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声调和生成音系学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声调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汉语方言的声调来自中古汉语的平、上、去、入四个调类。这四个调类因声母清浊的对立而分为阴阳二调，形成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八个声调。上海附近的松江方言就保持了所有的中古汉语的声调（Bao 1990）：
汉语语言学界用阿拉伯数字1-5标注声调，并用下划线区别入声。我们用罗马数字Ⅰ、Ⅱ、Ⅲ、Ⅳ表示平上去入，用a、b表示阴阳。在松江方言中，阴调的声母是清音，阳调的声母是浊音；在音高上，阴调比阳调高。由于历史演变的缘故，现代汉语方言声调的阴阳和声母的清浊没有直接的关系。 2.汉语中常见的连读变调 声调在合成词或短语里往往会发生变化，这种现象称作连读变调。在汉语里，音节是承载声调的基本单位（TBU）。汉语除了几个虚词外，每个词都有声调，我们称之为原调（或单字调、词汇调）。原调在特定语境中衍生出的声调，我们称之为衍生调或变调。变调一词是有歧义的，可以指声调变化，也可以指衍生调，即变化产生的声调。这种歧义可以在上下文中消除。 汉语变调可以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类受邻近声调的引发，音变涉及调高（register）、调形（contour）或整个声调，我们称之为语境变调。第二类是由声调在语词中的位置决定的，这类变调不受声调环境的影响，我们称之为位置变调。第三类变调在预定的声调模版中进行，我们称之为模版变调。第四类是扩展变调，这种变调在非洲语言里常见，是早期生成音系学理论所依赖的语料。下面我们介绍这四类连读变调在汉语里的体现。 2.1 语境变调 天津方言连读变调是语境变调的典型例子。尽管同属官话，天津方言比北京方言在连读变调上丰富得多。根据李行健、刘思训（1985）的分析，天津方言有四个单字调21、45、213、53；在16个两字组合中，有4个发生变调，如下： （2）a.21-21→213-21 b.213-213→45-213 c.53-53→21-53 d.53-21→45-21 其他组合不变。我们可作如下分析，假定213为低升调，21为低降调，45为高升调，那么下面两种规则基本可以推出天津方言的四个连读变调： （3）a.低升→高升 见 （2b）b.降→升 见（2a，d） 高降→低降 见（2c） （3a）的两个规则针对调高，由低改成高，或由高改成低，不影响调形；（3b）的规则针对调形，降调改成升调，不影响调高。天津连读变调说明调高和调形在结构上是分开的：调形不受（3a）的影响，而调高不受（3b）的影响。我们将在3.1节进一步论述调高和调形的分离特性。 （3）的规则描写调高、调形的变调情况。有些变调牵涉整个声调。我们以北京话的连读变调为例。北京方言与天津方言一样，有55（阴平）、35（阳平）、214（上）、51（去）四个声调。在双音节词中，当上声后面跟着另一个上声时，其调值变成35，同阳平。这就是北京话的上声变调（Chen 2000）： （4）214→35/_214 上声变调把调高由低改成高，并把调形由微凹改成升。 类似天津和北京方言的连读变调在别的方言里也可以找到，举例如下： （5）a.需调整调高的变调 洛阳 53-53→31-53（官话方言，贺巍1996） 平谷 13-13→35-13（官话方言，陈淑静1998） 平遥 35-13→13-13 13-53→35-423（官话方言，侯精一1980） b.需调整调形的变调 明水 55-55→53-55（官话方言，高晓虹2000） 平遥 53-53→35-423（官话方言，侯精一1980） 蒲城 35-24/
→53-24/
24-24/
→31-24/
（闽方言，Norman 1987） c.需调整调高、调形的变调 高密 53-31→24-31（官话方言，李小凡2004） 平遥 35-35→31-35（官话方言，侯精一1980） 语境变调在各大方言都有，在官话方言里分布最广。 2.2 位置变调 除语境变调外，有些方言的变调取决于词语的位置。方言根据位置变调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所有连读变调都是位置变调；第二类只是有些单字调发生位置变调，其他单字调要么不变调，要么发生语境变调。下面我们依次讨论这两种变调系统。 厦门方言的声调系统广为人知，有五个舒声调，两个入声调；舒声调见（6）（Chen 2000）： （6）Ⅰa 44 Ⅰb 24 Ⅱ 53 Ⅲa 21 Ⅲb 22 这五个舒声调在词首位置上都要变调，无论后面是什么声调。规则如下： （7）a.44→22 b.24→22 c.22→21 d.21→53 e.53→44 我们可以将这五个规则排成一个循环链： （8）24→22→21→53→44→22 这就是所谓的“闽语链”。入声调
