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社会背景和理论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理论依据论文,背景论文,家庭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0）03—0091—04
家庭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即建立在婚姻、血缘关系基础和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亲密合作、共同生活的社会群体。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社会生活制度中有着它特殊的功能，如生育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休息娱乐功能等。其中教育功能，既是家庭的传统功能，也是法定的职能，如：《婚姻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家庭的教育功能，体现着家庭群体在受教育者社会化过程中的特殊的价值和作用。因为个人在受教育过程中既要接收家庭的教育，又要接收社会正规教育机构的教育。因此，家庭的教育功能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教育功能；二是家庭成员接收学校（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教育保障功能。家庭的教育保障功能，通常又是通过家庭教育投资来实现的。
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人们迫切需要提高受教育的层次，迫切希望子女能有上大学的机会。据调查，上海等大城市的中学生家长70%以上都希望子女能上大学深造，并表现出了强烈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投资意识。从我国的情况看，这种家庭教育投资意识的增强，有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更多的则表现为强烈的时代意识。
一、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社会背景
（一）社会示范效应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国家对大学生的重视和各种优待条件、政策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在社会各行各业如鱼得水。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建设高潮中，这一高文化素质群体在工作中所表现的才干，创造出的业绩，以及所涉猎的领域都起到了一种潜在的“示范”效应。家庭生活、社会流动、社会地位、社会声誉、子女受教育环境、成才、成功的机会等，都明显优于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近年来，知识经济初露端倪，信息时代骤然而至。中国人自古就有的重教育、重学习的文化传统，伴随着国家、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对教育的需求，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日趋强烈。从现实来看，高学历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已得到社会确认。从理论上讲，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增加的正比关系已经体现，因此，对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的投入能产出更高效益已成为许多家庭的共识。
（二）收益的期望
我们从家庭教育投入收益和人们对家庭教育投入的期望，可以看出这种投资热情。首先，对家庭或个人而言，对教育投入的收益可分为二类：一是产生满足现时期的家庭精神生活或个人心理需求的效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人们在满足了吃、穿、住、行以及安全之后的一种较高层次上的、带有个人自我完善性质的需求，这类收益，应属于“消费”范畴。二是被期望在未来某个时期对家庭或个人产生精神或物质的效用，这类收益应属于“投资”范畴。从现实生活中来看，教育收益的这两个范畴其实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可以说家庭的教育支出，既是消费，又是投资。其次，以人们对家庭教育投入的期望看，对教育（主要是指高教）的投入不仅仅看作是一种消费行为，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投资行为。因为人们可以从对教育的投入中，获取预期的收益。如：1.获得选择机会增量。这种选择机会增量包括进一步获得接受更高教育的机会，即完成一定水平的正规教育后可以选择进入更高层次的教育阶段。包括完成学业后选择职业的机会，以及进入更高层次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机会。2.增加安全保障。主要是指受教育者的就业保障和其工作安全性。3.提高生活质量。从一般意义上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容易寻找到职业生活和业余生活的乐趣，更注重生活质量。4.有利于形成优良的“书香门第”的传统，即世代传递效应。它主要是指由父母受教育的增量所引起的子女受教育的增量。有关研究表明，一个人的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那么他完成一定水平教育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世代效应通过组织家庭、优生优育进一步向后代传递，实现继承家业、维系家庭地位的效益。从社会学角度看，可称之为“代际流动现象”。5.受教育程度高低，直接影响收入高低。研究表明，自90年代初以来，以往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正在发生逆向的变化。在国家统计局1996年的调查中，高级工程师以及相当职称的，人均年收入为12047元， 在各类人员中收入最高。工程师级人均收入为9120元，商业和农林牧渔业工作者，人均收入分别在5872元和5725元。中国人民大学1996年的一项研究成果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高学历正在带来高收入，教育程度与收入已成正比例关系递增，小学、初中、高中（包括中专、职高等）、大专、大学等各层次的收入以18—24%的比例依次递增。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有大学本科学历者占80%，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在1500—3000元左右。个体和私营企业中，人均月收入在800元以上者只有19%。 虽然在人民大学的调查表中，私营、个体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为月人均438元，科教文卫人员为424元，相差14元， 但科教文卫人员加上国家负担的医疗、住房等待遇及其他隐形收入，实际月收入已远远超过个体、私营劳动者，在800—1500元之间。 某些高级知识分子的隐形收入十分惊人，他们从国内外的讲学、各种科研工作中得到的报酬，可以达到工资的数倍〔1〕。
