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派与世界史本体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世界史论文,英国论文,学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学派很重视世界史研究。怀特作为英国学派的开创者，“他的研究不仅表明了他对世界史的热忱，而且还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如果不求助于比较的世界史视野，那么理论就不可能得到发展”[1]415。布赞则与利特尔合作进一步提出了更为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旨在为世界史的撰写提供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并通过世界史来发展和检验国际关系理论。[1]407布赞和利特尔把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史结合起来，建构起了完整的国际体系本体论。这一本体论不仅成为当今英国学派的重要基础，而且还成为他们进行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前提，由此出发他们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世界史本体论。
这无疑是对世界史学科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国际关系学对世界史学科的“入侵”。国际关系学的这种学科“帝国主义”正如“经济学帝国主义”、“社会学帝国主义”那样，不仅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自觉，而且反映了世界史的学科无意识，特别是本体论的无意识。“布赞对‘国际体系’历史演变的纵向延伸瓦解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把世界历史研究逼到了一个不进则退的境地。”[1]译者序Ⅸ从价值立场上看，正如布赞最近所指出的那样，“英国学派对世界史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说明了国际社会是如何在欧洲形成并扩展到全世界的”[2]8-9。可见其欧洲中心论立场依然十分明显。因此，针对以布赞为代表的英国学派所建立的本体论展开研究，对我们深入思考和解决世界史本体论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本体论问题原本属于哲学，具体而言，它是形而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本体论”一词来自西方，但对本体的追问和解答却是世界哲学普遍关心的问题。[3]345-348本体论求解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即何谓(what is)或什么(what)存在、何种存在为基本存在、各种不同的存在之间如何相互关联。①这实际上是在追问世界的本原、要素及其结构。这就产生了更为基础性的问题，即有没有独立于我们感知之外的世界？真实(reality)存在有没有像中国道家思想家那样所排列的等级？(即道家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个体能否超越肉体的死亡甚至达到永生？这些问题都是对真实与现象、统一与多样、普遍与特殊等重大形而上学问题的本体论追问。[3]347-348由此形成的本体论哲学成为以抽象的逻辑分析为主的思辨哲学。为了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本体论问题，“必须从与认识规律、思维规律的关系中去研究存在规律(本体论、辩证法)；反之，也必须从与存在规律的关系中去研究认识规律、思维规律(认识论、逻辑)”[4]167。正是马克思才把本体论或辩证法与认识论、逻辑学统一起来，从而实现了“本体论革命”：从寻求“何以可能”到寻求“什么”何以可能再到“人的解放”何以可能，这就是马克思哲学“在理论内容、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式上所实现的本体论革命”[5]258-259。《资本论》则成为体现这一本体论革命的典范，“离开思维对现实的认识论自觉，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逻辑体系”，然而，“离开‘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商品、货币、资本、地租、利润等全部经济范畴及其逻辑关系”。[6]这也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在国际关系学领域，较早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探讨的学者被认为是建构主义的代表亚历山大·温特。[7]英国学派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思考则更加系统而深入，他们不仅把哲学领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引进到国际关系学，而且还引进到世界史学科。然而，从思维方式上看，他们对这种具体学科本体论的思考尽管与哲学领域的本体论思考具有一致性，但在理论内容、理论基础和具体研究方法上又有所不同。这正是英国学派的重要贡献。其中，布赞和利特尔的贡献较为突出，可以说，他们是建构这种学科本体论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努力和贡献集中体现在他们合著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中。
在这本书中，布赞和利特尔对国际关系本体论思考的路径是，把对国际关系学何以可能的追问，即学科的认识论追问，转换为对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即国际关系何以可能的追问，即学科的本体论追问。这样，国际关系是一种“什么存在”就成为首要问题。为此，他们把对国际关系何以可能的追问，进一步转换为对国际体系何以可能的追问。接着，他们就把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即国际关系，视为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而不是以往的国家体系或世界体系或全球体系，从而转换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的本体指向和理论思考内容。这不仅有助于克服以往的国际关系本体论中的国家中心论、欧洲中心论以及非历史主义的弊病，而且还有助于增强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性、独立性和对世界历史的解释力。[1]28-29这正是英国学派新一代领军人物布赞和利特尔的重要贡献之一，也构成了该学派的一个鲜明特色。
