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文学叙事中的政治与人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性论文,政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美援朝文学与土改文学双浪并涌，构成了共和国文学编年史上气势浩大的第一章。对于这场发生在东北亚半岛上持续了三年零一个月的带有国际性的区域性战争的文学写作，牵动了一个民族的神经和眼光，属于新中国伊始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性文学生产活动。它既孕育在新中国文学的母体之内，又与新中国文学同步共生，对新中国文学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它的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激情，激励着刚刚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奏响了捍卫新生共和国的文化动员进行曲。它作为新生共和国面对称霸一世的强敌的颠覆性战争威胁时铁骨铮铮、昂然挺立的精神表征和历史文献，尽管文学成就参差不齐，却在相当深刻的程度上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思想和情感，至今人们还感怀它所折射出来的民族精神。
遗憾的是，这种在新中国文学中曾经浓墨重彩、影响了几代人，并成为大规模文学生产的战争文学，时至今日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几乎无人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和反思，零星的研究性文章既少又浅，仿佛那是被政治时代所淹没的昔日黄花，学术研究价值不大，那些浩如烟海的散佚在各种报刊杂志、各出版社的作品也不曾有人收集整理。这种研究上的忽视与这段文学现象对当时和现在的影响力而言，形成了不应有的鲜明反差，反差的本身就说明了我们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填补抗美援朝文学研究上的落差。
长达近60年的当代文学的研究方法有必要进行重新认识、反思和调整。如果还把它统称为“当代”，那么起码应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此前的近30年为“前当代”，此后新时期的近30年为“新当代”，甚至还应把新世纪以来的几年视为只宜作跟踪批评的“当前”。对于这些不同时段的文学采取互有区别、依时递变的研究方式，本身就是历史意识和现代性意识的体现。前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是建立它的文献学或史料学的规范，对其材料、现象、生产体制和传播体制进行系统的、有眼光的、尽量是竭泽而渔的清理。本着这种认识，笔者在研究抗美援朝文学的时候，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8种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党报、综合性报刊、文学期刊，进行了几乎是地毯式的全面搜集整理。清理的结果，其中《人民日报》1950—1960年，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的各类消息报道及文学作品6456篇，80％见于前五年，文学作品700余篇。《人民文学》于1950—1959年发表抗美援朝的作品185篇，其中小说40篇，诗歌76首，散文68篇，电影剧本1部。《解放军文艺》从1951年创刊到1959年，刊载这一题材的作品384篇，其中小说51篇，诗歌124篇，散文168篇。《文艺报》于1951—1958年发表这类散文、通讯、特写、文艺动态等70余篇。抗美援朝作品涌现的高峰期，当然是在1950年10月至1954年间。在此期间，《光明日报》的刊发量为583篇，《文汇报》的刊发量为559篇，《中国青年》的刊发量为75篇。《新华月报》作为享有“记录新中国人民历史”之誉的大型时政文献文摘期刊，在1951—1954年间，转刊抗美援朝作品数为小说7篇，诗歌11首，散文20篇，话剧4部，曲艺3部，歌曲3首，书评5篇，作家札记2篇以及一些北朝鲜文学作品，共计58篇(部)。其中包括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路翎的小说《初雪》、未央的诗歌《祖国，我回来了》等著名作品。出版社从中央到地方在50年代有91家，80年代以来有64家，参与出版了抗美援朝文学书籍。在50年代出版长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18部，短篇小说集10部；60至70年代出版长篇5部，短篇集5部；80年代以来出版中长篇18部。共计出版小说64部。散文的出版在50年代有274部，60至70年代7部，80年代以来147部。共计出版散文集428部。散文集的出版与战争几乎同步，在1951年尚未见小说出版的时候，就出版散文集163部，80年代以来则重于纪实文学和回忆录，有61部。诗集出版集中在1950—1956年，有25部。戏曲在1950—1957年有73部，60至70年代零星出版有4部。以上数项合计出版书籍594部，加上前述各主要报刊发表的2500余种作品，抗美援朝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目录已在3000种以上。这说明新中国建立初期，继承战争年代的文学传统，已经形成了面对民族生存挑战的极其有效的紧急应对体制，从而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形成了第一条庞大的文学生产线。
