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叶适经济思想研究论析——百年典案：从哥大到京大经济学研究中的叶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到京论文,思想论文,海外论文,经济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叶适(1150-1223)是宋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研究中国哲学史、文化史、政治史等必谈叶适；但叶适作为经济思想家，而且是海外近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不仅治宋史、思想史、政治史等专业的学者很少注意，即使在现今中国经济学界也很少有人知晓。实际上，叶适不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迄今相关的系统研究著述中基本都有他的显著位置，而且其影响深入到现实经济中，故有温州“商圣”或“商哲”之称。①
当我们研究和纪念叶适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中国经济学中同样有着叶适的显著地位——无论将此视为惊世骇俗之说抑或振聋发聩之论，都不能无视其所具有的坚实基础和史实证据。叶适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不仅永载我国的学术史册，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百年始步而为西方学界所称道。
一、儒学与经济：西方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巨著
不难看到，现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研究著作中叶适均占有一定篇幅，专门研究其经济思想的论文也很可观；然而，却极少有人知道早在百年前西洋名校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经济学巨著中就有关于叶适的不少内容，而且近70年前东洋学术重镇已有著名经济学家专题研究叶适的货币思想。要弄清这些问题有必要进行经济学术史的回顾。
如今国内许多学术领域都在强调与国际“接轨”，而作为“皇冠上的明珠”的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西方人的专利，是“舶来品”。仿佛赓续数千载、经济文化先于西方而发达的中华文明中并无“经济”！或者割裂儒学与经济的关联，用“讳言财利”一言以蔽之。实际情况不然，中国不仅有着丰富而悠久的经济思想，而且许多学说领先于世界并在海内外产生深刻影响。②西方有代表性的经济学说中不乏中国因素，如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问题一直受到重视；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常平仓思想曾对美国新政农业立法产生直接影响，针对农业萧条，时任农业部长的华莱士(H.A.Wallace，后任美国副总统)力主将常平仓制纳入1938年“农业调整法”，奠定了美国当代农业立法的基本框架。③
这些美国人是怎么知道中国常平仓的？这就要进入本文的主题——距今整整百年的1911年，从清代进士到美国博士的陈焕章，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博士论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其自译《孔门理财学》，精装两册，凡756页)。这是迄今所知国人在美国正式刊行的首部经济学系统研究专著，也可以说是至今影响最大的书，在经济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连大名鼎鼎的经济学权威凯恩斯(J.M.Keynes)都很快为之撰写书评！此书出版百年来直到近年在西方一直都在连续再版，可惜中文版2009年才在我国面世。④
研究儒学的人没有不知道陈焕章的，但他的经济学建树以及影响却未必为人所知晓。
陈焕章(1880-1933)，字重远，广东高要人。八岁始“谒圣”习国学，后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力主倡明孔学，支持变法维新。1903年中举人，翌年联捷进士，朝考点内阁中书，入进士馆。他1905年奉派留美，1907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1年获哥大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就是英文版《孔门理财学》。次年，陈焕章归国，在上海创“孔教会”任总干事，与严复、梁启超等请定孔教为国教，并创孔教会。后出任过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和国会参议员等，撰《孔教经世法》，译成外文广为流传。他还在京发起建“孔教总会”会堂，后创立“孔教大学”自任校长；1930年在香港设“孔教学院”任院长，1933年在港病逝。
作为康有为门生的陈焕章，其人以弘扬儒学为己任，其学新旧交汇中西贯通，其著《孔教论》影响很大，《孔门理财学》则旨在“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共九篇三十六章——“通论”部分：第一篇 孔子及其门派、第二篇 经济学与各科学之关系、第三篇 一般经济原理；“消费”部分：第四篇 消费；“生产”部分：第五篇 生产要素、第六篇 生产部门、第七篇 分配、第八篇 社会性政策；“公共财政”部分：第九篇 公共财政；最后是“结论”部分。此书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分别讨论孔子及其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及其在消费、生产、分配、公共财政等方面的思想，并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史实与其他学派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梳理出中国古代经济学说的大致脉络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方法。
哥大破格资助留学生的著作出版是很特别的。该校政治经济学教授施格(Henry R.Seager)的序言高度评价作者的研究，指出作者熟知英文经济学文献，故能比较东西方文明；认为读过此书的人将确信，儒学既是伟大的经济学体系也是伟大的道德和宗教体系，其中包括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解决今日中国严重问题的必要因素。作者自序阐明其“首次尝试系统地介绍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比较研究了管子、老子、墨子、商鞅等的相关思想，提出经济理论研究最好结合经济史，注重理论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强调其研究是对“独立于西方而发展的中国思想和制度的考察”，尽量“避免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视点解读中国古代文献”。其在《〈孔门理财学〉之旨趣》中再度详论此书宗旨，称理财学即“以义理财之科学”，说其书实可名为《中国理财学史》又可名作《中国生计史》。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首任会长胡寄窗先生指出，这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美国历史评论》称作者“做出了破天荒的成绩”，据说哥大后来的博士论文答辩也有以此书观点提问的。