为了描述和解释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要素和结构分析就是必要的了。在本体论思维方式上而言，这就是进一步求解“何种存在为基本存在、各种不同的存在之间如何相互关联”的问题。在国际体系要素分析中，布赞和利特尔提出了“分析层次”这一概念，并据此划分出国际体系、国际次体系、单位、次单位和个体等五个层次。尽管他们宣称“这些层次本身并没有本质的东西来表明任何特定的模式或其相互关系中的次序”，但他们同时指出，国际体系是最高的、目前已囊括全球的体系层次。[1]69因此，其他层次实质上都是构成国际体系的要素，而在这些要素中独立的行为体即单位更受关注。接着，布赞和利特尔把不同分析层次的活动范围或关联方式划分为不同的“分析部门”，即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或社会—文化、环境等五大部门。[1]73-74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部门中活动或通过不同部门而联结，在不同层次的“互动能力”即变迁动力的推动下，经过时间隧道这一历史过程，进入或形成了不同的结构，而结构本身又历史地进行着结构分化和功能分化。[1]87在以上层次、部门、互动、过程和结构等逻辑范畴的基础上，布赞和利特尔进一步区分了国际体系的历史类型、模式和规模，指出了体系要素中单位的多样性及其间竞合关系所产生的结构化过程。这一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体系既具有机械的即唯物的特征，又具有社会的即“主体间的理解”的特征。[1]91-95这实际上是试图在回答国际体系的本质这一问题上，走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折中路线。
从总体上看，布赞和利特尔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就是国际体系本体论。然而，国际体系并非国际关系的全部本质，它在对国际关系的本体追问中是否具有优先权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布赞和利特尔建构的国际体系本体论，只能被视为国际关系本体论之下的一支而不是国际关系本体论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国际体系本质的认识是二元论的，对国际体系的要素和结构分析是历史的，对相应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则是多元的，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建构则是开放的。但由于他们致力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特别是与世界历史的结合，这就使他们更加接近于物质主义。
作为当今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布赞和利特尔一道不但试图重构国际关系学，建立一种较为完整的国际体系本体论，而且还试图重构世界史，从而较为系统地回答世界史本体论问题。他和利特尔曾明确指出，以前的国际关系学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宏观论题中未能获得适当的位置，而且即使在国际关系学内部，人们对世界史的兴趣主要是世界体系学派对国际关系学进行成功“殖民”的结果。[1]3因此，他们不但要致力于重建国际关系学，而且还要使国际关系学在各种宏观论题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坚信“国际体系不仅是发展世界史而且是帮助社会科学家们对社会现实进行宏观分析的最有效的单位”[1]3。世界史学科成了他们首选的“殖民”对象。
由于布赞和利特尔把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视为本体论思考的对象，所以需要运用世界史知识来检验和发展他们的国际体系本体论，世界史作为知识体系或学科何以可能，当然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这种对知识体系或学科的追问，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属于认识论范畴；只有对知识体系或学科的研究对象的追问，才属于本体论范畴。实际上，布赞和利特尔着力探讨的关于“世界史”的两个概念，即“哲学的世界史”(philosophical world history)和“科学的世界史”(scientific world history)[1]49，就是世界史知识体系或学科问题。从他们所阐述的内容来看，这两个概念在历史哲学意义上更为确切的表述应该是“思辨的世界史”(speculative world history)和“分析的世界史”(critical world history)。这才符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由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国际学术潮流。尽管他们对世界史概念的分类不够准确，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独到见解值得注意。如，在布赞和利特尔看来，前者虽能够提供预见性的结构和模型，却往往陷入目的论；后者虽能够提供公正和开放的视角，却往往动摇了传统的学科边界和历史分期。[1]49-52在世界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秉持着一贯的多元论立场，并梳理、比较了国际世界史学界在分析单位上的不同选择，认为除了历史社会学家以外很少有人明确探讨过国际体系，而地缘政治学视角、文明史以及比较史学等世界史研究都提出了原有的国际体系概念和框架难以匹敌的跨欧亚体系框架。这些理论框架有助于“确立一种进化的、相对的国际体系概念，这种概念将超越现代欧洲及其所创造世界的特殊经验”[1]67。可见，在这里，世界史知识体系或学科只是服务于建构国际体系本体论的工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布赞和利特尔不重视世界史本体论问题。