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困境与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困境论文,重构论文,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向何处去？在经历了对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的反思和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吸收和借鉴之后，面对着飞速发展的实践向理论提出的越来越强理论烈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无法不正视这一问题了。
一、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标志着以国民财富增长和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的产生。嗣后的一、二百年间，经济学的研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而深化，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分析工具也越来越先进。在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一方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和屈辱，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国门的洞开也使得现代科学文明之光照了进来。20世纪初，许多有志之士负籍渡海求学，以图科学救国。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为中心的经济学研究机构。一批在英、美受过正规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者们开始在国内开展经济学的教育和经济。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学者主要是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工具分析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制的物价指数（称“南开指数”）以其科学、可靠得到了国内外的认同，声誉超过了国民党政府编制的物价指数。但是，连年的战乱使得教育的研究时断时续，难以发展。
经济学总是受着政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一波三折。大体上看，建国后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建国初到七十年代末。这一阶段，人们将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奉为圭臬，并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蓝本，结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观点纲领来构建新中国的理论经济学，这一时期的理论经济学沿袭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传统，将研究对象规定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开展生产力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研究。同时，研究生产关系的重要特点是证明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和为现行的经济政策作理论上的诠释。在研究方法上，单纯进行规范分析，以经典作家的一些论点和设想作为理论发展的前提假设，进行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演，不但没有充分重视发展的经济实践，有时甚至用一些僵死的教条束缚和指责实践的发展，使得理论僵化、停滞，结果背离实际。同时，不进行定量分析，单纯进行定性分析。认为定量分析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种欺骗伎俩，是其庸俗化的表现，不重视各种经济变量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使政策的制定有时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在理论体系上，只沿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分析框架，但是重视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轻视交换和消费过程，个别阶段甚至认为商品、货币的市场关系是资本主义残余，必须加以限制，以致逐步消灭。这种研究体系割裂了经济运行的过程，是不完整的。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有独立见解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但是，在极“左”的环境下，往往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给戴上一顶顶反动的帽子。因而，总的看来，这一阶段的理论经济学是沉闷单调的。
第二阶段是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实践打破了理论经济学沉闷的局面，人们一方面开始深刻反思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从理论支点、体系框架、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对传统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要求抛弃那些陈腐的教条和脱离实际的理论演绎，而正视活生生的实践，并为改革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经历了三十多年学术上的自闭之后，人们开眼望世界，发现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都有许多新的特点和变化，因而开始大量地学习和吸收。十多年的接触和学习了解使中国的学者开拓了视野，启发了思路，从而为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角度和充足的养份。
这一阶段，理论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成就有：（1）打破了“左”的思想藩篱，开始对计划经济理论进行反思，逐步摆脱了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标志的“苏联范式”的影响。根据改革的实践，开始重新构造中国的理论经济学。（2）改变了将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局限于基本经济速度方面的状况，把视野扩展到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方面，探索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行为规范和经济进行机制，这样就从根本上回归了经济学的本义。（3）在研究方法上，大胆借鉴，运用现代经济科学的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动态分析等方法，具体分析各种经济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以及经济政策的作用、机制和连动效应，建立了一些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模型，为改革提供了指导。
但是同时，这一阶段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1）从整体框架和结构上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经济理论，只是加入了一些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其结果是在许多问题上分析的最后逻辑不能一致，同时，诸如计划经济、商品经济、计划、市场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仍未梳理清楚。（2）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的情况，一些人简单地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或模型运用于中国经济分析，而不考虑各种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和前提，其结果要么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废话，要么是毫无意义的错误结论。
从九十年代初起，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目标模式的提出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传统的经济理论以及对它的简单修补已经不能更强有力地适应对现实的解释力。因此，理论界迫切地感到要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对理论经济学进行大胆地创新和重构，以建立一套体系完整、逻辑一致、符合实际并能为改革和发展提供指导的经济理论。目前，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面临着许多矛盾与困境。
二、理论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经过了改革开放十几年的探索和发展，人们对各种经济变量及其内在联系的认识更加深刻了，理论经济学也逐步跳出原有的巢臼，开始创建从实践中总结提炼出的中国特色的理论经济学。
但是，这种努力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首先，实践的发展仍不充分，理论来源于实践，真正有解释力和生命力的理论必然是实践的总结与升华。目前，改革开始越过了探索式的摸索阶段，但是作为一项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诺大工程，仍有许多方面的问题有待研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仍没有充分暴露。这样，在实践尚未完全展开之时，理论也难以全面地发展。其次，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时而要发作一番，一些自封为理论权威人常常拿着标尺到处判定是非。特别是在改革遇到某些挫折时，总能看到理论上的碰撞。第三，对西方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吸收不充分。很多人生吞活剥，不考虑理论前提和制度环境，而是拿到就用，结果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正是这些多种因素的制约，使理论经济学在重构中仍面临着许多困境。
