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引庄入经，儒道互补。他尊老、庄而斥程、朱，对程朱理学家的“道学”深为不满。如他在《庄子注序》中说：“孔子之书，传者《孝经》、《论语》，皆空言，自是徒众益务于论道矣。”(38)《孝经》、《论语》是理学家宗奉的经典，而王闿运则指责它们空疏无用。王闿运以庄证儒，认为道不可谈，宋儒所谈道学乃异端，故宋学为无本之学，并作《庄子七篇解》，以明圣人不言性与天道之意。
廖平(1852-1932)经学思想多变，晚清时期大体完成四变，即“平分今古”、“尊今抑古”、“小统大统”、“天学人学”。从大的方面说，廖平所变者主要是经学思想，即对于今、古文经的看法，而他对理学则基本持否定态度，绝少尊重程朱学说。他曾极端地表示：“宋学则如炭气有毒，中者非死则病。”(39)
批评程朱理学舍传从经。在经学典籍中，传为解经的重要形式，以至于某些传也获得了经的资格。宋儒为阐发自己的学说，轻传重经，甚至有人提出“舍传从经”之说。光绪十四年(1888)，廖平著《公羊补证》，主张合通三传，提升公羊传的地位，而程朱理学家“舍传从经”的做法受到抨击：“宋以后儒者不知经之取义不必尽符事实，乃有舍传从经之说，以传必同经为准。既曰苟同，但就经立说可矣，何须考传？故有独抱遗经，束阁三传之派。”他认为，宋儒“所称性命学，全为误解经传，非果出于圣人”(40)。
批评程、朱的《大学》定本及“格致”传。二程以《大学》古本多有错简，写为定本，朱熹又以为有脱文，而补“格物致知”传。廖平《公羊补证》指出，二程定本与古本相较，不足为据，朱子补传不合《大学》本义：“《大学》格致本义，谓欲平天下，必先治天下之国；欲治一国，必先齐一国之家；欲齐其家，必先修其一家人之身，故治平之功先从修身起，谓国与家中所积之身，非皇帝一人之身。一身正而天下国家自平治，如八比家所有感应话，皆宋人误解，天下古今，不唯无此事，并无此理。”(41)
抨击宋学空疏无用。廖平批评宗宋学者名为恪守圣人之道，实则贻误君国。他明确指出：“考宋人言心言性，无济时用。”(42)
廖平还通过以今文经学重释和改造《四书》，达到批判理学的目的。他的《公羊补证》以《大学》为皇帝专门之学，明确反对宋儒以之为道德入门书籍。《知圣篇》重在阐发《论语》、《孟子》的微言大义，他自称，“学人囿于旧闻，于二书(指《论》、《孟》)微言，最为奇险者，视为故常。一经洗伐，如震雷发人猛省，乃知《论语》多属微言，为六艺之锁钥，非教人行习之书”(43)。为发挥《论语》的“微言大义”，他又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作《论语汇解凡例》28条，成《论语微言集证》4卷、《论语汇考》6卷、《论语集证》4卷。
晚清时期，西学东来，新学兴起，不仅对程朱理学及纲常名教形成了猛烈冲击，而且也影响了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康有为集今文经学与西学于一身，从程朱理学的角度看，今文经学与西学在他“托古改制”思想体系中并非仅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二者还具有反理学的一致性。当然，他的今文经学思想不是对理学的全部否定，而是一种扬弃。
康有为(1858-1927)的学术思想以今文经学为主体，而他的今文经学与程朱理学存在一种明显的批判继承关系。从其学术历程看，他在治今文经学之前，出入理学、古文经学，较典型地体现了晚清时期治今文经学者的特点。关于治学路径的前后变化，康有为曾有说明：“始循宋人之途辙，炯炯乎自以为得之矣。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继遵汉人之门径，纷纷乎自以为践之矣。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乱也，苟止于是乎？孔子其圣而不神矣……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44)光绪十四年(1888)，他“既不谈政事，复事经说，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45)，学术思想转入今学营垒。
康有为接受今文经学、西学后，眼界大开，对此前所研习的古学、理学表现出强烈不满。他说：“大抵正学中微，多起于陋儒之争席，讲声音，穷文字，图太极，明本心，栩栩谓得圣学之传，专己守残，如大道何！”(46)而他往来于京、粤，“所经之地，所阅之民，穷困颛愚，几若牛马”，进一步激发了经世的热肠和对理学的愤懑，“慨然遂有召师之责，以为四海困穷，不能复洁己拱手而谈性命矣”(47)。
为了宣传他的今文学说，他由指责汉、宋学无济时用，不具现实合理性，进而上升至学理层面，诋毁汉学、宋学的学术基础。他指出：
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
古学皆刘歆之窜乱伪撰也，凡今所争之汉学、宋学者，又皆歆之绪余支派也。(48)
凡二千年经说，自魏晋至唐，为刘歆之伪学；自宋至明，为向壁之虚学。(49)