恰恰相反，他们一直非常重视并试图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在对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以后，他们得出了具有鲜明的“国际关系学帝国主义”特征的结论，即国际体系本体论是国际关系学带给世界史学科的主要贡献。在谈到对世界史的贡献这一问题时，他们说，“这一问题的答案无疑是国际体系概念本身。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主导单位、规模、互动能力、过程和结构等概念，为研究世界史提供了一种极其有用的理论框架”[1]386。显然，他们之所以关注世界史知识体系或学科，不仅仅是因为世界史是检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试验田”，更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为世界史学科找到了全新的本体论依据，为世界史找到了逻辑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布赞和利特尔的国际体系本体论不仅要重建国际关系学，而且还要重建世界史学。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提出了以国际体系为世界史分期的新标准，并据此重新划分了世界历史的时期，制订了新的世界历史年表。
如何评价布赞和利特尔为世界史学科建构本体论的努力，确实值得深思。这正如M.曼评价20世纪80年代前后社会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关系那样，这两个学科在当时都开始摆脱传统学科观念并寻找新的方向，其中的少数人分别组织了“突袭队”(raiding party)，“每个突袭队起初都是被对方最富饶的物产即主导的正统观念所吸引。社会学家立即攫取了现实主义的国家，国际关系学的突袭队员则直奔社会学‘最核心的’结构，即当时流行的阶级、生产方式和世界体系。不过，双方的突袭队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趁对方不备而进行了夜袭，夺取了对方实际上并不需要的战利品”[8]555。布赞和利特尔并没有像“突袭队员”那样“夜袭”世界史，而是带着礼品拜访了世界史，并在世界史的家园里居住下来。他们公开展示并免费发放了这些礼品，同时期待着吸引更多的世界史土著。这些礼品就是他们的国际体系本体论。然而，西方的世界史学界“主要是理论的输出者而不是输入者”[2]200。布赞和利特尔的努力也许只是获得了在西方世界史学界的居留权，还没有跻身世界史的“主流社会”。在非西方的世界史学界与国际关系学界，由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自觉意识日益增强，他们的国际体系本体论是否会受到欢迎和接受，确实还是值得怀疑的。这是因为他们尽管致力于突破欧洲中心论，但仍未能摆脱它的影响。正如他们自己所坦言的那样，“我们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欧洲中心论的支配”[2]214。
实际上，布赞和利特尔的国际体系本体论并不等同于世界史本体论，就像它不等同于国际关系本体论一样。否则，就会犯以偏概全、以部分代整体的错误；世界史也就成了国际体系史，世界史学也就成了国际关系学的“殖民地”。因此，布赞和利特尔对世界史的最大贡献也许不在于提供了国际体系本体论，而在于给世界史学界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世界史本体论问题。尽管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但如今是世界史学界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至少是应该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那么，何谓世界史本体论问题？在回答该问题时，至少有三个基本方面不能回避：何谓世界史；世界史由哪些要素构成；构成世界史的这些要素是怎样关联的。
关于何谓世界史，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的定义。他指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9]《总序》从本体论意义上而言，吴于廑先生所界定的世界史就是指其中的“内容”部分，即“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线和全局是社会形态的纵向更替与人类社会交往的横向扩展。这就是说，世界史是不同的人类社会群体之间交往关系的起源、演变直至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简而言之，世界史就是人类社会交往关系史。
这与国际学术界关于世界史的定义基本相同。只是在国际学术界有学者提出，世界史不仅包括人类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史，还应包括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交往关系史。[10]15至于世界史的主线和全局，则除了社会形态和交往空间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不同的理解。[11]40为了克服欧洲中心论，国际学术界日益把比较的世界史与关系的世界史并重起来。[2]198比较的世界史旨在发现世界史的本质与现象、统一与多样、普遍与特殊，它是蕴涵着形而上本体论承诺的科学的或分析的世界史，因而更值得关注。年鉴学派则在关系和比较的世界史之外，明确提出了整体史的设想，至今却仍未能成功地描述、理解和说明何谓整体史。
