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区工业化的一般理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工业化，不管人们赋予它多么复杂的含义，在表象上，或者说在最直观的层面上，它不过是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逐渐成长为独立产业，不断吸纳农业中的各种要素，使得农业日渐萎缩，非农产业逐渐膨胀并最终覆盖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① 这个过程的起点，也就是工业化过程的起点，毫无疑问是农业。当我们拨开现实中因工业化而衍生出来的种种纷繁复杂的现象，用历史的眼光去追溯工业化的源头时，这一点就会看得很清楚。
从全球的范围看，工业并非在不同的空间点上同时产生的，而是首先从一个空间点上产生出来，然后波及到世界各地。最早产生现代工业的空间点的是英国。18世纪下半叶英国爆发产业革命，现代工业才作为独立的产业成长起来，并逐渐成为全球社会经济活动的轴心。所以，从全球范围来看，工业化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种是原生的，那就是发生在英国的产业革命；另一种是次生的，即从别的地方学来的。追根究底，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都是从英国学来的，只不过有的国家和地区是直接从英国学的，有的国家和地区是从多个接力点中的某一个接力点学的。
英国为什么发生了产业革命而其他国家却没有发生产业革命，这是一个人们一再追问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关注中国文明发展进程的学者，更是一再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像英国那样发生产业革命这样的问题。由于产业革命以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先导，所以，问题就进一步归结为：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近代以来落在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后面？
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Needham)。他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作了一番比较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1] 3；但他也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凡萨里乌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一传统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发展起来，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得到发展的呢？”[1] 43-44由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一直没有人能够就此问题给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所以人称“李约瑟之谜”。
继李约瑟之后，西方学者伊懋可(Elvin Mark)等直接地从产业革命的层面上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中国不能自发进展到工业革命的原因在于明清两朝人口急剧繁殖，使社会剩余几乎丧失殆尽，处于一种高水平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之中，因而无法提供工业革命所需的资本来源②。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尝试给出答案。
姚洋认为，伊懋可(Elvin Mark)的高水平陷阱假说中具有相当的真理成分。他通过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系统考察了高水平人口陷阱存在的条件，即一个是人口增长符合马尔萨斯原理，另一个是工业存在规模经济。如果人口增长不符合马尔萨斯原理，则农业剩余就不会被人口增长所吞噬，工业发展因此可以得到资金；如果工业不存在规模经济，则工业可以在任何规模上生存，起点上的差别就不足以导致最终的文明分岔。得山的结论是：对于同一个初始的资本存量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最终是进入一个高水平的动态过程还是进入一个低水平的动态过程只取决于它的人口规模。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位于具有较小的人口区域时，它将拥有一个正的资本积累率，进入一个高水平的动态过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位于具有相对较大的人口区域时，它将趋向于一个较低水平的动态过程。在此基础上，姚洋认为，中国古代的高水平人口陷阱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得以维持，是因为农业自身发展起来的精耕细作技术能够不断地生产更多的农业剩余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从而在农业内部形成了一个人口增长和农业产出增加相互增强的封闭循环系统，阻碍了资源向工业部门的流动和工业资本的形成。[2]
林毅夫不赞成“高水平人口陷阱”的说法。他认为人地比例失调这一论点与历史数据不符，即使把20世纪早期的人地比例状况作为讨论的焦点，伊懋可(Elvin Mark)所说的“较高的人地比率耗尽了作为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的观点也是脆弱的。他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阻碍了现代科学的诞生：“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去投资从事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3] 14
也有不少人从对现实的社会现象的观察剖析中来认识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方面的根源。他们提出了“权威的错位配置”说、“权力寻租”说等解释。前者从跨栏冠军刘翔被录取为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的现象看到了“中国社会某种独特的传统逻辑：一个人如果在一个领域取得成功，从而拥有某种权威，他就可以在其他领域也拥有相应的权威。”[4] 认为正是这种“权威的错位配置”一方面导致社会各个领域的资源都不能被高效利用，而是围绕某种权力低效集中，另一方面导致社会的各个阶层或领域之间无法进行平等的对话和利益博弈，从而阻碍了一个均衡、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这正是‘李约瑟之谜’的答案”。[4] 后者认为，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不受制约所导致的寻租行为，使得“政治权力向经济活动者提供了获得经济利益的更有效、更简洁的路径”，从而弱化了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动，阻碍了社会进步。