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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506(2012)05-0004-08
中国经济增长目前呈现出两极，一方面是中西部地区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减速明显，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从2008年开始，经济逐年下滑，2012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仅为2007年的一半。发达地区经济如果不能成功实现转型升级，恢复竞争力，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则可能直接导致全国经济减速。如找不到解决之策，则意味着其他增长区会紧随其后经济逐步走入下降通道。本文希望通过探寻经济增长从加速到减速的核心原因，找到一条通过持续地效率改进，提升竞争力，推动中国发达地区进行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探讨中国未来的发展。
一、生产效率提高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提高生产率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但提高生产率的方式却有很大不同。纵观全球，经济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是成熟经济体走均衡发展路径，通过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激励企业依据需求进行创新竞争，不断提高效率赢得竞争优势，以此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二是发展中国家走赶超型发展路径，即政府看到工业化带来的巨大效率改进，通过动员储蓄、人力，投入到工业部门中，强化结构干预，再依据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获得赶超速度，即“结构”推动生产率提高。
每一条路径背后均有理论体系的支撑，发达国家所走的均衡路径被描述成内生增长的理论范式，它建立在卡尔多六个典型化事实基础之上。在这里劳动和资本供给是稳定的，劳动资本分配比例是不变的，在增长理论中没有结构，只有技术进步，内生增长又增加了人力资本，描述了一个比例永远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而且所有国家的经济生产函数结构、增长速度都将趋同，增长来自于生产率的提升。发达国家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产生了大量的生产效率核算，生产率被分解为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全要素效率等，生产效率改进是经济增长和国与国竞争的核心，也是国家增长差异的来源，劳动生产率本质直接表现为人均GDP的增长，没有持续的劳动生产率的改善，经济增长必然停滞。而所有有关企业效率改进的命题都与市场竞争激励密不可分，市场竞争是推动效率持续改善的关键。
后发国家的发展范式则遵循了另外的五大定律，钱纳里等(1986)[1]将其归纳为：1)恩格尔定律，即产业结构演变直接受到恩格尔定律的需求牵引，从传统农业转向工业化；2)刘易斯定律：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工资等于转移劳动力的生存成本；3)H-O贸易模型和巴拉萨效应，指出了后发国家的国际比较优势和部门传递调整；4)库兹涅兹观察到的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和增长速度有着系统性的差别，有结构性效率差异，即如果将资源直接干预性配置到高效率部门，将会得到结构性效率改善的回报；5)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口出现变化趋势，即一系列因素导致人口增长加速，尔后又使之减速，人口结构转变推动了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这五个规律直指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因素是结构变化，而且结构变化直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出现赶超速度。概而言之，即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同发达国家的增长过程有着实质性的区别。正是因为有明确的结构性机会，政府干预走出“贫困陷阱”是必然的选择，主流意识和政府干预行为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内生性选择。
新的增长理论也在不断演进，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以“卡尔多事实”为基础，强调规模收益递减、资本—劳动比例均衡、增长率收敛等，建立了均衡增长模型。近年来出现了很多新的经济发展事实，被学者归纳为“新卡尔多事实”，发现范围经济(城市化和全球化推动范围经济)、可共享性资源(非独占性资源)能够推动规模收益递增。如教育、制度、思想等都是可共享性的资源投入，并能获得规模收益递增的新生产要素，突出人口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提炼了加速增长、收入增长和TFP增速差异以及人力资本决定报酬差异等特征事实，加入了一些结构性特征，但仍限于总量生产函数。这些理论虽开阔了视野，但没能给出新的完整的增长理论。