也带有位置变调特征，但它们不在闽语链之中。 厦门方言的所有单字调在词首变调，无一例外。饶平地区的客家方言仅有部分单字调在词首变调，其他的单字调不变。饶平方言有以下六个单字调（詹伯慧、刘镇发2004）： （9）Ⅰa 11 Ⅰb 55 Ⅱ 53 Ⅲ 35 Ⅳa
Ⅳb
双音节词组里除了11和
，其他六个调在词首位置都发生变调。变调情况如下（T代表任何声调）：
我们可以看出55和53的变调受语境影响，如（10a-b）；而35和21的变调受位置影响，如（10c-d）。所以厦门方言整个变调系统是属于位置变调型的，饶平方言的变调系统一半是位置变调，另一半是语境变调。 2.3 模版变调 语境变调和位置变调有相同之处，两类单字调和变调有一致的对应。有些方言多音节词语的声调模式并不能直接从原调衍生出来。此类变调模式最适宜用一种固定的模版来分析。模版变调的典型例子是哈尔滨方言和万荣方言的重叠字声调模式。现在我们介绍这两种方言的变调情况。 根据姜文振（1997）的研究，哈尔滨方言有44、35、213、53四个单字调。该方言有一套拟声重叠词，由44调的i和一对叠字组成固定形式。任何单字调重叠时都有相同的声调模式。举例如下（1t，轻声）： （11）i ua-ua 44 44-44→35 53-lt i xau-xau 44 53-53→35 53-lt i ku-ku 44 213-213→35 53-lt 姜文振（1997）中没有35调的例子。（11）可以归纳成（12）的模版：
重叠词的原调不起作用。 万荣方言中双音节词组也有模版变调现象，但是程度不同。万荣方言与哈尔滨方言一样，有四个单字调，调值为51、24、55、33。这四个调能产生十六个双音节组合，但是只有三个组合发生变调，如（13）所示（吴建生2008）： （13）a.51-51→24-51 飞机 b.51-55→31-55 担保 55-55→31-55 苦恼 51、55都是高调，即H。变调模板可以定为（14a）；降调51在高降调51前变成低升调24：
（14a）局限于51/55-55的合成词。 万荣方言的名词重叠也发生模版变调，而且非常稳定： （15） 基字 叠字 例子 a. 51 24-51 家家 b. 24 24-51 盆盆 c. 55 55-51 捆捆 d. 33 33-51 句句 从（15）可以看出，无论基字的单字调是什么，第二个重叠字一律是51。而当基字调是51时，51-51变为24-51，这表明（14b）也适用于名词重叠。名词重叠的声调模版表述如下：
这一模板适用于万荣方言的所有单字调。 模版变调并非只用于叠字。广西北部地区方言繁多，其中六甲方言有一套稳定的双音节变调模版。六甲方言共有六个舒声调和四个入声调，入声调和舒声调的变调相似，因此我们只考虑舒声调53、343、33、35、41、22。据曾晓渝、牛顺心（2006）的统计，在100个双音节词组里（包括四个入声调），有60个词组发生变调，在这60个词组中，有51个词组变调为11，举例如下：
由此我们得出双音节变调模板，见（18）：
曾晓渝、牛顺心（2006）认为六甲方言变调受抑扬格韵律的影响：音节在强位置上保留词汇调，在弱位置上变成11。 2.4 扩展变调 在语境变调和模版变调中，单字调和衍生调都在原来的音节上，不涉及其他音节，这和非洲语言的扩展性变调明显不同（Pike 1948）。扩展变调在吴方言中也有。学界对吴语的声调系统做过广泛讨论，见许宝华等（1981，1982，1983）、钱乃荣（1992）、Chen（2000）、曹志耘（2002）等。上海话连读变调就是扩展变调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在这里做简单的介绍，语料摘自许宝华等（1981，1982，1983）。 上海方言共有五个单字调：53、34、13、
、
