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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货币及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本上还是源于—国宏观经济运行对内或者对外的失衡。至于遭受多方责难，乘人之危大肆兴风作浪的国际投机资本，则只是起到了一种从外部对一国经济失衡予以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泰国的金融动荡，以及由此引发的东南亚货币危机，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东南亚的货币危机，可以引发我们的深思：
把握好经常项目平衡与国际收支平衡的关系。虽说对外经济运行的目标应该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整体平衡，但维持经常项目的平衡、促进外贸的可持续增长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反映了一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如泰国1996年高达147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深刻反映了泰国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技术进步缓慢、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短缺等的经济运行的弊端。东南亚的教训表明，如果经常项目出现长期性的逆差，即使国际收支整体是平衡的，一国货币也可能遭受冲击。从另一角度看，东南亚的货币贬值会促进其出口，增强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会加剧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市场的竞争。
促进利率和汇率杠杆的市场化。从国际经济理论上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当局从维持整体经济平衡出发，就不可能同时控制利率杠杆和汇率杠杆。如果要强行为之，必须会以经济运行在长期内的结构失衡和宏观调控有效性的降低为代价。从东南亚的情况看，缺乏市场化调节弹性的高利率水平和汇率高估，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持续涌入，其中不乏投机性资本的涌入，从而降低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如泰国的贷款利率长期维持在15%以上，并长时间将汇率控制在24—27铢兑1美元的狭小空间内。建立市场化的利率机制和汇率形成机制，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以增强宏观当局对利率、汇率杠杆调节的回旋余地，是开放经济下维持整体经济平衡的长久之计。
建立充分市场化的、高效率、稳健运行的金融体系。东南亚的教训表明，金融改革的滞后是宏观经济稳定的隐忧。理论上说，整个金融体系的基本职能，应该是促进储蓄向投资的高效率转化。一国金融体系要完成这一职能，首先必须进行充分市场化的改革，这一改革包括银行体系运行机制的市场化和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改革的推进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会增强经济体系运行和稳健性，提高一国对外资的吸收能力和对外资大幅、急剧流动的应付能力。从泰国的情形看，由于泰国金融体系缺乏适应市场的高效率和稳健的风险管理，没有严格控制其在地产行业的贷款比例，从而使得房地产商在“地产泡沫”破灭时将危机转嫁给金融体系。
在外资流入背景下动态地优化产业结构。一般来说，外资的流入应该成为促进一国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如果对外资缺乏有效的管理，如引进的外资中短期资金比例过高、外资投向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借入的外债使用效率不高等，不能充分发挥外资对优化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就可能使外资反而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威胁力量。从东南亚的情况看，如果流入的外资短期资金比例过高、外资又主要投向投机性的房地产业并形成所谓“地产泡沫”、国内缺乏有效风险管理的金融部门随着外资的地产投机行为而推波助澜、宏观当局对外资的技术水平控制不够等，都会放大外资流入的负面效果而不能发挥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正面效果。
在这一方面，泰国最为典型：基于泰国的高利率和相对固定的汇率，大量外资涌入泰国，如泰国的外债就由1992年的200亿美元猛增到1997年的900亿美元，而这些外资主要投向泰国的房地产市场；由外资引发的房地产投机热吸引了泰国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如泰国各类金融机构对房地产市场的放贷占其贷款总额的50%左右），并在“地产泡沫”破灭时在泰国金融体系形成大量不良资产。
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从微观角度看，一是要强化对外经济部门的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二是要强化金融体系在外资流入背景下的风险管理能力，控制金融机构资产的产业集中度和风险状况；三是要防止私人部门外债借入和运用中的低效率，以免形成局部的支付风险。第四，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要加强与国际组织、地区性金融机构的合作，控制国际金融风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扩散；最后，在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方面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