1912年威斯康星大学著名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博士罗斯(E.A.Ross)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书评，认为陈焕章打通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来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而得以相互补充，使得此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熊彼特(J.A.Schumpeter)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提出中国“没有留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但在注释中却以转折口吻请读者参考陈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儒教与道教》开篇文献中也列有《孔门理财学》，足见影响之大。此书出版后许多刊物如《中国维新报》、《独立报》、《美人历史评论报》、《东方评论报》、《字林西报》等都有评介。作为名刊《经济学杂志》主编的凯恩斯，1912年即在该刊撰发评论，肯定“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用”。作为货币经济学家的凯恩斯对中国货币思想相当重视，明确提出“中国学者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和货币数量理论”，该书评对陈著的其他内容如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劳动力流动尤其是人口问题等方面也着墨不少。⑤可以认为，《孔门理财学》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也称得上是“儒学与经济”有机结合的典案。
二、百年典案：《孔门理财学》中的叶适(Yeh Shih)
正是在《孔门理财学》这部主要研究孔子及其学派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凯恩斯注重的那些方面，叶适竟然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
由于陈焕章此书是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作为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的，因此中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思想素材，成为其学理架构的基本内容，叶适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下，就依据书中的顺序来看陈焕章研究叶适经济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⑥。
(一)适度人口论
这是《孔门理财学》研究“人口规律”中的“人口与土地”部分，见原书第302-303页。
经济学强调人口的密度要和土地的幅员协调，学者也多赞同人口的多少要与土地的规模相适应的原则。东汉人崔寔在《政论》中谈到“人稠土狭，不足相供。”南宋建都杭州，京城周围的人口过剩。因此，叶适建议将过剩的人口迁移到人口稀少的地区，他说：
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则增税，故其居则可以为役，出则可以为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穷居憔悴，无地以自业。其驽钝不才者，且为浮客、为佣力；其怀利强力者，则为商贾、为窃盗，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为家。丰年乐岁，市无贵粜，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无所从给。大抵得以税与役自通于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垦而能垦者非其田，此其所以虽蕃炽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也。……田无所垦而税不得增，徒相聚博取攘窃以为衣食，使其俗贪诈淫靡而无信义忠厚之行，则将尽弃而鱼肉之乎！⑦
其结论是他们应当被迁移到人口稀少的地区，以保持适度人口和人地均衡。通过这种办法，更多的土地将被开垦，政府的税收也会增加。这样一来，百姓在外可以当兵，在家可以承役。因此不用通过特别的努力国家的财富就会增加，叶适认为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公共政策。
作者提醒读者注意：崔寔和叶适都更重视农业而不是工业，尽管工商业城市可容纳更多人口，但那里的穷人状况很糟，因为穷人仅仅是依附者，他们二人都用了“自业”一词作为提倡的目标。为了使穷人拥有自己的生计而不必依附于富人，国家唯一能做的就是无偿地分给穷人土地。既然穷人聚集城市的土地不足，除非他们迁移到人口稀少的地方，否则他们不可能得到无偿土地，所以崔寔和叶适的理论是能够让穷人拥有自己的生计。换言之，他们是要使依附性的劳动者成为独立的农民。如果他们看到今天的工厂制度，那他们会更坚决地倡导其方案。
陈焕章还强调上述移民政策是建立在经济原理之上的，他是从叶适主张人口的合理分布和人地均衡配置角度入手谈问题的。从现代理论来看，所谓“适度人口”是指对一国或地区的发展最适宜的人口数量，一般认为“适度人口论”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据说瑞典学派的创始人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首先使用“适度人口”术语，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坎南(Edwin Cannan，1861-1935)，则是“适度人口论”(theory of optimum population)的奠基人；然而在古代中国，相似的思想早已出现，叶适就是很好的证明。
(二)收益递减规律
所谓“收益递减规律”(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又称“报酬递减规律”，指在技术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固定不变的条件下，连续地把某一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增加到一定数量之后，总产量的增量即边际产量将会出现递减现象。在经济学说史上，“边际”概念的引入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进步。
陈焕章书中在谈农业问题的时候，专列了“收益递减规律”小节，见原书第392页。
他指出，对于收益递减规律，尽管中国人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但他们还是指出了有关事实。《韩诗外传》卷5记载“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泽之出有尽。”可以认为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是说农业，后半部分指一般的自然资源，这句话表明了对收益递减规律本质的理解。
如果说这还只是对规律的“理解”，那么作者举出的进一步证据，就是叶适在《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里面描述南宋都城周边地区人口拥塞之弊的情形。叶适说：“凿山捍海，摘抉遗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锄耨无穷。至于动伤阴阳，侵败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应，天气亢而不属。”这就是人口过密对自然资源造成的危害。陈焕章明确指出，“事实上，大量的人口居住在狭小的土地上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性的错误，其原因是土地受制于收益递减规律——叶适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三)四民平等论