[5]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博士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李约瑟之谜归结为为什么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而为什么近代以来又落后于西方这样的问题，因为李约瑟并没有说中国在整个古代时期都领先于西方，而只是说“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6] 3。所以，李约瑟的问题背后其实还暗含一层往往为中国人所忽略的意思，即在他看来由科学革命(一般以16世纪的哥白尼革命为其发端)上溯14世纪，即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造福人类方面并没有领先西方？所以，李约瑟之谜实际上包含三个部分：一、为何在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并未领先西方？二、为何在其后的14世纪期间中国走到了西方的前面？三、为何从16世纪起，中国又再度落后？在研究李约瑟之谜的众多文章中，大多忽视了或者回避了李约瑟之谜的第一部分，因而将李约瑟之谜理解为中国自古以来就领先世界，只是近代(1500年)以后才落后了。其实，忽视了李约瑟之谜的第一部分，也就无法回答第三部分，甚至连第二部分的答案也有可能误入歧路。基于这种认识，文贯中教授提出了他的关于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地理决定论：人类走出非洲的第一站正好是气候和地理条件均较为优越的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从而在那里孕育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和众多的人口；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希腊、罗马等古代文明形式的传播和继承也源于它们之间特殊的地理位置；促成近代科学革命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源于古希腊文明在南部意大利地区的传播；希腊各地因被山海分割而形成的独立而又相互竞争的城邦促成了其文明的发展；印度、中国等拥有广袤平原的地区则因容易长期被大一统的专制政权统治而阻碍了这些地区文明的发展；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既能够继承吸收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精华，又有条件锻造内部自由的制度环境，并与世界各地建立起广泛联系，从而最终成就了它的产业革命。因此，在文贯中看来，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之所以再度落后于西方，从而没有能够像英国那样发生产业革命是因为中国在更早的古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方面就落后于西方。或者用文贯中的话说，中国的地理条件及制度和科学技术基础使得中国社会“难以主动获得工业革命的所有必要条件”[7]。说得极端一点就是，中国压根就不可能发生近代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
这一结论显然与曾经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另一种观点相左，即：近代中国的落后以及未能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是由外来的入侵造成的；如果没有外来的入侵，中国也会慢慢生长出资本主义来。③ 根据这一观点，宋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被蒙古的入侵打断的，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被满族的入侵打断的，清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则是被西方的入侵打断的。外来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从而使得中国社会没有能够自发地发生产业革命，并由此开启自己的工业化进程。看来，究竟是中国社会压根儿就不可能孕育出现代科学并催生出产业革命，还是中国孕育但尚未诞生的现代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的萌芽因外来入侵而被扼杀掉了，这个问题还会继续争论下去。而之所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持续不减，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已经使中国走到了现代社会的门槛上，迈过去，就是现代文明社会，停下来，就仍有滞留在传统社会的可能。但是，如何跨过这道门槛，人们甚至整个中国社会都不是十分清楚。而从源头上来追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生和发展的进程，则可能比较容易透视中国社会由传统走上现代的路径，从而比较容易弄清楚可能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而为中国现代社会的构建提供有价值的思路。
本文对于中国是否会发生产业革命这个问题的关注，是基于为如何推进传统平原农业区工业化寻求理论支点这一目的，因为在我看来，传统平原农区是整个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缩影，那里是中国传统积淀最厚的地方，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活化石。在受到外来工业文明的冲击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它必然会遇到整个中国从工业化开始阶段直到现在都遇到的那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再来探讨中国的传统农耕文明能否从内部产生现代工业这个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现代工业能够从内部产生，那就意味着当外来工业文明到来时，传统与现代之间就存在着对接的基础，两者的冲突会大大弱化；如果现代工业不能从内部产生，那就意味着当外来工业文明到来时，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会大大强化。在这两种情况下，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从理论上弄清楚在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上能否产生现代工业以及如何产生现代工业，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在纯农业区推进工业化究竟需要解决哪些问题，以及提供和创造哪些条件。
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将以抽象的理论分析为主，而以历史分析辅之。
二、农业剩余增加和手工业从农业的分离
