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流动会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吗？
——基于代际与代内双重视角的分析①
王殿玺1陈富军2
（1.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088；2.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88）
［摘要］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14年数据，以代际与代内流动为切入点考察职业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年龄、户籍、婚姻状态以及受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从职业流动的起点与终点效应来看，代际职业流动起点 （父代职业类型）与终点 （子代职业类型）、代内职业流动起点 （个体初职）与终点 （个体当前职业）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从生育的社会流动效应来看，向上代际职业流动与代内职业流动的影响是显著的，发生向上代际职业流动的比未发生代际职业流动的理想子女数要低，而发生向上代内职业流动的也要比未发生代内职业流动的理想子女数略低，表明上向职业流动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效应。父子间的代际职业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体现着生育研究的代际流动与传递范式；个体内职业地位的变化对生育意愿的代内影响，代表着代内职业流动与生育关系研究的生命历程范式。
［关键词］ 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代内职业流动；代际职业流动
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中国人口转变进程，不仅实现了生育率由高到低的转变，改变了人口的规模、结构等外在形态，而且引起了人们生育观念的深刻变革，促进了居民生育意愿的内在变化。如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居民的平均理想子女数自1980年以来不断减少，直到2000年之后才稳定在1.6-1.8之间[1]，平均理想子女数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意愿生育率大于现实生育水平。除了聚焦人口转变所引起的生育意愿变迁，学者们更为关注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人口学侧重于孩次结构、出生顺序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2]；社会心理学则形成了生育意愿分析的计划行为理论[3]和认知社会模型[4]，将态度、主观规范以及对控制的看法视为决定生育孩子的先决条件；而社会网络分析则认为是关系网络与文化的同质性传播塑造了人们的生育意愿[5]。然而，生育意愿的现实水平与影响机制离不开人口转变和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流动渠道和空间的增加，人们的职业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成为塑造个体生育意愿的重要变量，但较少有研究职业社会流动机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即人们的职业变化与地位流动会否以及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抑或说分析职业地位的变化对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职业社会流动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机制。社会学的社会流动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思路和框架，可以尝试分析社会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从而突破生育意愿研究的经济学、人口学范式，进而理解社会阶层地位变化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对职业社会流动与生育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让我们深入了解社会 （职业）流动的现实后果，而且能够让我们进一步理解生育意愿变化的因果机制，为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借鉴。
2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关于社会流动机制与生育意愿关系的理论解释，法国人口学家Dumont所构建的“社会毛细血管学说”最为人所熟知。Dumont认为，人们生育意愿降低的主要缘由在于上向社会流动的需求，即人们为了提升自已或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和职业发展而压缩生育意愿，甚至延迟和控制生育，因为养育子女会增加向上流动的负担和成本[6]。因此，在Dumont看来，个体的发展、自我实现与种族的延续、繁衍反相关，从而从微观层面回答了生育意愿降低和人口转变的内在机理。社会毛细血管学说是较早分析社会流动与生育意愿关系的经验理论，其分析着眼点在于生育意愿，而不是社会流动的后果，成为基于人口学学科视角研究社会流动与生育意愿关系的重要理论。