叶适“明确指出”的还不仅仅如上所述，在讨论商业重要性的时候(见原书第411-413页)，叶适的贡献又被陈焕章点了出来，见原书第412页。
作者考证由于中国人将商人置于“四民”之末，因此产生误解。商人被认为是不生产的阶级，他们只是通过交易别人的产品从中获利，而且囤积居奇以高价牟利故招致怨恨，所以从汉代起施行抑商政策。他认为“孔子从来没有低估商人的作用，在汉代以前，儒家也没有提倡重农抑商政策。”针对“士农工商”的四民顺序，说那并非儒家的主张，在《春秋谷梁传》中，“商”仅列于“士”之后，而不是末尾。国人之所以将“商”置于四民之末，是由于农民生产原料，工匠制作产品，交易原料和产品的商人的顺序不能先于他们。陈焕章强调“这应该是生产过程的顺序而不是社会地位的顺序，也不是道德上的级差。”所以中国人把农业称为“本业”、工商业称为“末业”，这是生产的自然次序，并无贬低工商业的意思。
陈焕章再次明确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在社会上是平等的这一原则是由叶适提出来的”，证据就是叶适说的“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9)关于叶适论四民平等的问题许多人都有研究，包括拙作最早的至今也不过20余华，而陈焕章在距今百年就提出来了！可惜他的论点至今依然鲜为国人所知。
他还谈到农业和商业的相对重要性是随时代不同而变的，说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论述了这一规律，“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根据其理论，在一个昌盛的国家和复杂的文明中，商业自然比农业更重要。因此尽管经济利益会削弱道德的影响力，资本主义生产会破坏分配的平等性，但这是必然要到来的自然结果。事实上，当一个统一的帝国没有外部纷争，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时，从分配的角度来看，人们更重视农业；当出现民族斗争时，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人们更重视工商业——这是作者的论断。
(四)格雷欣法则
“货币与银行业”是陈著的重头戏，这也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最重视的内容，其中专有“格雷欣法则”一节，叶适就是其中的主角，见原书第444-445页。
所谓“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也称“劣币驱逐良币法则”，简单地说就是只要同时流通不同的货币，良币就会被劣币所驱逐，一般认为此法则最早由英国人格雷欣(Thomas Gresham，1519-1579)提出。其实不然，以下专谈货币问题时再详述。
陈著提出由于宋代出现了纸币，所以产生了与格雷欣法则相似的理论。其根据的就是叶适下面这段话：“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钱为少，只当用楮。楮行而钱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见，而钱亦将不可得而见。”(《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陈焕章认为叶适的论述综合了货币数量论和格雷欣法则。就货币数量论而言，叶适指出国家的财富取决于商品的增长，而不是货币的增长。当商品丰富时价格就便宜，货币的价值就会高；如果商品不足，货币的价值就会降低，这就是他说的“物不可得而见”，是因为他将货币的数量与商品的数量相比。关于格雷欣法则，叶适指出在同一市场上流通不同的货币时，纸币就会驱逐铜币，铜币会被排斥于流通之外，所以“钱亦将不可得而见”，这类似格雷欣法则。陈焕章明确指出“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叶适发现了格雷欣法则，因为他看到了纸币驱逐铜币的事实！”
进而，陈焕章论证同是南宋人的袁燮更清楚地论述了格雷欣法则。1223年，袁燮说：“今议者急于丰财，欲用铁钱与铜钱并行。……往时楮币多，故铜钱少，而又益之以铁钱，不愈少乎？往时楮币多，故物价贵，今又益以铁钱，不愈贵乎？……臣窃观当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币，所在填委，而钱常不足。间有纯用铜钱不杂他币者，而钱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铜，非能济铜之所不及也。”(《历代名臣奏议》卷273《便民疏》)陈焕章认为袁燮之说，明确指出了复本位制的弊病显而易见，只要几种货币同时流通，劣币就会驱除良币，这便是格雷欣法则。
陈论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宋代中国多种货币包括纸币的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思想、主张、学说、理论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包括马克思《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同样是因其在货币问题上的作为与建树而受到关注。⑧
(五)土地制度论
井田制也是陈焕章着墨甚多的部分，他认为“井田制”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历史上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部分，尽管许多学者认为它从未施行过。他考察历代的相关情况，并专门从经济思想角度研究“有关井田制度的见解”，这部分除了汉代人荀悦外，主要分析的是宋人的看法——苏洵、朱熹、叶适以及元初的马端临，叶适的相关思想是核心，见原书第526-528页。
陈焕章称“叶适是持这种观点的第一人”，即井田制“非有益于当世，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主要理由是古今时代不同，而且操作层面也不允许：
且不得天下之田尽在官，则不可以为井；而臣以为虽得天下之田尽在官，文、武、周公复出而治天下，亦不必为井。何者？其为法琐细烦密，非今天下之所能为。昔者自黄帝至于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国之地，是以尺寸步亩可历见于乡遂之中，而置官师、役民夫、正疆界、治沟洫，终岁辛苦，以井田为事。而诸侯亦各自治其国，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颁于天下。然江、汉以南，潍、淄以东，其不能为者不强使也。今天下为一国，虽有郡县吏，皆总于上，率二三岁一代，其间大吏有不能一岁半岁而代去者，是将使谁为之乎？就使为之，非少假十数岁不能定也。此十数岁之内，天下将不暇耕乎？井田之制虽先废于商鞅，而后诸侯亡、封建绝，然封建既绝，井田虽在，亦不得独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
陈焕章很注意叶适提出最重要的一点是井田制与封建制的关系，封邦建国的时代可施行井田制，而后世国家一统，封建制度消亡，井田制不可能独存。
