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分析框架越来越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引人注目的理论焦点。一方面，在诺斯、大卫、阿瑟等人的大力倡导下，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路径依赖分析框架通过分析“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 system）”，克服了传统经济学中静态与动态、微观与宏观、线性与非线性、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无法有机整合的弊病，并规范了社会随机动态系统的分析方法，因此，它是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所在。另一方面，以威廉姆逊、纳尔逊、玛格里斯等人为代表，认为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只不过是有启发意义的分析思路，因为它从来没有在定量分析上被证实，它过分夸大了社会系统中“正反馈机制”的作用范围和作用力度。为了弄清这些争论的实质，全面把握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的内涵和性质，本文从四个方面来展开理论分析。
一、基本分析框架
所谓路径依赖，是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替代。而所谓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则是利用动态非线性随机模型来分析路径依赖现象的理论方法。该方法一般由五个步骤组成。
第一步，确定系统的性质，即通过各种参数检验判定该系统是否具有“正反馈机制”。从目前来看，路径依赖分析框架设立的检验参数有耗散阀值、奇异吸引子参数和混沌分布参数。但这些参数本身模糊性很强，特别是在社会系统中，往往不能够正确地判定系统中线性与非线性、“正反馈机制”和“负反馈机制”作用的界线。
第二步，确定“正反馈机制”，即确定形成“正反馈机制”的根源及其作用方式。在自然科学中是直接通过确认耗散结构、奇异吸引子、混沌系统、自催化机制来完成的。而在社会科学中，则把它归结为形成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的机制。 它包括：一是阿瑟在分析技术变迁时采用的四种自我强化的机制，即（1 ）大规模组织或固定成本，由此产生的随产出增加而单位成本下降的优势；（2）学习效应， 即通过边干边学（learn by doing）和默认知识（tacit knowledge ）的获取而使产品技术改进，成本降低；（3）协作效应， 即技术协作产生的运用网络效应；（4）适应性预期， 即技术的运用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度。二是诺斯在分析制度变迁时所谈及的“制度矩阵相互依赖的结构所造成的巨大收益递增”机制，如正规约束与非正规约束间的协调效应和网络效应，制度创建的成本、制度适应的预期性收益和学习效应等。三是温特所谈及的演进因果累积效应机制。
第三步，确定随机因素，即启动并决定路径选择的外部偶然性事件。它常常包括偶然性战争、气候变化、瘟疫等。
第四步，分析系统演进的过程及其性质。阿瑟和大卫认为，一旦“正反馈机制”受偶然性因素影响而启动，便会使系统出现以下几个特征：（1）多重均衡（mutiple equilibria）， 即系统演进的结果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多种选择的方案。（2）闭锁（lock in），即一旦偶然性因素使某一方案被采纳，收益递增机制便会阻止它受外部因素的干扰或被其他方案替代。（3）可能非效率， 即由于收益递增机制和其他因素阻止人们对其他方案的利用开发和动态认识，从而使陷入闭锁状态的方案并非最优。（4）路径依赖， 即系统演进的路径决定于系统的初始状态，对初始状态中的偶然性事件十分敏感，系统一旦采纳某方案，该系统的演进路径便会呈现前后连贯、相互依赖的特点。
第五步，确定退出闭锁的条件和作用机制，即进行路径替代的条件。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系统中，要退出次优的路径依赖的变迁路径，其条件取决于形成自我强化机制的各种因素的性质，即该路径产生的递增收益是否具有可逆性和可转移性。如果收益递增的强化机制来源于固定成本和学习效应，那么要发生路径替代退出闭锁状态的难度就很大。因为：（1）固定资产具有专用性， 很难在另一种路径中被利用，因此沉没成本（sunk cost）很高；（2）学习效应中的默认知识不具备信息传递性，因此引致的认知阻力就很大。如果收益递增的强化机制来自系统的各种网络效应，如协作效应、适应性预期等，行为主体则只要加强信息交流，形成一致性行动，路径替代就可能发生。因此，在退出闭锁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和一致性行动十分重要。
二、新制度经济学引入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的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通过修正“经济人”假设，成功地将“制度”范畴纳入新古典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之中，建立了自己的分析体系。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为何还要引入路径依赖分析方法呢？其原因在于，修正后的理论分析框架仍不能解决新制度经济学所面临的一些理论问题。
首先，新古典分析框架无法处理“收益递增”范畴。因为，新古典体系要使函数极值、收敛性及其均衡点存在，就必须假设生产函数的严格凸性和消费函数的严格拟凹性，而这种假设就直接排除了经济活动中存在收益递增现象的可能。这正如希克斯所言，收益递增将破坏一般均衡理论中任何企业无法大到影响市场价格的假设。但是，新制度经济学要想从动态角度来认识知识、技术、制度、外部性等范畴，就必须将收益递增机制纳入分析框架。因为知识特别是默认知识的变迁和技术变迁都具有学习效应、演进积累效应等特点，特别是由于外部性的纳入，就必然意味着制度、技术在形成和创新过程中具有效益外溢的网络效应、协调效应。所以，如何在修正后的新古典成本收益框架中把收益递增现象纳入理论分析中，是新制度经济学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其次，新古典分析框架也无法处理多重均衡的现象。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就意味着竞争均衡只有一个收敛点，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一旦引入了行为不确定性假设，个体相互作用的博弈分析结果就必定是多重的；另外，如果放宽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引入收益递增分析，就意味着竞争均衡的收敛点是多重的。因此，多重均衡是新制度经济学必须要纳入理论分析框架的范畴。