康有为否定古文经学、程朱理学，目的是为宣传今文经学说扫除障碍。这从他与朱一新的辩论可见一斑。康有为贬宋学崇今文的做法引起了朱一新的不满，朱指斥康有为“卑宋儒之论，而欲扬之使高，凿之使深……高者可心知其意，而不可笔之于书，足下以董生正宋儒，而并欲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仆窃以为过矣。”(50)康有为在回信中则放言：“仆言今古刘、朱之学相盛衰者，正以循环之运，穷则反本。方今正当今学宜复之时。”(51)朱一新尊程朱理学为正统，对康有为反理学的倾向感受深刻。梁启超对康有为的这次学术转向也有解释，他说：康有为“所谓义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制之精意。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52)康有为所言“义理”已别具新意。
康有为主观上宣称，他于光绪十四年学术思想转向今文经学。实际上，由于程朱理学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加上康有为长期熏染其中，理学已成为他学术资源的一部分，因此，他在转向今文经学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理学对他的影响仍旧存在。
《长兴学记》作于光绪十七年(1891)，系康有为长兴里讲学所定的学规，与二程、朱子的观点多有抵牾，但从其话语体系、理论范畴、思维模式看，明显带有理学的烙印。光绪二十年(1894)康有为所作《桂学答问》，具有十分鲜明的今文经学特征，然而于理学亦不主废弃。其中专门指出“当读义理书”，并详列书目如下：
宋儒专言义理，《宋元学案》荟萃之，当熟读。《明儒学案》，言心学最精微，可细读。《国朝学案小识》可备源流。《二程全书》、《朱子大全集》、《朱子语类》可精考。《正谊堂全书》可涉猎。《近思录》为朱子选择，《小学》为做人样子，可熟读。《司马书仪》、《朱子家礼》皆近世礼所从出，宜参考。千年之学，皆出于朱子，故《语类》、《大全集》宜熟读。《学案》最博，可通源流，皆宜精熟。数书宜编为日课，与经史并读者。《小学》尤为入手始基也。(53)
康有为此后几年的讲学，可见诸门人整理的《万木草堂口说》、《南海师承记》、《万木草堂讲义》等听课笔记，其中依然不乏肯定理学之处。康有为宗今文而不全盘抹杀宋学，这在他与朱一新的辩论中也有体现：“宋儒之功，自不可没，当风波颓靡，毅然束之，至今赖焉。然当日经学破碎已极，礼乐不能复兴，则不得不求之于内，而语录之学出，势也。因是求孔子修己以敬之学，得《曲礼》、《玉藻》、《少仪》之意焉，实其美也。”(54)
戊戌变法前后，尤其是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又有所变化，表现在今文经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上，主要是注释《礼运》和《四书》。从康有为本人的表述看，他在戊戌变法以前就曾注过《礼运》、《大学》、《中庸》、《论语》等书。这些著作后曾选载于《不忍》杂志。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颠沛流亡途中，为何要注释《四书》呢？他在《中国改制议》中对此曾做过解释：
今为中国言变法，有必宜更新者，有必宜沿旧者，骤遥躐等，非惟颠蹶，亦不能成。
今竞争之世，不患不讲变法，患不讲德育。故吾日写定夙昔所注之《礼运》、《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春秋微言大义考》暨《人类公理》，以明大同太平之义。(55)
历史地看，注释《四书》可视为他变法前所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继续。“既著《伪经考》而别其真赝，又著《改制考》而发明圣作。”(56)他在完成了对《五经》的破与立之后，进而对《四书》进行阐释合乎逻辑。从思想上看，注释《四书》可视作康有为对变法失败进行深入反思后所做出的调整。维新时期，他重在借经学以言变法，故他的《孔子改制考》以《五经》为改制之书，以孔子为变法的圣王；而变法的失败则使他认识到，“不患不变法，患不讲德育”，“有必宜更新者，有必宜沿旧者”，因此，他的努力方向由政治变革转移到德育建设，由此前的激进转趋于保守，由言变法改制转为言“太平大同”之义。