为了有助于从根源上观察在农业的基础上如何产生工业，我们采用经济分析通行的抽象法，以便得到一种典型的纯农业经济状态。因此我们做出以下假定：一、我们的分析对象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区域；二、该区域内有居民若干，每一个居民都归属于某一个家庭，也就是说，家庭是该区域内最基本的生活、生产和社会活动单元；三、农业几乎是每一个家庭的全部生产活动；四、家庭之间相互封闭，所有生产和消费活动都在家庭内部完成，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自给自足单元，家庭之间不存在生产生活上的任何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社会。它自己生产粮食和棉花，自己加工粮食以便食用，自己纺纱织布制衣，当然也自己制作生产和加工生产农产品所需的工具，如农具、炊灶具、纺织具等等。分工仅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如男人耕田，女人纺纱织布)和同一个劳动者的不同时间段之间(如夏秋种田，冬春制作各类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要从农业产生工业，一定是首先表现为家庭内部某些成员或同一个成员某个时间段所从事的纺织和制作工具等的非农作活动从普通的家庭中分离出来，变成某个或某些家庭专门从事的活动。也就是说，后一类家庭放弃农作，成为专门从事各类工具制作的手工业生产单元。相应地，前一类家庭放弃各种非农作的手工制作活动，成为专门从事农作的生产单元。这样，该区域内的家庭生产结构就由同构的状态演变为异质的状态。专门从事农作的家庭用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与专门从事工具制作的家庭交换自己所需的各类生产和生活工具，而专门从事工具制作的家庭也因此得到自己生活所需的粮食甚至生产原料。这样，家庭内部的分工也就演变成了家庭之间的分工，从而又进一步演变成了社会分工。非农产业也就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本来存在于家庭内部的各类工具制作活动从一般家庭生产中分离出来，变成某些家庭专门从事的生产活动，并形成独立的手工业生产单元的产生究竟需要哪些条件？从理论上分析，至少如下三个条件是必需的：第一，存在某些家庭在工具制作方面相对于其他家庭具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这些家庭在工具制作方面有更高的技术，更熟练，更有效率。因为只有这样，他生产出来的工具才能被其他家庭接受，他自己也才能通过这样的交换得到比自己耕作所收获的更多的粮食。第二，拥有熟练的工具生产技术的家庭中须有家庭愿意承受风险并具有相应的风险承受力。因为从原有的自己所熟知的自我满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中脱离出来，转向未知的依赖与别人的交换来生存的生产生活方式，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只有那些既有熟练技术，又有勇气承担风险的家庭，才可能最终迈出这一步。第三，拥有足够的农业剩余。因为只有存在农业剩余，自给自足的家庭才可能用剩余农产品同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家庭交换工具，以便使得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或有更多的闲暇用于休闲娱乐。农户拿出来用于交换的农业剩余越多，手工业家庭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到的农产品就会越多，后者才能做到衣食无忧，他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才能维持和不断扩大。前两个条件可能是某些自给自足家庭与生俱来的天赋。如某些人天生喜欢制作，手艺精巧，他们中的一些人天生喜欢尝试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怕风险等等。后一个条件则依赖人为的努力，比如或者是每个或大多数自给自足的农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从而每个家庭除了满足其成员需要之外的农业剩余都增多了，整个社会的农业剩余自然也就增多了；或者是各个家庭的农业生产率水平没有变，但是由于人口繁衍、外来移民的因素，使得区域内家庭的数量和农地开垦的数量增加了，这样也会使整个社会的农业剩余增多。相对于前两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对于独立手工业者的产生似乎是更为根本的。因为只有足够的农业剩余存在，才会对手工业产品有需求；只有有需求，手工业者才能离开农业依赖交换而生存。如果没有足够的农业剩余和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即使某些家庭拥有熟练的工具制作技术和承受风险的能力，最终也要么是根本不可能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要么是冒险短暂分离出来以后又不得不重回农业生产中去。
一般来说，只要农业生产所需的自然禀赋不是太匮乏，区域内人口和家庭的数量达到一定的规模，社会的农业剩余养活一定数量专业手工业家庭的条件并不难达到。所以，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区域在农业社会的早期都存在独立的专业手工业家庭。这些手工业家庭在某些地区甚至还达到了足够的数量，在某些特定的区域空间比如城市和集镇上，形成了聚集，建立了诸多固定的作坊。有的手工业家庭除了家庭成员参与生产和销售之外，还有不少的帮工、学徒等带有雇佣劳动者性质的成员参与了生产和销售，从而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单元。熟知30年前中国农村生活的人一定还会对当时随时随处可见的、游走于乡间的铁匠炉子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们就是典型农业社会中独立于农业生产活动之外的专业手工业生产者。每个铁匠炉子就是一个手工业生产单元，在该生产单元中有老板、帮工和学徒。他们的产品就是一般农户常用的刀、铲子、斧子、锤子等生产生活工具。他们加工或出售这些工具，换得他们所需的粮食、衣物等日用生活必需品，从而在这些铁匠炉子的从业者和广大的农业从业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虽然简单却又很典型的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经济史学家们或许考证过这些铁匠炉子究竟是什么年代开始存在的，但是普通的老百姓似乎从来没有人探究过他们的历史源头。在我们看来，这些铁匠炉子或许就是从远古农业社会的早期遗留下来的从农业中成长出来的工业，并由此形成社会分工和交换的活化石。
三、市场、组织和技术——手工业蜕变的条件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孤立存在的手工作坊式的铁匠炉子，如何蜕变成了存在于复杂分工体系中使用大机器进行规模化生产的现代化工厂？