战争文学是审美目的极强的文学，为战争而写作者总是要宣扬自己一方的战争行为的合理性，并在这种合理性中灌注以浓烈的英雄主义激情。抗美援朝文学的审美目的性和英雄主义激情，是与这场战争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相联系的。朝鲜半岛南北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后两天，美国就派出了它的太平洋第七舰队，进入并封锁了台湾海峡，损害中国统一的核心利益。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实施了仁川登陆，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轰炸了中国的边境城市，严重危及了新中国安全。与此同时，蒋介石政权一再向美国政府请战，要求派兵加入联合国军，直接参与朝鲜战争，企图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以此反攻大陆。这就强化和激化了把“抗美援朝”和“保家卫国”相联系起来作为自己信念的中国作家的历史记忆，他们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在中国打内战的行为记忆犹新，觉得“今天打在朝鲜兄弟胸膛上的子弹，就是昨天打在中国人民胸膛上的子弹；今天炸死朝鲜婴儿的炸弹，就是昨天炸死中国婴儿的炸弹”①。这种强化了的历史记忆，使抗美援朝文学往往抚今追昔，由眼前的烽火追思着故乡的田园，注入了民族荣辱和存亡的痛切感受，成为战争环境中特殊的文学政治学。由此形成的文学生产体制带有国家和作家互动而合力的一体化性质，作家写作的特点带有新闻记者、宣传队和文工团的特征。中国文联曾三次组织庞大的作家队伍奔赴朝鲜半岛采访，参与的作家既有巴金、老舍、胡风、吴祖光、黄谷柳等资深人士，也有魏巍、刘白羽、杨朔、韶华(毛泽东儿媳)、路翎等少壮作家或部队作家。他们或劳军，或采访，或亲临战斗部队、前沿阵地，或到当地老百姓家做客访问，或到废墟现场了解战争罪行。将他们在半岛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散文、随笔、特写、战地通讯、报告文学、小说等形式，及时传递给国内的读者。部队作家魏巍，奉解放军总政治部命令，于1950年12月至次年2月赴朝随军采访，接触到了许多感怀至深的英雄主义故事，在激情澎湃的思绪中写下了很有震撼力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由于《文艺报》半月刊可能影响发表及时性，移至《人民日报》于1951年4月11日头版头条发表，开了党报头版头条发表文艺作品的特例，并迅即印发全军②。这提供了一个典型，说明作家的感动在文学生产中，如何被结构进了国家的意志。
在考察延安文学的“文武两条战线”的原则，如何长入共和国的文学结构之时，不可忽视抗美援朝文学的纽带性结构功能。“纤笔一枝何似，三千毛瑟精兵”，这种延安领袖名句大概也是抗美援朝作家的文学理想。抗美援朝战争在武器装备上是一场非对称性的战争，美国先后投入近二百万军队，耗资830亿美元，投入陆军1/3、空军1/5、海军1/2的兵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先进武器，掌握着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相当落后，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坦克兵作战。后期参战的少量空军只能掩护后方主要交通运输线、进行局部的空战，不能直接支援地面部队构成立体作战。这样，利用复杂的地形和壕堑战、伏击战和运动战，就成了基本的作战方式。近年网络文学《长津湖之战》，描写的新兴里战斗中，志愿军某连奉命在冰雪地里设伏，伏击撤逃途中的敌人，凛冽的寒冬，没有摧垮战斗的意志，战士们严阵以待，等待战斗的打响。战斗打响了，却无人站起来冲锋，他们永远站不起来了！整整一个连的干部战士，已经展开的战斗队形，手执武器的冲击姿态，怒目注视着前方，没有一个向后退的，全部冻死在阵地上，化作一座座晶莹的冰雕。一百多人的连队，幸存者仅仅是一个掉队的战士和传达命令的通讯员③。人在战争中发挥着超强的意志，以克服武器装备的非对称性，一场看来是非战斗的减员被描绘成震撼人心的英雄群雕。
也许与战争同步的文学往往在崇尚力度的同时，未能在艺术上进行精致的推敲，对人物复杂的、深层的和隐秘心理的特征也来不及沉观默察，时或落入程式化和雷同化的窠臼。但是它们面对的是一群创造了历史又坚毅地支撑着历史的人，其中多有打天下、又守天下，身经百战，勇于为祖国献身的将士，因而粗豪的笔墨中每每裹挟着一个新生国家站起来了的建国雄姿和卫国精神，相当一批作品发掘着和渲染着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极限，彰显了英雄主义的生命价值和它的力度。陆柱国的中篇小说《上甘岭》，彰显的就是这种烈火人生。作为朝鲜战争中最惨烈的一场阵地反复争夺战，在上甘岭这块不足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美军投下了230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土石被炸成了粉末，山头标高被整整削低了两米，随意抓起一把泥土，都会发现十几块弹片。志愿军官兵在缺水断粮的坑道中生命极限受到严峻的挑战，他们已经几天没喝一口水了，“仅有的一点牙膏，也都集中起来交给伤员吃。渴得要死的同志们不得不用干枯的舌头去舔那墙壁上的水滴和湿泥。这时候，想喝尿，也没有人能够撒出尿来”④。