而后，遵循Dumont开创的研究思路，学者们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在个体层面，学者们的研究多停留在个体职业变化以及职业与家庭冲突，即关注个体的就业以及职业与家庭的关系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比如，有学者认为，女性个体的发展愿望驱向与职业生涯追求弱化了其生育意愿，[7]特别是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生育的机会成本增加，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8]。但是，Testa的研究表明妇女的教育水平与终身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在允许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拥有大家庭的制度环境下，育龄妇女更倾向于对人力资本和家庭规模进行投资[9]。同时，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就业不确定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现有实证研究分别验证了就业不确定性对生育意愿 （变化）影响的性别和社会经济差异 [10]，劳动力市场的职业竞争压缩了女性的生育空间。此外，从职业发展与家庭冲突的角度来看，Begall和Mills认为工作控制意愿、职业紧张、工作-家庭冲突影响着女性的生育意愿，特别是高水平的工作压力 （时间压力）显著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11]。Hakim进一步提出了解释生育意愿降低的偏好理论，发现女性在工作和生活方式选择中的偏好会影响其生育意愿，选择偏好家庭生活的女性的生育意愿较高，而倾向于工作范式偏好的生育意愿则要更低[12]。总之，从个体层面来看，个体的职业发展期望、偏好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不确定性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在家庭代际层面，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生育意愿和行为的代际传递研究。Caldwell的财富流理论关注代际关系的变化与生育的关系，认为代际财富流流向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13]。在实证研究中，Kotte和Ludwig发现父母的生育行为显著影响子女的生育意愿和行为，[14]父母对其后代的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影响验证了生育的代际传递模式，代际间的传递模式通过影响子代生育事件的发生时机和家庭规模而塑造着子代的生命历程[15]。同时，Axinn识别了两种类型的生育偏好，即母亲自身的生育偏好以及母亲对子女生育行为的偏好，发现这两种类型的偏好都会影响子女的生育意愿，但母亲对孩子生育行为的偏好具有更强烈的效应[16]。在低生育率环境下，Ji等分析了代际关系对已婚妇女的预期家庭规模和理想家庭规模的影响，发现长辈对孙子女的偏爱以及女性从父代接受生育建议的意愿促进了其生育动机，而祖父母提供的潜在 （或实际）托儿服务也会提升子代的生育意愿 [17]。Merz在生命历程理论框架下解释了女性的生育决策过程，发现童年期的父母离婚经历对女性生育意愿具有负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由家庭关系调节的[18]。由此，在家庭代际层面，现有研究主要从代际传递的角度来分析职业流动和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关系。
综上所述，随着理论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关于社会流动与生育关系的研究大体形成了代际与代内两种相互联结的分析思路。代内分析思路主要侧重生命历程的研究范式，分析个体内生命历程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类型的变化对生育的影响，而代际分析思路则遵循代际传递的理论范式，研究父子代职业或阶层地位的变化与承继对生育的影响。上述两种分析传统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是分析社会流动与生育意愿关系的有益思路，被后来的研究者所延续和采用[19]。此外，社会流动研究多以职业流动为切入点，借用构建社会流动表的方法来测量社会流动，即用父代的职业作为代际社会流动的起点，用子代的当前职业或调查时的职业作为代际社会流动的终点，用个体的初职作为代内社会流动的起点，用个体的当前职业或调查时的职业作为代内社会流动的终点，分别构建代际与代内社会流动表以分析社会流动的状况，本研究对社会流动的分析也沿袭上述思路，并形成了社会流动与生育意愿的分析框架 （见图1）。
图1 职业流动与生育意愿关系的分析框架
根据上述分析框架，本研究的总假设为：职业流动与居民的生育意愿显著相关，居民的生育意愿受职业社会流动的影响。基于代内与代际两种分析维度，本研究分别建立了代际职业流动假设与代内职业流动假设。其中，研究假设1与2是代际职业流动假设，而研究假设3与4是代内职业流动假设。
本研究对社会流动与生育关系的分析主要以职业流动为分析视角，借用职业流动作为社会流动的指示变量，分析社会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但是，由于分析职业流动需要确定流动的起点与终点作为参照，以识别是否发生了社会流动，因此，基于流动起点与终点选择的不同，逐渐衍生出了两种分析维度：代内职业流动与代际职业流动，前者代表着父代职业与子代职业的变化，后者代表个体初职到个体现职的变化，而本研究主要分析上述两个维度的职业社会流动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
研究假设1：父亲的职业 （代际职业流动的起点效应）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即父亲的职业类型与人们的生育意愿显著相关；子代的职业类型 （代际职业流动的终点效应）也会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即子代的职业类型与人们的生育意愿显著相关。