发展中国家在经过多年赶超之后普遍突破了“低收入陷阱”，但目前又遇到如何从赶超国转向可持续增长的发达国家的挑战，世界银行将之归纳为“中等收入陷阱”，提出赶超策略已经不适用于中高收入阶段的发展。大量有关国际经验比较方面的文章提供了更多事实和计量分析(巴里·艾肯格林，2012)[2]，提出了减速识别准则，认为一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3.5%，人均GDP高于1万美元的国家，如以某年为界限，与前7年相比，后7年的增长速度下降2个百分点即为减速；进入减速的因素包括该国与发达国家人均GDP差距的距离以及人口结构转变、贸易结构、工业化转变等结构变化。从国际经验看，中国从1978年到2007年完成第一个高速增长的30年，这一增长在全球看来是迈进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第一次高冲击。与中国同样持续了30年增长的国家很多，包括拉美国家，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完成了持续30年的高增长，人均GDP达到5 000～8 000美元的水平，此后经济停滞了很长时间，现在再次起步。中国2010年人均GDP超过5 000美元，刚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发达地区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而发达地区的经济减速自2008年起就已经非常明显，如何转向可持续发展是现实直接给我们提出的命题。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所作的大量国际比较分析中我们发现：1)从发达国家发展的路径来看，结构性减速是普遍的，特别是当一国经济结构从工业化转向服务业后，增长速度放慢，发达国家表现为服务业效率从高于制造业逐步转向与之相当的水平，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但效率改进速度慢于制造业，所以减速特征明显。但随着服务业全球化范围经济的加大，服务业效率仍在持续改进(见图1)。2)赶超中国家的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比率逐步接近于发达国家，即原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会压低劳动报酬份额，刘易斯拐点后劳动报酬份额不断上升，这就意味着不断追加资本可能越来越无效，必须投资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才能驱动经济持续发展。3)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效率始终低于制造业效率，因此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过程会直接降低劳动效率，从而减低经济增长速度。若设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1，则后发的拉美、东亚国家和中国的服务业效率均值在0.6，而且仍在下降(见图2)[3]。如资源配置在服务业上过快增长，则经济减速就更为明显，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减速都与此有关。当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是必然的，工业化赶超直接提高了经济效率，但产业结构服务化在发展中国家似乎没有了系统性的效率提高，反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因此后发国家从工业化向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再转变的核心，是提升服务业效率，其重要性远高于政府干预资源向服务业配置。
图1 产业效率演化的不同路径
图2 亚非国家服务业效率下降趋势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提升劳动生产率始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但发展的阶段不同提升效率的方式则不同，发达国家靠市场竞争进行自然演进，而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工业化”赶超过程，不论路径如何，衡量经济增长成不成功的核心仍在于生产率能否得到改进。特别是在后发国家赶超到一定的收入阶段之后，如中高收入阶段或接近高收入阶段这一时期，剩余劳动力没有了，“干中学”效益不多了，经济结构不改变则赶超下的政府干预策略往往会导致资源的结构错配，劳动生产率不断损失，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正处在中高收入发展阶段，而发达地区特别是一些核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宁波等，在2010年人均GDP陆续超过人均1.3万美元，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区间。但这些地区的人均GDP增速也明显下滑，如上海在2007年GDP增长率达到近30年的顶峰15.2%后，2008、2009年增长率仅为9.7%和8.2%，2010年回升到10.3%，2011年又降至8.2%，2012年上半年仅7.2%，不及2007年的一半。北京、广东和浙江的情况也是如此。以2008年为界，前7年与后5年的增长速度相比，上海、北京、广东、浙江平均下降3个百分点以上，符合国际上普遍讨论的减速原则。虽然其中有国际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外部冲击以及政府主动进行结构转型等原因，但发达地区潜在增长率下滑的趋势十分明显，经济很难再维持原有增速，甚至面临发展停滞的风险。
很多发达地区省份的政府仍希望通过更强大的产业政策、数量化的转型指标来强力推动转型，加大投资，保持经济增长，但这实际上已经不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规律了。我们认为，当前应改变这种发展主义理念，转向成熟经济体那种依托市场激励、放松管制、强化竞争机制，以效率持续改进的方式推动经济的转型与增长。
二、持续效率改进引导转型升级