被干渴严重威胁着的志愿军战士，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吃两个苹果，因为这两个苹果是祖国人民慰问团带来的，看见它，仿佛祖国就在身边，人民的关怀就在身边，苹果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它的实用价值，代表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来自于祖国的亲切力量，成为了一种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这种意象刻画也许略嫌浮面，但是它以闲笔描写战争间歇时，那位岁月风霜在其前额“刻下了几条深刻的皱纹”、却掩不住孩子般天真的连长，卷着舌头，轻轻地学着鸟叫，逗弄着坑道外炸断的树桩上的山雀，听着它唧唧喳喳地鸣叫，惋惜地看着它被远处的炮声所惊走⑤。这种描写，透露了一个以身许国者蔑视强敌和险境的悠闲心态。这也使得它描写激战时刻，一个战士拖着炸断的腿，以身躯代替虚土支撑机枪，直至再度负伤弥留之际，叮咛战友不要撤下身上的机枪，否则“你对不起祖国，对不起我”，因此有了更多的心理支持。上甘岭战役创造了反复争夺一块阵地，甚至敌军占领了表面阵地，我军还能在坑道里坚守43天的奇迹。以文学记录这种奇迹，就是提供一种精神财富，向世界宣告了在东方站起来了的新中国是不可欺负的，它有用血肉筑成新长城以复兴和保卫自己国家的历史尊严感。
抗美援朝文学是共和国文学的一个起步，如果从长远的发展观看问题，它也仅仅是新生政权依然受到严峻的战争威胁的状态下的一个起步。因此不应该贬损它，也不应该止于它。从更广阔的人类文学视野反省这种与战争同步的文学，就不必讳言，同步写作在不同文学体裁上存在着缺乏的内在和深度体验的局限，同步意味着在获得及时的宣传效果的时候，牺牲了它充分的文学性的精心经营。在民族国家的危急关头，文学承担了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也承担了难以避免的文学价值的付出，对此应该予以“同情的理解”。
战争期间有许多中国作家亲赴朝鲜半岛，以新闻采访的方式亲临战斗部队、前沿阵地，或到当地老百姓家做客访问，宜于写作报告文学或散文。但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北方控制区，接触的对象主要是志愿军部队、部分北朝鲜军队和部分当地的老百姓。除了停战谈判期间中国作家的足迹出现在板门店附近，绝大多数的中国作家几乎没有越过“三八线”，没有接触到“三八线”以南的百姓生活和南韩部队(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也是不可能的)。这对于形成全景式的战争描写和深入的心理人格分析，留下了很大的局限。巴金两度赴朝达300余天，从兵团到连队，从平壤到前沿阵地，急切地体验战争生活，全心追求“我的心跟他们的心越挨越近”，甚至被部队首长称为“他不仅做到了‘身入’，而且做到了‘心入’”⑥。但这位能够熟练地驾驭小说艺术的作家，把采访来的素材多著为散文特写，对于长篇小说，犹感“实无把握”⑦，虽然他的《团圆》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后，一曲“英雄赞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但他还是对文学的尊严充满敬畏。这令人想到鲁迅于1932年约会从根据地来到上海的陈赓将军(他后来代替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交谈红军反“围剿”战斗的剧烈、艰苦和英勇的情形，准备写一部类似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似的中长篇小说，终因对文学尊严的高度认知和敬畏，“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⑧，在两难选择中搁笔。真正的文学经典的产生，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新闻采访能够完成的，它是一种必须经过丰厚而深邃的生活和精神的体验、过滤、叩问、升华，有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痛苦而欢欣的新诗学的创造行为。即便对于战争文学，也唯有坚持这种高标准，才能推进它从共和国文学的第一步走向更新更高的一步。
抗美援朝文学的相当数量的作品采取了与新闻采访相去不远的文学生产方式，在及时地配合战争的动员、宣传和鼓动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痛快淋漓的功能的同时，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抱持高度的文学自觉，化激情为丰富的文学经典，蕴力度于精致的审美形式。由于身处国际性的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的意识形态的焦灼，不少作品中敌我的形象、军人的搏杀、战场的较量、战争的胜负，都较大程度地意识形态化、模式化、两极化。对政治利益所否定的敌对力量、敌军形象，进行了相当程度的丑化和漫画化，都是缺乏个性特点的脸谱化形象，其丑化和漫画化程度的不同，在于对他们政治上先在反动性的定位程度决定。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对抗的敌人是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和李承晚南韩军，这些敌对力量在我们的战争书写中并不是平均用力的普化反映，而是在意识形态标称下对头号敌人和次从敌人进行轻重有别的阶级分层(包括考察其种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在叙事策略上采取了强烈变形、有意淡化、甚至缺席的不同手段，从而达到打击与分化的意识形态目的。