由图1可知，不同纸样具有不同的表面微观结构，明显可见1#纸样表面孔隙均匀，横截面纤维呈层状分布，填料含量少，故性能最好，因而纸张质量预测综合评价值最高；2#纸样表面涂层厚薄不均，粗糙度高，故性能较差，纸张质量预测综合评价值最低；和3#纸样相比，4#纸样表面较为平整，因而质量优于3#纸样。由4种喷墨打印纸表面的SEM图可知，纸张表面质量优劣顺序为1#>4#>3#>2#，与模型预测结果一致。
研究假设2：代际职业流动方向 （代际流动效应）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即发生向上代际职业流动的生育意愿更低。
2.家校合作，创设更多的活动，丰富学生的体验。在学校里，教师要经常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内外活动，课内，开展动手实验，制作手工，扮演角色，游戏竞赛等，课外，开展春游、秋游等活动，或者根据节日开展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既为学生打造了自我展示的平台，充分张扬个性魅力，从中体验到了成功的快乐，又让他们赢得了第一手习作材料。
研究假设3：个体的初职 （代内职业流动的起点效应）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即个体初职类型与人们的生育意愿显著相关；个体的当前职业类型 （代内职业流动的终点效应）也会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即个体的当前职业类型与人们的生育意愿显著相关。
研究假设4：代内职业流动方向 （代内流动效应）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即发生向上代内职业流动的生育意愿要更低。
师（顺势引导）：“请同学们充分地发挥想象，想一想‘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是怎样的情景？游人们的歌声里唱的什么内容？前者呼，后者应，他们是怎么呼？怎么应的？太守宴上摆着些什么酒菜？太守宴是什么样的情景？”
3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3.1 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在不同调查波次采集了父代职业、子代初职、子代当前职业以及子代生育意愿等信息，可以通过数据合并实现代际与代内两种视角的分析。因此，本研究采用CFPS数据验证代内职业流动假设与代际职业流动假设，但由于父代职业变量与子代职业变量的缺失情况不同，在同一模型中同时纳入代际职业流动与代内职业流动变量会造成样本损失，故本研究在同一数据框架内，分别建立了代内职业流动统计模型与代际职业流动统计模型。
租赁业务对于租赁公司来说，如何最大化的提高自身材料的周转率，控制闲置率是周转业务的核心问题，由于施工环境的复杂性，往往会导致各家租赁单位的材料出现各种规格，也会因为施工项目的切割破坏导致退场材料不能够达到行业使用标准，所以信息化的管理可以对生产材料和退场材料进行整理管理，租赁公司按照自己公司的材料仓储规格型号建立公司材料数据库，公司的维保生产依照退场规格要求进行材料维保，技术人员根据数据库提供的规格数据建立施工项目进场方案，确保项目生产正常。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目的在于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的多维度发展变迁[20]。CFPS于2010年开展基线调查，基线样本覆盖了25个省、市、自治区，共采访14960户家庭、42590位个体，而后分别于2012、2014以及2016年开展了追访调查。CFPS采用内隐分层的、多阶段、多层次、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式，调查问卷包含社区、家庭、成人以及少儿等四种主体问卷类型。本研究主要采用CFPS2014年调查数据的成人问卷部分，父代职业变量调取了2010年基线调查数据，由于本研究主要分析人们的职业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被调查者必须已经在业且其职业状态发生过变化，故在数据清理过程中，剔除了从未工作过的调查样本，缺失值的处理也采用了剔除法，本研究还对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最后，纳入代际职业流动模型的有效样本为9375个，纳入代内职业流动模型的有效样本为5525个，样本描述详见表1和表2。
3.2 变量定义
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生育意愿，生育意愿的测量有多种考虑，其中理想子女数变化缓慢且滞后于生育率变化[21]，是生育意愿的有效测量方法之一，故有研究将理想生育子女数作为测量生育意愿的指示变量。近年来，学者们也认识到理想子女数并不能完全作为生育意愿的有效测量指标，而用意愿生育子数等作为生育意愿的替代测量指标。但遗憾的是，CFPS并未采集受访者的意愿子女数信息，故由于数据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仍将理想生育子女数作为生育意愿的测量，而这一权宜做法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结果偏误，即在检验职业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时，所估计的效应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2016年，泰心医院与多伦多病童医院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在儿童医疗、护理、管理、社会心理教育等方面展开一系列交流与支持。2017年2月，泰心医院成立旨在为患儿及家属提供社会、心理和教育支持的社会心理教育组（SPE）。
(3) 随风速增加，三种风场下输电塔的位移响应呈抛物线逐渐增大，且不同风场位移响应间的差值也随之不断增大。最大风速处于塔头部位的冲击风1引起的位移响应明显高于最大风速处于塔身中部的冲击风2的响应值。随测点高度增加，输电塔的位移响应逐渐增大，且高度越高，位移随风速的增长率越高。