（三）认同意识
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热情持续增长，还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自然因素，即入学适龄人口相对集中导致社会高等教育的需求期望持续增长。我国人口自20世纪50年代起迅速增长，至60～70年代达到生育高峰。虽然80年代后，计划生育取得明显成绩，但由于生育基数大，人口出生的总量仍持续增长，至90年代才开始回落。其中70年代后出生的这代人中独生子女比例大，而独生子女在家庭的教育期望与教育投入中则享有得天独厚的份额。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要求不断提升，教育的回报在孩子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在为家庭提供的效益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为了实现孩子效益最大化，独生子女家庭在经济收入一定和孩子成本总量相对一定的情况下，势必增加孩子质量成本的比重，特别是追加教育的投入。因此，在这一代入学适龄人口中，期望入学的比例大大增加。二是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带动了高等教育需求与期望的同时增长。在以最大效益为目标，以公平竞争为手段，以岗位转移为特征的社会经济结构大转换中，知识的经济价值显著，因此，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期望的快速增长。三是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大众化”倾向渐露头角，进一步强化了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在计划经济时期，接受高等教育只是一部分人的“机会”，而现在，接收高等教育似乎已被人们理解为一种大众“权利”。人们的教育期望由“谁有资格谁升学”演变为“谁有能力谁升学”的要求。在由“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的呼声中，“能力”不再是智力知识考试的本事，它包含了知识转换、社会适应力乃至经济支持的能力。尤其是已崛起的具有相当数量的社会中产阶层似乎有更多的理由自信已具备了这些能力要素从而更为积极地去获得这项权利。1997年招生“并轨”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社会中产阶层的理解和支持。社会学家本·戴维通过国家间的比较研究曾得出结论，高等教育数量上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强大而稳固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现实中不难看出，相当一部分城镇与富裕农村的居民已经具备的“中产阶层”的特点。1996年12月24日，美国《商业日报》以《中国变化10年》为题发表文章，该文在分析中国10年巨变的原因时，作者举出了“新兴中产阶层”的因素。同时，文章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职业构成，“年轻的专业人员、官员、企业家、双职工家庭，正在组成新的中产阶层。”面对高等教育改革，他们在经济上承受得起，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和满足了他们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求。
（四）教育储蓄
基于以上社会背景，家庭表现出强烈的高等教育投资欲望。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为女子上大学作准备”的储蓄动机所占的比重升至44%，明显高于为养老和购房的储蓄动机（分为38.4%和20.3%）。尽管低收入居民对教育支出的承受能力有限，但是，中、高收入居民在银行存款中的相当份额则完全可以转化为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另据湖南省城调队1999年对长沙市百户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有55%的人把教育投资放在第一位，表示肯花血本送孩子上大学。针对这种状况，湖南师大教育经济系博士雷鸣强提出，国家应制定政策“因才（财）施教”。即高等教育要做到有才和有财的人都有机会上大学，既有才又有财的，肯定有机会上大学；有才无钱的上大学由政府以助学贷款资助；有钱缺才的，可以上一般的大学。
二、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理论依据
高等教育价值的多元化，伴随着70年代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而成为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理论的思想基础。高等教育价值多元化的出现则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1.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导致公共财产资源紧张，而需要的开支空前扩大了；2.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现代科技发展对培养人才需求的提高，高等教育机构自身效率不高，使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一个消耗巨大的事业；3.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使其在一些国家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供给的充足超过了“国家”为主体的需要，“国家”不愿负担“非必须”负担的费用；4.英才教育体现的是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价值趋向多样化，不能再用一种价值模式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5.现代社会对人才的知识要求越来越高，社会就业结构出现较大变化，越来越多的新兴的具有高收入、高声望的职业岗位，如果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很难获取。6.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为了适应现实，其管理方式不得不更多的采用市场手段。正是基于以上原因，高等教育作为一项有投资、有收益的活动，满足了多个主体的需要，受益人包括国家、受教育者个人、纳税人、企业、家庭、大学，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谁受益谁付款。而家庭作为受益者，必须对其成员接收高等教育作出必要的投入。