困境之一：理论的支点难以确立。经济学作为一门发展了二百多年的科学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中国理论经济学不可能完全脱离已有的各种理论流派而另立门户，提出另一套概念和范式。因而在重建中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寻找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支点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大致有三种观点：（1）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在其框架内加入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2）立足于现行的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理论，利用它的概念和范式在某些前提假设稍做变化的基础上研究中国问题。（3）认为理论来源和方法不能是单一的，应首先立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让各种理论与假设在发展的实践中优胜劣汰，逐步提纯，综合形成中国的理论经济学。
这三种思路都会遇到不容回避的问题。有人认为马克思利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较少对于经济运行尤其是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和分析，而这两者也正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籍此，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在大思路上是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相冲突的，立足于此恐难取得实质上的进展。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讲坚持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一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路线，反之则有悖于四项基本原则，是行不通的。对于第二种思路，西方经济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其中包括了许多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和规律，尤其是它对各经济变量及相互关系的研究极为深入，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和转型的大国，许多经济活动的背景和前提是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不同的实践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论，因而企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来推断出政策性结论恐怕难以成立。第三种思路将焦距集中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建设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并以此培植新的理论生长点，推动理论建设，这无疑是一条较为可行的思路，但是它也会遇到一个难题，即最后可能得到的是一堆散落的“金子”，难以用一个一致的逻辑推演将其连通。这是因为在进行发展问题研究时，人们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可能是不同的，而不同的理论对于实践又可能有特别的解释力，因而可能会出现对于一个个具体问题而言，许多理论都能自圆其说，但最终难以将它们统一到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去。
困境之二：现有理论体系的矛盾比较突出。在目前重构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出现了三种体系框架：（1）保持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体系，仍将注意力集中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本质特征等的研究，但在其中加入一些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2）将整个体系分为制度分析，运行分析和发展分析三大块，在制度分析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在运行分析与发展分析中着重讨论经济组织、机制和经济发展问题。（3）只是在导言中略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某些制度特征，而着重分析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各种问题。
这三种体系框架目前在理论经济学著作体中都存在，也有各自的特点和长处。但是，它们都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逻辑分析难以贯彻始终，任何一个理论大厦都是以一些从现实中归纳提炼出的基本假定和前提为根基层层演绎推理，并验证演绎的结果是否与实际相吻合，这样一步步构造起来的。但上述三种体系一般都是在制度分析中沿用传统理论的前提和方法基础进行分析，而在运行和发展分析中则运用西方新古典的前提和方法，这样造成整个体系中前后的基本假定和概念的矛盾，逻辑演绎不一致，往往给人“两张皮”的感觉。
困境之三：理论的发展受到实践的制约。就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逻辑来看，社会实践的需要，经济运行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暴露程度和理论积累的程度是经济学实现大的变革的三个基本前提。前二者与实践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目前，改革进行了十几年，经济活动日益频繁，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仍未充分展开，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如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如何实现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原则如何确立等重大问题仍需要不断地探索实践。实践中的这些矛盾反映到理论上，而理论争论中往往是各执一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和政策主张，而这些解释与主张，因为实践发展的不充分而难以得到充分的验证，因此，一个适应于经济运行和发展需要的、能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普遍规律和一般原理的理论经济学仍受到这些制约而难以一下子形成。
三、理论经济学的重构
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它的创新与重构的任务已经实实在在地落在中国经济学者们的肩上。马克思说过，“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海德格尔也曾指出：“每个问题本身都暗示着提问者所欲求解的方向。”目前改革和实践的发展已经为理论经济学的重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而重构问题的提出也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一成不变地强化地沿着原有的思路和体系去求解答案。
在理论经济学的重构中首先应当完成两项工作：（1）清除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凯恩斯曾深刻指出：“我们大多数都是在旧说下熏陶出来的，旧说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困难不在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中的许多观点，如资产的实物观，劳动力非商品观，重速度不重效益等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仍很大，因此在重构的道路应首先扫除这些障碍。（2）加强对现代经济学方法和理论的学习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现在理论界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学者对实际情况把握的很清楚，分析判断问题常常有一种直觉般的敏锐，但由于他手中缺少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因而难以从中提炼出前沿的理论，难以同国外学者对话，无法对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做贡献。另一方面，一些在国外受过正规经济学训练的归国学者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工具运用得较娴熟，但是由于对实际的把握不透彻，在分析问题时总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而真正有成就的学者都是能娴熟运用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又对中国的现实有着深刻的理解。
其次，中国理论经济学的重构应重点研究两个问题：体制转换与经济发展。前面已经指出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构建不能抛开已有理论完全另立一套范式，它只能“站在巨人们的臂膀上”，加强对中国的特性问题的研究，从而为整个经济科学做贡献。中国目前面临的最重大的同时也是较为独特的问题就是如何从计划体制过渡到市场体制以及如何使这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摆脱贫困，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从现有的经济理论来看，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或是缺乏或是已陷入“贫困”的境地。而中国的改革实践下是蕴藏着新理论的富矿。例如通过对体制转轨的路径、成本、方式的研究必将丰富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而对中国的工业化等问题的研究则有可能使发展经济学步上一个新台阶。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对于转轨和发展问题的研究为理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总之，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总结，中国理论经济学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重建过程中，只要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利用现代经济学工具和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让各种理论在实践的试金石上辨真伪，那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与完善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谷书堂教授的《经济发展研究与经济学在中国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