为了进一步分析职业流动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本研究建立了代际职业流动模型与代内职业流动模型，分别探讨代际职业流动、代内职业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两类模型中，均是先后加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以建立套嵌模型进行多元统计分析，即先加入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变量，再加入了流动起点效应与终点效应变量，最后纳入社会流动效应自变量构成全模型。
就代际职业流动模型来看，根据表 5，模型 1纳入了人口学特征变量和社会经济属性变量，其中年龄、年龄平方、户籍、婚姻状态、受教育水平（初中、高中和中专）、年收入对数等变量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是显著的；模型2纳入了代际职业流动起点与终点效应变量（子代当前职业类型与父亲职业类型），两个变量均不显著；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了代际职业流动变量，发现在控制人口学特征等变量的条件下，向下代际职业流动不显著，而向上代际职业流动是显著的，说明向上代际职业流动对子代的理想子女数具有显著的效应。以表5中的模型3为例进行解释，可见，对于人口学特征变量，个体的理想生育子女数因年龄而异，非农业户籍的要比农业户籍的理想子女数要低，有配偶的要比没有配偶的理想子女数要高；就社会经济属性变量而言，初中教育程度的要比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理想子数要低，年收入对数对个体的理想子女数具有显著的影响。模型3还纳入了代际职业流动的起点效应与终点效应变量，即子代的当前职业类型、父亲的职业类型变量，以控制和检验代际职业流动的起点与终点效应，但子代当前职业类型、父亲职业类型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均不显著，并未发现代际职业流动的起点和终点效应，研究假设1未得到验证。
冷底油、改性沥青防水卷材运抵施工现场，卷材应直立放置，并严禁将重物压在卷材上，按照标准及规范要求将卷材取样送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卷材必须符合标准要求。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施工常用机具如表1所示。
表1 代际模型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n=9375)
表2 代内模型变量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n=5525)
3.3 分析方法
从代际职业流动的角度来看，根据表3，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普通非体力职业人员、体力职业人员（上层）、体力职业人员（下层）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913、1.78、1.876与2.056，而子代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普通非体力职业人员、体力职业人员 （上层）、体力职业人员 （下层）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927、1.84、1.855以及2.107，均大致呈现出“中间低、两头较高”的特征，说明父代社会阶层的高低可能与子代的理想子女数相关，但由于混合着社会流动效应，从中并不能直接验证职业类型与理想生育子女数的关系。从职业流动表对角线位置来看 （即表3中阴影部分），父子代均为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普通非体力职业人员、体力职业人员（上层）、体力职业人员（下层）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 1.913、1.709、1.867 和2.14，说明就未发生代际职业流动的人而言，同样呈现出“中间低、两头高”的特征，即中间社会阶层的生育意愿要略高，但是这种特征可能与样本分布有关，需要进一步验证。表3对角线的上半部分代表着发生了向下代际职业流动的人，而下半部分则代表着发生了向上代际职业流动的人，如果对发生向上代际职业流动与向下代际职业流动的平均理想子女数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发生了向上代际职业流动的要比发生向下代际职业流动的平均理想子女数略低，这与本研究的假设相符，但有待统计检验。
在泊松回归模型中，Y为随机变量，其取值表示某一事件的发生数，并假定随机变量Y服从均值为μ的泊松分布。泊松回归方程的乘法形式为：
通过对上式取以e为底的对数，则会得到回归方程的加法形式：
4 数据分析结果
根据前述合并后的父代职业类型、子代初职以及当前职业类型，以父亲的职业阶层作为行变量，以子代的职业阶层作为列变量，建立了4维的代际职业流动表，以子代当前职业阶层作为行变量，以子代的初始职业阶层作为列变量，建立了4维的代内职业流动表，详见表3和表4。
在人口研究中，经常会遇到结婚次数、生育孩子数、迁移次数等变量，对于这些计数变量的建模，采用传统的OLS回归会产生估计偏差，适宜采用泊松回归。由于因变量生育意愿为计数变量，故本研究采用泊松回归分析方法，将控制变量、自变量先后纳入模型进行检验。
表3 代际职业流动表