再次，新古典世界是一个静止的、线性的世界，因为它所运用的演绎工具——微积分无法处理时间的不可逆性以及系统的非线性。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期望通过引入制度和时间纬度来把握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因此，如何通过纳入时间范畴以体现时间的不可逆性，通过纳入制度范畴以体现社会系统的非线性，是制度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最后，新古典世界是一个决定论的世界，是一个必定能通过预期修正、行为调整而达到效率最优的必然世界。因此，如何解决制度变迁中路径的多样性和非绩效路径的长期持续性这两大理论问题，也是新制度经济学面临的难题之一。从新自由主义思潮看，社会不但存在微观上的选择，也存在宏观上的选择，微观上的选择与宏观上的选择应当是统一的。所以，如何打破新古典的决定论框架，把自由意志与宏观决定论、微观偶然选择与宏观必然选择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是新制度经济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很显然，正是由于面临以上这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才使新制度经济学将思维视野转向了其他学科，以寻找到能解决上述各种问题并与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相一致的分析方法。而这种分析方法就是新生物进化论、耗散理论、自组织理论和动态非线性数学分析所蕴涵的路径依赖分析方法。
路径依赖这种现象最早是由生物学家纳入理论分析之中的。生物学家在研究物种进化分叉和物种进化等级次序时发现：物种进化一方面决定于基因的随机突变和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还决定于基因本身存在的等级序列控制。所以，物种进化时，偶然性随机因素启动基因等级序列控制机制，使物种进化产生各式各样的路径，并且这些路径互不重合、互不干扰。生物学家康诺德·瓦丁唐（Conrad Waddington ）首先用希腊文“chreod”和“homorhetic”（即必然的、命中注定的、自动跟随的路径）来表示这种现象。后来，古尔德（Gould ）在研究生物进化中的间断均衡（puctuated equlibria）和熊猫拇指进化问题时， 进一步提出了生物演进路径的机制以及路径可能非最优的性质，并明确了“路径依赖”的概念。
生物学中的这种新进化论的发现直接影响了以社会演进为理论核心的演进经济学，它促使人们在思索社会系统的演进过程中提出类似的问题。但是，正如G·M·霍奇逊所言，要想把新进化论的思想运用到社会系统中，就必须找到与进化机制相似的社会作用机制。在这个问题上，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耗散论、自组织理论、协同论直接提供了进一步认识该问题的哲学思维方法。这些理论在分析自然现象时，总是把系统当成开放的、非线性的，认为世界一方面在微观上受大量偶然事件支配，另一方面在宏观上却由于耗散结构、自组织和奇异吸引子的大量存在而呈现出规律性、有序性；主张应当打破拉普拉斯决定论的约束，把宏观与微观的不确定性都引入理论分析之中。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启发下，许多社会科学家猛然发现，由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组织网络效应、外部性、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都广泛存在，所谓社会科学中的奇异吸引子和自组织等机制也在社会系统中广泛存在，并可归结为收益递增机制。因此收益递增机制也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引入生物学中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的核心。
但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希克斯、熊彼特等人）也早已意识到收益递增现象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之所以没能将它纳入新古典分析框架中，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数学分析技术无法处理动态非线性和收益递增导致的多重均衡等问题。
很显然，正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对路径依赖的需求，以及新进化论、自然科学中的耗散论和非线性动态数学分析对路径依赖思想的供给，决定了新制度经济学成功地引入了路径依赖分析框架。
三、应用范围
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最先被运用到技术变迁路径分析之中。其核心思想是，几种使用功能相同的技术在市场运用推广上，由于技术在运用过程中具有学习效应、协作耦合效应、技术网络效应以及初始投资专用性等特点，使某一技术一旦因偶然性事件的影响而被采用或在竞争中稍占优势，便会最终占据市场，将其他甚至更优的技术驱出市场。
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引起了人们对企业制度变迁路径的思考，因为许多新制度经济学家最初认为企业是技术创新、技术选择的主体，因此技术变迁的分析应当能被运用到企业制度变迁分析之中。查尔斯·沙伯尔（Charles Jabel）、米契尔·爱维雷特（Michael Everetc）等人运用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研究了工厂制度（factory system）和劳动经营型企业（labor-managed firm）等组织变迁的路径。 他们提出， 最初，相对于包买商制度（putting- out system）和劳动经营型企业， 工厂制度和资本经营型企业（capital-managed firm ）并非更有经济效率。其之所以在后来占有优势，是因为战争和法律条令颁布等偶然性因素，以及生产规模效应和协调效应等“正反馈机制”使企业制度变迁产生了路径依赖的后果。