对敌军形象的“丑恶”描写，首当其冲的是对美军的丑化和漫画化。许多作品就像当年对日本侵略军进行“鬼子化”描写一样，对美军进行酣畅淋漓的鬼化、丑化、戏谑化即“美国鬼子”化的漫画式渲染，戏说他们“不过是鼻子高一点，胡子多一点，个子大一点，死了占的地面宽一点！就凭这个他们就想侵略全世界呀？！”⑨ 嘲讽美军打仗的时候惧风怕寒，铺着地毯，捧着火炉，撅着屁股，趴在土坑里，朝天放空枪⑩。就连美国生产的卡车，也是大而无用，跟它的主人一个样，“不知犯了什么毛病，嘟一声，嘟一声，嘟到最后不动弹了。司机走下来，把车门砰地一摔：‘操他祖宗，油又冻了！美国卡车就是怕冷，跟美国兵是一流货！’”(11) 这类言语不乏藐视强敌的幽默感，但作为文学书写，若不铺以深刻、精细、内在的刻画，终究难有几多凝重的分量。
中国近代以来频频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往往把野蛮的侵略者以“恶鬼”视之称之：“黄毛鬼子”、“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其间蕴含着复杂的历史心态和民族情绪。美军形象的“鬼子化”，既与对侵略者的历史记忆有关，又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国际格局相连，还与美国干预中国内政的民族情绪相系。因此在中国作家的文学认知中，作为反面政治力量代表的美军被丑化、漫画化、妖魔化，被描画成军纪不严、贪生怕死、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形象，表现在：
一是交战中的怯懦。主要反映美军贪生怕死，在战场上丑态百出。魏巍的长篇《东方》曾被丁玲盛誉为“一部史诗式的小说，它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的宏伟业绩的史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12)。它有这么一个特写镜头：两个美国兵趴在抗道里，胡乱地扯着重机枪上系着的绳子朝天放枪(13)。杨朔的《三千里江山》也有相似的情节，描写一位志愿军战士的“遇鬼”经历：
听见敌人左翼有挺机枪，叫得怪讨厌的，扑着枪音绕上去，不觉大吃一惊。机枪绑在树杈上，一个人没有，枪可在响。这不是有鬼啦！鬼出在一条绑着扳机的绳子上。溜着绳子一找，好家伙，十来个枪手都藏在大土坑里，有板有眼拉着绳子。
也有真会替自己想办法的敌人。你一包围他们，他们赶紧揭开怀，衣服里上写着中国字：“请求放我回家！”(14)
两部小说在某些情节上的相似，说明它们具有战地采访的同源性。在许多作品中，中国作家对美军的文学想象，是贪生怕死的战场懦夫，没有起码的斗志，只有一触即倒的溃不成军；没有身先士卒，只有官逼兵冲；没有勇往直前的战场厮杀，只有督战队的阵前弹压。可见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对美军形象的文学认知，相当程度上图释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5) 的意识形态诉求。
二是连相貌上也被鬼化。对美军形象的鬼化、漫画化、“纸老虎”化，不仅在其精神层面，也在其外貌上的“画鬼”摹写。而且这些形象都是千篇一律的、没有差别的“鬼也似”的人物，从审美心态上对美军形象进行了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图释。这些“鬼样”的“美国鬼子”比比皆是：北朝鲜妇女安玉姬眼中的美国军官，长着“苍白的，垂着松塌塌的腮帮，闪着凶恶的眼光，长着长毛的手，紫红的嘴唇，是他们杀了我们的人，是他们喝了我们的血”，看见他就“像突然看见一条罪恶的毒蛇一样”(16)；正在与美军展开肉搏战的中国士兵，“可以看清楚敌人的高鼻子、死白难看的脸皮，像凶鬼一样披散着黄色卷发”(17)；那些穿着笨重大皮靴的美国兵，“满脸大胡子，两个眼绿莹莹地，露出恶狼一般的凶光”(18)；美军妇女队女上尉“鬼魂似地推门进来……”(19)；“几个魔鬼面孔的美国兵，如狼似虎，荷枪实弹，刺刀闪着寒光，对着被捆绑的朝鲜老百姓，声嘶力竭地吼道：‘人民军哪里去了？不说，统统枪毙！’”(20)。可以看出，对美军及联合国军诸如“罪恶的毒蛇”、“凶恶的眼光”、“长毛的手”、“紫红的嘴唇”、“凶鬼一样”、“恶狼一般”、“鬼魂似的”、“魔鬼面孔”的形象描写，没有战争个体的独特性表现，而是政治理念化的贴标签、概念化的“画鬼”模式。
我们发现，对美军及联合国其他成员军的形象描写，存在着一个阶级分层和种族差异的级差对待：对美国士兵进行鬼化(主要是白人士兵)；对美国军官不仅鬼化，还要极度丑化；对美军以外的其他联合国军的描写较少，比较模糊，要有也是运用阶级分析手段，反映他们受美军压迫的阶级关系、受白人美军歧视的种族矛盾。
对美国军官的极度丑化要数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它描写被俘获的联合国军俘虏，在押送途中东倒西歪休息时发生的故事：
有个美国军官，长着鹰嘴鼻子，满脸黄胡子像乱草，当着许多人就蹲下去大便。一蹲下，嘴里还“O·K！”拉完屎，又捉虱子。把大衣一翻，丝麻上爬的虱子成了球，一朵一朵像麦穗，拿手一扑落，唰唰往下直掉。(21)
这位美国军官看见黑人俘虏抽烟，粗暴地一巴掌打掉他的香烟，“抢过去就抽”；黑人俘虏要夺回香烟，美军官瞪眼就骂。暴戾激起公愤和反抗，土耳其士兵趁其不备，一脚踢向他的屁股，在场的黑人俘虏纷纷抡起拳头，狠狠揍向美国军官，直至抱头鼠窜。在阶级分析的思路下，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谁就是最丑陋的敌人。于是，“阶级敌人”地位的高低、国籍与种族的不同，决定着他们反动性的程度、丑恶性的深浅。依此类推，美军军官、美国士兵、联合国军其他成员军、白人与有色人种、南韩军，其形象的丑陋性，依随其国籍的不同、军衔的高低、种族的差异而逐层递减。