叶适提出了一个新办法，即超越井田制去寻求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间田而疏之，要以为人力备尽，望之而可观，而得粟之多寡则无异于后世耳。大陂长堰因山为源，钟固流潦视时决之，法简而易周，力少而用博。”陈焕章十分肯定叶适的创造性，“使后世之治无愧于三代，则为田之利，使民自养于中，亦独何异于古！故后世之所以为不如三代者，罪在于不能使天下无贫民耳，不在乎田之必为井、不为井也。”他认为叶适的结论是超前的——“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叶适的这些意见主要出自《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一》也有载。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真有点制度学派先驱的味道！
陈焕章接下来指出“马端临的理论与叶适相仿，也强调封建制与井田制之间的关系”，在“结论”部分，他指出“无疑，井田制已经衰亡，不可能再恢复。”却又说“井田制之所以好，并非因为土地被分成了不同‘井’，而是因为它基于平等的原则。……苏洵和叶适讨论井田的形式时，苏洵认为其不可能，叶适更认为它没有必要，他们两人都是对的。不过当我们考察井田制度的时候，考察的不应是它的形式而应是其原则。”我们没有忘记此书是以研究孔门学派经济思想为主的，“按照孔子的理论，井田制是一切的基础，不仅仅是土地的分配。井田制的基本理念在于：每个人都应得到均等的份额和平等的机会，平等地享受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和道德生活。在许多基本理念上，井田制类似于现代的社会主义，二者的共同目标都是均平整个社会的财富。”陈焕章把儒家思想理想化，难怪他终身以弘扬儒学为己任。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到，叶适的经济思想成为这部影响深远的《孔门理财学》的重要部分，主要章节中几乎都有叶适的身影！其许多论点在百年之后的今天还是研究的重点。
三、京大学脉：穗积文雄及其叶适货币思想研究
如果说以上是发生在西洋名校的事，还可以说那毕竟是中国人写的书，甚至能够讲那并不是专门研究叶适的，那么现在要谈的就不是这样了。我们将到东洋的另一世界著名学府、也是日本研究中国的重镇——京都大学，考察颇具代表性的穗积文雄教授对叶适货币思想的专题研究。进入主题前，同样有必要简单回溯日本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情况，以及京都大学(当时称“帝大”)的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脉情形。⑨
概括地说，自20世纪20年代与中国学者几乎同时，日本学者就开始了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留美学人唐庆增先生，曾评价海外的相关研究，认为“外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日人尚称努力。……至欧美人士研究中国哲学者尚不乏人，若专就经济思想而言，从未有人加以精密之观察也”。⑩的确，从田崎仁义、田岛锦治、小岛祐马到穗积文雄、出口勇藏再到后来的上野直明、桑田幸三、井泽弥男诸位，用可观的成果勾勒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明晰可辨的学术谱系。开端期重要成果如田崎仁义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出版10天之后就再版，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王学文中译本，很快也再版。田崎先生是留学西方的经济学博士，后主要在东京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想制度，其成果颇丰，一些有中译本。再如田岛锦治的《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此书系其后学本庄荣治郎(后为日本经济史学大家)等在他逝世后将其在京大的讲义和论文汇编整理而成。田岛先生也曾留学西方，后任京都大学教授。他1894年即发表论文《论中国上古的地租》(《国家学会杂志》第8卷第91号)，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东洋经济学史”，主讲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史，这恐怕当时在中国以外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他开创了经济学科研究中国经济思想的新局面，培养了包括穗积文雄在内的一代代研究者。再一位需要提及的是小岛祐马，他是“京都学派”著名的汉学家，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造诣。他1917年即发表《儒道二家经济思想的特征》，与当时人多仅研究中国上古不同，他对黄宗羲等人的经济思想也有研究。其代表作《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分为“儒家的社会经济思想”和“儒家以外学派的社会经济思想”两部分。小岛先生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可以认为他的社会经济思想研究对30年代末40年代初兼任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的穗积文雄不无影响。
穗积文雄(Hozumi Fumio，1902-1979)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他明治三十五年(1902)9月2日生于日本爱媛县，大正十二年(1923)3月长崎高等商业学校毕业，4月入京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1926年本科毕业，4月入研究生院，专攻经济学史研究。昭和二年(1927)3月，出任东亚同文书院教授。1932年至1934年留学德国研究经济学。1939年3月，任京都大学经济学部讲师，6月升任副教授，同年10月(至1946年10月)兼任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45年3月起，任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担任经济学第四讲座。1946年至1948年担任京都大学评议员，1949年担任日本经济思想史讲座。1952年担任京都大学经济学部长。此后，他先后出任京都大学分校审议员、大学评议员、学术奖励审议会专门委员、研究生院审议会审议员等等。1957年11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58年8月至次年7月到美国，回国后担任爱媛大学等校工作。1966年3月在京都大学退休，并被授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同年4月，任名古屋学院大学教授；1977年4月任大阪工业大学教授，1979年11月26日去世。
穗积先生作为京都大学的资深教授，其汉学造诣很深，曾任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教授多年。在他1966年京都大学荣退之前一个月，当时的经济学部长岸本英太郎教授在专为他退休而出刊的纪念集“献辞”中，高度赞扬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至深的学术造诣”，担任“东洋经济思想史”课程，并撰著了《中国货币史》和《先秦经济思想史论》(11)等难得的著作。从1945年穗积先生任经济学部教授起，一直担任“社会思想史”讲座，发挥出他在思想史与人文研究方面的学术专长。(12)研究孙文经济思想的京大教授出口勇藏，也是穗积先生的同行，在纪念穗积先生逝世的论文《社会思想一论》中，充分肯定穗积先生独特的研究与叙述方法，专门谈到“例如，货币是社会学问的对象，法规也是一样。通过货币或法规，以金属或纸等物质来体现的是人的社会性状态和人们的相互关系。”他提出“社会思想”与“社会科学”的概念有区别，但不排除两者之间存在“知的产物”，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等等。经济思想的实质是以经济生活为中心、及其周边其他生活中所见的社会思想。(13)