多音节词的调式由第一个声调决定。（19）显示首音节为53、34、13的多音词组的调式： （19）首字调 双音节 三音节 四音节 53 55-31 55-33-31 55-33-33-31 34 33-44 33-55-31 33-55-33-31 13 22-44 22-55-31 22-55-33-31 入声的变调情况相同。上海方言的声调系统有三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原调从第一个音节只向右扩展一个音节；第二，多音节合成词的句法结构不影响声调变化，我们以三音节合成词为例说明这一点：
尽管这两个词的句法结构不同，它们的调形是一样的。 第三，在三音节词中，固定默认调值为31；在四音节词中，默认调值为33-31。默认调不能通过扩展和其他方式派生出来，因此，上海方言保留了模版变调的特点。上海方言的声调模式简列如下（T代表单字调）： （21）上海方言中合成词的连续变调
下面我们介绍Selkirk和Shen（1990）提出的分析。他们的方法有三个步骤：第一，保留词首字调并删除其他调；第二，向右扩展首字调；第三，插入默认调。推导过程如下：
类似上海方言的扩展变调在别的吴方言也有，参阅王福堂（1959）、钱乃荣（1992）、曹志耘（2002）等。 丹阳临近江淮地区，但是丹阳话的变调和上海话一样，也是扩展型的。吕叔湘（1980）对丹阳话做了详细的分析，在他的研究基础上，生成音系学家也做过不少研究（Chan 1991；Yip 1989；Duanmu 1994；Chen2000；Bao 2004）。丹阳话有六类调式，如（23）所示（吕叔湘1980：88）： （23）基调 二字组 三字组 四字组 a. 11 11-11 11-11-11 11-11-11-11 b. 33 33-33 33-33-33 33-33-33-33 c. 55 55-55 55-55-55 55-55-55-55 d. 42 42-11 42-11-11 42-11-11-11 e. 24 24-55 24-55-55 24-55-55-55 f. 24- 42-24 42-42-24 42-42-42-24 吕叔湘（1980）认为二字组模式是基本的，三字和四字组的声调模式是由两字组模式向右扩展而派生出来的。我们在二字组模式基础上得出基调，并且用24作为（23e）各式的基调，用24-作为（23f）各式的基调。根据吕叔湘（1980：90），基调不是词首音节的原调，而是和该音节在中古汉语里的音系特点有关；此外丹阳话的24-24组合一律变成42-24，见（23f）。这一规则可以写成下面的格式： （24）24 42/_24 吕叔湘（1980）用两个步骤推出（23f）的调形：先把24作为一个声调单位向右扩展，然后用规则（24）把24改成42。推导过程如（25）。
基调24和42只扩展调尾-4和-2（4与5、1与2的差别不计），得出24-55-55-55和42-11-11-11，见（25a）。平调11、33、55可以认为是调尾扩展（如25a）或者是整个调扩展（如25b）。扩展方式和曲折调的结构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将在3.1节讨论。 3.汉语声调的理论问题 汉语声调现象一直以来都吸引着不少结构语言学家的注意，尤其是生成音系学家。Chen（2000）把汉语声调的理论论述分为四大主题：声调内部结构、连读变调的机制、声调与重读、重音的关系以及变调域的确定。我们逐一做简单的介绍。 3.1 声调内部结构 Pike（1948）把声调语言分为两大类，有曲折调的声调语言（如汉语）和没有曲折调的声调语言（如非洲或美洲的声调语言）。这两个系统的共同之处在于音高，有H（高）、M（中）和L（低）之别，以及音高的变化。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在曲折调。尽管从发音上看，降调与H-L（或H-M/M-L）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早期生成音系学家把曲折调看成是基本的音系单位，所以降或升在音位上不等同于H、M、L的组合。这也是汉语方言学家所认同的观点。 生成音系学有丰富的非线性表达式，曲折调可以由不同的结构表达。以高降调53为例，生成音系学就提出四种模式，见（26）：
