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芬[1]2009年在《农村消费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消费、投资、进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叁驾马车,但是长期以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高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增长过度的依赖投资和进出口,进而造成我国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在我国尚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更是影响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启动由广大农村消费者组成的农村消费市场,对促进我国整体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大作用。近年来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进,农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农村消费市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长叁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之一,浙江地区,农村私营经济发展迅速,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农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理念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立足于浙江农村居民现有的消费现状,深入探讨浙江农村居民消费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结合浙江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文主要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对本文进行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文章框架等进行简单介绍,第二部分简单回顾了有关消费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区域经济学理论和有关农村消费的基本概念的界定,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方式、途径以及作用机制,第叁部分主要对浙江农村居民消费的现状进行分析,主要从浙江农村居民消费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理念等叁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对浙江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同步性进行评估,采用图表对比分析和ELES模型对浙江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的分析,消费理念的分析主要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浙江农村社会保险参保人数的数据和浙江农村信用社年底存贷款余额等数据进行分析,第四部分为本文的实证部分,主要采用VAR模型对浙江农村居民消费对区域经济的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结论和对策建议,针对浙江农村居民消费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存在的现有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研究结论表明浙江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基本上同步于区域经济增长水平、消费结构正逐步合理化、消费理念逐步得到改变,总体上而言浙江农村居民消费正积极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浙江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比较大的正弹。
李勇齐[2]2001年在《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发展一直不理想，宏观上表现为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微观上表现为企业生产不景气；个人消费热情不高。为此就扩大内需问题，全国上下都在献计献策。本文试图从农村着手，以农村居民消费作为切入点，从宏观的角度动态的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情况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希望我国政府，理论界能够重视农村居民消费，并在实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对策时适当考虑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 居民消费是一种复杂的客观经济活动。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它做出不同的分类，本文把居民消费作为一个总量来看待并将其划分为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在内容上这叁者互相联系、互相包含，低层次的消费水平对应的是低层次的消费结构、消费方式；高层次的消费水平，对应的是高层次的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同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不是静止的概念，而是动态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低层次向高层次，高质态逐渐演变。在这演变过程中，收入具有决定性作用。 收入决定居民消费，依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消费函数理论，收入与消费存在这样一种函数关系：公式为c=a+by。其中，c代表消费，a代表与收入无关的那部分自发性消费，b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即消费的增量占收入的增量的比例，y代表收入。当把消费细分成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来考虑时，那么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决定作用就具体表现为：收入决定居民消费水平；收入决定居民消费结构；收入决定居民消费方式。同样，居民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又决定着产业结构。居民消费对业结构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两方面：(1)消费规模对产业结构的导向作用。(2)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对产业结构的决定作用。所以，收入、居民消费、产业结构叁者的关系可用图式表示为：收入—居民消费—产业结构。而在我国，由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农村居民消费尤其对产业结构具有决定作用。从过去的50年来看，在新中国前30年里，我国实行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消费者的选择非常单一，选择的范围很窄，加上收入水平比较低，农村居民消费一直变化不大，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儿乎没有。改革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改革20多年来，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大大提高，消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无论是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还是消费方式与前30年比较都有一个质的飞跃，结果对我国产业结构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力，表现为：开始是拉动轻工业的高速扩张，接着是以耐用消费品工业为核心的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发展。同时，第叁产业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然而，近些年来，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趋缓，农村居民消费尽管仍在提高，但不尽如人意。未来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将如何呢?本文通过建立模型进行预测得出的结论是：未来10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潜力很大，并将对产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 第3 贞共34贞 产业结构能够面向农村作有针对性的调整，不仅不来衣村居民消费能够得到满足，而且产业 结构本身也能实现良性循环，内需不足将得到有效的解决，经济便能快速、健康的发展。具 体措施是：（1）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产品供给，满足农民内部自身消费，增加农民收人。 （2）调整卜业结构，生产适合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特点的工业消费品，促使农村居比 对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增加。（）调整第叁产业，改菩农村消费环境，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等等。