上述学脉传承与穗积先生的学术经历，向我们展示出其知识结构与治学特征，可以认为这也是京都大学治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色。一般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唯独在中国大陆是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世界各国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多属史学领域，而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有其特殊的学术风格和传承。据我的初步考证，日本的经济学初属法政类，1915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学科转化时点，至少京都大学从这一年起经济学独立出来，成立了经济学部。正是在这里田岛锦治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穗积文雄不仅就学于此，还兼任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小岛祐马的社会思想研究得到弘扬；而桑田幸三则师从穗积文雄，同样到人文科学研究所接受名家日比野丈夫教授的汉学指导。(14)
穗积文雄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卓著，特别是对货币思想的研究尤为突出，从先秦到明清，叶适就是其重要个案。(15)他的《叶适的货币思想研究》属于较为系统的长文，共有14页之多。作者特别说明，在此之前田崎仁义已经撰写了“叶适”辞条，收入日本《经济大辞书》，称赞叶适“其论治以安民为策、以富强为计，精透切要。盖系经世之重宝、中国近世经济思想学说之代表性文字。”可见日本学者对叶适经济思想的敬重。
穗积先生在简介叶适的生平和学术之后，参考《宋史·叶适传》中的内容，称之为“博学雄才、藻思英发、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进而，他以京都学派特有的风格详细考证叶适文集的版本以及流传情况，并将叶适文献的相关篇章列出，指出叶适的货币思想主要集中在《水心别集》卷2《进卷·财计中》，“这成为研究叶适货币思想最基本的资料”。其研究就此入手，首先考察叶适看到由于钱币不足“至于造楮以权之”，形成“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此今之同患而不能救也”的局面。这在陈焕章的书中也同样受到重视。叶适认为由于纸币流行而钱币不足，故而有此论，穗积是赞同的。他认为即使在铸钱很盛的宋代，由于铜不足铸币量也在减少；而且宋政府的支出越来越增加，必至纸币大量增发。据此，做出钱币不足必然增加纸币的正确认识应该不难，如与叶适同时的吕祖谦就说过“今日之所以为楮券，又欲为铁钱，其原在于钱少”，但是从中得出值得称道的精彩判断却并不容易。叶适洞察到如果由于钱币不足而补之以纸币的话，印制纸币可以不受材质的制约，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不可避免地会增发滥发。他警告当局“夫率意而戏造，猥以补一时之缺而遂贻后日之忧！”
穗积文雄同样明确提出叶适通过“楮行而钱益少”认识到了“格雷欣法则”！叶适并非不知使用纸币具有便利的特点，即“担囊而趋，胜一夫之力，辄为钱数百万”云云，故言“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叶适断言：这样一来，结果就是钱币和财货都会匮乏，“十年之后，四方之钱亦藏而不用矣，将交执空券，皇皇焉而无所从得，此岂非天下之大忧乎！”那么，面对这样的境况将如何匡救呢？叶适提出“夫见其有而因谓之有，见其无而因谓之无者，此常人之识尔。所贵于智者，推其有无之所自来，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穗积文雄相当看重叶适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智者”见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说自己读着叶适上述简洁的表述，不由得联想起明治初年欧洲经济思想传入日本的黎明时期，“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关于《看见的和看不见的》(Ce qu'on voit et ce qu'on ne voit pas)的论题，他将叶适的睿智与法国的巴师夏这位经济学说史上的名家相提并论！在经济领域，与一个行为或习惯乃至一个制度或法律相伴随的不止是单一的结果，而可能是一连串的结果。在这些结果中，可以发现某种直接的原因，即“眼见为实的东西”；而有的原因则需要有个经过才能展现，即“眼不能直见的东西”；能够对“眼不能直见的东西”做出预见是为幸事。经济学家是有优劣之分的，差的经济学家满足于眼见的结果；相反，好的经济学家则能通过“眼不能直见的东西”做出必要的预见。究其因，一是只考虑能见到的结果；再一是与此方向相逆，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进而把握现象背后存在的因果关系之重要性，才能完全合乎情理。在阐释了叶适作为“好的经济思想家”故而能够透析货币流通的“格雷欣法则”，继而，穗积文雄继续深入论述叶适对“钱荒”这一关键问题的认识。叶适以通货的“有无之因”探求匡救之道，同时他质问到：
且今之所谓钱乏者，岂诚乏耶？上无以为用耶？下无以为市耶？是不然也。天下之所以竭诚而献者有二议：有防钱之禁，有羡钱之术。夫南出于夷，北出于虏，中又自毁于器用；盗铸者虽殽杂而能增之，为器者日损之而莫知也。此其禁、患于不密也，是诚可密也。若夫羡钱之术，则鼓铸而已矣。虽然，尽鼓铸所得，何足以羡天下之钱？且天地之产，东南之铜或暂息而未复，虽有咸阳、孔仅之巧，何以致之？噫！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而欲以禁钱鼓铸益之耶！
穗积非常看重叶适透析“钱荒”实质的认识，逐条分析了他的意见，引用叶适所说“且钱之所以主下尊之，其权尽重于百物者，为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积而不发，则无异于一物。铜性融溢，月铄岁化，此其朘天下之宝亦已多矣。夫徒知钱之不可以不积，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积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役楮于外以代其劳，而天下有坐镇莫移之钱，此岂智者之所为哉？岂其思虑之有未及哉？故臣以谓推其有无之所自来，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者也。”证明叶适充分认识到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而且说明了“钱荒”的真实原因，并非真的通货不足，而是铜币的流失、废毁以及蓄藏等原因造成铜币短缺，因此大量发行纸币的结果，更加剧了“良币”退出流通领域；而且纸币滥发的结果，造成纸币贬值币制混乱。于是叶适提出的解决办法，不仅要解决钱荒，而且要稳定币制。
叶适下面这段话穗积先生用他自己的话进行了陈述：