（26）中的符号σ代表音节，即TBU，声调元素H、L、h、l由语音特征[上]、[升]决定（Yip 1980）： （27）H：[+上]L：[-上] h：[+升]l：[-升] 我们回到（26）的模式。（26a）是非洲语声调模式，H、L连接在同一个TBu。这一模式符合Woo（1969）的主张：曲折调是非曲折调的组合。在这种模式里，TBu的发音长度足以表达H-L。Duanmu（1994）也支持用非洲语声调模式分析汉语声调。（26b-c）的结构是在非线性音系学框架里提出的。Yip（1980）提出（26b），[上]和[升]是相互独立的自主音段。Yip（1989）把（26b）修改成（26c），[上]作为调根，[+升]（h）和[-升]（1）依附在[上]下面，表示音高的变化。Bao（1990，1999a）提出（26d），强调声调由调高和调形组成。（26a）模式没有给出调域差异，即汉语声调中的阴阳对立。（26b-d）模式通过特征（阴[+上]、阳[-上]）表示阴阳两调的差别，它们有两层形式上的差异。首先，（26c-d）将曲折调作为一个单位，在（26b）的结构里，曲折调不是一个单位；第二，（26c）的调形依赖于调高，在（26b，d）里，调高和调形是独立的结构成分，互不依赖。（26d）的分析最接近传统汉语语言学对声调的分析。 大量的声调材料证明调高和调形是分开的。我们已经在（5）里看到了一些这方面的例子，下面我们举两类变调现象：第一类，调形相同的声调经历同样的变调，也就是说，调形可以决定声调的自然集；第二类，调高的变化不影响调形。我们首先讨论与调形相关的变调现象。 湖南益阳方言有两个升调34/13和两个降调41/21（这里我们不讨论入声
）。双音节词发生连读变调，材料如下（徐慧2011：11-3）：
括号里的是衍生调。 益阳方言的连读变调是一种特殊的位置变调。在动宾结构的双音节词中，第一个声调发生变化；在其他形态的合成词里，第二个声调发生变化。变调规则相同：升调变为33（例28a-b），降调变为11（例28c-d）。变调规则的自然类由调形决定。 福建永福方言也有类似的变调情况，双音节词由调形决定连读变调。永福方言有七个单字调（张振兴1992：23-5）： （29）降：31，53，
平：11，
，21 除了上面的七个调外，永福方言的连读变调还产生一个中平调33。如何处理21调是分析永福方言连读变调的关键。由于永福方言已经有低降调31，21不能分析成低降调，因此我们把21看作是一个偏低的中平调，同22。在许多方言中，21，22或11调都可以是同一声调的变体（Rose 1990）。分析声调系统时要注意音高数，更要注意系统内的声调总数，这是我们把21看成22的原因。 永福话双音节词里，24、11、21、
都变为33，而31、53、
则变为21。举例如下（张振兴1992）：
（30）表明永福连读变调是位置变调的一种。（30a）是主要变调形式。我们将21分析成偏低的中平调，与11和33对立，变调规则可以写成： （31）a.降调→33 b.非降调→21（=22） 规则用于词首位置上的声调。 漳州方言词缀“仔”会引起词根的声调发生变化。举例如下（杨秀明2006）： （32）a.车34（33）仔53 b.鱼13（33）仔53 c.行22（33）仔53 d.狗53（55）仔53 e.厝21（55）仔53 漳州声调分析的关键在于对21调的处理。假定漳州方言21调为低降调，与高降调53对立，连读变调规则可以写成： （33）a.降调→55 b.非降调→33 与永福方言一样，这两条规则适用于词首位置上的声调。在永福和漳州方言的变调过程中，调形决定自然集。
在双音节词中，升调35和24在低升调24/
前分别变为53和31；其他调前则保持原调。蒲城方言的变调规则可以写成（34）： （34）升→降/_低升 调形的变化不影响音高：高升调35变为高降调53，低升调24变为低降调31。调形和音高相互独立。 潮州方言的连读变调也说明调高和调形的独立性。该方言的单字调和变调见（35）（蔡俊明1991；Bao1999b）： （35） 单字 变调 环境 a. 53 35 53，55，
24 33，213，11，
，35 b. 213 53 53，55，
42 33，213，11，
，35 c. 33 33 全部声调 d. 55 11 全部声调 e. 35 21 全部声调 f. 11 11 全部声调 潮州方言的入声
和
分别变为213和55（35b，d）。和其他闽南方言一样，潮州方言的连读变调是位置变调型的。需要注意的是（35a-b），单字调53变升调，但音高由后面的声调决定；同样，213变为降调，音高也是由后面的声调决定。我们可以对（35a-b）的变调进行如下分析：
这就是调高和谐：临近的两个声调有相同的调高。 潮州方言的连读变调虽然有明显的调高和谐，35的变化是和谐分析的反例。（36）的分析是建立在Yip（1980，1989）和Bao（1990，1999a）的声调模式上的。这两个模式都认为35的音高是高（H），与低音高的24对立。可是35的和谐特征不同于53、55、