任劼[3]2016年在《农民收入质量对其消费及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叁农”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严重问题,既是约束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同时也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术界普遍认为,增加农民收入是破解“叁农”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我国农民收入的低水平状态不但影响了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也阻碍了农村经济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前提是正确有效地衡量农民收入的真实水平。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已经不再适合使用单纯的收入数量进行衡量。收入质量概念为评价收入水平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以收入质量理念为思路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理论研究和实践均表明,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是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我国经济增长放缓,迫切需要扩大内需的背景下,以农民为主的社会中低收入者的潜力巨大。因此,测算农民收入质量并探究其对经济增长贡献——消费及投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以上研究背景,本文将深入探究我国宏观视角下的农民收入质量,及其对农民消费及投资的影响。本文共分为四部分,其内容与章节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研究基础,由第一章和第二章组成。从现实和研究背景出发,此部分讨论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由文献综述和评价得出主要研究问题,通过概念界定提出了农民收入质量等概念,最后根据理论回顾和理论框架构建奠定了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为我国农民收入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及指数的测算,由第叁章和第四章组成。第叁章分析了收入质量研究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过程,根据指标选取原则,选择了15个指标构成农民收入质量体系,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证明该体系构建基本正确合理。第四章在农民收入质量体系的基础上,采用1997年至2014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年度数据,使用熵值法获取各指标权重,运用线性加权综合法测算我国历年各地区的农民收入质量指数。并以正态云模型为评价方法,对2014年全国各省份的农民收入质量进行模糊评价,得到相应的评语等级。第叁部分为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村经济贡献——农民消费和农民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由第五章和第六章组成。该部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五章是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分析,通过使用面板回归模型、面板VAR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别分析农民收入质量及各维度对农民消费的总体及分维度影响、滞后影响和门槛效应。第六章是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投资的影响分析,通过使用面板回归模型、面板门槛模型、中介变量检验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分析农民收入质量及各维度对农民投资的总体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质量对投资存在的门槛效应,信贷配给在农民收入质量影响农民投资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信贷在该过程中的影响程度。第四部分为全文总结,由第七章和第八章组成。第七章通过上文研究内容,从基于促进农民消费和农民投资视角进行提升农民收入质量的政策分析。第八章在总结全文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凝练本文研究结论,提出研究展望。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农民收入质量体系由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成本性和知识性五个维度14个指标构成。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及各维度发展不均衡。农民收入质量在区域间差异极大,说明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差异现象十分严重。农民收入质量各维度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综合考虑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参数估计结果和各维度得分均值,农民收入的充足性和结构性重要程度较高,其他维度亟待重视。(2)我国农民收入质量与收入数量存在脱节现象。我国农民收入质量指数的变动体现出在波动中增长,增长速度减缓的趋势,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更加贴近。农民收入质量指数呈现沿海及毗邻地区较高、边境地区较低、西部内陆地区最低的辐射状分布。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仍然处于收入质量的中等及中等以下水平,收入质量仍有较大改善的空间。(3)我国农民收入质量显着影响农民消费。我国农民收入质量每增加0.1个单位,当年农民消费增长1510.4元,农民收入质量各维度中收入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和知识性均显着影响我国农民消费,但收入成本性不显着。我国农民消费存在较为明显的“惯性消费”现象,农民收入质量与农民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及互为因果关系。我国农民收入质量指数增加1单位,下一期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将增加0.3058个单位,但两期后农村居民消费将减少0.2588个单位。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门槛值为0.4508。我国农民消费欲发生突破式增长,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提升农民收入质量是根本。(4)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同样显着影响农民投资。我国农民收入质量每增加0.1个单位,下一年农民投资增长489.3元,农民收入质量各维度均显着影响下一年农民投资。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投资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门槛值为0.3464。信贷配给是农民收入质量影响农民投资的关键中介变量。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投资的直接影响较大,路径系数为0.3542;通过信贷影响农民投资的间接影响较小,路径系数为0.2635。农民收入质量的提高是提升农民投资,促进农村经济的核心因素。
龙波[4]2007年在《中国居民消费变动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消费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消费对国民经济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正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这一现象引起了学界和决策界的高度重视。在2007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扩大以消费需求为重点的内需成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之一。要寻找扩大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的路径，就必须深入理解消费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发掘制约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功能有效发挥的各种因素。本文以居民消费变动与产业结构演变为线索，利用相关理论及有关统计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对本文研究的缘起、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等做了简单的介绍。第二部分对消费变动与产业结构演变相关关系的有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同时，笔者还对2004年以来学界关于“重化工业化问题”争论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第叁部分结合统计年鉴及投入产出表中的有关数据对城乡居民消费变动的整体情况以及变动过程中出现的城乡整体和结构性差距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第四章结合投入产出表有关数据，进一步研究了居民消费的整体变动以及变动过程中的二元性对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尤其是重化工业所产生的影响。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笔者对全文进行了小结，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经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第一，改革开放近30年来，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城乡居民最终消费无论从整体上还是在结构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第二，城乡居民消费在整体上的提高和结构上的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消费对总产出的诱发作用得以强化；第叁，城乡居民消费在整体和结构上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呈现出一定的二元性；第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对滞后，严重束缚了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农村人口对国民经济可能的贡献，并将进一步影响到居民消费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重化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键时期，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提高我国资源利用效率，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又好有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城乡居民消费在整体和结构上的这种二元性无疑将阻碍我国产业结构的有效升级。