虽然，臣又有疑焉。计今之钱，自上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俸；自下而上者，州县倚盐酒杂货之入，而民之质易以输送者，大抵皆金钱也。故虽设虚券以阴纳天下之钱，而犹未至于尽藏而不用。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则钱既已多矣，而犹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钱未尝不贵而物未尝不贱。汉宣帝时，谷至石五钱，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乱而致富强，米斗十钱以上为率。何者？治安则物蕃，物蕃则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钱无所用。往者东南为稻米之区，石之中价财三四百耳，岁常出以供凉师而资其钱；今其中价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预计，惟极南之交、广与素旷之荆、襄，米斗乃或上百钱为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瓜(匏)瓠果蓏，鱼鼈牛彘，凡山泽之所产，无不尽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汉、唐之赋禄较之于吾宋，其用钱之增为若干？以承平之赋禄较之于今日，其用钱之增又若干？东南之赋贡较承平之所入者，其钱之增又者干？昔何为而有余？今何为而不足？
穗积重点引述了“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家，衣食或不待钱而粗具。何者？其农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而天下之不为中民者十六，是故常割中民以奉之，故钱货纷纷于市，而物不能多出于地。夫持空钱以制物犹不可，而况于持空券以制钱乎！然则天子与大臣，当忧其本而已矣。”穗积先生提出叶适担心“持空券以制钱”，表示其已经从货币金属论的思想中解脱出来，认识到货币的本质就是交易手段，即他说的“为其能通百物之用也”；而叶适的“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也，明矣”，有所谓货币数量说的思想以及对恶性通货膨胀的认识。
在接下来的部分，穗积先生提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也是研究叶适货币思想的基本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文献考证。《文献通考》一向以引用宋文著称，有关叶适的记载特别是《别集》的异文较多。穗积先生指出叶适文集是亡佚之后明人所辑，而元代的马端临在他那个时代，能够看到的相关文献要超过现今传本，因此《文献通考》中有关叶适论述的记载值得珍视。他考察叶适对于货币起源的认识，“钱币之所起，起于商贾通行，四方交至，远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钱行之。”以往用钱少而后来用钱多，原因是“古者因物权之以钱，后世因钱权之以物。”因为：
三代以前，所以钱极少者，当时民有常业，一家之用，自谷米、布帛、蔬菜、鱼肉，皆因其力以自致，计其待钱而具者无几。止是商贾之贸迁，与朝廷所以权天下之物，然后赖钱币之用。如李悝平籴法，计民一岁用钱只一千以上，是时已为多矣，盖三代时尚不及此。土地所宜，人力所食，非谷粟则布帛，与夫民之所自致者，皆无待于金钱，而民安本著业，金钱亦为无用，故用之至少。所用之数，以岁计之，亦是临时立法，制其多少。后世不然，百物皆由钱起，故因钱制物。布帛则有丈尺之数，谷粟有斛斗之数，其他凡世间饮食资生之具，皆从钱起；铢两多少，贵贱轻重，皆由钱而制。上自朝廷之运用，下自民间输贡、州县委藏、商贾贸易，皆主于钱，故后世用钱百倍于前。
众所周知，货币起源论是货币思想的重要部分。穗积先生对叶适陈述的理由相当看重，他不厌其烦地引述《文献通考》所记叶适比较上古和此后的不同情景：三代自给自足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故“无所用钱”；而后世天下一统臂指如一，“天下之民安得不交通于四方？则商贾往来，南北互致，又多于前世，金钱安得不多？”于是进入了“货币时代”，有关钱的问题就来了，主要是“用钱既多，制度不一，轻重、大小、厚薄，皆随时变易。”叶适和前人一样肯定唐代的“开元通宝”钱，而且在铸币上，把握了南齐孔觊的“不惜铜、不爱工”的原理——“国初惟要钱好，不计工费；后世惟欲其富，往往减工缩费，所以钱稍恶。”叶适同样反对货币私铸，主张“利权当归于上，岂可与民共之？”
叶适对于货币职能的认识也是穗积研究的要点之一。他论述了叶适认识到货币的职能之一是作为交易的媒介，还有必要深入探讨叶适的货币职能观。叶适认为“然钱货至神之物，无留藏积蓄之道，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用。”可见他并非将货币的职能仅限于交易媒介，包括货币的储藏手段等职能叶适也都认识到了。穗积谈到货币具有的购买力，提出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左右田喜一郎博士在《货币论上》中阐释“边际效用学说”，认识到“对无限的目的(Zweck)形成的界点(Knotenpunkt)”。他的话锋转向中国，说中国肯定所谓货币万能的是西晋的鲁褒的《钱神论》，推测叶适的“钱货至神之物”由此而来，货币的职能是交易的媒介，“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用”，所以“无留藏积蓄之道”，“而朝廷亦尽征天下钱入于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叶适指明“钱以通行天下为利，钱虽积之甚多，与他物何异？”他认为人们不探究事情的本原，“但以钱为少，只当用楮”，结果不仅“钱益少”，而且物与钱都将“不可得而见”，这与他在《财计中》表达的思想没有什么区别。穗积先生看到叶适谈的情况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从过去到现在不断积累的弊端，因此治理起来不能走极端，“事极则变，物变则反，必须更有作新之道”。变革钱法需要别开新生面，即使不能确定走怎样的新路，但至少“其决不可易者，废交子，然后可使所藏之钱复出。”最后，叶适概括其主张的基本结论“若夫富强之道在于物多，物多则贱，贱则钱贵。钱贵，然后轻重可权，交易可通。今世钱至贱，钱贱由乎物少。”穗积先生认为通过这些表述，叶适一方面看到货币职能之伟大，于是称之为“至神之物”，同时又限于货币的职能是交易媒介；在以崇敬之念把握货币法则的同时，表现出货币数量说的思想。他特别重视叶适主张的“作新之道”思想，联系到汉代的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的“物盛则衰，时极而转”，提示对事物的生成流转所持的观点值得注意。他认为叶适的货币分析绝非偶然，其总是建立在历史的立足点上展开所立之论——这离历史唯物论大概不远了！
最后，穗积先生对其研究进行了概括：叶适的货币思想体现了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向交换经济的过渡，货币作为交易媒介随着交换经济的发展作用明显增大。于是所有的东西都用货币衡量，都为货币所左右，货币被认为具有神通之力。但货币的形质是多种多样的，流通中体现了货币的“适者生存”，保留下来的是最适合流通的货币，例如唐代的开元通宝。不过，人们往往利用质量不好的货币的币材价值与名目价值的差额进行牟利，这样一来，为了防止因此扰乱经济社会，就要将制造货币的权利归于政府之手。造币之权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不许百姓为之。一旦政府掌握了造币之权，当财政困难的时候行使“恶钱”也就不可避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易地域扩大、交易数量增加，出现货币携带不方便的情形，于是产生了纸币。然而，纸币一旦出现，铜币就会被蓄藏起来而纸币横行；再加上铜币外流或者销毁制器，越发加剧了政府财政的膨胀之势。加之用来制作纸币的素材不受限制，因此不断增发的结果，势必带来通货膨胀，物品与通货的比率失衡，形成通货多而物品缺乏。其结果是通货的价值降低，物价腾贵。这样的情景的确是经济界甚至整个社会的忧患！如果流通的是不兑换纸币的话，那情形会更加严重。上述情景正是叶适货币思想的素描，从中可知其货币思想是稳健而稳妥的。叶适作为倡导治国平天下的永嘉学派的栋梁而为人推崇，深感其的确“雅以经济自负”，不过透过上述素描大概也可见他对货币金属说的偏执吧。
穗积先生对叶适的研究是其中国货币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他未使用叶适《淮西论铁钱五事状》等文献，应该说是个缺憾。数十年来我国学者对叶适货币思想的研究也很可观。(16)