与美军的描写相对照，对南韩军的描写则相对地淡化、粗疏化，甚至缺席化。即便有零星的描写，也时而从阶级分层角度取同情态度，表现南韩下层士兵生活的贫困，家庭的离散，从军的被迫，普遍的厌战，军官的欺压，美军对韩军的排斥等。路翎的长篇《战争，为了和平》描写南韩俘虏诉说自己家庭的离散、战争的痛苦：他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叫李承晚军队抓去的。我的姐姐死了，我很是痛苦，很早就要逃走，可是很害怕。”(22) 在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军事冲突中，“母亲在北方，我和姐姐在南方”，描述的不仅仅是家庭的离散，更是政治寓意的指向。这样的寓意指向，与韩国首都战争纪念馆广场上的雕像“兄弟之像”(兄在南方，弟在北方)，有着表现手法相似但指向不同的、以长幼秩序来寓指政治地位的主从关系。孟伟哉的长篇《昨天的战争》反映美军和南韩军待遇上的差异，引起韩军士兵的强烈不满：“他妈的！大米给美国人吃，玉米给朝鲜人吃，这是什么规定！……这个仗老子不打了，让吃得饱、吃得好的美国兵去打吧！”(23) 王树增的纪实文学《远东：朝鲜战争》表现美军与韩军的矛盾——美国空军炸昏了头，“袭击了水原方向的一个南朝鲜军队的车队，气坏了的南朝鲜士兵居然用步枪把一架美国飞机打了下来，美国飞行员跳伞后，立即遭到南朝鲜军队的逮捕”(24)。对南韩军队和士兵的处境报以同情，在人物形象上很少丑化性描写。
战争给人类带来至今未能消弭的大悲剧大灾难，战争又承担着人类由蒙昧走入文明的血的洗礼，其间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内涵——既展示着现实的残暴、嗜血的野性、盲目的破坏，又检验着人的忘我的崇高、庄严的奉献和不灭的人性；它蔑视人，敌视人，把人降到一种工具、一种手段的地位，但又最充分地重视和依赖人的聪明才智、人的肉体与灵魂的超极限的力量，这是人类社会的悖论：战争的荒谬与战争的理性，战争对生命的毁灭与战争对生命的激扬，以及人类通过战争发现的自我精神。因此战争文学既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学，又是人类生存和人类本质的一种检阅，需要以历史的和道德的、社会的和人性的、理性的和情感的多维角度综合把握。对战争中人性的开掘和人类复杂情感的审美透视，将具体性的战争描写升华为一种普遍性的揭示人的灵魂、发现人的精神的审美情思，从军人性格的塑造中完成民族性格和心灵深度的文化发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争文学以一种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功利心态进入文学史视野。作品与政治之间过度的胶着状态，使文学缺乏足够的审美距离和精神空间，以深化对政治与人的探索。抗美援朝文学急切地服从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战争政治的现实需要，这样或那样地导致比较单一的人物塑造和雷同的情节模式，不少作品就战事写战事，就过程写过程，只闻战地上号角齐鸣的多方厮杀，不见内心世界灵魂冲突的多端激战。然而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有少数异己的存在，以一种边缘化的创作完成对主流文学的质疑与修正，一些富有探索性的作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笔触锋芒超越了文学功利层面伸向人物灵魂的深处，在对人性内容的多样性探索中，作为被压抑的潜流延伸着“五四”以来处在断续之间的“人学”传统，在当时充满政治斗争气息的文学格局中，散发出人性关怀和朦胧的战争文化思考的缕缕馨香。
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对人性的探索有较深层次的开掘。它描写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住进一朝鲜老乡家，按照部队的惯例和中国农村小伙子的劳动习惯，每天为这个母女家庭劈柴、担水、打扫院子。也许是这家的少女金圣姬少见本地男人干家务的风俗吧，她对这个训练认真、干活勤快、憨厚腼腆的中国小伙产生了爱慕之情和“抑制不住的感情的想象”(25)
她为王应洪缝袜套，赠绣花手帕，手帕上分别用中文和朝鲜文绣着他和她的名字。她为这甜蜜的憧憬而陶醉，“脸上闪耀着辉煌而幸福的表情”。姑娘无言而深情的表露，让这位年轻战士产生了“不曾有过的甜蜜而惊惶的感情”。但这是一桩注定无法实现的爱情，志愿军的纪律是不容许中国军人与朝鲜少女谈恋爱的。爱情与纪律的矛盾，在王应洪内心掀起了波澜：既要拒绝姑娘的爱情，服从军人纪律，又情不自禁在心灵中幻化她的身影，她的舞蹈，与她对话的情景(“你别怪我呀，你不看见我把你的手帕收下了吗”)，幻化她以准儿媳见未来婆婆的模样贴着他母亲的脸说“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呀”的亲昵表情。内心冲突的结果，是他用纪律的约束回避了美好的爱情，毫无恋爱经验的他不懂得拒绝的技巧，态度生硬地退还了姑娘的袜套，伤了姑娘的心，自己也内疚于处理方式的笨拙。在洼地上的战役中，他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而牺牲，“给那个姑娘，那个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带来一点抚慰，并且加上一种光荣”(26)。小说触及了“军人道德”的两难处境，以及“军人道德”的独特性：既有善良、宽厚、柔情的一面，又不得不把子弹射向敌人的胸膛；既有对现代社会人性舒展的向往，又不得不承受军队和战争的铁律；既有对普通人平静、幸福、自由生活的追求，又不得不面对苦难、拼杀、流血和死亡。冷酷无情，把人变成服从的机器，这在平素归于人性之“恶”，但在战争中则可能转变为钢铁般的凝聚力，这对生存和胜利意味着的分量，是不言自明的；民主、自由，这是多么宝贵的精神和情操，在人性的道德尺度上趋于尽善尽美，但在战场上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来说，它有比保障民主自由之可能性的更严峻的道德尺度，需要他随时在生命较量中去打开前进之门。