因此，启动农村居民消费便变得尤为重要。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优化供给结构、启动农村居民消费等叁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马晓旭[5]2007年在《江苏省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叁驾马车”。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和外贸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推动力量,而消费则不时处于疲软状态。与投资和出口相比,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重要条件,对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97以后,我国已进入买方市场,国内需求不足严重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启动国内需求显得尤为重要。2005年末,我国大陆人口中,农村人口比重达到57.01%,但是2005年农村人口消费总量仅占居民消费总量的26.8%,[1]我国农村市场消费潜力巨大。在目前城镇居民消费相对饱和,消费市场缺乏新热点的情况下,及时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对实现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具有重大意义。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以江苏省为个案,对“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在深入考察国内外研究动态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为后面章节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研究了江苏农民消费现状和特征,定量分析了江苏农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剖析了制约江苏农民消费制约经济增长的原因。再次,在对江苏农民消费进行预测的基础上,构建了促进经济良性增长的消费模式。最后,综合前面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江苏农民消费、拉动经济良性增长的对策建议。本文总共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在考察国内外研究动态的基础上,评述了前人的贡献和不足,确定了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第二章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本章主要运用定性分析方法,界定了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概念,分析了影响农民消费的一般因素,论述了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以消费结构为基点,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是一条良性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路径。第叁章江苏农民消费现状与基本特征分析。本章主要运用ELES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分析了江苏农民消费的基本特征,江苏农民消费结构的特征,以及江苏农民消费结构的动态变化特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江苏省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明显,农民消费特征区域差异明显。(2)各类消费品的自价格弹性的绝对值比较大,而互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却比较小。交通通讯和居住的收入弹性较大。(3)江苏农民消费已基本进入小康阶段,对发展型消费的需求较大。第四章江苏省农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运用相关回归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江苏农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变迁,江苏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江苏城乡居民消费对各经济部门带动的比较等问题。主要结论为:(1)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是投资,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低于城镇居民消费的贡献,并且呈下降趋势。(2)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略高于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再加上城镇居民消费正处于升级前的酝酿期,因此刺激农村消费将会带动国民经济的更快增长。(3)启动江苏农民消费将会带动制造业、农业的快速增长。第五章江苏省农民消费制约经济增长的原因透析。本章主要以抽样调查结果为依据,系统分析了江苏农民存在的问题及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深刻剖析了江苏农民消费存在问题的原因。得出以下结论:(1)江苏农民消费率较低、消费结构不合理和消费的非理性等问题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增长。(2)影响江苏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其次依次是自身因素、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第六章江苏农民消费态势预测与合理消费模式构建。本章主要运用灰色预测等方法预测了“十一五”江苏省农民的消费态势,定性构建了合理的消费模式。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十一五”期间江苏省农民的消费将会进入发展型消费的强劲阶段。(2)合理的消费模式涵盖合理的消费水平、优化的消费结构、科学的消费方式和理性的消费理念等内容。第七章促进江苏农民消费,拉动经济良性增长的路径。本章的主要观点是从增加农民收入、实践理性消费观、健全消费制度和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等方面来促进农民消费,从而拉动经济良性增长。
李国庆[6]2015年在《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金融脱媒化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行业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Q条例,该条例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设置限制。在大萧条时期,Q条例的实施有利于将融资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恢复和重建美国的金融秩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十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美国经济逐渐走上繁荣,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居高不下,甚至曾一度突破20%,而Q条例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投资者饱受财产流失的折磨,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逐渐丧失。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急于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大批资金开始流出银行,这也是促使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金融脱媒现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整个社会资源均由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融资方式非常单一,中国金融业缺乏发展的土壤,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金融体制上,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推进由高度单一的金融结构向多元化的金融结构转变,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开始逐步趋于多样化,金融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商业银行开始在社会融资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蓬勃发展,中国金融业也开始呈现脱媒化趋势。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宏观角度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相关制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影响；又有中观的影响,包括对区域、行业和产业等的影响；也有微观的影响,包括对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论文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脱媒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脱媒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金融脱媒化可以分为资金供给端脱媒和资金需求端脱媒。