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中的矛盾与孔门后学的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门后论文,矛盾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1999）02-0011-（06）
（一）
孔门后学的发展变化是先秦儒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往学者往往根据《韩非子·显学》的观点，认为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并以此线索来探讨孔门后学的发展演变。但韩非是战国末期人物，他距离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相当遥远；韩非又为法家，对儒家素有偏见，曾将儒生列为危害社会的“五蠹”之一。这样的一个人物能否对儒学内部的发展演变有全面准确的了解是很有疑问的。《韩非子·显学》中的这段论述是：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这段材料对我们理解孔门后学的发展演变有一定的帮助，但孔门后学是否如韩非所言分为八派，却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首先，所谓学派应当包括具有共同学术主张，或学术承继关系的不同的人，在韩非所提到的“八氏”中，子思、孟子、乐正子春师承相接，前唱后和，实际只能算作一派，这是有史可据而且尽人皆知的，而韩非却将他们分作三派。
其次，韩非所提到的八氏似乎也不能概括孔门后学的全部。例如，《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的“贱儒”有“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三家，韩非只提到“子张氏”一家；《孟子·离娄下》所提到的率弟子“七十人”的曾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提到的“从弟子百人，设取予去就”的澹台灭明等，显然也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宗师，而他们均没有被韩非列入八家之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韩非所提到八家并非同一时期的人物，其时间先后相差甚远，最早的子张、子思等乃春秋末、战国初人，最晚的荀卿（即孙氏）、乐正子春等乃战国末期人，将他们作为并列的思想流派而论，似乎不妥。因此，简单地将儒分为八作为对孔子死后儒家思想流派的总结，是讲不通的。韩非所讲的“儒分为八”究竟应该如何理解[1]，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对研究孔门后学来说，我们一方面要肯定孔门后学确实发生了分化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又不必拘泥于“儒分为八”的说法，而应另辟蹊径，寻找新的途径和方法，并结合可靠的文献资料，以求对孔门后学的发展情况有一全面、真实的了解。
那么，在探讨孔门后学的发展演变时，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呢？我们认为以下三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探讨孔门后学的分化，必须从孔子的思想出发，从孔子思想的内在矛盾来探求孔门后学分化的原因和发展的轨迹。古代思想家在创立自己学说时，由于其内含的丰富和矛盾性，往往具有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他们去世后往往被他们的后学发展为不同学派，这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孔子创立的儒学也不例外。因此，要搞清孔门后学分化，首先要搞清孔子思想的分化，从先秦儒学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来探求孔门后学分化的真实情况。这种方法可称为“义理考证”的方法。
第二，说明孔门后学的分化，必须要有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孔门后学的分化，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件大事，不可能不被人们所注意，也不可能不以某种方式被记录下来。因此，用确实的文献资料来说明孔门后学分化的真实情况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方法可称作“文献考证”的方法。将“文献考证”与“义理考证”相结合，可以避免“义理考证”所可能产生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真实结论。
第三，探讨孔门后学分化，必须与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孔门后学的分化，固然同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具有内在联系，但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存在密切的关系。因为思想学说总是一定时代的思想学说，促使它发展变化的总是来自现实的原因。这也是历史唯物论的一条基本原则。把这一原则运用于古史考证中，即“历史考证”的方法。
以上三种方法可合称为“三重考证法”，它是古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方法。以下我们探讨孔门后学的分化，即是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的。
（二）