足够规模和不断扩展的市场无疑是一个工业产业规模化生产的首要条件。因为对一个产品的需求是促使该产品供给和生产规模扩大的基本动力。一个产品的市场需求越大，该产品的市场供给也就越大，供给背后的生产规模也就越大，相应地被产生该产品的产业吸纳的劳动者人数和资本数量也就越大，该产品生产单元的数量和单个生产单元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假定手工业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不变，在一个农户数量有限的封闭区域内，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依赖于农业剩余的增多，这种农业剩余的增多或者是由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或者是由于人口增长所导致的农业家庭数量增多的结果。④ 这一点已如上述。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区域内，由于可供开垦的土地是有限的，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农业剩余的增加有一个拐点，在这个临界点以内，人口增加会导致农业剩余和工业品需求的增加；超过了这个拐点，人口增加就不仅不能带来农业剩余的增加，可能还会导致农业剩余的减少。因为人不仅是农产品的生产者，而且还是农产品的消费者，在可耕地数量有限和技术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和劳动边际收益的减少，导致农产品中自用部分的增加和剩余部分的减少。中国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人口不断增加，人口总量越来越大，但却没有创造足够大的农业剩余，从而没能形成足够大的工业品原材料供给市场来推动完成由传统手工业向现代机器大工业的转型，这可能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2] 因此，农业生产中的技术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成农业剩余不断增加的唯一有效途径。但是，农业又如何实现技术进步呢？历史表明，单纯依靠农业劳动者自身的经验积累和偶尔发生的小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难以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问题。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真正的和大规模的农业技术进步至少包含着品种改良、工具改进和施肥、植保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等，而这些都不是农业劳动者本身所能完成的，所以，农业技术进步的源头不在农业本身，而在农业生产活动过程之外，在于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至此，我们的论证正好形成了一个循环：工业规模的扩大靠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规模的扩大靠农业剩余的增加，农业剩余的增加靠技术进步，农业技术进步靠农业之外的工业和科学技术进步。事实上，在农业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工业品市场规模扩张还有另一种途径，那就是跳出原有相对封闭的特定地域空间，将工业品向距离更远的地域空间输送和销售。制约工业品向距离更远的地域空间输送和销售的障碍无疑是交通。当运输成本超过了在一个空间点上因规模生产而节约的成本时，就会在更远的地域空间点上诞生出新的同种产品的生产单元，虽然这种开始时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小规模的生产单元较之远在若干公里外的另一个地域空间较具规模的生产单元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成本更大，但是，只要前者的成本没有大到后者的直接生产成本加上运输成本之和，它就仍然能在自己的地域空间内产生、生存和发展，而不会受到来自远方的同行的竞争威胁。这就是说，工业品的市场规模在地域空间上的拓展不是没有限制的，它会受到运输成本的限制，在制造成本一定时，运输成本就决定了它的市场半径。这就是说，一种工业品的地域销售或需求半径取决于该种产品的制造成本加上运输成本之和与该产品在另一地域空间生产成本的差。如果差是正数，其半径就有继续扩大的余地，如果差是负数，其半径就会萎缩，如果差是零，那就是其所能达到的最远边界。这个地域半径也决定了某种工业品在一个空间点聚集的生产单元数量和同一个生产单元的生产规模。由此可以证明，为什么我们在若干年前看到的铁匠炉子总是单个孤立存在的而不是多个聚集在一起的，甚至是游动的而不是固定的。因为它的单个产品的价值太小而运输成本又太大，所以要靠游走于不同空间点之间以便不断开拓新的空间市场来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就会由于它的市场半径过小，市场需求所决定的销售收入不足以维持其生存，远距离开拓市场的成本又过大而最终归于消亡。
因此，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市场空间的大小是决定工业品生产规模的主要制约因素，而市场空间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成本。凡是能够降低运输成本的因素都同时会成为市场规模扩大的因素。降低运输成本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道路的改善，一个是交通工具的改进。前者如道路由弯曲狭窄的乡间小道变成宽阔平坦的马路，土路变成柏油路，公路变成铁路，低速铁路变成高速铁路等等。后者如人扛变成车载，人力车变成畜力车，畜力车变成汽车、火车、飞机等等。那些真正显著影响到运输成本的道路和交通工具质的改进都要以技术进步为前提，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就技术进步对工业化的作用展开分析。我们这里关心的依然是，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交通条件改善、运输成本降低和工业产品在一个空间点上规模生产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只剩下某个区域空间交通条件的自然禀赋值得关注了。如果一个区域空间交通的自然禀赋比较好，比如有天然的水道，运输的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其工业品的市场空间半径就会大大拓展，其工业品生产规模就会相应比较大。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地中海沿岸地区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一直到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时期都是欧洲的工商业中心，中世纪北欧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工商业异常活跃的原因也在于此。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时期现代工业的聚集地往往也都是天然河道沿岸和港口地区。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工商业聚集地也都往往是天然河道和港口的沿岸地区。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工业品市场半径的扩大和市场规模的急剧扩张的一个直接起因是河流，特别是海洋等天然水路的充分开发和利用的结果。不管是通向东方的新航路的开辟还是通向西方的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空间规模的无限扩大，都是天然水道被开发利用和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的结果。