从代内职业流动的角度来看，由表4，个体初始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普通非体力职业人员、体力职业人员 （上层）、体力职业人员 （下层）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917、1.843、1.867与1.896，个体当前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普通非体力职业人员、体力职业人员（上层）、体力职业人员（下层）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 1.913、1.847、1.859与1.883，基本呈现倒“U”型形态，说明平均理想子女数可能与社会阶层的位置相关，表现为阶层地位高的理想子女数也较高，似乎与研究假设4不符，而这也可能与案例数分布有关，需要进一步检验。从表4对角线位置来看，个体始职、当前职业均为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普通非体力职业人员、体力职业人员 （上层）、体力职业人员 （下层）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942、1.846、1.865和1.893，即对于未发生代内职业流动的人来说，则表现为处于高社会阶层的生育意愿较低，但是仍需统计模型检验。表4中对角线的上半部分与下半部分分别表示发生了向下代内职业流动和向上代内职业流动的人，比较发现，发生了向上代内职业流动的要比发生向下代内职业流动的平均理想子女数略低，这也与本研究假设相一致，但同样有待统计验证。综合表3、表4的描述性分析发现，则有：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生育意愿的差异，而生育意愿差异的形成可能与职业流动相关。
自变量与控制变量。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为职业流动，分别从代际、代内职业流动的视角来测量。代际职业流动的起点是父亲的职业类型，而终点是受访者的当前职业，代内职业流动的起点是受访者的第一份职业，而终点是受访者的当前职业。但是由于CFPS的职业分类采用国际标准职业分类的编码方式，将职业分为10大类，为了便于构建社会流动表，本研究依照Erikson等提出的职业类别合并思路[22]，将10大类职业合并为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普通非体力职业人员、体力职业人员 （上层）以及体力职业人员 （下层）4类，即父亲的职业、受访者的初职、受访者的当前职业均为四分类变量。但在模型分析中，本研究进一步将10大类职业类别合并为3类，即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普通非体力职业人员和体力职业人员。流动表分析主要是根据流动起点的职业类别以及流动终点的职业地位制作n×n的社会流动表，并可以分析得到不同维度的职业流动状况信息，如流动与否以及流动方向。本研究根据上述合并后的4分类父亲职业、子代初职与当前职业变量，分别创建了4×4的代际与代内职业流动表 （见表3、4），并得到了与代际与代内职业流动相关的两个变量，即代际职业流动方向变量与代内职业流动方向变量。其中，代际职业流动方向变量的编码方式是：代际流动表中对角线单元格表示未发生代际职业流动，编码为1，对角线上方的单元格表示向下代际职业流动，编码为2，对角线下方的单元格表示代内向上职业流动，编码为3；代内职业流动方向变量的编码方式为：代内流动表中对角线单元格表示未发生代内职业流动，编码为1，对角线上方的单元格表示向下代内职业流动，编码为2，对角线下方的单元格表示向上代内职业流动，编码为3。此外，本研究也将父亲职业类别、子代初职类别以及子代当前职业类别变量纳入模型，分别检验代际、代内职业流动的起点和终点效应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表4 代内职业流动表
表5 代际职业流动与理想子女数Poisson回归模型结果 (加权后)
本研究将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年收入等人口学特征与社会经济特征变量纳入统计模型作为控制变量。性别变量是虚拟变量，其中女性编码为0、男性编码为1；年龄变量为连续型变量；户籍变量同样是虚拟变量，农业户籍编码为0；非农业户籍编码为1；受教育程度是定序变量，包括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中专、大学及以上四个类别；年收入对数变量也是连续型变量。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1和表2。
至于本研究所关注的代际职业流动变量，从模型3的结果可以发现，向下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而向上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是显著的，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发生向上代际职业流动的理想子女数是未发生代际职业流动的0.908倍，比未发生代际职业流动的要低9.2%，这说明相对于未发生代际职业流动的人来说，发生向上社会流动的理想子女数更低。这一发现验证了研究假设2，即发生向上社会流动的人其生育意愿要略低，上向代际职业流动会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上述研究发现表明，如果从代际职业流动的角度来看，子代相对于父代职业地位的上向变化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即社会流动机制塑造着个体的生育意愿，可能的解释是子代为了获得比父代更好的上向流动机会和社会经济地位，而试图摆脱父代的大家庭模式，进而压缩和消解个体的生育意愿。
就代内职业流动模型来看，由表6，模型4主要分析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年龄、户籍、婚姻状态、受教育水平等变量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都是显著的；模型5进一步纳入了个体初职和当前职业类型，但两者均不显著，说明并未发现代内职业流动的起点与终点效应；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了代内职业流动变量，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向上代内职业流动变量是显著的，而向下代内职业流动变量并不显著。