作为古代社会大变动前夕的思想家，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思想体系，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他的仁、礼学说之中。一方面他“以仁发明此道”，通过仁突出了实践的主体性，提出要“志于仁”、“依于仁”，以仁为最高的实践原则；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保留了周代以来的礼乐制度，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表现出对外在礼的肯定和重视。对于孔子来说，他是想通过仁、礼范畴，说明儒家所提倡的“孝悌忠信”既来自人的内心自觉，又是普遍客观的道德规范，建立起内外统一的道德学说，满足社会的需要。孔子的仁或礼，都是内含复杂的概念，由于受所处时代的限制，孔子没有对二者关系做出合理的说明。一方面他提出“仁而不仁如礼何”？肯定仁是第一性的，礼是仁的外在形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克己复礼为仁”，礼又成为第一性的，仁是服从礼的。这样，孔子思想中便蕴含着一种矛盾：道德实践活动到底是来自主体的仁还是依从外在的礼？与此相应，在修养方法上，是向内反省体认还是向外察识认取？对于二者，孔子似乎都有论述、都有肯定，根据对孔子思想的不同取舍和理解，便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学派来。如果说孔子生前思想中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的话，那么，在他去世后，这一矛盾则被他的弟子们发展起来，并形成“主内”“务外”两大派别。因此，孔门后学的分化是沿着孔子思想中仁、礼的矛盾发展起来的。
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中最早立派的大概是有若与曾参。据《孟子·滕文公》记载：
昔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可尚已。”
这是关于孔门后学立派的一个重要材料，通过这个材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孔门后学分化的一些真实情况。子夏等人以为“有若似圣人（孔子）”，表明在他们看来，有若思想接近孔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是孔子的当然接班人，他们欲尊有子为师，以有子为孔门正统。值得注意的是，子夏等人在拥立有子时曾“强曾子”，这大概因为当时曾子在孔门中已颇有影响，并对有子的正统地位不予承认，所以子夏等人才强迫他接受。从上述材料看，曾子并不为子夏等人所动，他的一段表白在赞扬孔子人格高大不可企及的同时，也暗讽了有子等人不自量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孔门内部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有子、曾子二人的立派在《论语》一书中也可找到证明。今本《论语》记载孔子学生的一般用字，惟独曾参和有若称子（冉有和闵子骞偶称子，又当别论）。这说明曾参、有若在孔门弟子中地位较高，是孔门弟子中较早立派者。因此历史上一直有人主张《论语》一书可能是他二人的弟子纂述的。另外，《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门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有若弟子的记录，这也说明他二人确曾自立学派。
有若，鲁国人，字子有，少孔子33岁（一说42岁）。《礼记·檀弓》曾记录他与曾参对于孔子论“丧”一段言论的争论。曾参听孔子讲过“丧欲速贫，死欲速朽”的话，便以为这是孔子对“丧”的见解。有若却大不以为然，认为这不是孔子所说的话。曾参反复强调他和子游都听孔子讲过这样的话，有若便指出孔子讲这样的话一定是有原因的。曾参将有若的话告诉了子游，子游赞叹道：“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原来“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是孔子针对桓司马为自己制作石棺、南宫敬叔聚敛宝物而发的，并不是他对丧葬的观点，曾子断章取义因而造成了误会。听了子游解释后，曾子问有子怎么知道的，有子回答说：“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有子对于传闻不人云亦云，而是根据自己见闻做出分析判断，可见是颇具有独立的精神的。他能得到子夏、子张、子游等人的拥护也就不奇怪了。
今《论语》记载有子言论三处：“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三处言论均注重行为规范、注重礼；《论语》记载曾子言论十三处（详后），均注重内在心性，注重仁。前者外向而乐群，后者内省而体认。可见，有子、曾子实开孔门后学“务外”、“主内”两大派。其中，有子属孔门的外在礼乐派，强调通过外在的礼来约束人的言听视动；曾子属孔门内观的心性派，强调内心的自我完善。“主内”、“务外”两派从不同方面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和礼学。
（三）
有若立派不久，孔门后学又发生分化，原因可能是有若学识不够高，难以服众。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子弟子进问曰：
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谤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翟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翟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翟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无法回答弟子提出的问题，因而遭到弟子的责难，其中“此非子之座也”一语即表示对有子“宗师”地位的否定，这样以来，曾经支持有子的子夏等人可能后来也纷纷立派。据《荀子·非十二子》，当时立派的“贱儒”有子夏氏之儒、子张氏之儒、子游氏之儒。另外，《韩非子·显学》也提到子张氏之儒。由此推测，孔门弟子中有若、曾子、子夏、子游、子张都先后建立自己学派，孔门后学的分化正是由他们开始的。孔门后学虽分化为几派，但从思想倾向来看，则主要分为两派，即“主内派”和“务外派”，前者重视孔子的仁，后者重视孔子的礼，这一分化显然是和孔子思想中仁、礼的矛盾密切相关的。