与对待古文经学的态度不同，康有为在注《四书》时，并没有把程朱理学家所尊奉的经典《四书》宣布为伪书，相反，他对《四书》表现出推崇。他称赞《大学》“内圣外王，条理毕具，言简而意赅”，“诚孔门之宝书，学者之阶准也”(57)。《中庸》“系孔子之大道，关民生之大泽”，“原于天命，发为人道；本于至诚之性，发为大教之化；穷鬼神万物之微，著三世三统之变”(58)。《孟子》“考之《中庸》而义合，本之《礼运》而道同，证之《春秋》、《公》、《穀》而说符”，“传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59)。康有为对《论语》的评价稍低，但也认为，《论语》“凡人道所以修身待人天下国家之义，择精语详，他传记无能比焉”，“所发大同神明之道，有极精奥者”(60)。不过，康有为对《四书》的推崇又与程朱理学家有别，他看重的不是《四书》中所蕴含的“程朱之道”，而是以《四书》为今文经，认为其中含有太平大同等“微言大义”。康有为曾非常明确地指出，孔子之道遭刘歆篡伪后，扫地殆尽；“宋儒复出求道，推求遗经，而大义微言无所得”，(61)“遂割弃孔子大统之地，僻陋偏安于一隅”(62)。也就是说，宋儒虽然声称继往圣之绝学，但是于《四书》中孔、孟“太平大同之微言”、“平等同民之公理”、“隶天独立之伟义”(63)并没有能够发明，所以他才遍注《四书》，揭示微言大义。
康有为注《四书》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糅今文、理学、西学于一体，“朱子循文衍说，无须改作者，亦复录之”(64)，并不遵守今文家法。他注《四书》，目的在于借助《四书》的权威，以缓和儒家文化与近代西学之间的冲突，为宣传太平大同、民主平等思想服务，因此，武断强通、臆说附会之处多见。这样，康有为所注《四书》不仅在内容上已超出了传统儒家的界限，而且他所言说的今文经学、程朱理学亦不符合传统学术规范，为正统儒家所不容。朱一新在世时即已注意到这一点：
足下曩言西汉儒者乃公羊之学，宋儒者乃“四子书”之学，仆常心折是言。足下既知“四子书”与《公羊》各有大义矣，奚为必欲合之？汉、宋诸儒，大端固无不合，其节目不同者亦多。必若汉学家界书鸿沟，是狭僻迷谬之见也。然苟于诸儒所毕力讲明者，无端而羼杂焉以晦之，谅非足下任道之心所宜出也。汉学家治训诂而忘义理，常患其太浅；近儒知训诂，不足尽义理矣，而或任智以凿经，则又患其太深。夫浅者之所失，支离破碎而已，其失易见，通儒不为所惑也。若其用心甚锐，持论甚高，而兼济之以博学，势将鼓一世聪颖之士颠倒于新奇可喜之论，而惑经之风于是乎炽。(65)
康有为对待程朱理学的态度，以此前今文经学家的学说为基础，又表现出很大不同，甚至已超出了传统学术的范围。
清代中晚期，汉宋关系整体趋向于从对峙走向调和，但今文经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需要具体分析。清代今文经学之所以兴起，一方面在于学者不以古文经学为满足，由东汉之学复西汉之古，从清中期今古文兼采，发展到清晚期今古文分派、对立。这一点学界已多有论述。另一方面，今文经学家对程朱理学的态度，尽管情况不一，但从其学派特征较具典型性的经世派来看，也呈现出从兼采走向分离，由认同走向背叛的倾向。
实际上，近代学者已注意到这一倾向。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说：
公羊学不为功令所许，有清一代治此学者不过数家，而晚年极盛。自王湘绮治《公羊春秋》，传其业者，门弟子中推蜀人廖平季平。季平演此义为今古文学，康南海从而光大之，于是有《新学伪经考》之著。时吴县潘祖荫伯寅，以尚书而治公羊学。京师清流颇放言不讳。从此士夫有新周故宋，孔子当王之思想；不复屑为一姓伺养。其后，世界历史所称十六七世纪数大革命，暨平等自由之说乘之入中国。迄于辛亥，鱼烂而亡。(66)
朱德裳把自由平等学说与公羊学相联系，未免夸大了公羊学的作用。但同治以后，今文经学家中为何出现戴望、王闿运、廖平、康有为等一批反对程朱理学的人，却耐人寻味。前已有述，他们或受自颜元、老庄甚至西学的影响，但为何又无一例外地将反理学思想纳入今文经学之中呢？
不可否认，由于时代的限制，不少今文经学家以理学修身，存有调和色彩，但同时还需关注到，程朱理学还是当时的官方哲学和统治之术，官方对于理学与经学的态度并不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今文经学不为功令所许，而程朱理学则一直处于官方哲学统治地位，受到保护，不准诋毁。根据清代功令，“文人著书立说，其有诋毁程、朱，显违御案者，则应亟行毁板，不可听其刊行”(67)。这样，学者选择今文经学，本身就含有以民间之学抗议官方之学、以异端对抗正统的意味，尽管其中不乏兼采宋学的人士。(68)
而造成两者差异的另一重要因素，或许在于所言义理的不同。“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程朱理学尊奉者看来，古今只此“义理”，不可变更，而刘逢禄、宋翔凤等人于程朱之道外别立新说，发挥微言大义，显然有迕理学家的“义理”。至于康有为，则更进一步。朱一新一针见血地指出：“乾嘉诸儒，以义理为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复义理之常，而徒备言义理之变。”(69)从“不求复义理之常”到“言义理之变”，显示了中国传统内部“更法”之外的又一动向——“变道”。这一点，对今文经学推崇备至的谭献早在同治初年已有意识，他认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则“于不变之中而变之机已伏”(70)。以程朱理学为参照显示，清代今文经学内部已酝酿着“变道”的因素，且愈到后来愈是明显。