诺斯和大卫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或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和“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还生存了相当长的时期”两大理论问题，将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引入制度变迁分析之中，并建立起了分析制度变迁路径及其绩效的一般理论框架。诺斯认为，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在技术变迁中实质上是分析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技术的竞争，而竞争的主体是内含于技术间的竞争组织，因此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也能运用到制度变迁之中。诺斯认为，“有两种力量会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一种是收益递增，另一种是由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中文1版，12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其中收益递增来自于制度矩阵相互依赖的构造所带来的成本投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而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使信息反馈分割，使市场不完全，使“行为者的主观主义模型被不完全信息反馈及规定路线的意识形态所修正”，从而使主体在收益递增现象的约束下很难通过行为修正以摆脱即便是意识到的非绩效性制度变迁路径。所以，一方面是偶然性因素和上述两种力量决定了制度选择和变迁路径存在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大量非绩效的制度变迁陷入闭锁状态而长期存在。在例证中，诺斯列举了英国与西班牙、北美与南美不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
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应用领域则是转形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有杰兹·豪斯勒（Jerry Hausner ）、 鲍伯·杰沙普（BobJessop）、约翰·哈利斯（John Harriss）和诺斯（North）。 其中豪斯勒和杰沙普等人运用路径依赖分析框架重新解释了苏东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建立是外部偶然性因素（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而后计划经济这种非绩效的经济制度之所以长期存在而未被富有绩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其原因就在于制度递增收益和交易费用等因素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而递增收益的来源主要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协作网络效应、正规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学习和适应性效应等。另外，他们还运用退出闭锁状态的分析方法为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改革方案提出种种建议。他们认为，由于原有路径的递增收益主要来自社会意识与正规制度、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相互依赖的网络效应，因此改革应当加强信息传播，改变非正规约束和社会意识形态，并通过政治变革和经济的“休克疗法”消减原有制度的递增收益机制，并建立新制度相互作用的网络效应，以形成新制度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同时通过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协调，利用私有化以减少路径转换的沉没成本，使之具有可转换性。哈利斯和诺斯则集中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政治转型的问题，认为要形成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良性自我强化机制，仅仅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是不够的，还必须注重政治制度以及各种非正规制度的建设，以形成制度耦合的自我强化机制，并通过减少交易费用、确定信息的流通，使这种自我强化机制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四、逻辑分析和历史检验
从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目前的发展来看，它的确有许多令人欣然的理论观点，但正如威廉姆逊所指出的那样，路径依赖仍是新制度经济学尚未理清的一个理论问题。
第一，正如前面所述，一个完整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必须首先判定系统的性质。如果无法准确地判断系统是否具有“正反馈机制”，以及“正反馈机制”作用的范围和力度，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在经济分析中作出相应的边际收益递减或边际收益递增的前提假设和假设运用的范围。事实上，现有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没有提供判定系统性质比较科学的标准，而是靠一些标准的参数而认定该系统是线性还是非线性，没有提供判定某系统中“正反馈机制”作用范围与“负反馈机制”作用范围的分析方法。其导致的结果便是，在分析系统非线性时，片面夸大“正反馈机制”的作用范畴，使确立的宏观模型在实际检验中不符合现实。R ·H·戴在论述混沌经济模型时谈到， “能解释真实世界状况的这些理论结果的经验证据一直是缺乏说服力的，虽然人们在各种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指数中发现了一些混沌的证据，但这仍不足以毫无疑问地确立这一结论：即现实经济在本质上表现得像具有极少量状态变量的非线性模型一样”。