从资金供给端来看,导致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资本的逐利性；技术进步；居民为了实现资产稳值、增值；投资理论的发展促使居民转变投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逐渐完善,资金借贷双方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进一步刺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导致金融脱媒化原因主要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企业融资可选空间大幅增加；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融资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融金融迅速崛起,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募集所需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迅速。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的金融脱媒化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至新的高度,预示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金融脱媒化出现的时间较晚,与国外金融脱媒化不同的是,中国金融脱媒最早是从资金需求端开始的,这也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相连的。随着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金融脱媒逐渐从资金需求端蔓延至资金供给端。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资金供给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低,导致大量存款资金流失；居民投资观念的转变；金融市场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资金需求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银行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规模要求较高,中小微型企业被迫转向其他融资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和完善,市场融资能力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打开；PE/VC机构迅速崛起,创投快速发展；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能够以众筹、P2P平台等方式获取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加,直接融资占比逐渐提升；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速有所放缓；以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银行存贷款利差空间逐渐缩小；以互联网理财产品和P2P网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组合投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参与证券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投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化,银行、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都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增速下降,而中间业务增速不断加快,银行的非利差收入在银行收入总额中的占比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脱媒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即金融脱媒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制约着金融脱媒化程度。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脱媒化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更加畅通,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充分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随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直接融资重要性逐渐增强,有利于改善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脱媒化对银行业主导下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应影响。金融脱媒化也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产生影响,通过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论文通过金融脱媒化对利率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影响具体研究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面对金融脱媒化,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在处理金融脱媒化的问题上,既要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又要准确把握节奏、稳步推进；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金融企业更加重视培养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意识,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选融资方式；采取政策措施,鼓励非银行金融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在社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当适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发挥金融脱媒化的优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金融脱媒化的产生和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脱媒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政策效果,以便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金融脱媒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第一,金融脱媒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的积极作用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份外,金融脱媒化对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总效应都在2%以上；对中西部省份的总效应较低,大多在1%以下的水平。平均来看,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脱媒化程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经济增长0.28个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脱媒每提升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11个百分点和0.06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金融脱媒化的程度,进而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对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依赖较大,金融脱媒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尚不明显。而对于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企业和居民不断接受新的投融资观念,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逐渐下降；随着金融脱媒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负担有所减轻,极大的刺激了社会投资和最终消费,进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脱媒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促进各行业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金融脱媒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环境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金融脱媒化倒逼商业银行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竞争力,大力推进经营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强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是：商业银行在市场融资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意味着市场融资方式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地位和功能；随着金融脱媒化的产生与发展,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产品更趋多元化,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债券、信托产品、基金等产品逐渐成为人们可接受的投资方式,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威胁着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在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也受到威胁；金融脱媒化会加剧银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从而可能引发银行流动性风险。