却和低音高的调相同，见（35a-b）。如果把35调看成是3（L）和5（H）的组合，符合非洲声调模式（26a），我们就能解释35的和谐特征。潮州方言的音高和谐虽然明显，但35在和谐中的作用似乎支持非洲声调的模式。 3.2 变调域 变调域是发生连读变调的音节串。绝大部分关于汉语变调的报告和分析都是成词的两字或多字词，然而这不是变调域形成的唯一途径。有的变调域只是一串不成词的音节，Chen（2000）称之为音位词。如何确定变调域，是声调研究的一大课题。 厦门和上海方言有和变调域相关的语料。我们先看厦门方言。在2.2节我们讨论过厦门方言，见（6）和（8）。厦门方言变调域的形成可以在（37）的材料中看出端倪（Chen 2000：439）：
其中，方括号代表句法结构，圆括号代表变调域，可见这两个结构并不相同：在（37a）里“更快”修饰“写”，在（37b）里“更快”担任谓语，“他写”充当主语。在（37b）里，动词短语VP的边界（
）将这一短语分为两个变调域，但是（37a）没有这类边界，整个短语是一个变调域。Chen（2000：441）设定了如下规则：
这条规则将变调域的边界（#）设在动词短语的右端，形成两个变调域，见（37b）。 上海方言有类似的现象。我们在2.4节里介绍了词组的变调情况，句子的变调，关键在变调域。我们用（39）的例子说明（Selkirk and Shen 1990：322）：
材料摘自许宝华等（1981，1982，1983）。Selkirk和Shen（1990：332）认为，实词最大映射的左端决定变调域，边界参数如下：
上海方言的变调通过（40）确定变调域，然后用（21）的规则，得出句法结构和变调域不匹配的结果。 3.3 循环性和方向性 厦门和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句法结构的作用只限于最大映射的边界，因此变调域和句法结构是不匹配的。变调域一旦形成，连读变调就会直接发生。但是在一些官话方言里，句法结构直接决定变调域，由此支配变调规则的使用。这一现象叫作循环性（cyclicity）。北京方言上声变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Chen2000：102）： （41）a.[老虎]胆214-214 214→35-35 214 b.纸[老虎]214 214-214→214 35-214 上声变调规则循环使用，首先用于“老虎”，得出35-214；规则再次使用，得出35-35-214，见（41a）。在（41b）中，“老虎”变成35-214后，规则就不能再使用，因此“纸”保持原有的214。循环性常见于语境变调型系统中；在扩展变调（如吴方言）和位置变调（如闽方言）两类变调系统中，连读变调往往不具备循环性。 不是所有官话方言的变调都具备循环性。天津方言三字组变调说明两点：第一，整个词组是一个变调域，词组的内部结构不起作用；第二，三字组调取决于两字组变调规则，但是规则的使用有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的方向性。天津方言两字组变调规则如（2）所示，重复如下： （2）a.21-21→213-21 b.213-213→45-213 c.53-53→21-53 d.53-21→45-21 按照从左到右顺序，可以得出大部分的三音节调（李行健、刘思训1985：79）： （42）213-213-213→45-45-213 a.厂[党委] b.[洗脸]水 尽管“厂党委”和“洗脸水”句法结构不同，但声调模式是相同的，说明句法结构在变调过程中不起作用。如果将整个复合词作为一个变调域，然后由左至右重复应用规则（2b），可以派生出以下模式： （43）（213-213）-213→45-（213-213）→45-45-213 可是，从左至右的方向不适用于三个53组成的复合词： （44）53-53-53→53-21-53 从左至右使用规则（2c）得出21-21-53；再使用（2a），得出213-21-53，见（45a）。正确的结果可以从右到左运用（2c）得到，见（45b）： （45）a.从左向右： （53-53）-53→21-（53-53）→（21-21）-5→213-21-53 b.从右向左： 53-（53-53）→53-21-53 音系规则的循环性是音系学理论的一大课题，方向性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天津方言三字组连读变调不一致的方向性给音系分析带来一个棘手问题，至今还没有合理的分析方法。 3.4 声调、重音、重读 声调、重音、重读是生成音系学的主要概念，但是却难以把握。