应该说，中国的沿海地区也有天然的水道资源，但是近代以前却基本上没有得到开发，从而没有促成沿海地区贸易的繁荣。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一直位居内陆，沿海地区被边缘化的缘故。近代以来沿海地区成为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其原因也是沿海天然水道的充分开发，尤其是与外部世界水路的对接，使沿海地区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作为典型内陆农区的华北和黄淮平原，显然是由于缺乏便捷的水上交通通道而制约了其市场空间的拓展，从而也制约了其手工业规模的扩张和向现代工业的蜕变。江南地区拥有密如蛛网的天然水道，且自宋代以来就得到了充分开发，作为廉价的商业通道存在，也确实拓展了某些手工业产品的市场，促成了以丝织为主的手工业的繁荣，但却没有使其蜕变为现代工业，原因之一可能是这些手工业自身没有发生组织结构上的变化。明清时期曾经辉煌过的徽商和晋商，积累起过巨额的财富，但他们交易的对象似乎主要是农业中的剩余产品，而不是手工业品，起到的是为不同地区的农业居民互通有无的作用，而不是开拓某一或某些手工业产品市场的作用，所以他们积累下来的资本也没有成为推动手工业规模扩张的因素。中国的特产丝和茶，因其重量轻，价值大，运输成本在产品总价值中所占比重很低，所以自古以来其市场半径都非常大，有所谓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都远通西亚和欧洲；有直通东南亚的茶马古道，更有直通欧洲的海上茶运通道，但却没有像近代西方的国际贸易繁荣那样成为工业革命的前奏。原因之一是从事远距离丝茶贸易的商人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其财富没有在中国积淀，而是流向了西方。
事实上，从更广的地域范围来观察，贸易和市场是早于手工业而存在的，因为即使没有手工业，所有居民都从事种植业，由于不同地域范围内农业的自然禀赋存在差异，农产品的结构也存在差异，所以，不同地域之间以互通有无为目的的交换在纯农业时代就发生了，市场和交换并不依赖于手工业从农业的分离。所以，最初市场上交易的产品并不是手工业品，而是某些地域特殊的农产品，尤其是远离市场中心的更是如此。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欧洲工业革命前夕。⑤ 只有当工业品成为远距离市场交换的主要对象时，市场和工业化之间才真正建立起了相互推动的有机联系。但是，这种非工业品市场的拓展和贸易的繁荣，却可以积累起巨额的资本，从而为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张奠定物质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说，前产业革命时代非工业品贸易市场的扩张和繁荣是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蜕变的前奏。这种蜕变能否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农产品贸易所聚集起来的商业资本是否会投入到手工业产品的生产领域。
对商人来说，资本究竟是继续过去的方式投入到农产品贸易过程中，以扩大农产品贸易的规模，还是转而投入到手工业生产领域，取决于资本利润水平在不同领域的高低。也就是说，要使商人将资本投入到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就必须让商人在工业品生产中的利润水平更高，风险更小。要达到这一点，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生产成本和利润水平不变时市场更大，一个是市场不变时生产成本更低。在市场的空间规模取决于交通条件，而交通条件和运输成本又没有改善的条件下，拓展市场的唯一途径就是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所以，降低生产成本成为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蜕变的基本条件。生产成本降低既能够在市场不变的条件下扩大利润空间，又能够降低价格，拓展市场，增加利润的绝对量，而这两者都是吸引大规模资本进入的因素。降低成本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改变生产组织方式，一个是生产技术的进步。
我们先来看看生产组织方式改变对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效果。在生产中使用的资本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就能够大大提升生产的效率，这一点，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以针的生产过程为例有过很权威的分析。当每个工人完成针的全部生产过程时，每人每天可能只能生产10只，一个雇用了10个人的作坊每天只能生产100只针，但是，如果将整个制针的过程分解为10个生产工序，每个人只完成一个工序，那10个人合起来一天的产量可能是1000只。效率提高10倍，成本则下降为原来的十分之一。[8] 13-14相应地，一方面可以承受更多的运费，将针的市场拓展到更远的地域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廉价优质，可以使既定地域范围内更多的农户放弃自己农闲时制针的传统，转而从市场购买，这两者的结果都将大大扩展针的市场规模，反过来又促使针的生产规模扩大和生产效率提升，这样循环往复，生产和市场相互推动，最终就使得传统手工业蜕变为现代的大工业。当19世纪中叶西方商人侵入中国的市场时，带来的越来越多是他们的工业品。他们之所以能够将工业品运输到那么遥远的市场上来并且还能有利可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低廉且质量又好，足以使中国人放弃家庭手工业和本地专业的手工业产品，转而从市场上购买远道而来的同类产品。
20世纪初老福特看到工人围着正在组装的汽车跑来跑去，既辛苦又效率低，就灵机一动，想到为什么不能让正在被组装的汽车动起来，而让工人固定在特定的岗位上完成某一特定的工作？于是他就把汽车组装的过程加以重新调整，影响了整个世界工业的生产流水线就诞生了。这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幅度地降低了成本，极大地拓展了市场空间，并最终使汽车这种在当时看来属于奢侈品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这是一个极好的通过改变生产组织方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拓展市场规模，并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的例子。
进一步分析，不仅是生产过程组织方式的改变能够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拓展市场的效果，生产资本的组织方式的变化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当老福特的汽车工厂只是由他一个人投资建设和经营时，由于资本来源的局限，起初资本规模和相应的生产规模不可能太大，他也就不能获得规模生产的高效率和低成本优势所带来的丰厚利润。如果他采取股份制的方式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汽车的生产过程中去，他的汽车的生产规模就会急剧扩大，大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能在更广阔的区域扩张市场，从而获取更为丰厚的利润。这也是为什么现代大工业基本上都是采取股份制的资本组织方式的重要原因。