转型升级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构转变和品质提升。经济结构转型受到效率提高和广义恩格尔定律的牵引，而品质升级表现为企业依据需求进行产品创新，即纵向创新提升产品质量进行替代，横向创新增加产品多样性以满足需求选择，市场竞争是转型升级演进的核心机制。转型升级必须建立在提高生产率的基础上，无利可图难以驱动转型升级，而生产率的提升必须依靠生产方式的转变。传统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差别就在于生产方式，同样，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差别也表现在生产方式上。现代生产方式的表现是生产的分工深化，获得规模化生产能力和规模收益，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现代生产方式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产品创新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资源从低效率的农业转向高效率的工业，从高效率的工业转向更高效的服务业，在此过程中也推动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直到产业间效率均衡，结构稳定。生活方式则体现在广义恩格尔定律上，即从食品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拓展到物质消费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因此，人类的需求结构会牵引着产业不断变化，服务业比重会越来越高。在可贸易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供给结构不一定与需求结构完全吻合，供给结构更多地服从效率原则(比较优势)。但从全球范围看，广义恩格尔定律又是决定性的，服务业需求比重持续提高。
从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看，将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进行分解，可发现最大的贡献者是各国产业部门的比重和该产业部门效率变动的乘积。如果服务业的比重持续提高，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但服务业效率改进又慢于制造业效率变动速度，则整个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欧美国家进入高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减速就是受到上述规律的影响。服务业比重提高是因为受到广义恩格尔定律牵引，而服务业可贸易水平低于制造业，由规模引致的效率持续改进要低于可贸易水平高的制造业。随着全球服务贸易的加速发展，这种局面会得到改善。
纵观发达国家，由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和服务业不可贸易导致的效率改进速度慢等因素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但也成就了这些国家比较均衡的经济结构。其保持竞争优势和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仍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效率改进，尽管各国策略不同，如德国更倾向于制造业，英美更倾向于服务业，但效率改进是核心。而效率改进的背后是市场激励、人力资本、企业竞争力提升，以及政府和社会协调效率的改善。
图3 中国发达城市第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第二次产业劳动生产率=1)
按照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初期第二次产业劳动力比重在40%～45%的水平和第三次产业劳动力比重在50%的情况，2010年中国发达省份的核心城市经济体大体相当于发达国家在那一阶段的发展水平。这些城市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将处于规模收益递增向收益递减演变的转折阶段，是从要素投入型的规模扩张增长阶段向效率驱动的集约和创新型增长阶段过渡。
发达地区核心城市的经济增长减速与发达国家类似。城市化水平超过70%，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而服务业劳动效率快速下降，特别是2004年以后全部低于0.9，现在基本维持在0.7～0.9之间，仍有下降趋势(见图3)。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人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必然导致人均GDP增长速度下滑。
我国的发达省份特别是发达省份的中心城市遇到的问题是后发国家普遍会遇到的，即产业结构服务化并不像工业化那样容易产生规模收益递增的赶超效率。工业化时期引进先进设备就能获得“干中学”的技术进步，大量工人被工业设备的分工需求所武装，只要有市场规模和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大规模制造就能产生，中国就是成功的例子。但现代服务业并不是通过购买设备就能建立起来并形成大规模生产的现代生产方式，相反，其核心是以市场化分工水平和制度保护为根本建立的，所以服务业的发展很容易走上二元结构道路。即一元是国家干预下建立的现代服务业，一方面如金融、电信、公路、铁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由于投资大、效率高、利润多，这些部门多由国家投入，迅速形成巨大的国家垄断部门，私人部门无法进入；另一方面如教育、医疗、给水、排污等与民生需求密切相关的部门，对于这些部门政府采取了补贴的方式，从而扭曲了价格，也阻碍了这些现代服务部门的供给和发展。垄断、管制和价格扭曲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服务体系中，导致这些部门难以在市场激励下快速发展和提高效率。中国目前教育难、医疗难、行路难和银行部门“赚钱赚得不好意思”等都是这方面的写照。服务部门的另一元则是可以准入的服务业，如餐饮、软件服务、动漫、影视制作、快递物流、中医保健等，由于缺少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和产权保护，恶性竞争的结果导致这部分服务部门始终处于低劳动生产率状态，现代服务业难以规模化发展，更难产生国际竞争力。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劳动效率的持续提升非常艰难，不是通过大量堆积资源就能发展起来的，如果不能放开管制、消除扭曲，让现代服务业部门快速发展起来，大量资源就只能集中在传统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几乎是“零”，而恶性竞争更损害了他们的规模化发展。