即使我们可以精确定义重音和重读，声调是如何在连读变调中与重音或重读互动，目前还不明确。在生成音系学的各种理论中，McCawley（1968）对这三个概念所作的区分至今还起一定作用，如下： （46）a.声调（tone）：（σ）（σ）（σ）（σ） b.重音（stress）：（σσ）（σσ） c.重读（accent）：（σσσσ） 这三个概念由音节数量区分开来，声调和音节一一对应，而重音和重读分别对应于音步和整个单元。虽然汉语是声调语言，但是并非所有多字组都有声调特征。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讨论声调和重音、重读的关系：一是声调弱化，即轻声；二是带有重读特征的连读变调。前者是汉语学界所关注的问题，而后者则是生成音系学的热点问题。我们首先讨论声调弱化。 轻声现象在汉语里普遍存在，特别是官话方言。北京话的例子如下（李小凡2006）： （47）a.跳了-le b.码头-tou c.棉花-hua 轻声长度比普通调要短些，音高则由前面的声调决定。尽管汉语有双音节化的倾向，但是双音节词的韵律趋向却并不明显，类似（47c）的扬抑格复合词并不多（李小凡2006）。轻声在不同方言里的语音体现有明显差别；长沙方言就有四个级别，包括两个语音弱化程度不同的轻声（钟奇2003）。 许多语言有语音弱化现象，而语音弱化往往和韵律有关（Hayes 1995）。汉语轻声有明显的语音线索，但是在原调、变调以及声调环境之间，并不容易找到韵律上的关联，轻声现象和英语的语音弱化现象并不完全一样，我们需要换个方式研究重音和重读在连读变调中的作用。上海方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上海方言的短语声调是由词首音节决定变调域的声调模式，句法结构不发挥作用。连读变调可以表述如下（
，词汇调）：
详见2.4节。吴语研究者把（48）显示的结构称为左导向，与保留最右端单字调的南部吴方言的右导向相对应（钱乃荣1992；曹志耘2002）。边界参数（40）描写的是左导向变调系统，突出位置在变调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上海郊区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也是重读型的，但是重读特征是按照中古汉语的调类决定的（Chen 2000），和位置没有关系。崇明方言具有全部中古汉语的声调，如下所示：
老派声调引自张惠英（1979，1980），新派声调引自Chen（2000）。和变调相同。
和老派、新派的单字调稍有变化，除了Ⅲa，差别不大。 根据Chen（2000）的分析，新派双音节连读变调将八个声调分成两个自然集：平调Ⅰ、Ⅳ和仄调Ⅱ、Ⅲ，而变调的主要是平调。平调在短语末尾位置上变成H，在短语初始位置上则保留调高。我们将这些模式总结如下（O，仄调；E，平调；σ，默认调；Chen 2000：177）： （50）a.O-E→σ-H b.E-O→E-σ c.E-E→E-H 末尾E调（
）变成H，起始E调保持不变，这样产生两种模式：H-σ（Ⅰa/Ⅳa-σ）和L-σ（Ⅰb、Ⅳb-σ）。E-E表现为H-H（Ⅰb/Ⅳb-σ）或者L-H（Ⅰb/Ⅳb-σ）。仄调音节失去原调，获得默认调。O-O的变调比较复杂，我们这里不讨论，见Chen（2000）。 （50）总结的变调模式在老派崇明方言中也存在，默认调的音高无明显差异：31在起始位置，33（或者3）在末尾位置（张惠英1979）。根据张惠英（1979）的分析，崇明方言声调不能用调形归类，原因在于Ⅰa是55，Ⅰb是24，见（49）。Ⅰ、Ⅳ的调类决定两字组的变调。我们的分析分两个步骤：第一步，在平调（Ⅰ、Ⅳ）上加重读标记，末尾调为H，初始调不变；第二步，用默认调取代没有重读标记的声调。崇明方言双音节声调变化虽然是重读型的，却与近邻的上海方言完全不同。 双音节重读现象也出现在新派崇明方言三音节复合词中。（51）列出几种模式（T代表任何声调，Chen2000：235）。 （51）a.Ⅰa-T-T-→H-σ-σ b.T-T-E→σ-σ-H c.T-T-T→σ-H-σ 主导音节是H调，其余音节都是默认调。Chen（2000）认为，（51）的规则必须按照一定的秩序应用：如果首调是Ⅰa，使用（51a）；如果尾调是E（Ⅰ、Ⅳ），使用（51b）；其他的组合使用（51c）。三字组的句法结构不起作用。 上海方言的重读由位置决定；崇明方言的重读由中古汉语的声调类型决定。这两个邻近的吴方言代表汉语从声调到重读的两种转变：一种由位置推动，一种由调类推动。