从人性的角度考察“侦察班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的无法实现的、因而是悲剧性质的爱情”(27)，《洼地上的“战役”》浸润了作家审美情感的沉思，其审美价值不仅体现在爱情故事本身，更体现在表现人性的冲突、人与战争的冲突、心灵与现实的冲突上，将战争中的人性揭示掘进了一个深度。军人的战争，首先要面对的是你死我活的战场厮杀，面对的是血肉之躯的生存冲突。但同时，军人还要面对一个心灵冲突的战场。也许看不见硝烟，也没有刀光剑影，但其激烈的程度，其悲壮的魅力，并不亚于战场的拼杀。在血火硝烟的战场上的胜负成败，往往已在心灵的战场上前定了。炮火的战场在心灵的世界中被隐退为一个背景、一个依托，凸现出来的是生命个体的内心冲突，表达的是人与自己的冲突。《洼地上的“战役”》何止表现的是感情与纪律的“军人道德”的冲突，其实也表现了王应洪内心世界的冲突，他在现实与心灵的“洼地上”，进行了两场冲突激烈的艰苦“战役”，前者以英勇的牺牲完成了崇高的目标，后者以情感的舍弃维护了军队的铁律。消逝的生命个体和点亮的人性光彩在“牺牲”和“舍弃”中蕴含着丰富的审美内涵。苏联作家邦达列夫说：“在描写战争的作品中，我尤其感兴趣的是，战士在前线怎样每日每时地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是战争的功绩。一个人在战争中没有体验过包括自己和死亡的威胁在内的正常感情，这是一种病态现象。一个人能够战胜恐惧感，能够表现出平时的勇敢精神，在这里我看到了英雄本色。”(28) 在死亡对生命的挑战中，挑战出人性的淳朴之美和生命放射出的超然力量，这是路翎的战争文学的一大本事。
在表现人的复杂的情感波纹和微妙的心理皱褶上，路翎的《初雪》也别具妙笔。虽然不是爱情故事的描写，却有一些朦胧的、萌动的、关注异性的、被异性关注的复杂心态表现得细腻生动。小说描写志愿军汽车连奉命疏散朝鲜老百姓撤离战区，十八岁的司机副手王德贵也“奉命”在驾驶室副座里抱孩子，刚开始时他极不情愿抱(“婆婆妈妈的事不是男人干的”)，也不会抱(“像捧着一盆热水似的捧着孩子”)，可更让他头疼害窘的是总感到有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对他的笑吟吟注视，那是一位包着花头巾的姑娘，眉毛黑黑的，眼睛亮亮的。姑娘的注视和笑吟吟的表情都让他敏感和在意。他怕姑娘笑他婆婆妈妈抱孩子；怕姑娘笑他笨拙，把孩子抱哭；怕姑娘嘲笑“这个连孩子都不会抱的小司机是多么有意思啊！”他因此幻想出向姑娘讨回自尊的自得场景：“我不久就可以自己驾驶一台车了，——笑我不会抱孩子，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自己能干得可以边抱孩子边开车：“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驾车，冲过照明弹和机关枪。车一停下来妇女们就跳下车来跑到前面打开车门，一看，原来他在那里给孩子喂水呢；那个头上包着花格子毛巾的浓眉毛的姑娘，站在人们后面一声不响地偷看着他”。小说生动地描写了青春期大男孩关注异性的特殊心理和情感体验：同车那么多妇女的笑声说话声，他都听不到，唯独听到的是“那头上包着花格子毛巾、浓眉毛的姑娘笑得最嘹亮，王德贵浑身热辣辣的”；紧张感还未消停，“又传出了那个用花格子毛巾包着头的姑娘的笑声，虽然笑得很轻，王德贵仍然一下子就听出来了。‘又笑我么？’他想。”(29) 小说始终以王德贵的心理感受为线索来反视姑娘视角中他的“可笑”与“笨拙”，这种感受正是青春期少男少女特有的心理特点，是一种萌动中的异性吸引。虽然不是爱情，但这种青春心态，极有可能成为爱情的前奏。路翎对这种青春心态的敏锐捕捉，丰富了人物个性和人性内涵，在50年代文学作品、尤其是战争文学书写中别具一格。他抓住稍纵即逝的人物心理颤动，使救助战争难民的汽车浮泛着青春气息，于一个小小的驾驶间容纳了一个广阔的人际心理关系反复折射的空间。
在五六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文学叙事中，能够深入我军士兵的青春心理和人性本体的深层，描写那些血肉之躯的自然情欲的颤动，已经是打破简单的阶级图解之雷同化的别致之笔。至于把描写之笔伸向敌对营垒的人物之间，打破流行的“画鬼”模式，对生命个体作出独特的发现，对战争文化和人性作出理性的考察，哪怕是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尝试，也属突破禁忌的出格之笔。路翎的《战士的心》是以心作为关注的焦点，关注着“人学”中的“心学”，把笔锋碰触一个“反面人物”美国兵，留下了人性邂逅的瞬间映象，这在当时无疑是需要艺术胆识和魄力的。
小说描写一场山头反击战，志愿军冲入了一座负隅顽抗的地堡，一个美国兵边射击边逃跑，新战士张福林跳出交通沟，猛然拦住了美国兵的退路，一场狭路相逢、你死我活的对峙在瞬然间展开：
在照明弹的亮光下，张福林一瞬间看见了这个瘦长的、十八九岁的美国兵的一对充满恐怖的眼睛。这美国兵战栗了一下，就像是僵了一样，不能动弹了。由于这突然的情况，张福林一瞬间也怔住了。这是很短暂的时间，双方都没有动作。这个美国兵的恐怖，紧张的眼光没有离开张福林的迫人的、静止的枪口，却不觉地移动着右脚向后退，显然是，他虽然明白逃跑就是死亡，却不得不逃跑了。而张福林所注视的，却不是敌人的枪口——他注视着敌人恐怖的眼睛；他一瞬间仿佛又听见了班长的严厉的喊声，这个支持了他。他肯定他已经战胜了敌人。美国兵一动弹，他就开枪了。于是这个敌人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嚎叫旋转着身子倒下去了。
“谁叫你到朝鲜来的！”张福林想，跳过这个美国兵向前跑去。(30)