中国自农业社会以来就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独立存在的手工业作坊——铁匠炉子，或许还有更多类似铁匠炉子那样的手工业作坊式生产单元，之所以最终没有自己蜕变为现代的大工业，从这些生产单元自身来说，直接的原因是始终没有通过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形成有机的分工体系，以及通过资本组织方式的变化大规模吸纳社会资本形成规模生产。与此相关的原因是，中国的商业资本没有进入到手工业生产过程中来。对于前者，即为什么中国的手工业作坊没有能够通过自身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从而在运输条件和运输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开拓市场，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并最终实现由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大工业的蜕变，这涉及到一些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后者，即商业资本为什么没有进入到手工业生产领域的问题，理论上应该十分清楚，那就是投入手工业生产领域的收益比继续从事农产品贸易的收益小，风险又大于后者。之所以农产品贸易的收益相对更大，风险更小，那可能是中国农产品贸易市场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因而有更大的潜在拓展空间所致。
如前所述，生产组织方式及资本组织方式的改变对于形成有机的分工体系，并进行工业品的低成本、大规模生产和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销售，从而对于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大工业蜕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历史表明，仅仅有生产和资本组织方式的改变并不足以完成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大工业的蜕变。要完成这种蜕变，还需要有设计精密、功能强大，能够代替人的手工劳动的机械装置和像蒸汽机那样能够以巨大的动力推动这些机械装置运转的大机器体系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运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标志就是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运用所导致的大规模自动化生产体系的建立。这就是说，这些用以代替人手的精密机械和代替人力畜力的动力机器的发明和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为标志的技术进步，是实现传统手工业到现代大工业转换的决定性因素。联系到前面关于工业品市场拓展的分析，更容易使我们深化关于技术进步在实现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大工业转换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认识。按照前文的分析，从农业分离出来的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在其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加，农业剩余的增加一是取决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取决于工业品的市场半径大小，而这又受到交通条件的制约。农业技术进步的源泉在农业生产过程之外，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交通条件的改善也高度依赖技术进步。如果没有蒸汽机的发明，所有从火车到汽车再到飞机等一系列交通工具的改进就无从谈起。就算是15世纪末叶以来的远洋航行，虽然利用的还是天然水道，装备的还是传统帆船，但是如果没有关于大地球体说的科学新知识和罗盘在航海中的运用，这一系列的远洋航行和新大陆的发现也不可能成为现实。总之，技术进步是现代工业诞生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推动因素。
技术进步是如何发生的呢？直接来看是那些长期工作在某一生产领域，因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有关该生产领域的经验，同时又有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那些人的偶然发现，更基本的因素应该是现代科学知识被运用于工业生产过程所引起的。现代科学又是如何诞生的呢？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但是，有一个事实应该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欧洲14—16世纪爆发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中世纪传统教会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思想家和宗教改革家们所倡导的关注现实，张扬个性，强调自由意志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观念深入人心。由此激发出来的创造性和创新精神，毫无疑问是欧洲近代科学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思想基础。
中国没有经历像欧洲那样一场以张扬个性和倡导自由意志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诞生出众多的自由思想者，所以也就没有产生现代科学。
四、制度架构和自由主体的诞生
自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解体直到16—17世纪各民族国家形成，这一千多年是欧洲所谓的中世纪时代。这个时代，欧洲几乎没有存在过统一中央集权国家，整个社会被分割为众多的、互不统属的政治实体。在每一个地域性的政治实体范围内，实际的经济、政治乃至司法权力也不是全掌握在地方诸侯手中，而是掌握在数量更多的庄园主手中。居民都隶属于各个庄园主，从庄园主那里获得可耕种的土地，虽然这些土地具有永佃权和继承权，但是所有权却是庄园主的，农户不但不能随便买卖，而且要把土地收获物的一部分以实物地租的方式无偿交给庄园主，或者以劳役地租的方式每年无偿在庄园主自己的保留地上劳动若干天。庄园主的农民既是庄园主土地的租佃者，也是庄园主统治下的臣民，他们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庄园主的土地上，没有多少人身自由。所以，人们称这种庄园制度为农奴制。但是，流行于这个时代的长子继承制，却成为这个时代社会结构裂变的重要因素。由于家庭财产由长子继承，多子女家庭中次子以外的孩子就会因为不能继承财产而无法继续在庄园中生存，所以，他们成年以后往往会从庄园中游离出来，进入到商业活动领域谋生。这些人最初从学徒、帮工甚至做水手开始，其中运气好的和有能力的往往也会自己成为老板，并积累起巨额的财富。随着从庄园分离出来的人口的增多，商业活动的人口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并开始聚集于位于某些交通道口的城堡周围，逐渐形成市场和城市。一些手工业作坊也相继依托这些市场和城市发展起来。由于城市的居民和从业者大多是从庄园中流浪出来的自由民，他们不再隶属于庄园，身份上完全是自由民；所以，城市的诞生就使整个社会结构分化成了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庄园和以人身自由为基础的城市的性质截然不同的两极。在中央集权缺失的条件下，城市也像庄园一样事实上成为完全独立的政治经济单元。[9] 更重要的是这种独立的政治经济单元内部完全是由自由民构成的，他们民主选择自己社会和政权的组织方式，民主选择自己的管理人，形成了与庄园社会完全不同的所谓市民社会。正是这种自由的城市市民社会，孕育了现代科学技术及产业革命的萌芽，启动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进程。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社会上已经有了存在于城市中的大批自由思想者。由马丁·路德发动的，以把人从传统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目的的宗教改革运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也是由于中央集权的缺失和广大城市自由民的响应。总之，城市从庄园经济的夹缝中的诞生和成长，以及大量具有自由思想意志的市民阶层的存在，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得以成功的社会基础。