注释：
①此前论清代今文经学，多从今古文分野来述说，而对今文经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关注颇少。台湾学者孙春在所著《清末公羊思想》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他在前言中指出：“由于对清末传统思想除经学以外的两大脉络——理学与佛学——只有极肤浅的认识，因此本文只能自限于经学的部分。如此一来，对于深受理学培养及佛学薰染的各清末公羊思想家，难免有以偏概全的现象，唯此一缺失是短期间内无法弥补的。”见孙春在：《清末的公羊思想》，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页。
②从逻辑上讲，清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联系密切，某种程度上可视作是后者的继续或蜕变。他们在治学内容上由东汉之学进而探求西汉之学，在学术手段上也不拒斥考据。因此，经今、古文之间也是有分有合，不可一概而论。
③庄存与：《奉天辞第一》，《春秋正辞》，《皇清经解》卷三七五，学海堂刻本。
④阮元：《味经斋遗书序》，见庄存与：《味经斋遗书》卷首，光绪八年阳湖庄氏刻本。
⑤皮锡瑞：《书经》，《经学通论》一，中华书局，1954年，第98页。
⑥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家传二》，《毗陵庄氏族谱》卷三十，光绪元年刻本。
⑦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30页。
⑧刘逢禄：《论语述何一》，《皇清经解》卷一二九七。
⑨刘逢禄：《论语述何·后叙》，《皇清经解》卷一二九八。
⑩刘逢禄：《大学中庸》，《四书是训》卷一，聚学轩丛书本。
(11)刘逢禄：《大学中庸》，《四书是训》卷一。梁启超认为，惠栋“攻击的主要对象，就是程朱”，“惠栋一派出，朱注渐衰，而汉唐注疏复活”。见《儒家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0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58页。
(12)刘逢禄：《释三科例下》，《刘礼部集》卷四，光绪十八年延晖承庆堂刻本。
(13)宋翔凤：《大学古义说一》，《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七。
(14)宋翔凤：《道学》，《过庭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212页。
(1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86页。
(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1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1页。
(18)龚自珍：《江子屏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3页。
(19)龚自珍：《江子屏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第193页。
(20)龚自珍：《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第347页。
(21)魏源：《默觚上》，《古微堂内集》，《魏源全集》第12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23页。
(22)魏源：《默觚下》，《古微堂内集》，《魏源全集》第12册，第49页。
(23)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古微堂外集》，《魏源全集》第12册，第136页。
(24)详见皮锡瑞：《论朱子不信毛序亦有特见魏源多本其说》，《经学通论》二，第28-29页。
(25)魏源：《大学古本叙》，《古微堂外集》，《魏源全集》第12册，第123页。
(26)魏源：《孝经集传叙》，《古微堂四书》卷三，《魏源全集》第2册，519页。
(27)魏源：《曾子章句序》，《古微堂四书》卷四，《魏源全集》第2册，541页。
(28)钱穆：《读〈古微堂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91页。
(29)贺瑞麟：《复冯展云中丞书》，《清麓文集》卷九，光绪二十五年刘传经堂刻本。
(30)戴望：《注论语叙》，《戴氏注论语》卷首，同治十年刻本。
(31)这一点，从《论语注》卷二十的《论语》编次论可得以系统说明。在该文中，戴望将《论语》前后二十章的逻辑次序一一道来，认为从首章《学而》到末章《尧曰》构成了素王改制立法的严密体系。比如其中说：“君子拨乱世反诸正，以兴学为首，故首以《学而》，犹《春秋》之始元正本以理万事也。”“悲悯孔子身为素王，欲使得如尧、舜、汤、武为天下君，致纯太平，故以《尧曰》终篇，犹《春秋》文成致麟之旨也，明仲尼之道祖述尧、舜也。”