有若虽立派较早，但影响不大，以后真正发展有子“务外派”的是子夏。子夏讲学西河，为魏文侯师，在当时影响很大。这样，曾子与有子的对立，演变为曾子与子夏的对立，曾子、子夏代表了孔门后学发展的两个方面。
1.曾子“重仁”、“内省”的思想
曾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少孔子46岁。孔子在世时，曾参由于年少，入师门较迟，未能如子路、子贡等人经常参与讨论问题，在孔门弟子中地位不高。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大都离开鲁国，纷纷前往他国讲学。而曾子却留在鲁国，并终老于此。这就使他被视为洙泗之学的正宗传人，声誉、地位大大提高起来。曾子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
（1）重仁 曾子十分重视孔子的仁，他这方面的论述很多， 如“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把实现仁看作是值得全力以赴、生死以求的大事，表现了对仁的高度重视。又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这是从个人进德修业的角度，说明时刻不忘追求仁。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可见，曾子言仁是和孔子相通的，他的主张即来自孔子，并深得其精要。曾子还以“忠恕”解释夫子之道，表达了他对孔子的特独理解。《里仁》篇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为“恕”，“己欲立而立人”为“忠”。我们知道，孔子的“一”是指“仁”，并不等同曾子所说的“忠恕”，但在孔子的诸多言论中，“忠恕”又确实是较接近仁的。曾子以“忠恕”言“夫子之道”，是和他“主内”派的立场相符合的。
与重仁形成对比，曾子对外在礼仪有所忽略。他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泰伯》）笾豆之类的礼节仪式有专人负责就行了，而不需要每个人都去实践。又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学而》）子张追求言辞仪容，缺乏对内在品德的体会，曾子批评他难及于仁。
（2）重“内省”
曾子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曾子的“三省吾身”作为一种修养方法主要是通过对行为的及时检讨和反省，达到内心的自觉，它的特点是向内下工夫，而不重视外在的具体事为。孟子曾用孟施舍之勇与北宫黝之勇的不同对曾子的修养方法进行了说明。他说，北宫黝养勇的方法是在每一件事、每个人面前自己都要无所畏惧；而孟施舍养勇的方法则不是这样，他只需培养“无惧”之心，有了这“无惧”之心，在每一件事上、每一个人面前自然也就无所畏惧。孟子认为“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孟子·公孙丑上》）。这也就是说，曾子只在内心上下工夫，子夏却在每一件事上下工夫，曾子的方法可以称作“守约”，子夏的方法则是“博学”。
曾子强调通过内省培养人格、气节，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他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以后孟子提出“养心”、“养气”说，和曾子的“内省”无疑具有内在联系，从学术传承看，曾子之学二传至孟子。可以说，孔子仁学经过曾子、子思传播到孟子发展成一个高峰。曾子之学成为孔孟间的一个发展环节。
2.子夏“重礼”、“博学”的思想
子夏，卫国人（一说温人），姓卜名商，他是孔子晚年弟子中较著名的一位，《论语》中有关子夏的记载有18处之多，在孔子晚年弟子中是最多的。孔子去世后，子夏进入三晋，讲学于西河，为魏文侯师，一时影响颇大。子夏十分重视礼，他创立的西河之学主要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子夏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下面两个方面：
（1）重礼 与曾子重仁，重视主体的自觉不同， 子夏把外在的礼看作是修己成德的重要手段。这一重礼的倾向在他与孔子论诗时表现得很明显：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绘事后素”和“礼后乎”的“后”都是先后的“后”，而没有“第二位”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先天的“质”都必须在后天中经过礼的熏陶和培养。这和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孔子对子夏大为赞赏，给予很高的评价。可见，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子夏“在孔门中已背离了孔子的基本思想，而趋向政治化和功利化”。子夏重视礼与曾子重视仁一样，都是对孔子思想各取一面，而对另一面均有所忽略罢了。孔子曾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正是针对子夏过分重视外在礼节仪式而发。但不能因此认为孔子否定礼仪的重要性。孔子曾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赡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或，而不猛乎。”（《尧曰》）说明孔子对礼仪也是十分重视的。