事实上，自由城市还不仅是催生思想解放运动和导致现代科学产生的社会基础，它更是现代工业产生的肥沃土壤。容易想像，这些聚集在城市中的商人最初交易的对象或许也是农产品，但正是他们在从事农产品买卖的过程中逐步开辟了商道，拓展了区域商业活动的市场半径，才使得工业品能够搭上便车，比较方便地进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拉动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并导致手工业作坊依托市场在城市的聚集。这种聚集会造成竞争加剧，促成生产组织和生产技术的创新，并且使得创新成果能够比较快地在整个区域的工业生产领域传播，从而为产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充分的基础。手工业在市场周围的聚集，作坊主和商人同居一城，使得拥有巨额资本的商人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手工工厂的投资价值，从而更容易促成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移。这意味着只要有利可图，工业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从商业领域转移过来的资本，这也是工业规模扩张和产业革命爆发的直接促成因素。
中国自秦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的自由思想时代以来，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不断得到强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深入人心，虽然王朝更迭不断，但“家”天下的格局始终没有变，一个皇朝的政权就是一个家庭的政权，只要这个皇朝不倒，皇位就在这个家族世代继承。皇帝以下各级官员不论官职大小，理论上都是皇家的奴仆，只有替皇家管事办事的权利，不能有自己独立于皇家的利益和权利。所以，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治实体，一个权力中心。皇帝为了强化自己的集权统治，历来就不允许有任何自由思想的存在，对可能产生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任何迹象都会严厉打击。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明清时代的文字狱，其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扼杀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皇帝的思想就是全社会的思想，全社会的思想只能统一到皇帝的思想中，整个社会只能用一个头脑思考，不允许有第二个头脑思考。在这种残酷的思想控制之下，不可能有任何的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产生，依赖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的现代科学当然就无从产生了。
中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使得源自最上层的皇权可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此，像欧洲中世纪那样不同于中央权力的任何地方性的权力实体根本无法产生和存在。历史上强大的皇朝之间也曾经有或长或短的时期存在过一些地方割据政权，但在这些地方割据政权内部也是高度集权的，他们仅仅是浓缩了的中央集权罢了，也一样不允许有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的存在和发展。此外，中国的土地权力结构也与中央集权相适应。理论上所有的土地都是皇家的，农民的土地是皇家的直接赏赐，虽然也有一些地主庄园，但这些地主庄园的土地的最终所有权也和普通农民的土地一样是皇帝的，况且这些庄园主根本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主那样有对自己的佃农的人身和司法管辖权。也就是说，中国的地主庄园仅仅是一个经济单元，而不是欧洲中世纪意义上的政治和社会实体，根本没有抗衡中央的力量。还有，中国没有长子继承制，从而也没有促使农业人口从土地上分离出来流入非农产业的社会机制。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形成过真正的商人和市民阶层，更没有由自由民组成的城市。中国的城市都是不同级别的政治权力中心，是皇帝传播和行使其中央集权权力的大小不同的节点。城市中的居民除了各级官员之外，就是围绕官员和官僚机构服务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是官僚机构的附属物，是附着在中央集权肌体上的寄生者，而不是独立存在的工商业的创造者和自由民，这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中国的城市没能成为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产生和存在的中心。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铁匠炉子之所以没有能够发生像欧洲手工业作坊那样的内部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和技术创新，直接的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商人聚集的城市，没有在商人和市场周围形成的手工业作坊的聚集，从而也不可能有同业竞争的压力和组织与技术创新的动力。间接的原因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和思想控制没能够孕育出拥有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人群以及可供这些人群聚集的自由城市，因此没能催生出现代科学。
五、文化价值观的约束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文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不同类型的文化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文化从其本质涵义来说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或者说是价值观。这种判断是非的标准或价值观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发展的轨迹和存在的形态。