应对策略是：金融脱媒化环境下盈利模式的创新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出路；转变银行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培养产品和服务创新意识,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深化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更加丰富、融资成本更低,有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应对策略是：充分把握良好的融资机遇,合理调整发展战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注重培养自主创新意识；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佳融资方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争取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到优的跨越式发展。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促进了金融产品创新,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冲击居民的投资理念,组合投资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为居民融资提供便利,极大的刺激了居民消费。居民应对策略是：选择合乎自身需求的投资产品并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通过分散化投资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树立科学的组合投资观念；比较多种融资方式优劣,选择最佳融资方式。
王冬[7]2015年在《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叁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至2012年的516282.1亿元,剔除价格因素,实际上涨了24.22倍,年均增速高达9.9%。然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却不尽合理,增长模式以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为主要特点,最终消费率却持续低迷,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0-2012年间,我国资本形成率由35%上升到49%,最终消费率则由63%下降到49%,明显低于80%的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同时,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比率也在不断下降,由2000年的47%降至2012年的35%,“高增长、高投资、低消费”的增长模式成了转型经济的一大特色。居民消费需求是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普通居民消费能力并没有实现与经济增速相匹配的提升,尽管我国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扩大消费需求,“十二五”更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居民消费,但是居民消费依旧疲软,就农村而言,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也由1995年的0.841降至2012年的0.748。而据估计,当中国农村每实现1000亿元的最终消费,对国民经济产生的需求拉动作用将会达到2356亿元,由此看来,我国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在农村。尽管潜力巨大,目前农村消费却面临着“启而不动”的难题,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普遍偏低,截至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只有3003.36元,甚至低于1995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水平。导致农村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农民消费行为有着怎样的特点?这些行为特征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是本文重点研究的内容。本文主要从不确定性和持久收入、城乡收入差距、农村社会保障这叁个层面研究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论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首先阐述了论文写作的背景及研究意义,接下来简要说明了文章的结构安排、研究方法,最后论述了文章的可能创新之处。第2章,消费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本章首先根据消费理论发展的阶段性,简要介绍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消费理论,包括绝对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随机游走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以及λ假说等,然后较为详细的介绍国内近年来有关农村居民消费模式、消费行为特征及消费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并指出这些文献的借鉴意义及观点分歧之所在。第3章,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演变和现状分析。本章首先采用统计的方法总结了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演变进程及其特征,然后基于扩展线性支出模型对农民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以5年为一个时间间隔,考察了进入小康生活(2000年)之后农民各类消费需求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边际预算份额的变动及其特征,接着通过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结构)进行对比,指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针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现状进行思考,认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习惯特征,同时深受不确定性和持久收入、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为后续从不同层面展开的对农民消费行为的研究进行了铺垫。第4章,不确定性和持久收入与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行为。本章首先概述了5个包含习惯特征的西方消费模型,接着就习惯进入消费函数的形式、习惯与消费者类型以及习惯特征下消费者的一般性最优解问题进行简要说明,最后在Alessie and Lusardi (1997)研究的基础上,将消费模型拓展到包含内部习惯和财富时的情形,即构造一个同时包含内部习惯、外部习惯、持久收入、财富和不确定性的农民综合消费模型,利用2000-2012年我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相关结论。第5章,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民的消费行为影响分析。本章首先简要分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及其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的影响,接着通过建立关于城乡(持久)收入差距、城乡收入相对波动性、内部习惯和外部习惯的农民消费决策的综合模型,利用2000-2012年我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和相对波动性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城乡收入相对稳定性—差距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农民消费影响的不对称性,最后得出相应结论。第6章,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本章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发展进程,并通过对比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指出其主要存在的问题,接着继续分析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产生的两种效应——引致效应和替代效应,最后在包含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保障覆盖率的农民消费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1990-2013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收入等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在我国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的引致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对农民消费增长有着积极的意义。