四、结语：影响中外的划时代经济思想家
20多年来，我通过学习和研究不断加深对叶适及其经济思想的认识，深感永嘉学派的经济思想不仅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影响中外直至今天。(17)上述内容能够证实叶适“影响中外”，而他作为“划时代的经济思想家”，或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首先，叶适以及整个浙东学派开实学经济思想之先河。一般认为实学是明中叶以后的社会思潮，实际上实学自宋即伴随新儒学而共生演进，浙东学派无论以事功学派、经世之学、浙学、实学等为名，其关键都是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我认为：若谈事功，经济活动当是基础；所谓实学，经济思想应是其核心内容甚至评判标识之一，就思想史研究而言不包括经济思想也是不完善的。在浙东学术中，金华、永康两派在经济思想方面或有独到之处但不够突出系统，尚难以反映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最高成就；而永嘉学派的经济思想则丰富而系统，其集大成者叶适的经济思想颇具典型意义。(18)
其次，叶适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反传统精神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性，而且较为全面系统，几乎涵括当时社会经济诸方面，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经济思想的大体风貌。百年前的陈焕章已经研究了叶适经济思想的五个方面，后人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叶适有关义利、本末、富民、理财、货币、人口、生态等方面的经济思想都得到研究。(19)这些正是中国历史上承先启后的宋代、尤其是浙东地区经济现象和经济生活的复杂丰富在杰出的思想家思想中的反映。总的来说，叶适的通达与明智、远见和卓识非一般人可比。他顺应历史发展顺乎自然趋势，让经济沿着自身发展规律演进，反对强权干预，主张富民发展民间经济实力，批评“腐儒”陈见，主张务实、重实利功效，提出一系列反传统性的经济思想观点，代表了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较高成就。
再次，叶适经济思想中许多论点都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新的思想观点之集成或肇端。上面提到的“格雷欣法则”、“收益递减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等等，此外如“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23)再如他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水心别集》卷1《治势下》)，以及“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等等均是如此。一些新思想不一定是他最早提出，但可能是他阐述得最为明确，如余英时先生就提出新颖的“富民论”到“南宋叶适发挥得更多”(20)；有的主张他的表述不一定完整，却成为此后进一步发展之肇端，像影响很大的“四业皆本论”，就是叶适的学生陈耆卿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37《风俗门·重本业》中，采用绍圣三年(1096)当地地方官郑至道所作《谕俗七篇》内容，明确提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这似乎还是迄今所见最早明确提出“四业皆本”的史料，较以往认定此论最早由黄宗羲(1610-1695)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提出早数百年，何况黄亦是浙东学人！
另外，叶适经济思想有较高的思辨性和理论性。正如穗积文雄先生指出的那样，叶适的经济思想有着同巴师夏的《看见的和看不见的》相媲美的“眼不能直见的东西”。例如他针对当时几乎众口一词的“钱荒”，提出“今之所谓钱乏者，岂诚乏耶？……是不然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中》)如上所述他自有一番分析，结论是“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则钱既已多矣，而犹患其少者。”在理财观方面，别人都在谋划怎么增加国家收入，而叶适却提出当时是“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财以多而乏者，可使少而后裕也。”(《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余，今者财愈多而不足。”他要求罢去苛捐杂税，则“财少则有余，有余则逸，以之求治。”(《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二》)叶适的“财以多为累，则莫若少之”(《水心别集》卷10《实谋》)的确不可多得。思辨性本身就是理论性的特征，而陈焕章以现代经济学诠释叶适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更是明证。
最后，叶适经济思想不仅开启此后代表商品经济发展方向的经济思潮之先河，而且具有东亚地区经济思想发展趋势的共性特色，成为不同于西方的东亚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经济思想与学说的先驱。我们知道，传统社会以产品经济为主，而近代社会商品经济成为主导形态，市场逐步成为资源有效配置的主要方式。因此，从“近世”向“近代”的转化过程中，商品经济是关键因素；而如何认识与对待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成为商品经济观的核心。我曾以“历史发展阶段的相似性”而非“实存时间”作为比较研究的基准，选择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宋代浙东学派和以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为代表的石门心学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两者都处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近世”阶段，均蕴积着社会经济形态转化的重要因素，突出地表现为两者的商品经济观念变迁。此研究并非驻足于思想观念本身，进而考察两国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等差异，及其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的不同作用。中日两国近世的商品经济观，对后世直至今天都有很大影响。于是我进一步追踪考察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的商品经济观发展及其现代价值得以印证。总的说来，石田梅岩倡导的“商人之道”，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而中国早自宋代以来以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开启了商品经济观念变革的方向，到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力倡“实学”，经济思想上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展系统性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弥补世界经济学说史迄今大抵无东亚等缺憾，而且可以提供观察传统经济观之现代价值的一个新视角。(21)