这位美国兵在作家笔下没有被描画成青面獠牙、凶神恶煞的丑陋模样，而是一个瘦长稚气未脱的十八九岁大男孩。显然，我们的战士与美国兵如此近距离地面对面、枪口对枪口，谁都不知所措。可这是战场，是生死较量，是勇敢精神与意志力的抗衡，“瞬间”的结束，是张福林扳机的扣动，美国兵在一声“绝望的嚎叫”中倒了下去。战争毁灭了这个大男孩的生命，他惊惧恐怖的眼神、绝望嚎叫的倒地，让人感到一种生命消失的痛惜——“谁叫你到朝鲜来的！”在战争法则和人性萌动的张力之间，张福林并没有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那个美国大男孩，在射杀了美国兵的同时，没有畅快于结束这个敌手的生命，反而流露出一种复杂难言的心绪，一种对青春生命消失的几分惋惜和无奈。这种不是“画神”、“画鬼”，而是“画人”的文学叙事角度的调整，朦胧地透露出作者对战争的反思、对人性的思考。这篇小说在表现人性和对敌人形象的非丑化描写上，一定程度地站在了人类性和战争文化的高度来反思战争，在50年代的同类作品中是少见的。
历史在考验着文学，筛选着文学，也在成全着文学。它把那些为服务一时而写作的急就章，留给那个“一时”，而把那些深入一层地发现人、发现文化启示、发现历史的灵魂，因而能够长久地震撼和穿透人类心灵的精彩，带入了发展着的历史。至今50年后，那场战争的硝烟已经尘埃落定，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给战争文学在阅尽沧桑之后走向人类精神新的制高点，使当时被压抑的“人学”潜流奔涌成波诡云谲的巨流，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文学在历史翻转出新的侧面时获得反思和深化。军旅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远东：朝鲜战争》写于20—21世纪之交，比较有深度地以人类战争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和反映这场50年前的战争，把战争的残酷性，非理性的破坏性，生命的脆弱和生命的顽强，生命在炮火中张扬放射出的辉煌力量，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反思和悲壮苍凉的生命观照。
文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引入时间的杠杆去衡量生命的分量，引发人们穿越浩渺的时空对短暂和永恒作出无限余味的思考。一个特殊时空下的生命悲歌被作者紧紧捕捉，聚焦在一对年轻的军人和一位年老的将军身上——那就是板门店停战协议正式签署前、正式生效后的“那个时刻”(31) 发生的无数偶然中的一个。时间杠杆在撬动着生命奥秘之门。志愿军女文工团员晓燕正在给朝鲜老乡演唱韩语《春之歌》，美军飞机来轰炸了，老乡们惊惶乱跑，生命危险。为了引开敌机，这个十六岁的女孩“一边喊，一边奔向开阔地，一边把那条红色的围巾高高地举起来。美军的飞机开始向这团红色追击俯冲……她被一颗炸弹炸倒了，红色的围巾在爆炸的气浪中飞舞起来”(32)。她死的那天，正是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字的前一天，仅仅是一天的相隔，就让她永远地隔绝了一生一世不可再得的生命。那条在气浪中飞舞起来的红围巾，犹如一抹浓丽的鲜血，漫撒凝固在和平即将来临的停战前夕，显得格外地凄美、格外地惋惜，如花的年龄，如诗的岁月，十六岁的少女却永远地远去。
作者不是在讲述一个完整的传奇故事，而是以同一时间点联结多方位的人物事件，意味深长地指向一个潜在的意义结构。前一天的晓燕之死，联结着朝鲜民众的安危；后一天的无名小战士之死，联结着前线停火。这位中国小战士冒着敌人的弹雨，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脚腕被炸断了，还抱着那只穿着胶鞋的断脚爬到阵地前沿，想保存着自己一个完整的生命肢体。他送达的命令是“今晚22时正式停战，届时不准射出一枪一炮”。他的生命被永远地定格在停战前的两个小时，却把无数的他人生命留给停战之后。意义结构在停战之后，联结着彭德怀将军，他坐着吉普车驰向硝烟尚在缭绕的前沿阵地，察看着担架上年轻士兵的遗体，抚摸着满是弹洞的写有“献给最可爱的人”的红色字样的白色搪瓷水杯，久久地不语。意义结构联结的另一个场面，是开城当晚举行的庆祝停战晚会，上演了古典爱情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台上无法实现的爱情，让台下的士兵一阵阵着急，他们急切地喊着“梁山伯从军去！从军去！”在跨过了战争与死亡的士兵的心中，梁祝化蝶的悲情幻美，也许比不上晓燕在炸弹气浪中飞舞的红围巾、无名小战士弥留时所看见的天边很红很红的夕阳来得绚丽。他们有更广阔的世界，有更刚毅的性情和更鲜明的色彩，但他们也不能掩饰柔润的心肠，去悲悯那两个古老、纯洁、坚贞的有情人。他们的精神世界多彩多姿，又洋溢着青春气息。于是出现了这么一幕：
有人邀请彭德怀跳舞，彭德怀说他不会，从来不会。
再来邀请彭德怀的是一位年龄很小的姑娘。彭德怀说：“孩子，我拉着你，咱们走一圈吧！”
于是，一位憔悴的老将军拉着一位花一样的小姑娘的手，他们走了起来，他们走得很慢，从不曾如此动听的音乐缓缓流淌在他们安然的脚步中，小姑娘扬起头去看彭德怀，彭德怀的脸上是令人敬畏的沧桑。
所有的人都哭了。(33)