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长期受到垄断、价格扭曲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困扰，服务业的就业大量集中在传统部门，效率远低于工业，而且服务业规模扩张不足，效率改进困难，但最严重的还是垄断、公共服务价格扭曲和制度保障不利。而制造业效率由于廉价劳动力、土地、资金、环保等投入要素的价格上升，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只能从以低价、大规模、标准品制造为主的生产模式转向以需求定制推动产品创新为主的生产模式转变。不论是服务业放松管制、纠正价格扭曲，还是制造业的生产模式转变都离不开市场竞争、回报激励和制度产生的有效竞争保护。
面对这一挑战，重返工业化时期以干预资源配置促进增长的方式已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核心是转变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模式，放松管制、消减扭曲，让市场竞争主导产业的发展，企业效率能持续改进，产业不断演进，把政府作为的重点从干预资源积累转到推动反垄断、产权保护等制度建设和提高公共服务上来，推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持续改进效率。
三、重塑发达地区发展的动力
当前应重塑发达地区发展的动力，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探索积累宝贵的经验。发达地区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城市，尽管通过一些地区的城市布局重构能解决区域发展平衡和短期投资等问题，但探寻创新的动力全部来自城市动力的重塑。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持续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保持经济活力，特别是通过市场制度建设消除垄断和扭曲，推动产权保护，强化市场竞争力；二是优化经济—社会空间资源配置，保持城市发展的持续积聚、创新和提升生活质量的能力。政府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和自身能力建设，积极推动市场竞争，并提供超越市场基础配置的额外激励，让高效率的企业和产业部门顺利扩张；通过规划、标准、管制、产权保护等法规和制度建设，高效率地服务城市发展，将经济活力和城市空间优化协同发展，构造新的发展动力。
(一)市场竞争和政府激励推动效率持续改善
发达地区的核心城市其未来的经济增长已经从赶超阶段转向以持续改进效率引导转型升级的创新发展阶段。依据国际经验，市场竞争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通过市场竞争淘汰那些没有创新的企业，推动创新企业脱颖而出，政府要为市场竞争奠定持续的制度基础，为企业持续地效率改进提供额外激励，推动高效率的企业和部门顺利扩张。
持续为市场竞争提供制度建设包括市场秩序保护以及反垄断、放松管制等，更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等物权保护制度建设，为市场竞争扫清障碍。政府在保护竞争的同时增加激励，包含了三重意义：一是高效率的企业和产业需要得到“研发费用抵税”等减税政策激励，以及金融支持等直接激励政策；二是强化节能减排、食品质量、绿色环保等强制性标准，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技术的更新改造，并适度提供消费补贴等政府激励，如德国对新能源使用的补贴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应用；三是扫清束缚现代企业和部门高效率发展的羁绊，让人才、资金向高效率部门聚集。当前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羁绊过多，导致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以持续推动效率改进为目标的激励特征不同于以往的数量化的直接干预模式，而是更多地采用调整市场激励参数的方式，推动以市场竞争为主导的激励模式，这也是源于创新发展阶段的高风险性特征，它不同于模仿——赶超阶段，政府可以直接进行数量化干预。未来要通过政府转变干预方式和激励目标把握全球经济在创新发展方面的机遇。
未来全球创新发展的机遇包括三方面：
一是提升全球服务业的可贸易比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服务业的可贸易比重不断提高，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兴起、普及和应用，服务业可贸易规模成为全球贸易的新推动引擎，全球服务业可贸易比重会从现在的20%多在未来10年增长到50%。美国是这一趋势的主导者，服务贸易占其GDP比重超过50%，而制造业贸易只占10%。IT平台极大地降低了传统商品的单位运输成本，例如电子图书极大地降低了传统纸质书籍的运输、储藏和复制成本。目前最为国内熟知的IT贸易平台是苹果公司将IT技术嫁接到手机上的iPhone和iPad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全球的知识产品几乎都可以在苹果公司的定价平台下进行贸易[4]。
在不远的未来，金融、医疗、教育等远程服务也将逐步开启，这将直接加大服务业的全球化发展。而国内发达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一般，服务业的可贸易比重不断加大必将推动服务业的范围、规模经济的持续扩张以及效率的持续改善，以服务业可贸易比重为抓手推动发达地区服务业效率的持续提高。