第7章,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本文所得的主要结论为：(1)持久收入仍然是影响我国农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要想实现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和结构优化升级,最重要的前提是实现持久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财富也对农民消费的增长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2)我国农民消费存在着明显的习惯形成特征,且对城镇居民消费存在着“追赶”效应(或者说城镇居民消费方式对农民有着“示范”效应)。在考察的年份区间农民消费的内部惯性系数约为0.3545,外部惯性系数约为0.3644,由于消费习惯特征的存在,既定当期消费给农民带来的幸福感低于不存在习惯时的情形。(3)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有显着的负面影响,然而由于习惯形成力量的存在,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减弱了。(4)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有显着的负面影响,综合来看,城乡之间的持久收入差距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民消费将降低0.1465个百分点。(5)城乡收入相对稳定性—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不对称的,相对于城镇居民,当农村居民收入越稳定时,既定收入相对稳定性的变动对农民消费增长影响越大,既定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民消费的负面影响越小。(6)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引致效应大于挤出效应,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长期滞后是农民消费难以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健全、完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对提高农民消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接着对各章节得出的基本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以实现收入来源和方式多样化、政策适度向农村倾斜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以降低农民不确定性预期等。
袁爽[8]2016年在《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研究》文中认为投资、消费、出口,通常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叁驾马车”。目前,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仍占主导地位,高投资低效益的粗放型经营依然存在,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性转变。为应对国内经济增速下滑的局势,我国采取了扩内需、调结构等积极措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近几年来超过投资,表明其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正在加大。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消费量逐年增加,但是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减弱趋势。我国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了一半,但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同时,未摆脱以必需品为主的生存型消费模式,消费水平仍较低,消费结构仍不合理。但是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许多的学者对其研究但观点和结论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研究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如何通过一些措施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就能使得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等。本文从理论方面阐述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证明了国内经济增长要靠扩大内需来支撑,农村居民消费对中国二元经济大国具有重要的作用。再通过统计描述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拉动作用的现状分析,得出1978年-2014年,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缓慢,与城镇居民消费一直保持着较大的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弱。对于占有我国较大人口比重的农村居民来说,这样的经济拉动效果是不正常的,是需要去改善的。也就是说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然后,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发布的变量数据,通过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以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建模、多元线性回归、LM检验法、异方差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分析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等五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后的结论是：从长期来看,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明显。相比统计描述的结果,不太一致。原因主要是农村一直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道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贯穿到第一、二、叁产业中,实际上,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着的。接着分析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收入水平低、社保程度低、消费市场不完善以及候鸟式的劳动力流动方式。最后提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以实现经济更快增长的对策建议。
李晓云[9]2010年在《山西省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叁驾马车”中最稳定、最持久的动力。据测算,在现阶段国内需求中,消费需求每增长1个百分点,相当于投资增长1.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拉动作用。我国虽然自1998年便开始提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并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鼓励政府投资,促进居民消费,开拓农村市场;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外需持续萎缩的情况下,政府更是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然而结果却并没像预期的那样有效带动消费需求回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偏弱。作为中部六省之一的山西省,为应对危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使居民消费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与全国的消费水平相比,甚至与山西省投资的快速增长相比,消费依旧是个短板。主要表现在:(一)居民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07年,仅为全国平均消费水平的78%。(二)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不合理:居民对重工业的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快速上升;对轻型工业的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缓慢下降;第叁产业消费在总消费中的结构性地位在新世纪以来也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叁)山西省城乡居民消费无论从水平和结构上,还是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度上,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农村居民消费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消费。解决山西省居民消费不足,促进山西产业结构调整,是山西各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利用大量统计数据,进行纵横对比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山西省居民消费的特点,并根据山西的实际,提出了扩大居民消费,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居民对医疗保险教育等的消费支出;合理发展信贷消费,实现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二)启动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首先要因地制宜,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民消费负担;建立农村信贷担保制度,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叁)调整消费品工业的内部结构,生产优质产品,满足居民生活质量升级的需要;对传统工业进行改造,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为居民消费提供良好的环境;改变第叁产业停滞不前的局面,大力发展服务业,适应居民消费需求。对山西省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分析的文章很多,但进一步将两者相联系,分析居民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影响的论文和着作还不多,关于山西省居民消费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不充分。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山西省的实际出发,使用大量数据分析山西省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的特征,以及消费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为扩大居民消费,改善消费结构、推动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决策支持。