殊死战斗的三年之后，战争停止在它原来爆发的地方。这是怎样的生命悲凉和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付出部分个体生命换取和平、尊严、安定，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不爱其躯，赴世之厄困”(司马迁)，中华民族能够发展至今，有那么多担起“中国的脊梁”(鲁迅)的民族英雄和英雄的人民，支撑着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安危，虽历经磨难却始终不亡。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实现了社会伦理价值的死亡，其意义远大于生命个体的价值本身，是“重于泰山”与“轻如鸿毛”的伦理价值比称，张扬的是作为社会伦理的生命价值。但对于被“付出”了的个体生命来说，无论换取了多么伟大的成果，取得了多么辉煌的胜利，生命都不存在了，生命的消失不会因为战争是什么性质就可以弥补或者挽回的，这是生命个体的悲剧，也是生命本体价值与伦理价值间的悖论。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的扉页用一首诗表达他对人类战争自相残杀的悲鸣哀恸：“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敲响。”(34) 战争夺去了无数人不可再得的生命，敲响的丧钟岂止是为他们呜咽的悲歌，更是为人类自身的悲咽长鸣，今天消逝的他就可能是明天任何一个的我和你。在表达人类性意识和反思战争上，《远东：朝鲜战争》无疑是此类题材创作的新高度。
这种新的高度说明：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是一种涌动不已的智慧的源泉。抗美援朝文学的叙事对象，称得上是这种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其间蕴涵着敢于承担历史和开拓历史的中国精神和中国能力的源泉。50年前，它曾经作为新中国文学的第一章，在激励民心、鼓舞士气上，拥有光荣的过去。但其急就章的写法和宣传化的模式，相当程度地限制了它的传世能力。好在历史已为这种战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广阔的文化空间，若有大手笔出，它可以为人类贡献成熟深厚的战争文学经典之作，拥有无可限量的未来。
注释：
①刘白羽：《对祖国宣誓、对世界和平宣誓》，《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0日。
②陈辉：《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日报》2000年10月28日。
③《长津湖之战》，作者署名：八三年古董，见于逐浪网文学书库《风雨中华》。
④⑤陆柱国：《上甘岭》(中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0月版。
⑥李真：《在朝鲜战地结识巴金》，《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3期。作者为1952年志愿军某师政委。
⑦巴金：《致陈蕴珍》(1953年10月6日)，《巴金全集》第2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⑧鲁迅：《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⑨(17)陆柱国：《风雪东线》(中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⑩(11)(14)(21)杨朔：《三千里江山》(长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12)丁玲：《我读〈东方〉》，《文艺报》1979年10月号。
(13)(18)魏巍：《东方》(长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5)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
(16)刘白羽：《安玉姬》(短篇)，《刘白羽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9)(22)路翎：《战争，为了和平》(长篇)，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20)董仁棠：《抗美援朝中的女兵》(长篇)，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3)孟伟哉：《昨天的战争》(长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24)(32)(33)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纪实文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5)(26)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短篇，1953年)，《初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8)《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
(29)路翎：《初雪》(短篇，1953年)。
(30)路翎：《战士的心》(短篇，1953年)。
(31)朝鲜战争停战协议正式签字于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正式生效于当日晚上22时，前后相差整12个小时。
(34)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海明威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本文为中韩日国际合作项目《晚清以来中国作家的对韩叙事变迁研究》之中方报告之缩写。
标签：文学论文; 抗美援朝论文; 美军论文; 人性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