(32)戴望：《戴氏注论语》卷二。
(33)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59页。
(34)见王闿运：《王志》注释，《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第487页。
(35)王闿运：《与张世兄》，《湘绮楼笺启》卷一，《湘绮楼诗文集》，第796页。
(36)王闿运：《王志》，《湘绮楼诗文集》，第500页。
(37)王闿运：《论语训序》，《湘绮楼诗文集》，第83页。
(38)王闿运：《庄子注序》，《湘绮楼诗文集》，第84页。
(39)廖平：《公羊补证》卷九，六译馆丛书本。
(40)(41)(42)廖平：《公羊补证》卷九。
(43)廖师政编：《家学树坊》，《廖平选集》下卷，第604页。
(44)康有为：《礼运注叙》，《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92页。
(45)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19页。
(46)康有为：《子曰学而不思则罔》，《康有为全集》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6页。
(47)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康有为全集》第1卷，第380页。
(48)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1卷，第573、585页。
(49)康有为：《桂学答问》，《康有为全集》第2卷，第56页。
(50)朱一新：《朱侍御复长孺第二书》，《康有为全集》第1卷，第1030页。
(51)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牍》，《康有为全集》第1卷，第1035页。
(5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53)康有为：《桂学答问》，《康有为全集》第2卷，第61-62页。
(54)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牍》，《康有为全集》第1卷，第1052页。
(55)康有为：《中国改制议》，《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2页。
(56)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69页。
(57)康有为：《大学注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510页。
(58)康有为：《中庸注·叙》，《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第187页。
(59)康有为：《孟子微·自序一》，《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第2-3页。
(60)康有为：《论语注·序》，中华书局，1984年，第2-3页。
(61)康有为：《论语注·序》，第2页。
(62)康有为：《中庸注·叙》，《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第188页。
(63)康有为：《孟子微·自序二》，《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第5页。
(64)康有为：《论语注·序》，第4页。
(65)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书》，《康有为全集》第1卷，第1029页。
(66)朱德裳：《公羊学》，《三十年闻见录》，岳麓书社，1985年，第53-54页。
(67)朱德裳：《安维峻奏请销毁〈新学伪经考〉》，《三十年闻见录》，第87页。
(68)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以“复古解放”来演绎清代学术，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学术与思想解放的关系，“复古解放”用在清代今文经学与程朱理学身上，似也成立。
(69)以上引文见朱一新：《朱侍御复长儒第四书》，《康有为全集》第1卷，第1045-1046页。
(70)谭献：《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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