以表6中的模型6为例来解释模型结果。在控制变量方面，除收入的对数外，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效应与代际职业流动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解释。总的来看，无论是代际职业流动模型还是代内职业流动模型的结果，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理想子女数的影响与国内文献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23]-[25]，人们的理想子女数在年龄、户籍以及婚姻状态等特征上存在着显著差别。模型6同时纳入了代内职业流动的起点效应 （个体初职类型）与终点效应变量 （个体当前职业类型），用于验证代内职业流动的起点与终点效应对个体理想生育子女数的影响。从模型结果来看，个体初职类型与个体当前职业类型变量均不显著，并未发现代内职业流动的起点与终点效应，研究假设3未得到验证，尚需同类研究进一步检验。
就代内职业流动自变量而言，从模型6的结果可以看到，向下代内职业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向上代内职业流动的影响是显著的，具体解释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发生向上代内职业流动的理想子女数是未发生代内职业流动的0.958倍，比未发生代内职业流动的要低4.2个百分点，这表明相对于未发生代内职业流动的来说，发生向上代内职业流动的理想子女数要略低，即发生上向代内职业流动的生育意愿要更低，这一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4。这一研究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印证了国外文献陈述的生育观念传播效应[26]，即同质性的文化和习俗为生育意愿与观念的传播效力和扩散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标识、气质以及价值观念，特别是当个体进入或处在某一社会阶层时，就会被卷入阶层的共属文化氛围中，而去习得与适应该阶层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生育态度、意愿与行为亦是如此。
表6 代内职业流动与理想子女数Poisson回归模型结果(加权后)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发现，年龄、户籍、婚姻状态以及受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代内职业流动起点与终点效应、代际职业流动起点与终点效应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关于生育的社会流动效应，向上代际职业流动与代内职业流动的影响是显著的，发生向上代际职业流动的要比未发生代际职业流动的理想子女数要低，而发生向上代内职业流动的也要比未发生代内职业流动的理想子女数略低，表明上向职业流动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效应。关于职业流动对生育作用机制的研究，不仅需要考虑个体的职业地位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而且还要分析职业地位相对变化的效应，包括父代与子代、个体代内职业地位的变化，即是否存在跨越代际的传递效应以及纵贯个体生命历程的累积影响。遗憾的是，本研究的代际职业流动的起点与终点效应、代内职业流动的起点与终点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有待后继的研究进一步探索，但是本研究验证了动态职业流动对生育意愿的显著性影响，表明代际职业流动与代内职业地位变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效应。换言之，如果以父子之间代际职业位置的流动作为参照，代际职业流动过程对个体的生育期望与意愿具有塑造作用，体现着生育的代际影响，代表着生育研究的代际流动与传递范式；如果以个体内初始职业与当前职业的变化作为基点，作为个体生命历程重要维度的代内职业流动过程同样会影响个体的生育意愿，体现着代内职业流动与生育关系的生命历程范式。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数据，基于代际职业流动与代内职业流动的双重视角，分析了职业流动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本研究发现：年龄、户籍、婚姻状态以及受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从职业流动的起点与终点来看，代际职业流动起点 （父代职业类型）与终点 （子代职业类型）效应、代内职业流动起点 （个体初始职业）与终点 （个体当前职业）效应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从生育的社会流动效应来看，向上代际职业流动与代内职业流动的影响是显著的，发生向上代际职业流动的要比未发生代际职业流动的理想子女数要低，而发生向上代内职业流动的也要比未发生代内职业流动的理想子女数略低，表明职业流动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效应。
本研究建立了社会流动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职业流动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深化了对社会流动机制与生育关系的研究。但由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尽管本研究采用同一数据验证代内职业流动与代际职业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分别建构了代内职业流动与代际职业流动统计模型，但仍有必要在数据允许的条件下用同一数据和模型同时检验代内职业流动与代际职业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其次，本研究将职业类别进行合并处理隐藏了一些阶层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未将职业流动的距离纳入分析，这也构成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再次，由于在社会流动表分析中，很难控制社会流动的起点和终点[27]，本研究通过将流动起点和终点效应纳入模型用以控制流动的起点与终点，更有效的方法可能是使用对角线模型进行控制，后继的研究可以加以采用并深化生育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研究。