但是，无论是关系的世界史、比较的世界史抑或是整体史，归根到底都是社会群体的世界史，个体人被忽略了。事实上，世界史何以可能的本体论追问所暗含的规定性在于，人的世界史何以可能，对人何以可能的追问就成为必要的了，而这里的人不仅是指作为社会群体的人，更是指作为社会群体基本单元的个体人。在个体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了个体人的优先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2]67，“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2]71，“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12]132。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史就是每一个人的历史。最近，D·克里斯蒂安也曾明确提出：“世界史关注人类史上各个时期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考察全世界男人和女人的历史，只因为他们都是人所以才讲述所有人分享的故事，而不是讲述这个民族或那个社会的历史。撰写人类史是世界史学科的一个更为远大、更为重要的目标。”[13]4为了考察人类史，他把自然史以及“人的革命”，即人类的形成，作为重点内容。因此，有学者把D.克里斯蒂安倡导的“大历史”(big history)仅仅视为联结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宏观历史”(macrohistory)或“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11]34-35，这显然是不够准确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正确的。克里斯蒂安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个人的世界史的新观念，并把“人类史”与“人类社会史”区分开来，前者属于个人的世界史，后者则属于社会群体的世界史。这意味着世界史本体的“平民化”、“民主化”，意味着把曾经被社会群体或精英“垄断”的世界史还给每一个人，同时也意味着把现实和未来主动创造历史的权力赋予每一个人。这些观点无疑是对世界史本体论的重大贡献。
可见，在何谓世界史这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并取得了很多令人鼓舞的成就。然而，在世界史的要素及其结构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却鲜有论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迪尔本分校名誉校长、哲学教授丹尼尔·利特尔出版了《历史哲学的新贡献》一书，他在这本书中专章探讨了历史本体论问题，但他并未明确区分历史的要素和结构。[14]52-53在这两方面，英国学派却能够给我们提供许多重大启示。
布赞和利特尔在分析和把握国际体系的要素和结构时，尽管他们思考的内容及其本体论指向与世界史本体论研究者有所不同，但他们所遵循的分析层次、分析部门以及解释变量等思考路径，对我们理解和说明世界史的要素和结构具有借鉴意义。世界史应划分出若干分析层次，这些层次就是世界史的基本要素。至于世界史的基本要素究竟是什么，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至少应该包括个人和世界整体即全人类共同体，这二者可以被视为世界史“光谱”的两端。世界史的基本要素之间的联结方式是分化与整合，联结的场域则是世界史的部门。关于世界史的部门，一般而言，人们可以接受的主要部门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布赞和利特尔所运用的互动能力、过程、结构等解释变量，在理解和把握层次、部门等被解释变量时是有效的，也可以用于世界史的层次和部门分析。
但是，布赞和利特尔忽略了时间。尽管他们所列的层次和部门关系表格简洁明了[1]68，却给人的印象是平面式的二维关系图。如果加入时间维度，那么他们的要素和结构分析可能会更完整。这正是我们与布赞和利特尔的重大不同之处。我们对世界史层次和部门的图示不是二维的表格，而是三维的坐标系，除了层次纵轴、部门横轴以外，我们增加了时间横轴。这对历史地理解层次和部门的有效积累以及它们在某一时点上的各自权重系数，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在学科意义上所讨论的本体论问题，不是对一个学科的合法性根据的追问，而是对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合法性根据的追问。这恰恰是一个学科得以成立的前提，更确切地说，是前提的前提，因为它关系到一个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应有的本体论承诺。世界史学科的本体论问题，长期以来处于潜在状态，很少有世界史专业学者自觉地触及这个问题。以布赞和利特尔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却在国际学术界较早自觉地涉足了世界史本体论问题。这无疑为建构世界史本体论带来了重大挑战和机遇，同时也揭示了史学界在哲学理论上的贫弱。巴勒克拉夫对此早就指出：“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整体总是对哲学论证抱怀疑态度。他们在工作之前并不事先就自己工作的哲学前提作一番讨论。然而，哲学从前门被赶了出去又总是从窗户飞了回来。”[15]16杜赞奇也曾尖锐地批评说：“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门不关注思考其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可能更是习惯上反对自我检讨的学科。”[16]105史学家对历史哲学理论的拒斥，不但使史学的学科合法性受到置疑，从维柯以来把史学作为一门正当知识和学科的努力将面临最终失败的可能，而且还使人们对历史的态度陷入虚无主义，从而在创造历史的主动权和方向选择上处于自我迷失的危险边缘。正如以赛亚·伯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对前提进行追问，否则，“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会渐渐烂掉。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17]3-4。在致力于建立世界史的中国学派的今天，对世界史的本体论追问必不可少，也许这将带来一场具有根本性的史学革命。
注释：
①存在是纯粹的抽象；存在者，亦称存有者，则是有规定性的具体。存在是本质，存在者是现象。存在是本体，对存在的反思就是本体论。参见孙正聿：《哲学通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228页；谢维营等：《本体论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9页；Nicholas Bunnin and Ji-yuan Yu，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Western Philosophy，Malden，Oxford and Carlton：The Blakwell Publishing，2004，p.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