新派崇明方言重读变调的意义在于平调体现为H，与中（M）或低（L）默认调形成对比。Chen（2000）的分析说明崇明方言正在向重读语言过渡。 重读分析受到不少人的质疑，其中Duanmu（1995）提出的音律分析为主要代表。我们知道变调域是变调系统的核心，重读分析在重读的基础上建立变调域，而韵律分析则在重音的基础上建立变调域。现在我们简略地谈谈韵律结构在汉语连读变调中的作用。Duanmu（1995）对上海方言连读变调的分析采用两个步骤：第一，音步为扬抑格，并按句法结构形成；第二，当两个邻近音步如果有冲突，便融合成一个音步。这种分析在左右分支结构上会产生不同的音步，见（52）（圆括号标注韵律结构）：
3.5 连读变调的优选论分析 近年来，优选论（OT）在音系学研究中占重要地位，发表了不少用优选论分析汉语声调的论文（Chen 2000；Yip 2002；Barrie 2006；Hsieh 2007；Zhang 2007；Lin 2008）。这些学者用标记性（markedness）、忠实性（faithfulness）、对应（alignment）这三组OT制约解释汉语声调现象。这里我们简要说说优选论是如何分析汉语声调的。 天津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只用于21-21，213-213，53-53，53-21这四个声调组合（见2）。Chen（2000）认为这说明强制曲折原则（OCP）在众多的输入—输出制约中排位最高，并且还约束53-21。比如（2a），Chen将其改写为/L-L/→[LH-L]。表层结构[L-L]符合输入—输出的忠实性制约，但是违反OCP；虽然[LH-L]多了新调H，违反忠实性制约，但是它仍比[L-L]优越，因而成为/L-L/的最优输出式。Chen的分析只考虑在前音节插入H；如果输出候选集包括[L-HL]，OT分析会变得非常复杂。[L-HL]与[LH-L]应该在OCP以及其他制约前有同等的地位；要让[LH-L]胜出，我们还要提出其他更高级的制约。 汉语扩展式变调有从左向右的，但是没有从右向左的。Zhang（2007）认为扩展不对称的关键在于输入-输出式之间的对应制约，即左对应制约优于右对应制约，因此声调向右扩展比声调向左扩展产生更优化的表达式。这种说法看起来像是在用OT的术语把语言现象重复一遍，不过Zhang（2007）认为左对应优于右对应有发音上的原因。 调形和与调形相关的连读变调是汉语音系学和普通音系学的基本问题。Hsieh（2007）提出相连性（Rel-Corr）这一概念来表达调形，比如RelCorr（x＜y）表示升调，即x的音高比y低。相连性制约中的x、y是以音高为基础的声调单元（H，L）连接在同一个TBU上。我们知道调高和调形是分离的（见35），如果RelCorr在制约层级上保持比较高的位置，这将确保输入式和输出式有相同的调形。 在传统音系学研究中，曲折调的升降坡度是没有理论意义的；在我们所知道的连读变调材料中，也没有坡度变调的明显实例。Hsieh（2007）认为，杭州方言有一种变调模式受到调形坡度的影响。杭州方言有陡升13和缓升23两个升调；在短语的起始位置，13保留为13，但是23变为平调22。Hsieh（2007）提出坡度匹配的制约（Match-Slope），配合RelCorr及其他制约条件，迫使输入和输出式中的13调坡度相同，23调的坡度不同。此外，上海方言右扩展的现象（见模式21）也归因于Match-Slope。从传统方言学的角度看，这种分析方法欠缺说服力，因为23完全可以分析成22或33的变体。事实上，我们熟悉的上海方言连读变调并没有必要关注声调的坡度。 本文介绍汉语方言的连读变调，以及汉语声调在音系学理论分析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汉语连读变调的类型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 （53）a.语境变调 b.位置变调 c.模版变调 d.扩展变调 语境变调常见于官话方言，位置变调常见于闽方言，扩展变调常见于吴方言，模版变调在各大方言里都有。 连读变调给音系学理论提供强有力的素材，有助于我们理解音系理论上的问题，如声调结构、变调域、循环性，以及声调与重读、重音的相互作用。半个世纪以来，汉语声调一直受到结构音系学家的关注；由于声调现象的复杂性，仍然有很多理论问题尚待继续深入研究。
标签：方言论文; 江淮官话论文; 上海方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