（一）“公益事业”向“私益事业”的转化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关于高教费用的观念有了明显的变化。在此之前，绝大多数国家在高教费用上有一种共识：即高等教育是一种依靠向在大学和其他中学后教育机构中的学生传授知识而突出地为社会作贡献的“公益事业”（Public good），既然高等教育被视为公益事业，就必然认为社会应承担其大部费用。
从本世纪80年代始，观念开始出现变化，从世界银行一直延伸到许多国家的政府行政观念之中。对高等教育再认识的结果发现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实惠，在利益分配上个人多于社会。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被视为主要是一种“私益事业”（Prirate good）。这一观念变化的逻辑结果是给“使用者”——学生及其家庭带来了向高等教育付费的更大压力。在许多国家业已施行的政策要求学生支付比重不断增大的中学后教育成本。本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其代表人物科恩认为，劳动者收入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由他们获得的人力资本的大小所决定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其过程可简述为：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工人较高的生产能力，较高的生产能力还带来较高的收入。它包括以下两个基本假设：一是通过教育传授知识技能，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现实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证数据都显示出受过较高教育者的收入较高，这一现象被认为是证实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假设。收入的提高部分被用来度量受教育者个人的收益乃至社会的收益。
萨卡洛普罗斯等人通过对数十个国家教育内部收益率的研究和比较中发现：1.初等教育的收益率（无论是社会收益率或是私人收益率）在所有教育层次中最高。2.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这一现象在大学教育阶段尤为显著。3.所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都远高于10%——发展中国家通常用来表示资本机会成本的标准。4.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高于发达国家相应的收益率（Psacharopouios 1985）。
上述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为各国政府的教育决策提供了相当重要的理论指导。由于教育具有高于社会平均的投资社会收益率，所以政府投资选择中应当给予优先地位。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由于当前高等教育具有很高的个人边际利益，所以把政府承担的部分高等教育负担转移至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身上，将不会导致人们投资高等教育的热情下降。当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普遍面临财政困难，转而谋求私人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可能性时，这一论断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2〕。
1994年开始试点的高等教育收费（并轨）到1997年开始全面并轨。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和个人分担政策的实施，对缓解我国高等教育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项政策能够在短时间得以顺利实行，这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逐步走向完善，而长期存在于收入分配中的“脑体倒挂”现象已基本得到扭转。这充分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如同世界上经济社会发达国家一样，具有正的收益率，即是说，个人的高等教育支出是能够给受教育者个人带来未来收益的。正是在这种预期收益的驱动下，人们（即使是收入还不很宽裕的情况下）对高等教育收费这一政策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宽容和认可。
一般说来，在实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和个人分担政策的前提下，影响受教育者个人教育投资决策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决策人对个人教育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判断。当高等教育具有正的收益率时，人们投资高教的积极性就会增高，反之亦然。
（二）高等教育管理市场化
现代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尤其是经济化的趋势，促使高校内部更多地采用了市场经济手段进行管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高等教育的资源的来源开始向社会和个人扩散。在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有限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费用开始由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学生上大学的机会开始与其家庭的经济支付能力挂钩。
二是高等教育创造的经济性价值也开始向社会和个人转移。用人单位、个人都能从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三是决定高等教育规模的因素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基本取决于政府财政供给能力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作出的预测，如今虽然政府对高校招生计划仍有控制，但这种力量正在削弱。
可以预见，随着居民个人支付高教费用能力的增强，决定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因素，将基本由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对高等教育需求两部分构成〔3〕。
（三）高等教育成为重要的社会分层资本