上述研究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近年也有台湾学者进行叶适与荻生徂徕的比较，不过与经济思想关系不大；可喜的是，近年大陆学者开展叶适与涩泽荣一义利观比较研究等，值得重视。(22)总之，当我们纪念叶适诞辰860周年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中国经济学中同样有着叶适的显著地位。我们在研究总结叶适经济思想的同时，认真梳理海内外经济学术史无疑十分重要。就方法论而言，即便是研究中国，如果不包括海外的相关研究，也是不完整、不全面的。
本文系作者2010年11月6日在“纪念叶适诞辰86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上主题报告的修改稿。
注释：
①如杨涌泉编著《温州人生意经》，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有“温州‘商圣’——叶适”；胡太玉：《温州商人》，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有“温州‘商哲’——叶适”。
②参见拙作《学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以中国经济思想史为中心》，《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
③参见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
④Chen Huan-Chang，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Columbia University，Longmans Green & Co.，Agents，London：P.S.King & Son，1911。有关此书及相关情况，请参见拙作《〈孔门理财学〉——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百年始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6日第8版。
⑤J.M.Keynes，Reviewed Work：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by Chen Huan-Chang，The Economic Journal，Vol.22，No.88(Dec.，1912)，pp.584-588。参见拙作《凯恩斯为哪位中国人的书写过书评？》，《经济学家茶座》第49辑，2010年11月。
⑥此书在西方直至近年还在连续再版，而在中国直到2005年才有岳麓书院影印的英文版问世。本文以原著为主，参考了2009年10月出版的两种中译本：《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孔门理财学》，宋明礼译，中国发展出版社。另外，2010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韩华译本。
⑦叶适这段论述出自《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文献通考·户口考二》有此内容，但文字略有不同，如前者“贪诈淫靡”后者作“贪淫诈靡”。翟译本对陈著所引文献在译文中予以标注出处值得肯定，相似情况以下不再赘述。
⑧参见拙作《宋代纸币理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学术界》2004年第5期。
⑨参见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中国研究》(日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日本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分析》，《经济评论》1996年第4期。
⑩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4页。
(11)实际是1944年京都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货币考》而非货币史，《先秦经济思想史》，有斐阁1942年版。
(12)载京都大学经济学会《经济论丛》第97卷第1号，1966年1月《穗积文雄教授纪念号》。
(13)载《经济论丛》第125卷第3号，1980年3月。
(14)我在翻译桑田幸三先生《中国经济思想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的“译序”中介绍了他的情况，其求学经历等见其“中文版序言”。
(15)穗积文雄对叶适货币思想的研究，在正式发表《叶适の货币思想研究》(《经济论丛》第54卷第6号，1942年6月)之前也有涉及，如《宋代货币考》，《东亚经济论丛》第1卷第4号，1941年12月。
(16)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册，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344-345页；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189页；俞兆鹏：《叶适货币思想研究》，《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拙作：《论宋代“钱荒”》，《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等。
(17)我有关叶适经济思想的研究，除了本文各注释中标出的以外，早期的相关成果主要还有《商品经济观念的历史转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历史研究》1989年4期；《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叶适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等。
(18)参见拙作《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以叶适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9)由于相关成果很多无法逐一列出，仅举两部博士论文为例。曹在松：《叶适经世思想研究》，台湾大学1988年；吴松：《叶适经济思想研究》，云南大学1998年。
(20)我曾撰《“为富人辩护”思想解析》(《浙江学刊》1992年第1期)，并在东京与余英时先生交流过这个问题，还赠送了拙著《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此后他在论文中说明拙著“有助于此文的修订”。参见《叶坦文集——儒学与经济》，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注释1。
(21)参见拙作《石门心学と浙东学派の经济思想の比较研究——石田梅岩と叶适の商品经济观を中心として》，载川口浩主编《日本の经济思想世界》，日本经济评论社2004年版；《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上、下，《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第5期；《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及其现代价值——以石门心学和浙东学派为中心》，《文史哲》2007年第4期等。
(22)如曹敏、尹雪萍：《叶适与涩泽荣一义利观比较研究》，《大江周刊》(论坛)，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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