通常情况下，图形图像采集主要是通过安置在飞行设备中的图像采集设备对地面图像进行拍摄，从而收集图像信息。这一过程需要由飞行器和拍摄设备共同组成。图像信息的质量取决于飞行器的性能以及拍摄设备的功能参数，进行拍摄时，飞行器的稳定性和平滑性会间接影响拍摄结果，而拍摄技术会对拍摄结果有直接影响，不仅如此，二者相互配合会对成像效果有一定的影响，即二者各自领域的发展很重要，技术的配合程度也需要不断提高。利用2种设备共同协调获得的图形图像数据，是整个环节中最重要的基础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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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ffect Residents'Fertility Intentions?——An analysis of Dual Perspectives of 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WANG Dian-xi1，CHEN Fu-jun2
1.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2.Institute of Evidence Law and Forensic Science,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4),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f social mobility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with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The study found that age,hukou,marital status and education leve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ertility intentions.While the starting point(parent occupation type)and ending point(children occupation type)of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the starting point of(individual’s initial occupation)and the ending point(individual’s current occupation)of the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fertility intentions.The upward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intra-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both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fertility,for the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of the families with upward occupational mobility both of the inter-generation and intro-generat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families without 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ro-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The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embodi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transmission paradigm of fertility research while the intro-generational changes in occupational status of individuals on the fertility intentions represents the life course paradigm of soci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research.
Key words: Fertility intention,Ideal number of children,Intra-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中图分类号］ 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13（2019）05-0056-13
①［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生命历程轨迹的变迁研究”（19CSH010）。
［收稿日期］ 2019-04-12
［作者简介］ 王殿玺，男，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研究；陈富军，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口管理、法律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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