二是绿色更新周期。绿色更新周期是指绿色消费和低碳技术推动的全球设备和居住的更新改造周期。设备低碳改造周期预计10年，居住绿色消费更新则要长达30年以上。绿色更新周期对制造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欧洲是主要倡导者。2005年欧盟委员会推出“里斯本战略”，明确了欧盟经济增长方式的未来新趋向：创新工业和科技体系，大力发展低能耗、高附加值、高产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绿色、低碳、环保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11年3月，“欧洲2020战略”决定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未来10年的战略重点：欧盟将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至少20%，同时将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20%，能效提高20%。自此，节能减排已经成为欧洲未来10年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2050低碳经济路线图》以倒推的形式分析了完成上述转变所需要的能源计划。与服务业不同，低碳经济发展与我国原有的制造业工业基础可以实现较好地对接。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关于节能减排和传统产业改造计划是符合绿色更新周期的，发达地区在这方面应该起到领先作用，特别是制定更高的绿色标准，为绿色更新提供金融服务，加大绿色能源、循环经济的消费补贴，以此推动制造业的更新改造和创新发展[4]。
三是新兴经济体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制造业转移和转型。随着整个新兴经济体GDP的快速增长，一个富裕的中间阶层逐步在全球形成。国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促进了居民消费，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也在不断提高。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生存消费基本得到满足，转向生活质量提升阶段。这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转移和转型的机会，一方面可以进行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可以进行创新转型，企业通过纵向创新提升产品质量，进行产品的更新替代，通过横向创新增加产品的选择性，满足多样化需求。
(二)增强能力建设，提升城市竞争力
我们依据英国发表的《Benchmarking Global City Competitiveness》报告来探讨城市优化经济—社会空间资源的几个方面(见表1)。
1.经济活力(Economic Strength)。从表中可见，中国的经济体在这一指标上优势明显，上榜的城市中除了部分低于纽约、东京外，得分高于其他排名靠前的国际大都市，这说明中国发达地区的城市在经济活力上是有国际竞争力的。
2.物资资本(Physical Capital)和金融成熟(Financial Maturity)。这两项指标均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但应注意的是，除北京、上海和深圳低于前6位城市、水平较高外，其他城市相差较远，金融分布不够均衡。
3.制度效率(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制度效率的细类指标包括财政自主权(Fiscal Autonomy，权重占比最大，为28.6%)、政府效率、税(包括增值税税率和税制，占比14.3%)以及法律执行和民主等，这说明城市的成熟需要更多的财政自治。中国当前城市发展受到严重落后的财政体制羁绊，没有核心稳定的地方税种和融资权利等，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的城市公共福利支出，但却没有相应的财力进行匹配，只能靠卖地维生，如此很难为城市提供一个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能力基础。
4.社会文化和人力资本。社会文化方面的主要差距来自于文化开放、文化的多元化和活力；人力资本方面缺乏企业家精神以及教育质量等，但总体来看，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在国内靠前，在全球处于中上水平。
5.全球吸引力。世界500强企业的进驻、国际航班次数、全球领先的大学、有影响力的国际会议、著名智库注册数量等，在这方面中国城市还有很多可进取和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在软实力的引进方面应给予同等重要的关注。
通过比较可发现，未来发达地区核心城市的赶超之路不仅仅来自于经济赶超，更重要的是政府服务、开放和人力资本方面的赶超，要让城市成为聚集资源、创新和服务的中心，提升城市竞争力。
四、发展策略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的发达地区未来发展转型升级的策略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明晰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强化市场竞争实现转型升级的机制调整，而不是重新回到产业干预政策的老路上；二是效率持续改进应成为发达地区转型发展的核心目标，推动服务业的贸易水平，将服务延伸到全国和全球，通过服务业效率的持续改进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和扩大服务规模；三是保持制造业优势，提升其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是根本，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特别是要抓住全球绿色创新的技术进步趋势，通过政府引导创新；四是通过金融、税收等手段实现以“效率持续改进推动转型升级”的目标[5]。
营造适合经济转型的市场环境，政府首先要转型，为市场竞争扫清障碍，建立市场制度，推进市场化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力争把政府建设成为行政效能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费最少，同时要以城市为中心建立相对独立性的财政和金融体系，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发达地区经过近年来的转型升级实践已经取得成绩，未来应更加艰苦地探索以效率持续改善引导转型升级的道路、健全市场经济体系、加强政府能力建设，重塑城市功能，为我国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找到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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