随着社会发展与科技革命，教育和文化程度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征。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分层标准，已为更多的人所关注。教育水平与人们职业层次之间的关联愈来愈密切。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分层标准中提出了财富、权力和声望三维标准。在现代社会中，职业却在社会分层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职业已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社会地位，是个人进行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职业环境、职业声望、职业活动的范围、性质等不仅影响着在职人员的社会表现，同时也影响着社会流动的方向。收入、权力和声望的大小皆与职业有关，而职业的确定，大都以高等教育和高学历为基础。因为，通过高等教育可以帮助他们谋求更好的职业，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多的权力和更好的声望。虽然接收高等教育的人不是都能谋得好职业，但至少是大多数人获得较好职业的最重要的依据与凭证，是个人未来职业和收入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社会学家杰克思在《谁将出人头地：在美国取得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一书中，对美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在上大学费用急剧膨胀的今天，人们之所以上大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把学位作为一张获取地位高、收入多的工作的门票。而这张门票是否有效呢？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受过较多教育的男子比受过较少教育的男子所从事的职业地位都要高些，挣钱要多些。即使那些家境一样，考试成绩相同，开始做同样工作的人，到头来大学毕业生也比高中毕业生所达到的工作地位要高得多。而且事实证明，读完中学的男人比具同样学历而没有读完中学的人的收入很可能高15%到25%。相比之下，读完大学的男人的收入比那些具有同样经历而没有毕业的人要多40%。毕业于重点大学的人的收入要比毕业于非重点大学的人的收入要高28%。就是说，高等教育不仅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而且不同级别体系中的大学对人们的社会分层都有较大影响。
在我国，教育程度对人们职业选择的影响是显著的。人们教育程度越高，从事较为复杂的劳动和较为体面的工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尤其是我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还停留在“精英教育”的阶段，许多行业人才缺乏，使得大学生一毕业就可顺利进入职业声望较高的行业。
（四）高等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潜在动力
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不同社会等级层次间地位的变化，是社会学对社会分层的动态分析。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处于不变化之中的。一般意义而言，社会垂直流动机会的畅通与否被视为衡量一个社会封闭或开放的重要标志。垂直流动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与结果，它对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及个人自由竞争都具有积极意义。马克思曾指出：“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交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4〕这说明， 社会流动率的提高是社会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体现。合理的社会流动不仅会使社会分层体系相对开放，为人们争取自身的权益，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提供了机会和可能，而且对拓展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抵触面，加强人际沟通与理解，进而有效地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与开拓进取精神，不断赋予社会以新的活力，最大可能地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原动力”的产业革命，将会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即一场更大规模、更加深刻的科技产业革命；构成了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流动不断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的坚定基础。伴随这场科技产业革命而来的则是高学历层次人才的需求增多。这就决定了个人社会地位的升降将直接受到自身知识与技能的限制，而知识与技能的获取就来自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事实上，许多专业性、知识性较强的工作与行业，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是无法胜任的。
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教育远非一种消费行为，在此意义上，上学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满足或效用。相反，公共和个人用于教育的费用，意在获取生产性‘存量’。这种‘存量’包含在人体中，将来能提供各种服务。”〔5〕而这些服务对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曾对美国社会分层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向35000名 20—60岁的男人发出调查表，问“是什么决定着一个儿子能否取得比他父亲更高的社会地位？”从27000份回答中，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最重要的是儿子接收教育的程度。而克里斯托弗·詹克斯的研究结论与此一样，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谁将领先》一书中通过对美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个青年人的最终地位和工资收益的最明显可见的预兆就是他的受教育年限。”〔6〕
正是以上原因，家庭千方百计地使家庭成员在踏入社会之前能有一个较高层次的学历或学位。
〔收稿日期〕1999—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