子夏重视礼，主张修己要循序渐进，在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事务中循礼而行。他实际是把礼自外对人的约束看作成德的根本，围绕这个问题，他和子游有过争论。《子张》篇云：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游认为修己应当先本后末，子夏一派只注重“洒扫应对进退”等礼节仪式，是舍本逐末的表现。对于什么是本，子游在这里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不难看出，他所谓的本即是孔子所说的仁。朱熹认为子游“敏于闻道而不滞于形器”，明人焦竑也说子游一派“舍事而谈理”，这是用理学的语言揭示了子游重仁轻礼的事实。子夏不同意子游的观点，他认为本末是不可以截然分开的，“熟先传焉，熟后倦焉”？要把二者截然分开，也许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不应把实践礼仪仅仅看作入德的门径，看作是末，而应该把实践礼仪看作是德本身，是本。可见，子游、子夏在仁礼、本末问题上认识是对立的。子游、子夏虽同出于有子一系，但子游似乎更接近曾子“主内”一派，而与有子、子夏有别。子游与子夏的争论，也即是“主内派”与“务外派”的争论。这两派的争论贯穿于儒学思想史的全部发展过程中。
（2）博学 与注重外在的礼仪相应， 子夏的眼光侧重于向客观世界的探求，十分注重学习。他提出“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子张》），又认为“虽小道必有可观”（同上）。所谓“小道”，朱熹解释说为“农圃医卜之属”，孔子认为这是君子所不为的小人之事，但子夏却十分欣赏，认为必有可观、可取之处。子夏又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这些都是子夏博学的表现和反映。需要指出的是，子夏主要是从伦理实践方面来谈知识的获得的，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这和孔子“学”“习”、“知”“行”统一的思想是一致的。可见，子夏在客观方面继承了孔子的“礼”，在主观主面则吸取了孔子的“智”，他“重礼”、“博学”的思想和孔子是一脉相承的。与此相反，他对仁则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解释：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这是以智性理解仁性，把仁归结为“博学”、“切问”、“近思”、“笃志”等认识活动，它和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命题有相似之处，而与孔子对仁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子夏的这一思想对荀子影响很大，子夏成为从孔子到荀子的一个中间环节的代表人物。
曾子、子夏代表了孔子以后儒学发展的两个基本方向。他们分别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和礼学，使孔子思想中的矛盾表面化，并进一步影响了孟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孟、荀的不同在一定意义说就是曾子和子夏不同思想倾向的延继和发展。”“正是因为孔子弟子发生思想分化，才有后来孟荀从不同角度对孔子思想的深化。”[2]
（四）
孔门后学的分化，也与当时社会历史环境有密切关系。曾子、子夏分别活动于鲁国、晋国，两国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中，两国也出现了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在这里西周的宗法礼乐制度得到较好的贯彻，形成了“重德”、“尚礼”的历史文化传统。史书称：“俗好儒，备于礼。”（《史记·货殖列传》）然而到了春秋末年，鲁国的礼乐制度出现了严重危机，周礼形同一纸空文，日益失去束缚人心的力量，“乱臣贼子”当道，“僭越”、“违礼”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面对这一现实，孔子从鲁国的文化传统出发，他以“吾从周”为己任，以“为仁由己”为手段，试图通过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重新恢复、建立尊卑有序的礼制社会。曾子居洙泗之间，他发明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以“吾日三省乎吾身”把孔子思想向内省体验一面发展，终于成为孔子后学“主内”派的代表人物。
晋国与鲁国不同，处于戎狄等少数民族集中活动的地区。“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左传·昭公十五年》）面对这一形势，它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立国方针，即沿袭夏代的统治手段，并顺应戎狄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礼俗制度，不强制推行周人的制度。在诸侯列国中，晋国不同于东方齐、鲁，而与西方秦国相似，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无疑和它的这一立国方针有密切关系。子夏由鲁入晋，讲学于西河，为魏文侯师，不能不对他的学术作出适应社会需要的改造。他突出礼，援礼入法，使礼法结合起来，为中央集权政治服务；提倡“学而优则仕”，表现出政治化、功利化的倾向，都和晋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蒙文通先生说：“地方色彩可以说是先秦诸子思想的主要标志。”[3]曾子、子夏能分别发展出不同思想倾向的两个学派，鲁、晋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是一个重要原因。
收稿日期：1998-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