欧洲完全承袭了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这种文化有两大传统，一是对自然界的关注，二是对人的自由的执著追求。从古希腊学者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的原子论、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地球自转和围绕太阳公转的理论，到托勒密(约公元100—170)的地心说，一直到近代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欧洲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然界奥秘的探究。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试图穷尽自然界真理的执著传统，一系列现代科学理论及各种科学技术上的重大发现与发明的诞生就无从谈起。古希腊精神，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自由”——古希腊文明的一个精品，是以万神之王宙斯的女儿智慧女神雅典娜之名命名的。这种自由不仅仅在于对公民民主制度的选择，更在于对自由思想的追求，包括对治国理念和国家制度选择的自由探讨。从古代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前399年)专家治国的主张、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理想国》的社会结构理论，到近现代马基雅弗里(1649—1527)的《君王论》、霍布斯(1588—1679)的《利维坦》、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都是自由思想的结果。欧洲之所以最终普遍选择了法制民主政治制度，也是以这种制度相对最能够保障公民自由为基本理念的。这种自由的传统虽然有过中世纪长达一千年的禁锢和中断，但最终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得这种传统得以恢复并发扬光大。这种人身和思想自由及对自然奥秘执著追求的传统，无疑是欧洲近代以来科学和技术上一系列重大发明和发现最深厚的社会文化和思想基础。
中国两千年前虽然也有过自由思想和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是，一方面，当时参与争鸣的各家关注的基本问题都是社会道德和人的自身修养，无论是儒家经典《论语》，还是道家经典《道德经》，都很少甚至没有涉及对自然界奥秘的讨论和探索，更谈不上有像《几何原理》(欧几里德)、《物理学》(亚里斯多德)、《天文学大成》(托勒密)等为代表的诸多严谨的科学著作了。秦以后的中央集权专制时期的各个朝代，虽然也出现过像张衡、蔡伦、毕昇、祖冲之、徐光启那样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但他们的科学研究和创造发明基本上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既没有理论上的连续和继承，也没有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所以最终也没有形成探索自然奥秘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秦统一以后各个朝代都延续了中央集权专制的传统，对思想自由的压制不遗余力。从汉代以来对儒学的崇尚不过是因为它的思想体系更适合独裁专制统治的口味。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宣扬轮回和出世，与中国固有的道家出世思想如出一辙，都只是有利于而不会有害于专制统治，所以也被专制当局所接受并给予较大的生存空间。于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混合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经过两千多年的繁衍，这种传统文化早已深入人心，甚至说是渗透到了中国人的血液和骨髓中，形成了中国人的特定价值观和判断是非、引导行为的标准。这种文化价值观的核心至少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认可等级制。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司其职，各安其位，不得僭越，否则即为叛逆，为社会所不容。第二，依附心理，渴望拯救。不是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把自己的命运系于自己之外的某个权威，即所谓渴望有个好皇帝。也由于此，历来的专制者都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救星。第三，崇尚权威，缺乏自信。这是前一个特点的自然延续。第四，迷信传统，向往过去，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认为最好的时代不是现在，而是曾经的过去，就像两千年前孔夫子褒扬周公时代的良好秩序，抱怨他所处时代的混乱和道德堕落一样。每逢社会进步和社会变革时期，总有很多人沉湎于过去的岁月并不忘诅咒现世。这样的文化价值观自然只会让人们相信祖上留下来的东西都是最好的，不会把人们引入创造的轨道。这也是中国没有能够产生现代科学和一系列重大发明与发现的最深厚的社会文化思想基础。
中国社会的主体是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和社会单元的小农，上述文化思想基础自然也是在农民中深深扎根并以他们为载体传承和传播的。既然农民都认可祖上留下来的总是最好的，因而不思变革，那整个社会当然也就难以有创新的冲动了。从农民中分离出来的小手工业者，既然他们没有自己的聚集和独立存在的空间，那他们就事实上仍是农民的一员，他们也是上述传统文化的信奉者和传播者，因而他们也会相信传统，安于现状。这应该是中国的铁匠炉子没有组织和技术创新，从而始终没有能够蜕变为现代工业的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
注释：
①关于工业化的不同解释可参考：鲁道夫·吕贝尔特《工业化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861页；耿明斋《平原农业区工业化道路研究》，《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4期，第13—16页；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2—23页。
②参见：Perkins,Dwight H.1968."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 ,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Perkins 1968; Elvin Mark(伊懋可)1973,"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ss.
③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倪乐雄：《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思考》，中国论文下载中心(www.studa.net)，2003-04-26。
④这种人口增长可能是原有居民繁殖数量的增大，也可能是区域外的人口向区域内的迁移，无论是哪种方式导致的区域人口的增多，对于农业剩余的增加和工业品市场的扩大效果是一样的。
⑤直到16—17世纪，欧洲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还是以香料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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