王美凤[10]2015年在《我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险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与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推动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和深刻的变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五普”)数据表明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下降到16.6%,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则上升为13.26%。老龄化已成为我国人口变动的长期趋势并将进一步加快。据联合国人口司中方案预测,2050年我国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14.8%,而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将增加到32.8%,届时我国将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未来人口变动将极大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国“未富先老”的境况将对我国未来发展构成更加严峻的挑战。本文从以下几方面研究我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险的影响。首先,基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年龄差异和特点,本文将人口划分成为不同年龄段人群,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定量分析了城乡居民家庭中不同年龄段人群对家庭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家庭中的婴幼儿与大学生对居民家庭总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农村居民家庭中的大学生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大。当具体分析对各类商品消费的影响时,情况却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青少年用于教育的消费支出较多,成年人用于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讯、家庭设备与杂项上的消费支出较多,而老年人用于食品和医疗保健上的消费支出则较多。上述分析为本文运用CGE模型分析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实证研究基础。其次,本文根据研究重点,构建了一个纳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账户的动态CGE模型。设定了2010-2050年我国人口变动的“基准情景”(生育率最终稳定在1.8),并对基准情景下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险的影响进行模拟分析；主要包括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等多方面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GDP增速逐渐放缓,从2010年的7.9%逐渐下降到2050年的2.93%。(2)老龄化程度会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第叁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10年的40.76%逐渐增加到2050年的70.67%,同样,第叁产业就业量占总就业的比重也从2010年的35%上升到了2030年的69%；同时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就业比重则相应下降。从细分产业结构来看,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食品、居民服务、卫生社保与福利业商品的需求支出将大幅增加。(3)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居民服务、卫生社保与福利消费占居民家庭总消费的比重都呈现逐渐增加趋势,而食品消费占居民家庭总消费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教育消费占居民家庭总消费的比重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4)人口老龄化将大幅提高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扩大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基金的赤字,加重公共财政负担并影响其稳定性。再次,除基准情景外,本文还设置了“低方案”情景(生育率最终稳定在1.94)与“高方案”情景(生育率最终稳定在1.6),由此来模拟和对比分析不同方案情景下人口变动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方案情景的GDP总量、增长速度和人均GDP均高于基准情景与低方案情景。2050年,GDP比基准情景与低方案情景分别提高6.6%与13.2%；同样,高方案情景的GDP增速比基准情景高0.34%,比低方案情景高0.72%；人均GDP比基准情景与低方案情景分别高700元与1000元。(2)老龄化程度越高的情景,第叁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就越高,而第一、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越低；从细化产业结构来看,居民服务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卫生社保与福利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食品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将越高。(3)老龄化程度越高的情景,居民家庭对居民服务、医疗社保与福利的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将越高,而食品、教育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则越低。(4)相对于其他两种情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低方案情景的养老金累计债务更大,医疗保险累计债务更大或累计盈余更小。因此,有效地将生育率提高到接近更替水平的高方案情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小,而且可以减轻我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债务亏损问题。最后,无论在哪种情景方案下,人口结构向深度老龄化态势逼近将是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必然走势。在此背景下,本文设置了渐进式延长退休年龄与提高缴费率的两种替代政策情景。通过比较分析这些替代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延长退休年龄与提高缴费率都可大幅减轻我国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基金赤字问题,从而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过重,也将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两者的差异在于,延长退休年龄可提高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但提高养老金缴费率却降低了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1]. 农村消费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王艳芬. 宁波大学. 2009
[2].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D]. 李勇齐. 广西师范大学. 2001
[3]. 农民收入质量对其消费及投资的影响研究[D]. 任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6
[4]. 中国居民消费变动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实证分析[D]. 龙波. 四川大学. 2007
[5]. 江苏省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马晓旭.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
[6]. 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D]. 李国庆. 武汉大学. 2015
[7].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D]. 王冬. 东北财经大学. 2015
[8].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研究[D]. 袁爽. 辽宁大学. 2016
[9]. 山西省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李晓云. 山西财经大学. 2010
[10]. 我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险的影响研究[D]. 王美凤.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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