（R·H·戴：《混沌经济学》，中文1版，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事实上，在自然系统中，现有研究被经验证实的具有“正反馈机制”的系统主要集中在低维度微观层次上，如分子催化、热动力现象等，而高维度宏观层次的“正反馈机制”却很少被证实。社会科学系统由于主体的复杂性，其相互作用的因素更复杂，因此判别“正反馈机制”的作用范围和作用力度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二，将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引入技术变迁分析中，就须假设在竞争市场上有几种大致相同的技术并存，并且某一技术战胜另外的技术只是由于收益递增机制，而并非本身的技术优势。这些假设大多数是与技术变迁史不一致的。大卫佐证其理论所用的典型案例是Qwerty打字机键盘，该键盘是1870年发明的，并得到了运用和推广。在1932 年， 工程师Dvorak发明了DSK键盘。但在推广竞争中，DSK键盘失败了。40年代，美国海军进行试验，证明DSK键盘比Qwerty键盘设计得更科学， 其打字速度比Qwerty键盘快20%。但为何DSK键盘会在推广中失败呢？ 研究者认为，其原因就在于，Qwerty键盘在技术变迁中形成了以成本投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适应预期为基础的自我强化机制。但是，利维兹和玛格里斯在80年代重新审核了美国海军试验的原始数据后发现，以这些原始试验数据根本无法得出DSK键盘优于Qwerty键盘的结论。Qwerty 键盘一直处于市场支配位置不仅与大卫所谈的收益递增机制有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Qwerty键盘具有DSK键盘不具备的技术优势。 美国海军和苹果公司之所以得出DSK键盘优于Qwerty键盘的结论， 主要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
第三，诺斯等人认为，把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从技术变迁分析中直接运用到制度变迁框架之中，从根本上忽略了技术范畴与制度范畴的性质差别。一是技术体系中的相互耦合效应具有刚性，并且初始投资的资产专用性很强，而制度体系中相互协作的网络效应并不具备刚性特点，基础设施的专用性也不强；二是技术关系不存在利益冲突因素，但制度关系中却广泛地存在利益冲突和斗争的因素；三是技术体系对主体而言只反映为收益创造功能，而制度体系不但具备一般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具有进行利益分配的政治功能。所以，在技术变迁中，利益生产和利益协调占主导性地位；但在制度变迁中，制度的利益生产和协调功能却往往要让位于利益分配和利益冲突。事实上，一种社会制度之所以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或陷入非绩效的闭锁状态，制度矩阵相互依赖产生的网络效应是一个方面，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相互谈判力或再缔约力量处于相对均衡的状况，是因为占统治地位的集团利用支配资源的能力竭力维护现有制度，并反对各种企图进行制度路径替代的颠覆活动。与这些统治阶级维护的力量相比，制度矩阵产生的收益递增的力量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所以，了解技术范畴和制度范畴的差别，是正确运用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的一个前提，否则就会无视制度主体的冲突性，无视制度的利益分配职能以及制度产生冲突的性质，片面夸大制度矩阵的收益递增机制的作用。
第四，在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中，“确定随机因素”在本质上是把随机因素当成系统的外生变量，从而才得出偶然性与必然性、宏观选择与自由意志相统一的结论，但是，如果从更广的系统着手，即把外部随机因素也纳入分析框架，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从未进行过这种演绎分析，从而决定了它在本质上仍是一个短时段分析框架，而不能在若干个路径依赖的变迁过程基础上，从长时段来把握历史变迁的性质，从而得出更一般的规律。
第五，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对退出闭锁的处理也是不充分的。一是在技术变迁中，要退出闭锁状态，就意味着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二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退出闭锁状态就意味着革命，即彻底地打破旧体系而快速地形成新体系，但是“政府干预”和“革命”都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较为反感的命题。另外，他们之所以对闭锁退出机制论述较少，关键还在于他们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因素，而只考虑了如何打破旧制度的收益递增机制，形成新制度的收益递增机制。这种思考方式在东欧改革中被讥为“政治幼稚病”。
五、小结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提供了解决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些难题的思路，将收益递增、多重均衡纳入理论分析之中，初步使经济分析把偶然性与必然性、线性与非线性、微观不确定性与宏观选择范畴结合起来了。但是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缺乏判断系统性质的理论标准，无法把握“正反馈机制”和“收益递增机制”作用的范围和力度，从而往往片面夸大这些机制的作用，无法使“正反馈机制”分析与“负反馈机制”分析、“收益递增”假设与“收益递减”假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另外，由于不充分考虑技术范畴和制度范畴的差异，机械地引入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从而忽视了制度变迁中政治利益集团斗争对制度变迁路径和绩效影响的主导作用，并最终不能提出较为完善的退出闭锁的理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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